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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阿丹拿

第1任西德總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康拉德·阿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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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赫爾曼·約瑟夫·阿丹拿(德語: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德語發音:[ˈkɔnʁaːt ˈhɛɐman ˈjoːzɛf ˈaːdənaʊɐ],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生於德意志帝國科隆,逝世於西德萊茵-勒恩多夫(Rhein-Rhöndorf)。二戰前曾以天主教中央黨身份擔任科隆市長十餘年,戰後當選首位西德總理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黨魁,著名政治家、法學家。

快速預覽 康拉德·阿丹拿 Konrad Adenauer, 總統 ...

阿丹拿致力於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體制,將西德的經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恢復到歐洲的中心地位,與他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一同打造了德國經濟奇蹟。自1955年以來,阿丹拿一直是重建西德國家軍事力量(聯邦國防軍)的動力;他反對東德,並成功使西德加入北約

二戰前阿丹拿就已經是魏瑪共和國的主要政治人物,曾擔任科隆市長(1917-1933)和普魯士國務委員會主席(1922-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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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早年生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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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阿丹拿(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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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的阿丹拿(最右側者,1896/97年)

1876年1月5日,康拉德·阿丹拿出生於萊茵普魯士科隆,是約翰·康拉德·阿丹拿(Johann Konrad Adenauer,1833–1906)和海倫娜·內·夏芬堡(Helene née Scharfenberg,1849–1919)五個孩子中的第三位[1];他的兄弟姊妹有奧古斯特(August,1872–1952)、約翰內斯(Johannes,1873–1937)、莉莉(Lilli,1879–1950)和伊利沙伯(Elisabeth,於1880年出生後不久死亡)。「文化鬥爭」對青年時期的阿丹拿影響深遠,這與雙親相關的經歷使他終生厭惡「普魯士主義英語Prussianism」,並使他像19世紀的許多其他萊茵蘭天主教徒一樣,深深地怨恨萊茵蘭被劃入普魯士。[2]

1894年,阿丹拿開始在弗萊堡大學慕尼黑大學波昂大學學習法律和政治;他在波昂是波昂天主教學生社團「阿爾米尼亞」(Katholischer Studentenverein Arminia Bonn[3]之下的幾個羅馬天主教學生協會的成員。1896年20歲時,他被徵入了德國軍隊,但由於從小經歷過的慢性呼吸問題沒有通過體格檢查。他於1900年畢業[1],之後在科隆的法庭擔任律師,[4]在赫爾曼·考森(Hermann Kausen)的事務所任職。

據阿丹拿所認識的法國著名草藥家莫里斯·梅塞蓋英語Maurice Mességué表示,他對草藥的使用非常感興趣。阿丹拿將晚年的健康狀況歸功於晚上攝入大麥水,還有玉米柱頭、錦葵鼠尾草和黃玫瑰,用以治療咳嗽;根據梅塞蓋的說法,雖然阿丹拿對各種植物有廣泛的知識,但這些就是他最喜歡的藥用植物。阿丹拿同意Mességué的觀點,即植物必須沒被噴灑,也不能人為過度生長;他告訴梅塞蓋,他將自己的健康歸功於「植物、自然」。

阿丹拿在意大利的硬地滾球比賽中找到了放鬆和享受的樂趣,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持續玩這個遊戲。他最喜歡的度假地點是在意大利的卡代納比亞,一座俯瞰科莫湖的租賃別墅,後來這裏成為康拉德·阿丹拿基金會英語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會議中心,由阿丹拿的政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建立的政治基金會。

1904年1月與第一任妻子艾瑪·維耶爾(Emma Weyer)結婚,這段婚姻一直持續到1916年艾瑪過世為止。1919年阿丹拿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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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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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的威廉港,當新巡洋艦被以他的家鄉城市命名為「科隆號」時,出席儀式的阿丹拿(位於中心者;最左側為漢斯·曾克爾海軍上將,左二為國防部長威廉·格勒納,右側為漢諾威最高主席古斯塔夫·諾斯克

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阿丹拿於1906年加入天主教保守政黨中央黨,3月獲得中央黨提名成為科隆市議員,同年父親逝世;1909年10月,他被中央黨提名並當選科隆市第一議員暨副市長,1914年時科隆已成長為超過63萬人口的工業大都市。為了避免當時頗具吸引力的極端政治活動,阿丹拿重視資產階級的禮儀、勤奮、秩序、基督教的道德和價值觀,致力於消除混亂、無效率、非理性和政治上的不道德行為。[5]

1917年9月18日科隆市議會選舉阿丹拿出任為期12年的科隆市長,10月18日就職,阿丹拿以當時41歲之齡成為德國最年輕的市長;之後阿丹拿連任,從1917年出任科隆市市長,一直到1933年為止。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徵召阿丹拿成為普魯士貴族院的成員。

阿丹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科隆,與軍隊緊密合作,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西部前線後方供應和運輸基地的作用;他特別關注民用食品供應,使其避免1918-1919年期間困擾大多數德國城市的嚴重食物短缺[6]。面對舊政權的崩潰和1918年底革命和廣泛混亂的威脅,阿丹拿利用他與社會民主黨的良好合作關係在科隆保持控制。

在1919年2月1日的一次演講中,阿丹拿呼籲解除普魯士,並讓普魯士萊茵蘭州成為「帝國」(Reich)中一個新的自治「州」(Land[7]。他聲稱這是防止法國吞併萊茵蘭地區的唯一辦法[7];「帝國」和普魯士政府都完全反對阿丹拿打散普魯士的計劃。[8]在1919年6月凡爾賽條約提交給德國時,阿丹拿再次向柏林建議他關於萊茵蘭自治州的計劃,該計劃又被「帝國」政府拒絕。[9]

在戰後的英國佔領期間,阿丹拿繼續擔任市長,並與英軍當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用他們來中和在該市已經成為左翼權力基礎的工人和軍人委員會[10]。在威瑪共和國期間,他從1921年至1933年擔任普魯士國務委員會主席(Preußischer Staatsrat),這是普魯士各省在其議會中的代表。

自1906年以來,中央黨內部的一場重大辯論涉及中央黨是否應該「離開塔樓」(即允許新教徒加入成為一個多信仰政黨)或「留在塔樓」 (即繼續維持為天主教政黨)。阿丹拿是「離開塔樓」的主要倡導者之一,進而導致他在1922年的天主教徒日中與樞機主教Michael von Faulhaber英語Michael von Faulhaber發生戲劇性衝突,後者公開譴責阿丹拿希望將中央黨「帶出塔樓」。[11]

1923年10月中旬,總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宣布柏林將停止對萊茵蘭的所有財政支付,而且用以取代現在毫無價值的「馬克」的「地產抵押馬克」將不會在萊茵蘭流通[12]。為了挽救萊茵蘭的經濟,阿丹拿在1923年10月底與法國高級專員Paul Tirard英語Paul Tirard開了一次會議,讓萊茵河共和邦與法國進行經濟聯盟,實現法德和解,阿丹拿稱其為「大計劃」[13];與此同時,他堅持希望地產抵押馬克仍然可以在萊茵蘭流通。施特雷澤曼使阿丹拿的計劃化為泡影,他堅決反對後者的「大計劃」,認為這接近叛國。[13]

1926年,中央黨建議阿丹拿出任總理,令他頗感興趣;但德國人民黨堅持,若要加入阿丹拿領導下的聯盟,條件之一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能繼續擔任外交部長,而他最終拒絕了這一提議[14]。阿丹拿不喜歡施特雷澤曼,因為他「太普魯士」;拒絕這個條件,也表示他失去了在1926年成為總理的機會。[15]

納粹黨統治下

1930年至1932年,納粹黨接連在全國及地方選舉上取得勝利,身為科隆市長的阿丹拿,仍然相信改善國民經濟將使他的戰略奏效:無視納粹並專注於共產主義的威脅,即便他已經成為激進人身攻擊的目標。1933年1月30日,在納粹的政治操弄下,年邁的總統興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拉德國總理

納粹黨掌權後,阿丹拿拒絕與納粹合作,1933年2月17,總理希特拉到科隆從事競選活動時,阿丹拿拒絕去機場迎接,並禁止在城市橋樑上懸掛納粹旗幟[16]。1933年3月12日,中央黨在科隆的地方選舉中被擊敗,1933年3月13日,阿丹拿被解除職務;1933年4月4日,阿丹拿被正式免去市長職務,他的銀行賬戶也被凍結。此時「他沒有錢,沒有家,也沒有工作。」[17] 在安排好家人的安全後,他向本篤會瑪利亞拉赫修道院院長求助。

1934年6月30日長刀之夜事件後,阿丹拿被監禁了兩天;遭到短暫拘捕後,開始了逃亡生活。1944年7月20日發生密謀刺殺希特拉事件後,阿丹拿被質疑參加其中又遭到逮捕;後來他時任中尉的兒子親自去柏林向蓋世太保申辯他父親與7月20日爆炸無關後,他終於在1944年11月26日被釋放,結束60多天的牢獄之災。

由於阿丹拿敢於反對納粹希特拉,有別於與納粹時期合作的大部份官員,故於二戰後在西德初始領導人的規劃選擇上受同盟國青睞,支持他出任之後首任西德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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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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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大選時阿丹拿的競選海報,上面寫着「和阿丹拿一起為和平、自由與統一而戰」

二次大戰後科隆成為廢墟,盟軍召集政治背景無虞的阿丹拿出任;但沒多久,他就因為對英國佔領區(Britische Besatzungszone)的佔領政策有所批評而遭英國佔領軍解除職務。[18]:41

盟軍佔領德國後,准許在德國籌組民主性質的政黨。1945年6月,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黨,CDU)在科隆成立,阿丹拿於1946年2月起任英佔區萊茵邦基民黨主席[19]:704,一個月後獲選為代表英佔區各邦的黨主席[18]:41;1950年出任基民黨聯邦主席。

1949年8月15日,73歲的阿丹拿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參加戰後西德聯邦議院第一次大選,選後基民黨基社黨拿下31.0%選票成為最大黨。9月15日在聯邦總理的選舉中,阿丹拿在自己投自己情況下以一票之差、獲得202票,以73歲高齡當選第一任聯邦聯邦總理;9月20日基民黨基社黨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19]:725-726,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儘量獨立並保持與夥伴國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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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1957年4月1日,時任西德總理康拉德·阿丹拿、德國學者華特·荷爾斯泰因和時任意大利總理安東尼奧·塞尼(前排由左至右),在意大利羅馬簽署歐盟關稅同盟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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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德法關係修復紀念碑,右為阿丹拿、左為戴高樂

外交方面,1951年佔領條例修正後,西德聯邦政府成立外交部,阿丹拿出任西德第一任外交部長直到1955年。他在外交部長任內與法國同盟國和解,並得到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羅貝爾·舒曼善意回應,提出舒曼計劃,共同掌管成員國煤鋼工業,並免除相關關稅,並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促成西歐進一步經濟合作;1952年與同盟國締結波昂專約

對法國方面,阿丹拿極力修補雙方在二次大戰的破裂關係,並與法國總統戴高樂交好,德法的友好關係促成1963年簽訂德法合作條約Élysée Treaty)。而對東德的外交政策,則奉行哈爾斯坦主義,宣示西德為德國唯一代表政權,對承認東德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除蘇聯外予以斷交,並先後與南斯拉夫也門斷交。

1952年3月10日,史太林向西方列強及西德建議組成一個「中立的德國」,允許德國有微薄的軍備及在四強共同監督下成立民主體制國家,遭到西德與西方三列強反對。阿丹拿認為蘇聯提出的中立化德國,最終是迎合蘇聯在中歐擴張的利益,而且與西方盟國合作的西德,勢必勝過一個軟弱、介於東西方搖擺不定的統一德國。[19]:7411955年5月5日,《波昂專約》生效,三個佔領國結束佔領狀態,西德取得自主權。[19]:743

與較積極「去納粹化」的東德不同,阿丹拿反對盟軍在德國實行「去納粹化」的措施。早在1946年5月5日,他在公開演說中就反對「去納粹化」,要求不要打擾「納粹同路人」;兩個月後,在對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演說時,再度表達去納粹化已進行太久,有害無益的觀點。阿丹拿認為要德國人面對納粹的罪行比較可能造成民族主義者的反彈,而非促成悔罪。[20]:106冷戰開打後,西方同盟國停止去納粹化。西德成立後,1951年在巴伐利亞,有94%的法官、檢察官,77%的財政部職員曾是納粹黨員;1952年,波昂的外交部官員裏,有三分之一曾是納粹黨員,新成立的西德外交團,有43%曾是納粹黨衛軍成員,另有17%曾在帝國保安部或蓋世太保任職。1950年代擔任阿丹拿幕僚長的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在戰時曾針對希特拉頒布的紐倫堡法案代表官方寫了評論文章。[20]:107-108

針對被納粹政權迫害的人,阿丹拿政府分攤賠償任務,對在納粹時期由於種族、宗教和政治原因被迫害的人進行賠償。1951年9月27日,聯邦眾議院一致通過,並由政府發表聲明,準備對以色列進行賠償事宜;1952年9月10日和以色列簽訂賠償條約,西德在12年內將支付以色列30億馬克。1956年6月29日,西德制定《聯邦賠償法》,定義被納粹政權迫害的人及規範一切已在處理的事項,賠償事項包括養老金、部分補償,對於治療、疾病和劫後餘生照顧、貸款和教育都有追加補償費用。西德政府對納粹罪刑負起責任,獲得舉世讚揚,也因此獲得國際聲望[19]:733。而東德的作法則是拒絕賠償,理由是東德不是戰敗的第三帝國之法定繼承國,而是一個德國工人和農人的國家。[19]:733

阿丹拿的親西方路線雖然曾遭在野黨社民黨抗議,其德國再建軍的政策也不被黨內同志諒解,導致內政部長古斯塔夫·海涅曼辭職以示抗議[19]:738;然而在1953年聯邦議院選舉中,基民黨獲得45.2%選票支持,到第三屆聯邦議院選舉時,基民黨已獲得過半的50.2%選票支持,證明阿丹拿政府深得民心。[1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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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向阿丹拿致敬。

1955年夏天,蘇聯以「兩個德國」主動尋求與西德建立外交關係,獲阿丹拿同意;1955年9月9日至9月13日阿丹拿率團訪問莫斯科,商談兩國建交及互換大使事宜。[19]:745-746

1955年11月,西德建立國防軍;1956年7月21日制定《兵役法》。

阿丹拿在1949年、1953年、1957年、1961年的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勝利,四度出任德國總理,擔任長達14年,實際掌權時間超過整個威瑪共和國立國時期;該紀錄直至1998年才被同為基民黨的科爾(1982-1998)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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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

從1959年左右,阿丹拿的威信開始下滑。1961年基民黨/基社黨在聯邦議院選舉中,雖然仍為最大黨,但成績不理想,年事已高的阿丹拿只得與自民黨(FDP)組織聯合政府,[19]:770於期中辭去總理職務。

同年東德興建柏林圍牆,阿丹拿雖然對柏林圍牆的興建提出強烈抨擊,但仍對蘇聯駐西德大使保證不會做出使雙邊惡化和危及世界局勢的行為;又因沒在第一時間趕到西柏林,引起包括市長勃蘭特在內的批評。8月22日,阿丹拿首度於圍牆興建後抵達西柏林,卻未受到盛大歡迎。[18]:68

阿丹拿於1963年10月15日任期中辭去總理職務,由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接任。1966年阿丹拿辭去基民黨主席一職。

1967年4月19日下午13時21分,阿丹拿因心臟病發作病逝於自宅,於科隆主教座堂舉行國葬,葬在自家附近的墓地。

主要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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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阿丹拿訪問莫斯科,促成了大量被蘇聯俘虜的德國戰俘歸國。圖為阿丹拿與一名於1955年從蘇聯帶回家的德國戰俘的母親

1949年阿丹拿說服同盟國不要大量拆除德國原有的工業設施,保護了戰後西德近30年高速的工業成長的潛力。

1951年阿丹拿與勞工階層達成企業委員會協議,給與工人較大的決策權,保證了西德戰後勞資關係的相對和諧。

1952年阿丹拿拒絕了史太林所擬的「兩德統一方案」,為此遭到反對黨強烈抨擊。然而阿丹拿與西方密切合作,取得西方盟國的信任,為西德爭取到自主權。[19]:726

阿丹拿推動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約

1955年在蘇聯訪問時,他促成了蘇聯釋放德國戰俘回德國,和蘇聯西德的建交。

阿丹拿和戴高樂促成了德法這兩個征戰數百年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宿敵的和解,1963年簽署的德法條約奠定歐共體合作的基礎。

評價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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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大教堂中為阿丹拿舉行的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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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丹拿在巴特洪內夫的墳墓
  • 阿丹拿於1967年4月19日在他在巴特洪內夫(Rhöndorf)的家中去世。 據他的女兒說,他的遺言是「 Da jitt et nix zo kriesche!」,科隆方言中「沒什麼可哭的!」。
  • 康拉德·阿丹拿在科隆大教堂國葬有眾多國際賓客出席。 有一百個國家的代表參加[21]
  • 91歲的阿丹拿去世後,很多西德民間團體表示:感謝他「為德國人民所做的一切」和他「勤奮、剛直」的品格和求實態度,他的政敵也讚賞他的「真正領導者的素質」。
  • 西方評論界普遍讚譽他「以他的鐵肩支撐危局,使一個戰敗的、幾乎氣息奄奄的民族經受住了考驗」。
  • 邱吉爾在評論世界領袖人物很少有讚美之詞,但他在1953年卻對英國下院說:阿丹拿是「俾斯麥以來最英明的德國政治家」。[22]:168
  • 阿丹拿與盟國的合作,曾遭到德國人的刺耳意見。對此阿丹拿表示:「他們到底以為是誰打了敗仗?」。[22]:181
  • 紐約時報》記者索爾茲柏里曾在波昂問阿丹拿,誰是他見過最偉大的人物。阿丹拿走到辦公室旁,拿起一張嵌在鏡框裏杜勒斯的照片,對索爾茲柏里說:「在這裏」。索爾茲柏里問他為什麼是杜勒斯,阿丹拿回答:「他思想清晰,有遠見,對將要發生的事總有預見,而且說話算數,信守他的諾言。」[22]:188
  • 蘇聯人在歷數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對蘇聯的暴行,總是理直氣壯並以此要求西德政府進行賠償。阿丹拿卻不吃克里姆林宮這一套,拒絕將那些卑鄙的罪行攬下來。他告訴布爾加寧赫魯曉夫,許多德國人是反對戰爭的,並補充說他的國家在蘇聯軍隊的手下也苦不堪言。引起赫魯曉夫暴跳如雷稱其為挑釁。對此阿丹拿提醒赫魯曉夫,他在戰前及戰爭期間兩次被納粹關進監獄,因此有充分的時間思考那些支持希特拉國家的動機。暗指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至此赫魯曉夫道德說教的氣泡被捅破了,不再堅持原來的態度。[22]:192-193
  • 殷海光於〈自由中國之路〉一文稱:「自由西德不曾像我們這裏的『領導中心』藉『反共抗俄』來壓制民主自由;自由西德不曾像我們這裏的『領導中心』一年到頭空喊口號濫貼標語;自由西德更不曾藉反共為名把社會生機斲喪殆盡。恰恰相反,自由西德十年來在阿丹拿和愛爾哈特(Erhart)的負責之下,迅速走上復興之途。現在,西德經濟力量之暢茂,僅次於美國。在短短十年之間,自由西德已成一片民主、幸福、康樂之土。」[23]:1125-1126
  • 2003年11月28日德國電視二台投票評選最偉大的德國人,阿丹拿當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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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

官方獎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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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公民

阿丹拿基金會

康拉德-阿丹拿基金會(Konrad-Adenauer-Stiftung)1962年成立,是有基民黨背景的政治性基金會,宗旨之一是向德國內外的優秀青年提供獎學金,培養學術人才和領導人才,並設立有「優秀人才培養研究所」(Institut für Begabtenförderung),負責管理獎學金。

著作

  • 阿丹拿四卷回憶錄在1965至1968年出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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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udlipp, E. Adenauer (1985)
  • Epstein, Klaus. Adenauer and Rhenish Sepa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October 1967, 29 (4): 536–545. doi:10.1017/s0034670500040614.
  • Frei, Norbert.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BN 0-231-11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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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da, Norman J. W. Tales from Spandau: Nazi Criminals and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521-86720-7.
  • Granieri, Ronald J.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Konrad Adenauer, the CDU/CSU, and the West, 1949–1966.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ISBN 978-1-57181-492-0.
  • Heidenheimer, Arnold J. Adenauer and the CDU: the Rise of the Leade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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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cocks, Richard. The Adenauer Era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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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tchell, Maria.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Democracy: Politics and Confession in Modern Germ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ISBN 978-0-472-11841-0.
  • Rovan, Joseph. Konrad Adenauer (1987) 182 pages excerpt and text search
  • Schwarz, Hans-Peter. Konrad Adenauer: A German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in a Period of War,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Vol. 1: From the German Empire to the Federal Republic, 1876–1952..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5. ISBN 1-57181-870-7.
    • Schwarz, Hans-Peter. Konrad Adenauer: A German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in a Period of War,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Vol. 2: The Statesman: 1952–1967.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7. ISBN 1-57181-960-6.
  • Williams, Charles. Konrad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Wiley. 2001. ISBN 978-0471407379.
  • "Konrad Adenauer" i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Macropedia) © 1989
  • Tammann, Gustav A. and Engelbert Hommel. (1999). Die Orden und Ehrenzeichen Konrad Adenauers = The orders and decorations awarded to Konrad Adenauer. Bad Honnef, ISBN 3-9806090-1-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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