亞伯特·史佩爾
纳粹德国军备部部长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貝特霍爾德·康拉德·赫爾曼·亞伯特·史佩爾（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發音：[ˈʃpeːɐ̯] （ⓘ）；1905年3月19日—1981年9月1日）是德國建築師和政治人物，曾在納粹德國時期擔任裝備與軍火部長。史佩爾是阿道夫·希特拉的親信之一，負責監督德國的軍事裝備和建築項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有罪，並被判處20年監禁。
| 亞伯特·史佩爾 Albert Speer | |
|---|---|
 亞伯特·史佩爾，攝於1933年 | |
| 帝國裝備與戰時生產部長[a] | |
| 任期 1942年2月8日—1945年5月30日 | |
| 元首 | 阿道夫·希特拉 |
| 前任 | 弗里茲·托特（裝備與軍火部長） |
| 繼任 | 卡爾·紹爾（裝備部長） |
| 帝國工業和生產部長 | |
| 任期 1945年5月5日—1945年5月23日 | |
| 國家總統 | 卡爾·鄧尼茨 |
| 國家總理 | 盧茨·格拉夫·什未林·馮·克羅西克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職位廢除 |
| 德國公路總監 | |
| 任期 1942年2月8日—1945年5月23日 | |
| 前任 | 弗里茲·托特 |
| 繼任 | 職位廢除 |
| 水利和能源總監 | |
| 任期 1942年2月8日—1945年5月23日 | |
| 前任 | 弗里茲·托特 |
| 繼任 | 職位廢除 |
| 托特組織首領 | |
| 任期 1942年2月8日—1944年5月14日 | |
| 前任 | 弗里茲·托特 |
| 繼任 | 弗蘭茨·克薩韋爾·多施（Franz Xaver Dorsch） |
| 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 總設計師 | |
| 任期 1937年1月30日—1945年5月23日 |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職位廢除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特霍爾德·康拉德·赫爾曼·亞伯特·史佩爾 1905年3月19日 德意志帝國巴登大公國曼海姆 |
| 逝世 | 1981年9月1日（76歲） 英國英格蘭倫敦 |
| 政黨 | 納粹黨（1931—1945年） |
| 學歷 | 柏林工業大學 慕尼黑工業大學 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
| 專業 | 建築家，政府官員，作家 |
| 內閣 | 希特拉內閣 什未林·馮·克羅西克內閣 |
| 簽名 |  |
| 刑事定罪 | |
| 刑事處罰 | 20年監禁 |
| 定罪 | 戰爭罪 反人類罪 |
| 謀殺 | |
| 目標 | 百萬計的奴隸勞工、蘇聯戰俘和其他 |
| 收監於 | 斯潘道監獄 |
史佩爾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建築師，在1931年加入納粹黨後，憑藉出色的建築才華在黨內迅速嶄露頭角，並成為希特拉核心圈子的一員。希特拉委託他設計建築，包括位於紐倫堡的帝國總理府和全國黨代會集會場。1937年，希特拉任命史佩爾為柏林建築總監。任職期間，史佩爾負責中央安置部的工作，將猶太租戶從在柏林的住所強行驅逐。1942年2月，史佩爾被任命為帝國裝備與軍火部長。史佩爾利用誤導性的數據，誇大軍備生產的成就，吹噓自己創造了軍備奇蹟，這也被廣泛認為是德國得以繼續參戰的原因[1]。1944年，史佩爾組建戰鬥機參謀部，旨在提高戰鬥機的產量。該特遣隊大量使用奴隸勞工為德國的戰爭提供了重要支持。
戰後，史佩爾作為24名被國際軍事法庭指控犯有納粹暴行的「主要戰犯」之一接受審判。史佩爾被判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主要罪名是使用奴隸勞工，險些被判處死刑。史佩爾於1966年刑滿釋放。他以獄中寫作為基礎，創作了兩本自傳，分別是《第三帝國內幕》和《施潘道：秘密日記》。這兩部作品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公眾對史佩爾提供的第三帝國內部視角深感興趣。1981年，史佩爾因中風去世。
史佩爾通過自傳和訪談精心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聲稱對自己未能及早發現第三帝國罪行一事深感後悔。他始終否認對納粹大屠殺的知情和責任。戰後幾十年，這一形象主導了對他的史學史研究，並由此衍生出「史佩爾神話」：人們認為他是出於一位非政治主義的技術官僚的責任感，變革了德國的戰爭機器。20世紀80年代，隨着德國的軍備奇蹟被歸咎於納粹宣傳，這一神話開始破滅。史佩爾去世25年後，亞當·圖茲在《毀滅的代價》中寫道，認為史佩爾是一位非政治主義的技術官僚的想法「荒謬可笑（absurd）」。馬田·基欽在《史佩爾：希特拉的建築師》中指出，德國武器產量的大幅增長實際上歸功於史佩爾的前任弗里茲·托特所建立的系統，而且史佩爾對最終解決方案瞭如指掌，並參與其中；紐倫堡審判後的幾十年中，這一表述已得到確鑿證實。
早年和個人生活
史佩爾出生於曼海姆的中上階層家庭，是父親亞伯特·腓特烈·史佩爾與母親路易絲·瑪蒂爾德·威廉敏娜（Luise Máthilde Wilhelmine）三個孩子中的老二[2]。1918年，史佩爾一家租出了位於曼海姆的住所，搬遷至海德堡[3]。紐倫堡審判副檢察官亨利·T·金在其著作中稱：「史佩爾年輕時的家庭缺乏愛和溫暖。」[b][4]史佩爾的兄弟恩斯特與赫爾曼在史佩爾的童年時期對其施加長期欺凌[5]。史佩爾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喜歡滑雪和登山[6]。
史佩爾承襲父祖輩的傳統學習建築學[7]。1923年，史佩爾入讀卡爾斯魯厄大學，由於1923年惡性通脹影響家庭收入，他沒有選擇傳統名校[8]。1924年，史佩爾在經濟危機消退後轉學到「更有名望」的慕尼黑工業大學[9]。1925年，史佩爾再次轉學到柏林—夏洛滕堡工業大學（現為柏林工業大學），師從其非常欽佩的海因里希·特森諾夫[10]。1927年，史佩爾通過考試獲聘為特森諾夫的助教，他在繼續研究生學業的同時，也教授了特森諾夫的一些課程，這對於年僅22歲的他來說是一項很高的榮譽[11][12]。在慕尼黑，史佩爾結識了同屬特森諾夫學術圈的魯道夫·華特斯，開始了一段長達50多年的親密友誼[13]。
1922年，史佩爾開始追求瑪嘉烈·韋伯（Margarete (Margret) Weber，1905—1987），其父是一位成功的工匠，經營着擁有50名僱員的工藝作坊（Handwerksbetrieb）。史佩爾之母認為韋伯家族的社會地位較低，基於門第觀念反對這段關係，但兩人還是於1928年8月28日在柏林結婚；七年後，瑪嘉烈方獲准踏入史佩爾家族宅邸[14]。夫婦二人誕育六名子女，但亞伯特·史佩爾自1933年起與家人逐漸疏離。即使1966年史佩爾刑滿釋放後，雙方試圖重建親密關係的努力始終未見成效[15]。
建築師和公務員
1931年1月31日，史佩爾向納粹黨提交入黨申請，並於同年3月1日獲頒黨證號474,481[16][c]。同年，受大蕭條影響，助教薪資遭布呂寧內閣財政緊縮政策削減50%，史佩爾遂於1931年秋辭去特森諾夫的助教職位，搬到了曼海姆，希望成為一名建築師以謀生。他未能如願，於是他的父親給了他一份管理家族不動產的兼職工作。1932年7月，史佩爾一家前往柏林，為黨在國會選舉之前提供幫助。在柏林時，史佩爾的朋友，納粹黨官員卡爾·漢克向約瑟夫·戈培爾推薦了這位年輕的建築師，以幫助翻修黨的柏林總部。項目完成後，史佩爾返回曼海姆，並一直留在那裏，直到1933年1月希特拉就任[18]。
1933年紐倫堡黨代會的組織者們要求史佩爾提交集會設計方案，這使他首次與希特拉取得聯繫。組織者們和魯道夫·赫斯都不願就是否批准方案做出決定，故赫斯派史佩爾前往希特拉位於慕尼黑的公寓徵求他的同意[19] 。這項工作為史佩爾贏得了他的第一個全國職位，即納粹黨「黨代會和示威的藝術和技術演示專員（Commissioner for the Artistic and Technical Presentation of Party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20]。
希特拉上台後不久，便開始計劃重建總理府。1933年底，他與保羅·特羅斯特簽約，負責整棟建築的翻修。希特拉任命為戈培爾工作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史佩爾為特羅斯特管理建築工地[21]。作為總理，希特拉在總理府內擁有一處住所，每天都會來聽取史佩爾和建築主管關於翻修進度的匯報。在一次匯報後，希特拉邀請史佩爾共進午餐，這讓這位建築師非常興奮[22]。史佩爾很快成為希特拉核心圈子的一員；他被要求每天早上拜訪希特拉，一起散步或聊天，就建築問題提供諮詢，並討論希特拉的想法。大多數時候他都會被邀請去吃飯[23][24]。
史佩爾在其英文版回憶錄中表示其政治承諾僅僅是繳納「月費（monthly dues）」。史佩爾認為他的德國讀者不會如此輕信，並告訴他們納粹黨為他提供了一個「新的使命（new mission）」。在接受威廉·哈姆舍爾（William Hamsher）採訪時，史佩爾更加直言不諱，表示自己加入納粹黨是為了「拯救德國免於共產主義」[25]。戰後，他聲稱自己對政治毫無興趣，幾乎是偶然加入的。像納粹德國的許多當權者一樣，他不是一個理論家，「他也只不過是一個本能的反猶太主義者[d]」[16]。歷史學家馬格努斯·布萊希特肯在討論史佩爾時表示，史佩爾沒有發表反猶太的公開演講，史佩爾的反猶太主義可以通過他反猶太的行為來理解[26]。布萊希特肯補充認為，在史佩爾的一生中，其主要動機是獲得權力、統治和財富[27]。
1934年1月21日特羅斯特去世後，史佩爾實際上取代他成為黨的首席建築師。史佩爾被希特拉任命為建設總辦公室主任，名義上成為赫斯的幕僚[28]。
特羅斯特去世後，史佩爾的首批委託作品之一是位於紐倫堡的齊柏林飛艇體育場（Nürnberg Zeppelinfeld）。它曾用於納粹宣傳集會，並出現在萊尼·里芬斯塔爾的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中。該建築可容納34萬人[29]。史佩爾堅持儘可能多的活動在夜間舉行，這既是為了突出其設計的燈光效果，也是為了掩蓋體重超重的納粹分子[30]。紐倫堡是許多納粹官方建築的所在地，此外還有更多未實現的建築規劃。擬建的紐倫堡德國體育場將可容納40萬名觀眾[29]。史佩爾修改了維爾納·馬爾希為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設計的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添加了令希特拉滿意的石材外牆[31]。史佩爾還為193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設計了德國館[32]。
1937年1月30日，希特拉任命史佩爾為帝國首都建築總監，這意味着史佩爾了擁有納粹德國政府國務秘書的頭銜，並擁有對柏林市政府的特別權力[33]。史佩爾得以直接向希特拉匯報工作，並且獨立於柏林市長和大區領導架構[34]。希特拉命令史佩爾制定重建柏林的計劃。中心地帶是一條南北走向、長4.8公里（3哩）的林蔭大道，史佩爾稱之為勝利大道（Prachtstrasse）[35]；他也稱之為「南北軸線」[36]。史佩爾計劃在林蔭大道的北端建造人民大廳，一座超過210米（700呎）高的圓形穹頂集會大廳，設計容量180,000人。在林蔭大道的南端，史佩爾計劃建造一座巨大的凱旋門，高度接近120米（400呎），其開口內可以容納巴黎凱旋門。現有的柏林鐵路終點站將被拆除，並建造兩個大型新車站[37]。史佩爾聘請華特斯作為他的設計團隊的一員，專門負責林蔭大道[38]。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這些計劃被推遲，後來又被放棄[39]。在納粹投降後，史佩爾本人認為這些計劃「很糟糕（awfu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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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4年，建造新帝國總理府的計劃開始進行，當年年底土地購買完畢，1936年3月在沃斯大街開始拆除第一批建築[41]。史佩爾幾乎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在長刀之夜之後，史佩爾被委託翻修位於沃斯大街和威廉大街拐角處的博爾西格宮，作為衝鋒隊的總部[42]。史佩爾於1936年5月完成了新總理府的初步工作。1936年6月，他收取了30,000國家馬克的個人酬金，並估計總理府將在三到四年內完工。詳細計劃於1937年7月完成，第一個框架於1938年1月1日完工。1938年1月27日，史佩爾從希特拉處被授予全權代表的資格，並被要求在1939年1月1日之前竣工。出於宣傳目的，希特拉在1938年8月2日的封頂儀式上聲稱其已命令史佩爾當年完成新總理府的建設[43]。勞動力短缺，建築工人不得不輪班工作10到12小時[44]。1938年，親衛隊建造了兩座集中營，利用集中營囚犯採石以作為建築所用。在史佩爾的要求下，奧拉寧堡集中營附近建造了一座磚廠，當有人評論其惡劣條件時，史佩爾表明：「猶太人在埃及為奴期間就精於制磚」[45]。總理府於1939年1月初竣工[44]。希特拉稱讚這座建築本身是「德意志政治帝國的最高榮耀」[44]。
在總理府項目期間，德國發生了水晶之夜。史佩爾在《第三帝國內幕》的初稿中對此隻字未提。後來，在出版商的緊急建議下，他才提到自己從車裏發現了柏林中央猶太教堂的廢墟[46]。水晶之夜加速了史佩爾驅逐柏林猶太人的持續行動。從1939年起，史佩爾的部門利用《紐倫堡法案》驅逐柏林非猶太房東的猶太租戶，用以提供空間給因重建或轟炸而流離失所的非猶太租戶[47]。最終，75,000名猶太人因這些措施而流離失所[48]。史佩爾否認知曉這些猶太人被送上了大屠殺列車，並聲稱那些流離失所者「完全自由，他們的家人仍在他們的公寓裏」[e][49]。他還寫道：「...在前往位於城市高速公路上的我的部門途中，我看到...附近尼古拉西（Nikolassee）火車站的站台上擠滿了人。我知道這些人一定是柏林正在撤離的猶太人。我確信，當我開車經過時，一種壓抑的感覺襲上心頭。我大概感受到了一些令人沮喪的事件。」[f][49] 馬蒂亞斯·施密特表示史佩爾曾親自視察過集中營，並將史佩爾的言論形容為「徹頭徹尾的鬧劇（outright farce）」[50]。馬田·基欽（Martin Kitchen）認為，史佩爾經常重複的、他對「可怕的事情」一無所知的說法是空洞的——他不僅完全了解猶太人的命運，還積極參與了對他們的迫害[51]。
隨着德國在歐洲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佩爾組建了快速反應小組來修建道路或清理廢墟；不久之後，這些部隊就被用來清理爆破現場[52]。除了普通的德國工人外，史佩爾還強迫猶太人參與這些工作[53]。戰爭爆發後，在柏林和紐倫堡計劃的建設停止了。由於軍備工業需要更多資源，材料儲備和其他工作儘管仍在繼續，但也逐漸放緩直至停止[54]。史佩爾的辦公室使用奴隸勞工為各軍種和親衛隊承接建築工作[53]。史佩爾的建築工作使他成為最富有的納粹精英之一[55]。
軍備部長
作為希特拉核心圈子裏最年輕、最雄心勃勃的人物之一，史佩爾正接近權力的頂峰。1938年，普魯士帝國總督赫爾曼·戈林任命他為普魯士國務委員會委員[56]。1941年，他從第二選區（柏林西區）當選為國會議員[57]。1942年2月8日，帝國裝備與軍火部長弗里茲·托特從希特拉位於拉斯滕堡的東方司令部起飛後不久，就因飛機失事身亡。史佩爾於前一天晚上抵達拉斯滕堡，並接受託特與他一同飛往柏林的邀請。但由於前一天晚上與希特拉開會的結束時間延遲，史佩爾在起飛前幾個小時取消了行程[58]。希特拉任命史佩爾接替托特。英國歷史學家馬田·基欽表示，這一選擇並不令人意外。史佩爾對希特拉忠心耿耿，而且他為軍隊建造戰俘營和其他設施的經驗使他有資格擔任這一職務[59]。史佩爾不僅接替托特擔任帝國部長，還接替他擔任其他所有重要職位，包括德國公路總監、水利和能源總監以及納粹黨技術辦公室主任[57]。與此同時，希特拉還任命史佩爾為托特組織的首領，托特組織是一家由政府控制的大型建築公司[60]。希特拉一如既往地沒有賦予史佩爾任何明確的權力，故史佩爾只能與政權內的同僚爭奪權力和控制權。例如，史佩爾希望在戈林的四年計劃下獲得所有軍備問題的權力。戈林不願同意。然而，史佩爾保證了希特拉的支持，並在1942年3月1日，戈林簽署法令任命史佩爾為四年計劃中的「軍備任務全權代表」[61]。史佩爾被證明是雄心勃勃、不屈不撓和冷酷無情的[62]。史佩爾不僅想控制軍隊的軍備生產，還想控制整個武裝部隊[62]。他的政治對手並沒有立即意識到，史佩爾呼籲合理化和重組的背後隱藏着他想要邊緣化政治對手並奪取控制權的野心[63]。到1942年4月，史佩爾說服戈林創建一個三人的中央計劃委員會，以利用四年計劃獲得原材料採購、原材料分配和生產調度的最高權力，以便將德國的軍備生產都集中在一個機構中[64]。
史佩爾在當時以及戰後時期都因創造了「軍備奇蹟」使德國的軍備生產大幅提升而備受讚譽。然而，這一奇蹟在1943年夏天戛然而止，原因首先是盟軍第一次發動持續不斷的轟炸[65]。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可能比史佩爾本人對軍備增長的貢獻更大。在其前任托特的領導下，德國的軍備生產已開始增長。直到1943年10月，海軍軍備才由史佩爾負責，而德國空軍的軍備直到次年6月才由史佩爾負責。儘管此前不在史佩爾的控制之下，軍備產量仍然出現了類似的增長[66]。另一個導致彈藥產量激增的因素是向鋼鐵工業分配更多煤炭的政策[67]。各種武器的產量在1944年6月和7月達到頂峰，但此時燃料已嚴重短缺。1944年8月之後，羅馬尼亞油田停止向德國供應石油。石油產量變得如此之低，以至於發起任何進攻行動的可能性都幾乎為零，產出的武器也閒置了[68]。
作為軍備部長，史佩爾負責為軍隊提供武器。[69] 在希特拉的全力支持下，他決定優先生產坦克，並被賦予了無比的權力以確保項目成功[70]。希特拉密切參與了坦克的設計，但坦克的規格的不斷改變也導致了項目的延誤，史佩爾無力挽回局面。結果，儘管坦克生產擁有最高優先級，但用於坦克生產的軍備預算卻相對較少。這導致德軍在普洛霍羅夫卡戰役中慘敗，使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線的轉折點之一[71]。
作為托特組織的負責人，史佩爾直接參與了集中營的建設和改建。他同意擴建奧斯維辛和其他集中營，並撥款1370萬國家馬克用於擴建工程。這使得奧斯維辛集中營額外建造了300間小屋，總容納人數增至13.2萬人。建築工程中還包括建造毒氣室、焚屍爐和太平間。黨衛軍稱之為「史佩爾教授的特別計劃」[72]。
史佩爾意識到，隨着六百萬工人被徵召入伍，戰時經濟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他的工廠也沒有足夠的工人。為此，希特拉任命弗里茨·紹克爾為「人力獨裁者」，負責招募新工人[73]。史佩爾和紹克爾密切合作以滿足史佩爾的勞動力需求[74]。希特拉允許紹克爾自由招募勞動力，這讓史佩爾欣喜若狂，因為他此前曾要求招募100萬名「志願」勞工來滿足軍備工人的需求。紹克爾將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村莊整個包抄，並把村民運送到史佩爾的工廠[75]。紹克爾經常使用最殘酷的手段招募新工人[76]。在曾遭受游擊隊襲擊的德國佔蘇聯佔領區，平民男女被大批圍捕並被送往德國強迫勞動[77]。到1943年4月，紹克爾已向史佩爾提供了1,568,801名「志願」勞工、強迫勞動者、戰俘和集中營囚犯，供其軍工廠使用。史佩爾在紐倫堡審判中主要因虐待這些人而被定罪[78]。
史佩爾被任命為軍備部長後，僅專管陸軍的軍備生產。他覬覦將空軍與海軍的軍工生產也納入管轄[79]。史佩爾以超乎預期的野心擴張其權力版圖：憑藉與希特拉的密切關係獲得政治庇護，並通過權謀壓制政權內的競爭對手。儘管希特拉的內閣對其策略感到不安，他仍成功攫取了新職權並強化了自己的權力[79]。至1943年7月，史佩爾已實際掌控空軍與海軍的軍工生產體系[80]。同年8月，他接管帝國經濟部的大部分職能，成為了卡爾·鄧尼茨形容的「歐洲經濟獨裁者」。1943年9月2日，其官方頭銜更改為「帝國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長」（Reichsminister für Rüstung und Kriegsproduktion），標誌着其成為納粹德國最具實權的人物之一[79]。
史佩爾與其親自任命的潛艇建造總監奧托·默克爾認為，傳統造船業受制於過時的船台總裝模式，必須通過外部強加的革新方法提升產能[81]。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史佩爾和默克爾試圖在不同工廠而非單個船塢建造德國海軍新一代潛艇——XXI級潛艇與XXIII級潛艇的預製組件，導致了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的失敗。設計被倉促投入生產，但最終完成的潛艇卻因製造缺陷而嚴重受損。雖然建造了數十艘潛艇，但最終投入服役的卻寥寥無幾[82]。
1943年12月，史佩爾在視察拉普蘭的托特組織工人時嚴重損傷膝蓋，導致其數月無法行動[83]。他在名為霍亨利亨的醫療診所接受卡爾·格布哈特教授的診治，而該診所存在患者"神秘死亡"的記錄[84]。1944年1月中旬，史佩爾患肺栓塞並陷入重病。由於擔心權力流失，他未任命副手，仍堅持在病榻上指揮軍備部工作。此時恰逢盟軍發動針對德國飛機工廠的大禮拜空襲，對航空生產能力造成毀滅性打擊[85]。史佩爾的政敵趁機削弱其權威並破壞他在希特拉心中的聲譽，最終導致他失去元首的無條件支持並開始喪失權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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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盟軍大禮拜空襲，阿道夫·希特拉授權成立戰鬥機參謀部，旨在確保戰鬥機生產的維持與擴張。1944年3月1日，該參謀部在史佩爾命令下正式運作，並得到帝國航空部埃哈德·米爾希的支持[86]。德國戰鬥機產量在1943至1944年間實現翻倍增長[87]。但產量提升主要依賴逐漸過時機型的生產，這些飛機在歐洲戰場成為盟軍戰機的易獲獵物[88]。1944年8月1日，史佩爾將戰鬥機參謀部併入新成立的軍備參謀部[89]。
戰鬥機參謀部在強化戰爭經濟中對奴隸勞工的剝削方面起到關鍵作用[90]。親衛隊從米特爾維克—多拉集中營等20個集中營調集6.4萬名囚犯，分配到包括容克斯、梅塞施密特、亨舍爾和BMW在內的軍工廠進行勞動[91]。為提升生產效率，史佩爾建立了針對勞工的懲罰體系。裝病、怠工、破壞生產或試圖逃跑者將被斷糧或移送集中營。至1944年，該制度已常態化，全年有逾50萬工人遭逮捕[92]。此時史佩爾管轄的地下工廠已僱傭14萬人。這些工廠實為死亡陷阱，紀律只有懲處，包含定期處決，米特爾維克地下工廠甚至因屍體過多導致焚化爐超負荷運轉。史佩爾的下屬記錄該地狀況為「地獄」[93]。
史佩爾任內最重要的技術突破來自火箭研發計劃。該計劃始於1932年，但長期未能產出實用武器。史佩爾於1942年3月批准量產A4火箭（後發展為世界首款彈道飛彈V-2火箭），並在佩訥明德軍事基地與V-1火箭同步推進研發。1944年9月8日，V-2火箭首次實戰攻擊巴黎目標。儘管技術先進，該計劃嚴重拖累戰時經濟。巨額資金投入未能轉化為有效軍事回報[94]。火箭製造集中於米特爾維克地下工廠，勞動力來自米特爾維克—多拉集中營的囚犯。該集中營累計關押的6萬人中，有2萬人因惡劣條件死亡[93]。
1944年4月14日，史佩爾將托特組織控制權移交副手法蘭斯·克薩韋爾·多施[95]。史佩爾公開反對1944年7月20日的刺殺希特拉行動。儘管未參與密謀，他在希特拉生還後協助政權恢復柏林秩序過程中也只發揮次要作用[96]。密謀事件後，史佩爾的政敵開始清洗其親信，其管理體系遭納粹黨激進派系抵制，權力基礎進一步削弱[97]。
1944年末，盟軍戰略轟炸的升級與領土喪失導致德國經濟崩潰。針對交通網絡的空襲尤為致命，切斷了主要工業區與魯爾區煤炭供應的聯繫[98]。1945年1月，史佩爾向戈培爾保證軍備生產至少能維持一年[99]，但在當月下旬蘇軍攻佔西里西亞工業區之後，他承認戰爭已無勝算[100]。史佩爾仍主張繼續戰爭並延長戰爭時間，以爭取優於盟軍堅持的無條件投降的談判條件[101]。1945年1月和2月間，史佩爾宣稱將提供「決定性武器」並實現軍備產量激增，承諾「徹底改變戰場態勢」。[102]2月史佩爾取得鐵路控制權後，要求海因里希·希姆萊調派集中營囚犯修復鐵路系統[103]。
1945年3月中旬，史佩爾確認德國經濟將在八周內崩潰。他雖竭力阻撓在可能淪陷區摧毀工業設施以保存戰後生產力，但仍支持繼續戰爭。3月15日，史佩爾向希特拉提交備忘錄詳述經濟危局，申請停止破壞基礎設施。三日後，他提議將剩餘軍力集結於萊茵河與維斯瓦河防線以延長戰爭，但此方案無視德軍已無力抗衡盟軍火力的現實[104][105]。希特拉拒絕了史佩爾停止拆除的建議。相反，他於3月19日頒佈要求軍隊撤退時全面破壞所有基礎設施的尼祿法令。史佩爾對這一命令感到震驚，說服多名軍政要員抵制該令[106]。在3月28日和29日希特拉與史佩爾會面後，希特拉撤銷了該法令，並授予史佩爾破壞行動權限[107]。儘管史佩爾終止了軍隊對基礎設施的系統破壞，軍隊仍持續炸毀橋樑[108][g]。
1945年4月，德國軍備工業幾近瓦解，史佩爾的職權範圍大幅縮減[109]。4月22日，史佩爾最後一次造訪元首地堡，在與希特拉會面並視察遭空襲損毀的總理府後返回漢堡[110]。史佩爾在回憶錄中聲稱他「此時向希特拉坦承……他將違背焦土政策[h][111]」，但歷史學家李察·J·埃文斯指出該陳述系「純粹虛構」[111]。4月29日（希特拉自殺前日），其遺囑將史佩爾排除在繼任政府名單之外，其職務由卡爾·紹爾接替[112]。史佩爾對沒有被希特拉選擇繼任深感失望[113]。希特拉死後，史佩爾向繼任者卡爾·鄧尼茨效忠。5月2日，鄧尼茨委派盧茨·格拉夫·什未林·馮·克羅西克組建新政府，5月5日公佈的弗倫斯堡政府內閣名單中，史佩爾出任工業與生產部長[114]。5月10日起，史佩爾開始向盟軍提供包括戰略轟炸效果評估在內的多項軍事經濟情報。5月23日，即德軍投降兩周後，英國軍隊逮捕弗倫斯堡政府成員，標誌着納粹德國正式滅亡[115]。
戰後
1945年9月，史佩爾被轉移至多個納粹高官拘留中心接受審訊。在得知將以戰爭罪被起訴後，史佩爾於數日內押解至紐倫堡候審[116]。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其提出四項指控：參與制定和實施侵略（破壞和平罪）；策劃並發動侵略戰爭；戰爭罪；反人類罪[117][i]。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檢察官羅拔·H·積遜在1946年7月19日結案陳詞中強調：「史佩爾參與策劃並執行將戰俘與外國勞工驅趕至德國軍工廠的計劃，當這些工廠的產量達到頂峰時，工人們卻因飢餓瀕臨死亡。」[j][118]史佩爾的辯護律師漢斯·弗萊克斯納採取差異化辯護策略：通過對比赫爾曼·戈林等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塑造史佩爾"被迫捲入政治的藝術家"形象[119]；強調其1944年後抵制焦土政策的行為，展示其「技術官僚的責任限度」[120]。
史佩爾因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被判定有罪，主要涉及使用奴隸勞工和強制勞動[121]。他在另外兩項指控上獲判無罪。他聲稱自己對納粹的滅絕計劃一無所知，而盟軍也沒有證據證明他知曉這些計劃。他的說法在1971年寫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被揭露為虛假，並於2007年公開披露[121]。1946年10月1日，他被判處20年監禁[122]。儘管八位法官中的三位（兩位蘇聯法官和美國的法蘭西斯·比德爾）主張判處死刑，但其他法官持反對意見，經過兩天的討論後達成折中刑期[123]。
1947年7月18日，史佩爾被轉移至柏林的施潘道監獄服刑[124]，編號五號[125]。服刑期間史佩爾的雙親相繼離世，其父生前厭惡納粹，與希特拉會面時始終保持沉默，於1947年去世；其母為納粹黨員，曾非常享受與希特拉共進晚餐，於1952年離世[5]。華特斯與史佩爾的長期秘書安妮瑪麗·肯普夫（Annemarie Kempf）雖不能直接與獄中的史佩爾通信，但仍盡力幫助其家人，並通過史佩爾寫給妻子的信件（官方允許的唯一書面通信方式）執行其請求。自1948年起，史佩爾獲得荷蘭籍看守托尼·普羅斯特（Toni Proost）的同情協助，由其秘密傳遞郵件和手稿[126]。
1949年，華特斯為史佩爾開設銀行賬戶，並開始向那些在戰爭期間受益於史佩爾的建築師和工業家募款。最初這些資金僅用於支持史佩爾的家庭，但後來逐漸被用於其他用途，如支付託尼·普羅斯特的度假費用、賄賂可能幫助史佩爾獲釋的人員，而史佩爾在得知該基金的存在後，發送了詳細的資金使用指示[126]。在史佩爾服刑的最後十七年間，華特斯共籌集了158,000德國馬克[127][k]。
囚犯們被禁止撰寫回憶錄。然而史佩爾成功將其手稿轉交華特斯，這些文稿最終累計達2萬頁[129]。至1953年11月，史佩爾已完成回憶錄寫作，這些文字後來成為《第三帝國內幕》的創作基礎[130]。在《施潘道日記》中，史佩爾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通過魔鬼交易而承受嚴酷監禁的悲劇英雄形象[131]。
在漫長的監禁期間，史佩爾將大量精力投入身心鍛煉[132]。斯潘道監獄設有大型封閉庭院，囚犯可獲分配土地進行園藝活動。史佩爾在此打造了包含草坪、花壇、灌木叢及果樹的精緻花園[133]。為增加每日庭院散步的趣味性，史佩爾構思了一次虛擬的環球旅行：從柏林出發向東穿越歐亞大陸，經白令海峽進入阿拉斯加，沿北美西海岸南行。通過精確測量每日步行距離並將其映射至實際地理，最終完成超過30,000公里（19,000哩）的「旅程」，刑期結束時已「抵達」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134]學術活動方面，史佩爾系統閱讀建築期刊、精進英法語言能力。其自述獄中完成五千冊書籍閱讀，以20年刑期合計7305日計算，平均每1.5日即完成一冊。[135]
史佩爾的支持者持續呼籲釋放他。表示支持對其減刑的人物包括夏爾·戴高樂和美國外交官佐治·懷爾德曼·鮑爾[136]。威利·布蘭特是其釋放的主要倡導者[137]，他終止了針對史佩爾的去納粹化訴訟程序[138]——該程序可能導致其財產被沒收[139]。史佩爾的提前釋放努力最終未果，蘇聯曾在審判中堅持要求死刑判決，因此不願考慮減刑[140]。史佩爾服滿全部刑期後，於1966年10月1日午夜時分獲釋[141]。
史佩爾的出獄成為全球媒體事件。記者與攝影師擠滿了施潘道監獄外的街道以及柏林酒店大堂——史佩爾當晚在此留宿[142]。他鮮少發言，將主要表態留給了1966年11月發表於《明鏡》的重要專訪[143]。儘管他表示希望重拾建築事業，但其唯一項目（與某啤酒廠的合作設計）未能成功[15]。他轉而將施潘道監獄的寫作整理成兩本自傳：《第三帝國內幕》[144]與《施潘道日記》。後期他出版了關於希姆萊與黨衛軍的著作，英文版分別題為《奴隸國家：海因里希·希姆萊的黨衛軍霸權藍圖（The Slave State: Heinrich Himmler's Masterplan for SS Supremacy）》和《滲透：海因里希·希姆萊構建黨衛軍工業帝國的陰謀（Infiltration: How Heinrich Himmler Schemed to Build an SS Industrial Empire）》（德文原名《Der Sklavenstaat - M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SS》）。約阿希姆·費斯特與烏爾施泰因出版社的沃爾夫·約布斯特·西德勒協助其完成著作編撰[145]。史佩爾未能與子女重建關係，即便是同為建築師的兒子小亞伯特·史佩爾。其女希爾德·施拉姆稱：「我的兄弟姐妹們逐個放棄，之間沒有任何交流[l]」[146]。戰後他資助了弟弟赫爾曼，但另一弟弟恩斯特仍殞命史太林格勒戰役——儘管父母曾經多次懇求史佩爾將其調回國內[5]。
史佩爾獲釋後，將其個人日記《編年史（Chronicle）》捐贈給德國聯邦檔案館。該日記經由華特斯編輯，其中刻意刪除了所有涉及猶太人的內容[147]。大衛·艾文發現這份經篡改的《編年史》與原始檔案存在多處矛盾。史佩爾曾要求華特斯銷毀捐贈時刪除的材料，但遭後者拒絕，華特斯保留了原始版本[148]。華特斯與史佩爾的友誼因此破裂。史佩爾去世前一年，華特斯向馬蒂亞斯·施密特（Matthias Schmidt）開放了未經刪節的《編年史》。施密特據此撰寫了首部嚴厲批判史佩爾的專著[149]。
史佩爾的回憶錄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公眾對第三帝國內幕的窺視感到着迷，這個主要戰犯幾乎一夜之間成為受歡迎的人物。重要的是，他為曾是納粹分子的老一輩德國人提供了託詞。如果與希特拉如此親近的史佩爾都不完全了解納粹政權罪行的全部真相，只是「服從命令」，該措辭在紐倫堡審判中成為爭議焦點，那麼他們就可以向自己和他人辯稱他們也是如此行事的[150]。這種對"史佩爾神話"的信任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費斯特和西德勒甚至能夠強化這個神話——即使面對堆積如山的反對的歷史證據[151]。
史佩爾始終對歷史學家及各類研究者保持開放態度[152]。1973年10月，他首次造訪英國，飛抵倫敦接受BBC《本周焦點（Midweek）》節目專訪[153]。同年，他現身紀錄片《戰爭中的世界》的拍攝。1981年，史佩爾再次赴倫敦參與BBC《新聞之夜》節目錄製，期間突發中風並於9月1日在該市逝世[154]。
儘管維持着婚姻關係，史佩爾晚年與一位旅居倫敦的德國女子發展出親密關係，臨終時正是由這位伴侶陪伴[155]。其女瑪嘉烈·尼森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披露，父親自施潘道監獄獲釋後，將所有精力都用於構建「史佩爾神話」[156]。
史佩爾神話
总结
视角
亞伯特·史佩爾在從斯潘道獲釋後，將自己描繪成「好納粹」[157]。他受過良好教育，屬於中產階級，具有資產階級背景，並能將自己與在大眾觀念中典型代表「壞納粹」的人進行對比[158]。在他的回憶錄和訪談中，他歪曲了事實，遺漏了許多重要內容，以至於他的謊言被稱為「神話」[159]。史佩爾甚至虛構了自己出生的情形，錯誤地聲稱自己出生在雷聲和鐘聲交響的中午時分，而實際上是在三點到五點之間出生，且那座教堂是在之後幾年才建成的[160]。史佩爾將他的神話塑造推向了大眾傳媒的層面，他的「狡猾的道歉（cunning apologies）」在戰後的德國被頻繁轉載[159]。伊莎貝爾·特羅默（Isabell Trommer）在其關於史佩爾的傳記中寫道，費斯和希德勒是史佩爾回憶錄的共同作者，也是他神話的共同創造者[161]。史佩爾、希德勒和費斯共同打造了一幅「好納粹」的形象，這一形象持續了數十年，儘管大量歷史證據表明這是虛假的[162]。
史佩爾精心塑造了自己非政治主義的技術官僚的形象，聲稱對自己未能發現第三帝國的那些可怕罪行深感遺憾[163]。當歷史學家休·崔佛-羅珀為英國情報機構調查阿道夫·希特拉死亡原因，並撰寫《希特拉的末日》時，他幾乎全盤接受了史佩爾的說法。崔佛-羅珀經常將史佩爾稱為「一個擁有技術官僚哲學的技術官僚[m]」，認為史佩爾只關心自己的建築項目或部長職責而毫不關心政治，至少直到希特拉的尼祿法令——據史佩爾自己說，他一直在努力反對這一命令。崔佛-羅珀稱史佩爾為具有和平與建設本能的行政天才，也批評史佩爾未能認識到希特拉和納粹主義的非道德性，稱他為「納粹德國的真正罪犯（real criminal of Nazi Germany）」[164]：
十年來，他一直處在政治權力的核心位置；他敏銳的智慧診斷出納粹政府及其政策的本質，觀察其變革；他看到了身邊的人物，並鄙視他們；他聽到了他們荒謬的命令，理解那些荒誕的野心；但他什麼也沒做。他認為政治無關緊要，轉而專注於修建道路、橋樑和工廠，同時瘋狂的統治者帶來的邏輯後果逐漸顯現。最終，當這些後果導致他所有努力的毀滅時，史佩爾接受了現實並採取了行動。可是那時已為時太晚，德國已經被摧毀了[n][165]。
史佩爾去世後，馬蒂亞斯·施密特出版的著作證實他曾下令驅逐柏林猶太人[166]。截至1999年，歷史學家已充分證明史佩爾曾廣泛撒謊[167]。即便如此，公眾對他的認知在2004年海因里希·布雷洛爾播出傳記電影《史佩爾和他》後才發生根本轉變。該片開啟了對史佩爾形象的祛魅和批判性重估[150]。 亞當·圖茲在《毀滅的代價》中指出，史佩爾通過精明冷酷的手段在納粹體制中攀爬，所謂盲目執行命令的技術官僚形象實屬荒謬[168]。特羅默認為史佩爾絕非非政治主義的技術官僚，而是納粹政權中最有權勢且最毫無底線的領導人之一[169]。基欽指出他欺騙了紐倫堡法庭和戰後德國社會[167]。布雷希特肯強調，若審判時已知曉史佩爾在大屠殺中的深度參與，他必將被判處死刑[26]。
所謂「好納粹」的形象建立在諸多史佩爾神話之上[159]。除了自稱「非政治技術官僚」的神話外，他還聲稱對大屠殺和迫害猶太人並不知情。另一則神話宣稱史佩爾在擔任軍備部長後徹底改革了德國戰爭機器。他被認為大幅提高了軍火運輸量，當時廣泛報道稱這使德國得以繼續戰爭[170]。還有一則神話圍繞一個虛構的用毒氣暗殺希特拉的計劃展開。這個神話的靈感來自他回憶起汽車廢氣通過通風系統時引發的恐慌，而後他編造了更多細節[171]。布雷希特肯指出，史佩爾最厚顏無恥的謊言是在1952年接受法國記者採訪時編造的。該記者描述了一個虛構場景：史佩爾拒絕執行希特拉的命令，而希特拉含淚離去。史佩爾非常喜歡這個場景，於是將其寫入了回憶錄。這名記者無意中參與製造了又一個史佩爾神話[26]。
史佩爾還刻意塑造自己作為希特拉反對者的形象。儘管史佩爾反對7月20日密謀案，但他在回憶錄中謊稱自己同情密謀者。他堅稱希特拉因發現密謀者將他列入新政府部長名單而餘生對他態度冷淡——這構成了史佩爾精心炮製的神話核心[172]。 史佩爾更虛假宣稱自己很早就意識到戰爭必敗，此後便致力於保存民生資源[101]。但事實上，他竭力將戰爭拖延至抵抗完全無望為止，直接導致戰爭末期德國死亡人數激增和最後幾個月德國遭受的毀滅性破壞[101][173]。
在紐倫堡審判和回憶錄中，史佩爾始終堅稱對大屠殺毫不知情。他僅在公開版《施潘道日記》中承認自己對猶太人「感到不適」[51]。其在紐倫堡審判的最終陳述雖營造懺悔假象，卻未直面任何個人罪責，唯一提及的受害者僅是德國人民[174]。歷史學家馬田·基欽指出，史佩爾「完全清楚猶太人遭遇」，且「深度參與最終解決方案」[o][175]。布雷希特肯揭露，其承認的概括性責任實為拒絕為大屠殺承擔責任並掩蓋具體罪責[159]。1943年3月31日，史佩爾巡視毛特豪森集中營時與奴隸勞工合影，同日還視察了古森集中營。儘管倖存者法蘭西斯科·博伊克斯在紐倫堡作證此事[176]，泰勒指出若當時這張照片被公開，史佩爾早該被處以絞刑[177]。2005年《每日電訊報》披露文件顯示，就在史佩爾的其中兩位助手視察奧斯維辛集中營當日，近千名猶太人遭屠殺，而史佩爾仍然批准了該集中營擴建的建材調撥[178]。海因里希·布雷洛爾（Heinrich Breloer）評價奧斯維辛工程時直言：史佩爾絕非該工程的機械齒輪，而是「恐怖本身（terror itself）」[178]。
史佩爾沒有否認自己曾出席1943年10月6日在波森（今波蘭波茲南）召開的納粹高層會議，但聲稱自己在希姆萊發表關鍵講話前就已離場——包括「必須讓這個民族從地球上消失[179]」以及後續「必須滅絕猶太人」等言論[180]。然而歷史記錄顯示，希姆萊在演講中多次提及史佩爾直接與他對話[180]。2007年《衛報》曝光史佩爾於1971年12月23日寫給比利時抵抗運動戰士遺孀埃萊娜·讓蒂（Hélène Jeanty）的信件，其中明確承認：「毫無疑問，1943年10月6日希姆萊宣佈將殺死所有猶太人時，我就在現場。[p]」[121]
史佩爾被譽為「軍備奇蹟」的創造者。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德國領導層鑑於德國在莫斯科戰役中慘敗，包括腓特烈·弗洛姆、格奧爾格·湯馬士和弗里茲·托特，已得出結論：戰爭無法勝利[181]。最合理的立場是尋求一種政治解決方案，以結束戰爭而不至於失敗。史佩爾利用他的宣傳專長，展示了戰時經濟的新活力[181]。他公佈了驚人的統計數據，聲稱彈藥產量增加了六倍，火炮產量增加了四倍，並讓全國的新聞宣傳更多的戰爭成果。他成功地遏制了關於結束戰爭的討論[181]。
所謂的軍備「奇蹟」實際上是一種神話；史佩爾通過操縱數據來支持他的說法[182]。雖然武器產量的確有所增加，但主要是由於史佩爾上台前的正常重組、不斷動員奴隸勞工，以及為了追求數量而有意降低產出質量所致。到1943年7月，史佩爾的武器宣傳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戰場上的一系列慘敗無法再向公眾隱藏德國即將戰敗的事實[183]。
建築學傳奇
除了設計圖紙和照片外，史佩爾的建築作品幾乎已所剩無幾。在柏林，沒有其他史佩爾在納粹時期設計的建築遺存，除了四個入口門廊和通往勝利紀念柱的地下通道[q]，以及大約在1941年建造的承重體。這個混凝土圓柱高約14米（46呎），曾用於測量地面沉降，是為了評估在戰後改造柏林為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時，擬建大型凱旋門和其他大型結構的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這個圓柱現在已成為受保護的地標，並對公眾開放[184]。在紐倫堡的齊柏林飛艇體育場的看台，雖然被部分拆除，但仍可發現其遺蹟[185]。
戰時，史佩爾設計的新帝國總理府在空襲和柏林戰役中大部分被毀。儘管之後外牆倖存，但最終被蘇聯拆除。一些未經證實的假說認為這些殘骸被用在了其他建築項目中，如柏林洪堡大學、莫倫街地鐵站以及柏林的蘇聯戰爭紀念碑等[186]。
參見
- 《帝國的毀滅》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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