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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者灌输思想的过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洗腦（英語：brainwashing），又稱再教育（re-education）、精神殺害（menticide）、強行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指有意圖或強制性地向被操縱者灌輸思想，以迎合操縱者的目的或特定主張的一連串手法與過程的行為。洗腦本質的含義：採用手段將符合自己利益的認識與思想去灌輸給他人。
目前專門論述洗腦的中文書尚不多見，已出版的有：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1999）；胡平著《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1999）；傅志彬著《洗腦的歷史》（2014）；宋永毅、夏明編《洗腦》（2023）等。
「洗腦」一詞常用於對政治與信仰團體的討論中；然而除了一些信仰團體對其成員進行洗腦的說法是否成立這點有爭議之外[1][2]，「洗腦」這說法本身，也被一些人認為是一個具有強烈主觀性的用語；[3]而一些研究也發現說，「洗腦」並非如想像的一般「強力」且「不可抗拒」，且加入被定性為「邪教」的信仰團體的人也有一定的自主意識之故，因此區分邪教和正當宗教也比很多人想得困難，邪教與正當宗教之間的區別也比人們想得模糊。[4]需注意的是，洗腦一詞並不被視作是一個主流的科學用語。[來源請求]
英文「brainwash」意指洗腦；英語中此詞沿於上世紀1950年代的韓戰，美國士兵被中國人民志願軍俘虜之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獲釋之後回到美國仍然支持中國共產黨政府，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描述此事。[5][6]
柏拉圖最早提出，統一理想國內人民的一切文化活動，禁止一切非正統的思想言行是哲學王的責任。柏拉圖的法哲學思想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特點，他在《國家篇》中描述了以正義觀和人治觀為基礎的哲學王統治。他認為，詩人的作品應呈送政府稽核，政府以該作品是否有益於人民的精神健康作為許可出版的標準。按照柏拉圖之意，國家必須對神話的講法作出嚴格的規定，作為統治根據的神話具有正統教派的特點，只有一種講法；而其他異教徒和不敬神者，則要予以嚴厲的處罰，因為他們的存在威脅着城邦的和諧與幸福。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說：「對一切不敬神的人普遍宣告：他們必須放棄他們現有的習慣，贊成敬神的生活。」[7]對犯了瀆神罪的人，要進行監禁，對無神論者則也要進行訓誡、監禁，必要時必須處以死刑，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動，乃是「一條普遍的法律」[8]。所以歐內斯特·巴克說：「《法律篇》的結束就是中世紀時代的開始。」[9]柏拉圖主義影響整個中世紀。中世紀基督教占絕對的統治地位，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神學相結合，部分地實現了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中世紀的教宗可視為「哲學王」的一種折射，基督教教會擁有管理意識形態的權力，教會將反對它的宗教組織定為異端，交由宗教裁判所審判。
基督教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緊緊抓住了文化和教育，因此中世紀的教育便帶有濃厚的宗教性，西歐的學校幾乎是清一色的教會學校。宗教利用文學藝術來形象地宣傳教義，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巨大投入促進了藝術的發展。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主張國家安全至上論，指出思想的傳播和討論應受嚴格管制。馬基雅維利學說的核心是如何取得權力，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百依百順。哲學家霍布斯主張社會契約說，認為契約社會的統治者有絕對無限的權力，人民的言論未經許可不得發表。黑格爾進一步發展了國家主義，提出國家有無上的權力，人民的最高任務就是作為國家的一份子。
1961年，美國精神病學家Robert Jay Lifton（羅伯特利·夫頓）博士專程到香港採訪被中共釋放的戰俘和傳教士，研究中共洗腦行為，著有《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的洗腦研究），書中詳細分析了洗腦的方式、意義和影響，是最早期以科學角度研究「洗腦」的書籍。[10]
2004年，牛津大學的Kathleen Taylor（凱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腦心理學》，從科學原理研究洗腦，她認爲，人類大腦推理和認知的神經科學（neuroscience），證明了當許多不符事實及帶強烈意識形態的詞彙被有意的、重複不斷的灌入大腦，令神經元之間更加暢通，從而影響、動搖和改變人們的感情和信仰。2011年，她接受過《陽光時務》訪問，稱限制人民資訊自由是政治洗腦的特點，她稱只有吸收不同渠道資訊，才能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免被惡意洗腦。[11]
英國作家、紀錄片製作人多明尼克（Dominic Streatfeild）著作中文譯本：《洗腦：操控心智的邪惡科學》（Brainwashing），作者透過一些解密檔案，訪問經歷冷戰時期戰俘、受害人等，撰寫洗腦從的起源，冷戰時期的中、英、美、蘇暗中展開洗腦競技，多個國家甚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專門實驗研究。著作內容更包括涉及宗教洗腦行為。[12]
「政治洗腦」是對於在一些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資訊被控制的國家一種指控或政治定性，指控者聲稱當權者意圖透過全權控制媒體，透過日常生活中，從播放的電視、電影、表演等滲透某些極端的政治思想。再配合教育等方式全面推行「政治洗腦」，如對歷史以及教科書的簒改，刪除所有對自身不利的歷史課題，以達到隱惡揚善的政治目的。政治洗腦可為執政團體帶來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為目的。[13]
日本於確定南進政策以後，台灣總督府於1936年9月起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提倡臺人全面日本化，將日語的使用當作同化的基礎，在臺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廢止公立學校的傳統漢文課，廢除臺灣本地報紙中的漢文版，以中國語文為書寫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寫作，臺灣話（福佬話）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壓制，日語成為主流的語言。[14]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神風敢死隊」以人肉炸彈式襲擊美軍，那些年輕的海軍飛行員被指遭日本軍國主義洗腦，參與一場不義戰爭，害人害己。但日本右翼團體對「神風敢死隊」歌功頌德，例如2007年拍下電影《我為你犧牲生命》。[15][16]
MKUltra計劃，也稱為CIA精神控制程式，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設計和實施的，針對人類受試者的實驗程式的代號，有時是非法的。[17]在人類上進行的實驗旨在識別和開發用於訊問的藥物和程式，以削弱個人並通過思想控制來逼供。該項目是由中央情報局科學情報辦公室組織的，並與美國陸軍生物戰實驗室進行了協調[18]。與毒品有關的實驗的代號為Project Bluebird和Project Artichoke[19][20]。 該行動在1953年得到正式批准，在1964年進行了範圍縮小，在1967年進一步縮減，並在1973年被命令中止。該計劃從事許多非法活動[21]，包括使用美國和加拿大公民作為其不知情的測試對象，這引發了關於其合法性，道德倫理以及實驗者創傷的巨大爭議[21]（p. 74）。 MKUltra使用了許多方法來操縱人們的精神狀態和改變大腦功能，包括秘密服用大劑量的精神活性藥物（尤其是LSD）和其他化學藥品，電擊[22]，催眠[23]，感覺剝奪，孤立，言語和性虐待以及其他形式的酷刑[24]。在這一系列實驗中，LSD致幻劑被認為是中情局與其合作的其中一位科學家Donald Cameron最重要的一個研究，LSD服用後會產生幻覺，幻聽，行為失控，邏輯混亂等等症狀，同時還會失去人類最基礎的判斷能力，嚴重時還有可能致死。該研究根本目的是想要研究一種讓戰俘在審訊期間出賣情報，吐露敵方秘密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吐真劑」。因此為了了解LSD致幻劑的效果，1953年4月，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批准了一個代號「午夜高潮」的特別行動。三座屬於中央情報局，專門改造過的裝滿了雙面鏡，探頭和監聽裝置的安全屋，一群預先收了政府錢，濃妝艷抹的妓女，在路邊引誘男人進入公寓，然後再給色迷心竅，毫無防備的男人們灌下一杯接着一杯免費雞尾酒。裏面還混雜着LSD。中情局為了讓實驗對象心情愉悅，將實驗場所進行了整修，包括牆上掛着法國藝術家繪製的各種男女交歡，甚至性虐的畫作，千方百計從視覺上刺激他們。之後，中情局在本局僱員和軍方高層上均測試了該藥物的效果，造成一名中情局員工自殺以及一名軍方官員犯罪。由於實驗結果並不明顯，中情局下令停止實驗並銷毀了一切的實驗樣本以及實驗資訊。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下令在1973年銷毀所有MKUltra檔案，從而阻礙了調查工作。直到1974年「紐約時報」的一份報道說出了中情局曾在許多地方向不知情的平民餵食致幻劑的訊息，之後《飛越瘋人院》的作者Ken Kesey宣稱自己是自願參與過MKUltra計劃。在LSD的影響下，他才創造出的一系列魔幻的小說，音樂。MKUltra計劃第一次正式引起公眾的注意，是1975年由教會委員會的美國國會和傑拉爾德·福特的美國總統委員會對CIA的活動在美國（也被稱為洛克菲勒委員會）。在2009年，有越戰老兵站出來，揭露至少7800名士兵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了LSD，給他們造成了嚴重心理創傷。而跳樓自殺的中情局僱員，奧爾森的家人將中情局告上了法庭。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美國政府被迫公開該實驗存在的事實。[25]
納粹德國元首希特拉向國民灌輸集體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思想。法西斯主義不僅受到古羅馬帝國的對內專制獨裁和對外侵略掠奪的思想影響，而且也受到馬基雅維利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索勒爾的暴力主義和費希特的大日耳曼主義等影響。其中尤以新黑格爾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影響最大。[26]由希特拉所領導的德國新政府在1933年的第一任內閣中，設立了"宣傳及公共啟蒙部"。宣傳部的主要目標就是確保納粹思想和資訊成功的滲透到藝術、音樂、戲劇、電影、書籍、廣播、教材以及新聞等領域內。由大眾媒體推行其宣傳及洗腦的目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柏林等地組織大規模的焚書活動，將由猶太人寫的書及其他「非德意志」書籍（如共產主義書籍）均焚毀。1933年9月22日，納粹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於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培養」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得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洗腦工程的馬前卒。戈培爾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管理新聞媒體。同時密集無線電覆蓋度，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罪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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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共產黨通過書刊審查片面歷史教育對其政治、經濟體系進行正面宣傳。蘇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列寧就十分重視文化建設，特別是在他最後幾篇文章裏尖銳地提出文化問題是聯共（布）黨和蘇維埃工作的中心問題。思想文化方面，實行思想灌輸和控制，將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作為唯一正確的真理並通過黨和國家的宣傳機器向人民灌輸。早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就明確規定「在國民教育方面，俄共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時開始的事業進行到底，即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為完全消滅社會階級劃分的工具，進行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的工具」，還要求「開展最廣泛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作，並為此利用國家政權的機構和資財」。[28]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指出，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學校課程中「必須列入下列內容：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所寫的文化史通俗概論以及專論俄羅斯偉大革命歷史的特別一部分」。1925年斯大林展開的「布林什維克化運動」，提倡「意識形態100％的純潔性」、「100％的布林什維主義」。1928年，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頒佈文學必須為黨的利益服務的法令。[29] 以1929年底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專家會議上的報告為起點，蘇聯開始了思想文化體制的形成。到30年代，斯大林還進一步提出警惕「中間居民階層」的「不健康情緒」，「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同「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1932年4月，聯共（布）中央宣佈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學團體和派別，成立全蘇單一的蘇聯作家協會。[30]蘇共根據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取消文化藝術團體和派別，官方直接自建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成為黨和國家層層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屬機構，促使其走上統一化、行政化和國家化的道路。蘇聯報刊的組織管理權力高度集中，由各級黨委宣傳部直接控制，要求記者接受蘇共中央的領導，按照決議和指示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培養人民對於黨的領導的需要、對於黨報的需要。每一級黨委都有其直接領導的機關報，並指導其轄區的所有報道工具的活動。1941年7月1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了《改組政治宣傳機構和在工農紅軍中實行軍事委員制度的決議》。
在中國國民黨籍總統蔣中正執政下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後，遷至台灣[31][32][33][34][35]，持續其徹底的反共教育，要求台灣地區人民積極準備反攻大陸[36][37]，將「反攻大陸」塑造成台灣人民的使命[38]。當時在以中國為主體的「中國史觀」的主宰下，教科書排斥且幾乎不收錄日本統治五十年間的台灣歷史內容[14]，僅有利於中華民國統治的抗日運動才能被強調，且加強台灣屬於中國的觀念，鞏固統治基礎[39]。台灣學生接受了以中國為主體的史觀教育，以便使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合理化[40]。小學教育也受到了中國國民黨當局的影響[41]。
當時中華民國學校教授的歷史以中國國民黨的觀點為中心[42]，自廣東軍政府起，東征、北伐、剿共、抗戰、直到遷臺，營造對時任總統蔣中正之個人崇拜，如「全民擁戴」、「四海一心」、「萬眾景仰」、「日月同光」等[43][44]。人民對政府的態度則被要求「鞏固領導中心」，除此之外，反對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皆有可能遭到政府當局的整肅迫害[45][46][47][48][49]，異議人士甚至會被送到綠島的集中營進行酷刑折磨和思想改造[50][51]。
「再教育」一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不時出現。文化大革命時代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農民「再教育」。2010年代成立新疆再教育營。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通過文藝、宣傳先後提出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被認為是「洗腦」行為。毛澤東建政以後的中共操控媒體致使民間沒有言論自由，又透過教育，局部呈現現代歷史等方式進行「正面意識形態宣傳」也被認為屬於「洗腦」行為，實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歷史教育。
1921年中共一大後根據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模仿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成立「中央宣傳局」。1924年5月《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在「中央宣傳局」架構內正式成立中央宣傳部。中宣部副部長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最高領導及黨委書記。在省級及省級以下文化與廣播電視行政管理機構由同級黨委宣傳部管理。五十年代全盤蘇化期間，中共先後成立單一的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各文藝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成為黨和國家層層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屬機構。高等學校所需要的黨員正副校（院）長，由中央宣傳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和各有關政府黨組及省（市）提出具體方案，加以調配，黨委書記則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52]中宣部要求社會力量辦學必須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學校黨組織在教職員工和學生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中宣部組織建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體制和執行機制。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高等院校、中小學的思想政治課直接對學生進行洗腦。中共文革時期大規模和連續的共產主義宣傳教育運動，即是洗腦行為；當時中共將視為反對者的人民劃定為「階級敵人」、將這些人強行施以「勞動改造」（勞改）、「思想改造」，強權和暴力使整個社會幾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53]但文革歷史上各個地方事實上也存在的複雜的派系鬥爭，與「洗腦」「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似乎存在矛盾。[54]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電視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被指責所播放的部分內容存在洗腦，是淡化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圍，具有洗腦性質，而央視的《新聞聯播》選擇性「報喜不報憂」，像是「宣傳聯播」。[55][56]
2014年，作家傅志彬因撰寫並在臺灣出版銷售《洗腦的歷史》，評析人類三千年歷史上各種極端思潮、宗教、主義等對人類社會帶來的禍害，被江西省公安廳評為「抹黑、歪曲我黨歷史，否定我黨建國執政的合法性，攻擊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洗腦和思想控制』,『中共在蘇俄的支援下建立並奪取政權，運用紅色恐怖洗腦術控制全國人民的思想』、『列寧的紅色恐怖洗腦術上加簡化版的中國傳統權術』，並對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等極端侮辱、抹黑，影響十分惡劣。」而遭中國警方逮捕，2015年遭判有期徒刑1年10個月入獄、罰金15萬人民幣。傅志彬的辯護律師張讚寧表示傅志彬是「思想犯」，對他的判罪直接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普世價值觀」。[57][58][59]
2012年3月，香港政府資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製作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其中一頁指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同時又批評美國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等歌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內容引起爭議，以及《課程指引》指出「國情範疇學習，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引發部分香港人稱其為洗腦。2012年7月29日，九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政府在9月開學前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60][61][62]。9月7日，再有約3.6萬至12萬人在香港政府總部外集會反對國民教育，政府最終讓步，雖然沒有撤回檔案，但容許學校選擇[63][64]。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抗拒外來物資，境內物資缺乏，製造和貿易幾乎停止，經濟、醫療等制度惡劣，統治者讓人民對外部世界隔絕，藉機創造了個人崇拜，不少人民卻仍然支援該國領袖金日成和金正日[65]。在他們相繼過世時，總看見北韓人民在街頭哭天搶地，在北韓人民口中他們是「偉大的領袖」。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曾派人喬裝成醫療人員，跟着醫療團隊冒險進入北韓拍攝，發現北韓人民從小被愛國教育洗腦，崇拜金正日，節目採訪過一名家徒四壁的失明盲婦，她稱不擔心自己生活不方便，而是悲傷自己失明不能親眼看到金正日。該節目表示，北韓教育從小就徹底執行必須敬愛、服從領袖，美其名曰是為了團結北韓人民，實則是藉「洗腦」實行鐵腕統治[66]。
有證據指出，塔利班組織於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邊界對附近居民甚至兒童[67]進行宗教性質的洗腦。有報道指出其強迫附近居民從廣播，電視中灌輸塔利班思想[68][69]。
「伊斯蘭國」正在培訓兒童成為「哈里發國的新世代」，設立訓練營向15歲或以下兒童灌輸極端伊斯蘭宗教思想，教導他們以消滅異教徒為人生目標，滿16歲則接受軍事訓練。[70]
在敘利亞有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綁架大批庫爾德族兒童，對他們進行洗腦，強迫學習極端宗教思想及觀看殺人和自殺攻擊影片，培育他們成為自殺式襲擊者。[71]
在拉卡，伊斯蘭國禁止學校教授音樂、美術、體育、哲學、社會學、基督宗教。數學科不可提及利息計算，自然科學必須合乎神創論，不可教授關於進化論的內容。不可提及敘利亞國歌、民族主義思想，又命令學校停止使用「祖國」或「敘利亞」字樣，要用「伊斯蘭國」、「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等詞彙代替。此外，伊斯蘭國強制學校實施性別隔離。[72]
很多宗教都存在洗腦爭議，對於宗教來說，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洗腦，導人反智。宗教洗腦的危害和後果，最可能造成某些宗教狂熱者引為的宗教衝突、恐怖活動等。
一些看法認為，邪教與正當宗教之間，有真正的區別，而邪教與正當宗教之間的其中一個區別在於洗腦，精神控制的研究認為，強制勸說常常通過若干關鍵步驟完成：[73][74]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這種觀點。[1][76][77][78]美國宗教科學研究協會[79]在1990年指出，沒有足夠的研究就此事達成共識，而且「不應該自動將人身強制和控制的技術等同於非物質性的強制和控制的技術」，甚至目前學界已拋棄邪教搞洗腦的假說，[2][80]，現在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為在對宗教運動的研究中，一些人所提出的精神控制的理論並沒有獲得科學印證，就連「邪教」本身，也開始被學者認為是一個無效的概念，換句話說，沒有「某某信仰是邪教」這回事；此外，在美國，由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之故，因此政府極少干涉宗教自由，而多數被視為非法的宗教團體都涉及對他人的犯罪活動；而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諸如「洗腦」、強力說服信徒捐獻、非常規醫療措施等各種看似「邪門」的作為，在事實上都是受保障的，甚至「洗腦」的說法本身，也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強烈主觀性的用語。[3]
2013年4月2日，根據一家專門分析政治動向的美國機構 — 公共政策民調基金會所做的調查顯示，有15%的美國民眾相信，政府或媒體在電視廣播訊號中加入了心智控制技術，來對人民洗腦[81]。
在喬治·歐威爾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中，對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進行的「政治新教育」被認為是洗腦的集大成，這也被認為是洗腦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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