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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赫爾曼·約瑟夫·阿丹拿（德語：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德語發音：[ˈkɔnʁaːt ˈhɛɐman ˈjoːzɛf ˈaːdənaʊɐ]，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曾任西德總理。生於德意志帝國科隆，逝世於西德萊茵－勒恩多夫（Rhein-Rhöndorf），二戰前曾以天主教中央黨身份擔任科隆市長十幾年，二戰結束後當選首位西德總理、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黨魁，著名政治家、法學家。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23年9月6日) |
| 康拉德·阿丹拿 Konrad Adenau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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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任聯邦德國總理 | |
| 任期 1949年9月15日—1963年10月16日 | |
| 總統 | |
| 聯邦德國副總理 | 弗朗茨·布呂歇爾 路德維希·艾哈德 |
| 前任 | 首任（職位設立） |
| 繼任 | 路德維希·艾哈德 |
 聯邦德國外交部部長 | |
| 任期 1951年3月15日—1955年6月6日 | |
| 前任 | 魯茨·馮·科洛希克（1945年） |
| 繼任 | 海因里希·馮·布倫塔諾 |
 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領袖 | |
| 任期 1950年10月21日—1966年3月23日 |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路德維希·艾哈德 |
 科隆市長 | |
| 任期 1945年5月4日—1945年10月6日 | |
| 前任 | 威利·蘇特 |
| 繼任 | 威利·蘇特 |
| 任期 1917年10月13日—1933年3月13日 | |
| 前任 | 馬科斯·瓦爾拉夫 |
| 繼任 | 京特·里森 |
| 普魯士國務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22年12月—1933年4月26日 | |
| 前任 | 職位創立 |
| 繼任 | 羅伯特·萊伊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康拉德·赫爾曼·約瑟夫·阿丹拿 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年1月5日  德意志帝國普魯士萊茵省科隆 |
| 逝世 | 1967年4月19日（91歲） 西德巴特洪內夫 |
| 國籍 | 西德 |
| 政黨 | |
| 配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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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女 | 8名子女 |
| 母校 | |
| 宗教信仰 | 羅馬天主教 |
| 簽名 |  |
阿丹拿致力於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體制將西德的經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恢復到歐洲的中心地位，與他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一起主持了德國經濟奇蹟。自1955年以來，他一直是在西德重建國家軍事力量（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動力。阿丹拿反對東德，並使他的國家成為北約成員。
1876年1月5日，康拉德·阿丹拿出生於萊茵普魯士科隆。他是Johann Konrad Adenauer (1833–1906) 和他的妻子 Helene (née Scharfenberg; 1849–1919)五個孩子中的第三位。 [1] 他的兄弟姊妹有August (1872–1952)、Johannes (1873–1937)、Lilli (1879–1950)和Elisabeth，Elisabeth在1880年出生後不久死亡。對青年時期的阿丹拿影響深遠的是「文化鬥爭」,這與他父母有關的經歷讓他終生厭惡「普魯士主義」，並使他像十九世紀的許多其他萊茵蘭天主教徒一樣深深地恨萊茵蘭被列入普魯士。[2]
1894年,他開始在弗萊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波昂大學學習法律和政治。1896年20歲時，他被徵入了德國軍隊，但由於他從小經歷過的慢性呼吸問題沒有通過體格檢查。他在波昂是K.St.V. Arminia Bonn之下的幾個羅馬天主教學生協會的成員。他於1900年畢業，[1] 之後在科隆的法庭擔任律師。[3]在赫爾曼·考森（Hermann Kausen）的事務所任職。
據他所認識和結識的法國著名草藥家Maurice Mességué表示，他對草藥的使用非常感興趣。阿丹拿將晚年的健康狀況歸功於晚上攝入大麥水，還有玉米柱頭、錦葵、鼠尾草和黃玫瑰，他用來治療咳嗽。根據Mességué的說法，這些是他最喜歡的藥用植物，雖然他對各種植物有廣泛的知識。他同意Mességué的觀點，即植物必須沒被噴灑，也不能人為過度生長。他告訴Mességué，他將自己的健康歸功於「植物、自然」。
阿丹拿在意大利的硬地滾球比賽中找到了放鬆和享受的樂趣，並在他的漫長政治生涯中玩這個遊戲。他最喜歡的度假地點是在意大利的卡代納比亞，一座俯瞰科莫湖（Lake Como）的租賃別墅，後來這裏成為康拉德·阿丹拿基金會會議中心，由阿丹拿的政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建立的政治基金會。
1904年1月與第一任妻子Emma Weyer結婚，這段婚姻直到1916年Emma Weyer過世。1919年阿丹拿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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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阿丹拿於1906年加入天主教保守政黨中央黨，3月獲得中央黨提名成為科隆市議員，同年父親逝世。1909年10月，阿丹拿被中央黨提名當選成為科隆市第一議員暨副市長，一個人口數為635,000的工業大都市，在1914年時。為了避免在他那時代具吸引力的極端政治活動，阿丹拿致力於資產階級的禮儀、勤奮、秩序、基督教的道德和價值觀，致力於消除混亂、無效率、非理性和政治上的不道德行為。[4]1917年9月18日科隆市議會選舉阿丹拿出任一任12年的科隆市長，10月18日就職，阿丹拿以當時41歲年齡成為德國最年輕的市長。之後阿丹拿連任。從1917年到1933年，他出任科隆市市長，並在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徵召阿丹拿普魯士貴族院的成員。
阿丹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科隆，與軍隊緊密合作，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西部前線後方供應和運輸基地的作用。他特別關注民用食品供應，使居民能夠避免1918-1919年期間困擾大多數德國城市的食物嚴重短缺。[5] 面對舊政權的崩潰和1918年底革命和廣泛混亂的威脅，阿丹拿利用他與社會民主黨的良好合作關係在科隆保持控制。在1919年2月1日的一次演講中，阿丹拿呼籲解除普魯士，並讓普魯士萊茵蘭州成為「帝國」（Reich）中一個新的自治「土地」（Land）。[6] 阿丹拿聲稱這是防止法國吞併萊茵蘭地區的唯一辦法。[6] 「帝國」和普魯士政府都完全反對阿丹拿打散普魯士的計劃。[7]在1919年6月凡爾賽條約提交給德國時，阿丹拿再次向柏林建議他的萊茵蘭自治州的計劃，他的計劃又被「帝國」政府拒絕。[8]
在戰後的英國佔領期間，他是市長。他與英國軍事當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用他們來中和在該城市已經成為左翼權力基礎的工人和軍人委員會。[9] 在威瑪共和國期間，他從1921年至1933年擔任普魯士國務委員會主席（Preußischer Staatsrat）, 這是普魯士各省在其立法會中的代表。自1906年以來，中央黨內部的一場重大辯論涉及中央黨是否應該「離開塔樓」（即允許新教徒加入成為一個多信仰政黨）或「留在塔樓」 （即繼續是一個天主教徒黨）。阿丹拿是「離開塔樓」的主要倡導者之一，這導致了他在1922年的天主教徒日中與樞機主教Michael von Faulhaber之間的戲劇性衝突，樞機主教公開譴責阿丹拿希望將中央黨「帶出塔樓」。[10]
1923年10月中旬，總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宣佈柏林將停止對萊茵蘭的所有財政支付，並且取代現在毫無價值的「馬克」的「地產抵押馬克」將不會在萊茵蘭流通。[11]為了挽救萊茵蘭經濟，阿丹拿在1923年10月底與法國高級專員Paul Tirard開了一次會議，讓萊茵河共和邦與法國進行經濟聯盟，實現法德和解，阿丹拿稱其為「大計劃」。[12] 與此同時，阿丹拿堅持希望地產抵押馬克仍然可以在萊茵蘭流通。施特雷澤曼使阿丹拿的計劃化為泡影，他堅決反對阿丹拿的「大計劃」，認為這接近叛國。[12]
1926年，中央黨建議阿丹拿出任總理，這是他感興趣的一個提議，但在德國人民黨堅持要求在阿丹拿領導下加入聯盟的條件之一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繼續擔任外交部長時，他最終拒絕了這一提議。[13] 阿丹拿不喜歡施特雷澤曼的「太普魯士人」，拒絕了這一條件，這表示他結束了在1926年成為總理的機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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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至1932年，納粹黨接連在全國及地方選舉上取得勝利，身為科隆市長的阿丹拿，仍然相信國民經濟的改善將使他的戰略奏效：無視納粹並專注於共產主義的威脅。即使他已經成為強烈人身攻擊的目標。1933年1月30日，在納粹的政治操弄圍繞下，年邁的總統興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拉為德國總理。
納粹黨掌權後，阿丹拿拒絕與納粹合作，1933年2月17，總理希特拉到科隆從事競選活動時，阿丹拿拒絕去機場迎接他，並禁止在城市橋樑上懸掛納粹旗幟。[15]1933年3月12日，中央黨在科隆的地方選舉中被擊敗，1933年3月13日，阿丹拿被解除職務；1933年4月4日，阿丹拿被正式免去市長職務，他的銀行賬戶也被凍結。此時「他沒有錢，沒有家，也沒有工作。」[16] 在安排好家人的安全後，他向Maria Laach Abbey的本篤會修道院院長求助。
1934年6月30日長刀之夜事件後，阿丹拿被監禁了兩天。遭到短暫拘捕後，阿丹拿開始了逃亡生活，1944年7月20日發生密謀刺殺希特拉事件後，阿丹拿被質疑參加其中又遭到逮捕。後來他時任中尉的兒子親自去柏林向蓋世太保申辯他父親與7月20日爆炸無關後，阿丹拿終於在1944年11月26日被釋放，結束60多天的牢獄之災。
由於敢於反對納粹希特拉的作為，有別於與希特拉時期合作的大部份官員，二戰後在西德初始領導人的規劃選擇上，因不與希特拉合作而受同盟國青睞，支持他出任之後首任西德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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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科隆成為廢墟，盟軍召集政治背景無虞的阿丹拿出任。但沒多久，阿丹拿因對英國佔領區（Britische Besatzungszone）的佔領政策有所批評而遭英國佔領軍解除職務。[17]:41
盟軍佔領德國後，准許在德國籌組民主性質的政黨。1945年6月，在科隆成立了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黨，CDU）。阿丹拿於1946年2月起任英國佔領區萊茵邦的基民黨主席，[18]:704一個月後獲選為代表英佔區各邦的黨主席。[17]:411950年出任基民黨聯邦主席。
1949年8月15日，73歲的阿丹拿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參加戰後西德聯邦議院第一次大選，選後基民黨拿下31.0%選票成為最大黨，9月15日在聯邦總理的選舉中，阿丹拿在自己投自己情況下以一票之差、獲得202票，以73歲高齡當選第一任聯邦聯邦總理，9月20日組成基民黨—基社黨和自民黨的聯合政府，[18]:725-726並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儘量獨立和與夥伴國的平等。
在外交方面，1951年佔領條例修正後，西德聯邦政府成立外交部，阿丹拿出任西德第一任外交部長直到1955年。在外交部長任內與法國等同盟國和解，並得到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羅貝爾·舒曼善意回應，提出舒曼計劃。共同掌管成員國煤鋼工業，並免除相關關稅，並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促成西歐進一步經濟合作。1955年與同盟國締結巴黎條約，回復主權。對法國方面，阿丹拿極力修補雙方在二次大戰的破裂關係，並與法國總統戴高樂交好，德法的友好關係導致1963年簽訂了德法合作條約（Élysée Treaty）。而對東德的外交政策，則奉行哈爾斯坦主義，宣示西德為德國唯一代表政權，對承認東德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除蘇聯外予以斷交，並先後與南斯拉夫、也門斷交。
1952年3月10日，史達林向西方列強及西德建議組成一個「中立的德國」，允許德國有微薄的軍備及在四強共同監督下成立民主體制國家。遭到西德與西方三列強反對。阿丹拿認為蘇聯提出的德國中立化，最終是迎合蘇聯在中歐擴張的利益，並且一個與西方盟國合作的西德，勢必勝過一個軟弱、介於東西方搖擺不定的統一德國。[18]:7411955年5月5日，《德國條約》生效，三個佔領國結束佔領狀態，西德取得自主權。[18]:743
與較積極「去納粹化」的東德不同，阿丹拿反對盟軍在德國實行「去納粹化」措施。早在1946年5月5日，阿丹拿在公開演說中，就反對「去納粹化」，要求不要打擾「納粹同路人」。兩個月後，在對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演說時，再度表達去納粹化已進行太久，有害無益的觀點。阿丹拿認為要德國人面對納粹的罪行比較可能造成民族主義者的反彈，而非促成悔罪。[19]:106冷戰開打後，西方同盟國停止去納粹化。西德成立後，1951年在巴伐利亞，有94%的法官、檢察官，77%的財政部職員曾是納粹黨員；1952年，波昂的外交部官員裏，有三分之一曾是納粹黨員，新成立的西德外交團，有43%曾是納粹黨衛軍成員，另有17%曾在帝國保安部或蓋世太保任職。1950年代擔任阿丹拿幕僚長的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在戰時曾針對希特拉頒佈的紐倫堡法案代表官方寫了評論文章。[19]:107-108
針對被納粹政權迫害的人，阿丹拿政府分攤賠償任務，對在納粹時期由於種族、宗教和政治原因被迫害的人進行賠償。1951年9月27日，聯邦眾議院一致通過，並由政府發表聲明，準備對以色列進行賠償事宜。1952年9月10日和以色列簽訂賠償條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十二年內將支付以色列三十億馬克。1956年6月29日，西德制定《聯邦賠償法》，定義被納粹政權迫害的人及規範一切已在處理的事項，賠償事項包括養老金、部分補償，對於治療、疾病和劫後餘生照顧、貸款和教育都有追加補償費用。西德政府對納粹罪刑負起責任，獲得舉世讚揚，也因此獲得國際聲望。[18]:733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作法則是拒絕賠償，他們的理由是東德不是戰敗的第三帝國之法定繼承人，而是一個德國工人和農人國家。[18]:733
阿丹拿的親西方路線雖然曾遭在野黨社民黨抗議，其德國再建軍也引起黨內同志不諒解，導致內政部長古斯塔夫·海涅曼辭職以示抗議。[18]:738然而在1953年聯邦議院選舉中，基民黨獲得45.2%選票支持，到第三屆聯邦議院選舉時，基民黨已獲得過半的50.2%選票支持，證明阿丹拿政府深得民心。[18]:738
1955年夏天，蘇聯以「兩個德國」主動尋求與西德建立外交關係，獲阿丹拿同意。1955年9月9日至9月13日阿丹拿率團訪問莫斯科，商談兩國建交及互換大使事宜。[18]:745-746
1955年11月，西德建立國防軍。1956年7月21日制定《兵役法》。
阿丹拿在1949年、1953年、1957年、1961年的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勝利，四度出任德國總理，擔任長達14年，實際掌權時間超過整個威瑪共和國立國時期。直至1998年才被同為基民黨的科爾(1982-1998)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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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9年左右，阿丹拿的威信開始低下。1961年基民黨/基社黨在聯邦議院選舉中，雖然仍為最大黨，但成績不理想，年事已高的阿丹拿只得與自民黨（FDP）組織聯合政府，[18]:770於期中辭去總理職務。
同年東德興建柏林圍牆，阿丹拿雖然對柏林圍牆的興建提出強烈抨擊，但仍對蘇聯駐西德大使保證不會做出使雙邊惡化和危及世界局勢的行為。又因沒在第一時間趕到西柏林，引起包括市長勃蘭特在內的批評。8月22日，阿丹拿首度於圍牆興建後抵達西柏林，卻未受到盛大歡迎。[17]:68
 | 此條目以編年體裁記載人物事蹟。 |
1949年阿丹拿說服同盟國不要大量拆除德國原有的工業設施，保護了戰後西德近30年高速的工業成長的潛力。
1951年阿丹拿與勞工階層達成企業委員會協議，給與工人較大的決策權，保證了西德戰後勞資關係的相對和諧。
1952年阿丹拿拒絕了史達林所擬的「兩德統一方案」，為此遭到反對黨強烈抨擊。然而阿丹拿與西方密切合作，取得西方盟國的信任，為西德爭取到自主權。[18]:726
阿丹拿推動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約。
- 91歲的阿丹拿去世後，很多西德民間團體表示：感謝他「為德國人民所做的一切」和他「勤奮、剛直」的品格和求實態度，他的政敵也讚賞他的「真正領導者的素質」。
- 西方評論界普遍讚譽他「以他的鐵肩支撐危局，使一個戰敗的、幾乎氣息奄奄的民族經受住了考驗」。
- 邱吉爾在評論世界領袖人物很少有讚美之詞，但他在1953年卻對英國下院說：阿丹拿是「俾斯麥以來最英明的德國政治家」。[21]:168
- 阿丹拿與盟國的合作，曾遭到德國人的刺耳意見。對此阿丹拿表示：「他們到底以為是誰打了敗仗？」。[21]:181
- 《紐約時報》記者索爾茲柏里曾在波昂問阿丹拿，誰是他見過最偉大的人物。阿丹拿走到辦公室旁，拿起一張嵌在鏡框裏杜勒斯的照片，對索爾茲柏里說：「在這裏」。索爾茲柏里問他為什麼是杜勒斯，阿丹拿回答：「他思想清晰，有遠見，對將要發生的事總有預見，而且說話算數，信守他的諾言。」[21]:188
- 蘇聯人在歷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蘇聯的暴行，總是理直氣壯並以此要求西德政府進行賠償。阿丹拿卻不吃克里姆林宮這一套，拒絕將那些卑鄙的罪行攬下來。他告訴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許多德國人是反對戰爭的，並補充說他的國家在蘇聯軍隊的手下也苦不堪言。引起赫魯曉夫暴跳如雷稱其為挑釁。對此阿丹拿提醒赫魯曉夫，他在戰前及戰爭期間兩次被納粹關進監獄，因此有充分的時間思考那些支持希特拉國家的動機。暗指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至此赫魯曉夫道德說教的氣泡被捅破了，不再堅持原來的態度。[21]:192-193
- 殷海光於〈自由中國之路〉一文稱：「自由西德不曾像我們這裏的『領導中心』藉『反共抗俄』來壓制民主自由；自由西德不曾像我們這裏的『領導中心』一年到頭空喊口號濫貼標語；自由西德更不曾藉反共為名把社會生機斲喪殆盡。恰恰相反，自由西德十年來在阿丹拿和愛爾哈特（Erhart）的負責之下，迅速走上復興之途。現在，西德經濟力量之暢茂，僅次於美國。在短短十年之間，自由西德已成一片民主、幸福、康樂之土。」[22]:1125-1126
- 2003年11月28日德國電視二台投票評選最偉大的德國人，阿丹拿當選第一。
普魯士王國
戰爭援助十字勳章（1917年）
白絲帶鐵十字勳章（1918年）
四級紅鷹勳章（1918年）
奧地利
- 奧地利共和國服務榮譽勳章（1927年）
大綬金質奧地利共和國服務榮譽勳章（1956年）
德國
特製大十字級德國功績勳章（1954年1月）
巴伐利亞功績勳章（1958年5月）
巴西
大十字級南十字勳章（1953年7月）
秘魯
大十字級秘魯太陽勳章（1953年）
阿根廷
大十字級五月勳章（1953年）
哥倫比亞
傑出大十字級博亞卡勳章（1953年）
意大利
大十字級意大利共和國功績勳章（1953年）
希臘
大十字級喬治一世皇家勳章（1954年）
墨西哥
大十字級阿茲特克雄鷹勳章（1955年）
梵蒂岡
金馬刺教宗騎士團勳章（1956年1月17日）
基督最高教宗騎士團勳章（1963年9月12日）
葡萄牙
大十字級基督軍事勳章（1956年）
比利時
大十字級利奧波德勳章（1956年）
英國
聖米迦勒及聖佐治勳章（1956年）
冰島
大十字級獵鷹勳章（1956年）
盧森堡
大十字級櫟樹王冠勳章（1957年）
荷蘭
大十字級荷蘭之獅勳章（1960年）
日本
勛一等旭日大綬章（1960年）
勲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1963年）
法國
大十字級法國榮譽軍團勳章（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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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阿丹拿基金會（Konrad-Adenauer-Stiftung）1962年成立，是有基民黨背景的政治性基金會，宗旨之一是向德國內外的優秀青年提供獎學金，培養學術人才和領導人才，並設立有「優秀人才培養研究所」（Institut für Begabtenförderung），負責管理獎學金。
- 阿丹拿四卷回憶錄在1965至1968年出版。
- Ahonen, Pertti.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West German Ostpolitik: The Role of the Expellee Organizations in the Adenauer Era.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March 1998, 31 (1): 31–63. JSTOR 4546774. doi:10.1017/S000893890001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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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i, Norbert.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BN 0-231-11882-1.
- Gaddis, John Lew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0-19-878070-0.
- Goda, Norman J. W. Tales from Spandau: Nazi Criminals and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521-86720-7.
- Granieri, Ronald J.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Konrad Adenauer, the CDU/CSU, and the West, 1949–1966.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ISBN 978-1-57181-492-0.
- Heidenheimer, Arnold J. Adenauer and the CDU: the Rise of the Leade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1960)
- Herf, Jeffrey.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674-21303-3. - Hiscocks, Richard. The Adenauer Era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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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chell, Maria.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Democracy: Politics and Confession in Modern Germ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ISBN 978-0-472-11841-0.
- Rovan, Joseph. Konrad Adenauer (1987) 182 pages excerpt and text search
- Schwarz, Hans-Peter. Konrad Adenauer: A German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in a Period of War,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Vol. 1: From the German Empire to the Federal Republic, 1876–1952..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5. ISBN 1-57181-870-7.
- Schwarz, Hans-Peter. Konrad Adenauer: A German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in a Period of War,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Vol. 2: The Statesman: 1952–1967.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7. ISBN 1-57181-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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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rad Adenauer" i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Macropedia)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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