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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排印學（typography）或字體排印，又稱為排版設計[1]、文字設計，是透過排版使得文字易認、可讀和優美的技藝。排印，是排列活字並且付印；而排版，是安排活字的方式，包括字體與字號的選取、欄寬與行高的設定以及字距的調整等。在西方設計領域，這項技藝常常被喻為「二維的建築」。[2]
字體排印側重於對不同樣式與大小的活字進行安排；與之相近的設計門類字體設計（type design），則是對字體本身形狀的描繪。儘管字體設計有時也被視為字體排印的一部分，然而不同分工的設計師對「字體排印師（typographer）」和「字體設計師（type designer）」並沒有相互認同。[3][4]
印刷技術的演進對字體排印的傳統與發展有着重要影響。排版的對象是活字。桌面出版技術引入的數碼字體，又可以視作是數碼活字。[5][6]在桌面出版時代和電腦普及之前，印刷文字的排版一直由專門人員完成，如排字工人、字體排印師、平面設計師、漫畫家等等。現代的文字編碼與字體技術使得排版作為一項技藝的門檻降低。正如英國科爾切斯特學院平面設計院院長，David Jury所言：「字體排印現已成為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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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排印學的英語「typography」來自希臘語的「τύπος」（týpos，意為「印」）和「γραφία」（grafía，意為「寫」）。[8]
漢語對於「typography」一詞的翻譯尚有爭議，「字體排印」和「文字設計」都是常見的翻譯名稱。其中「排印」是排列活字並且付印，也是「排版」與「印刷」的合稱。[9]
當代語境下的文字設計研究與實踐涵蓋面甚廣，廣義的文字設計概念涉及字體設計與應用、排版、書寫和書法。
在日常生活中，字體排印要素常見於以下情境：
活字的雛形或可追溯至公元前兩千年前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烏魯克和拉爾薩，磚塊上面不均勻的印花被視作有可能是活字思想雛形。[11]
最早用來排版的活字源於中國宋代，由工匠畢昇發明。畢昇的活字由膠泥製作，這項技術一直使用到清代之前。[12]元代的王禎是木活字的先驅，相比泥活字，木活字對外力的耐受性更好。[13]金屬活字同樣起源於東亞，但能夠確定的是，這一項技術並沒有西傳至比中亞更遠的地方。[14]
現代的鉛活字印刷工藝由古騰堡於1439年發明，時至今日仍然被使用。 [15] [16] [17] [18]使用這項技術排印出的第一本書是《古騰堡聖經》。
中國在唐代就已經出現雕版印刷術，公元868年的《金剛經》是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使用的技術即是木雕版印刷。唐代書法家輩出，使楷書的美學進一步成熟。這一時期的刊本字體也以楷書為主。
宋代官方刊書事業興盛，唐代勃興的印刷術於宋代達到巔峰。與此同時，宋代的印刷技術發展也極為迅速，已知最早的活字印刷術正是在宋代產生的。但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書籍發行量大，雕版印刷由於其更好的復用性，在近代之前一直是中國印刷技術的主流。[19]宋代刊刻字體最初仍然忠實於手寫楷書風格，唐代的楷書遺產成為了宋代刊刻字體的典範。宋代的三大印刷事業中心：浙江、四川和福建，分別以歐體、顏體和柳體為範本。隨着時間推移，三地的印刷字體各自獨立地出現風格化傾向，以至南宋時，宋刻本的印刷字體已與手寫楷書產生差異，呈現出更加堅硬的特質。宋代刊刻字體成為了後世仿宋體的樣本，在某些場合或地域（如日本），這一風格的字體又被稱為「宋朝體」。[20][21]
明代早期沿襲宋元刊本之制，以趙體和顏體楷書為主。正德至嘉靖年間，蘇州漸漸成為了文化商業中心，江浙一帶的刊本風格也相應地復興，歐體楷書重新流行並成為了主流。到了萬曆時，書籍需求量變大，逐利的書商促進了書籍製作的分工化，書工刀下的刊刻字體也變得更加地程式化[註 1][21]。這一時期的印刷字體出現了迅速的風格化過程，後世稱為「宋體」[註 2]或「明朝體」的字體走向成熟[22]。明永曆八年（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福建黃檗山萬福寺高僧隱元東渡日本，中國明代的印刷術傳至日本，排印與字體風格也在這一時期被引入[23]。
清代時受到明代中期書法家影響，產生了近似於今日印刷楷體的刊本楷書，日本稱之為「清朝體」。清代同時也是明朝體進一步成熟的時期[21]。到了近代，西方傳教士將西方的印刷技術傳至中國。北美長老會派遣姜別利在中國主持美華書館，此間創製了美華鉛字[24][25]。這套鉛字後被帶入日本長崎崎陽新塾活字製造所，成為日本近代明朝體活字的始祖[21]。
日本於近代受到西方的無襯線體影響創製了日文哥特體。一般認為，中文的黑體即源於日本的哥特體，它於20世紀初期傳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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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古典書籍採用直排，翻頁方向從左到右，這一排印習慣在一些地域仍被沿用。除此以外，頁面中行與行之間常常會印有框線，版心四周會印有邊欄線。東亞古籍排版以漢字為主，也會出現諺文、假名、八思巴文等。西學東漸時期，也偶有混排西文的案例。在東亞的古籍中，一般不為句讀設置空隙。
在紙質圖書剛產生不久，書籍的製作仍然沿用簡冊的形式，採用捲軸裝幀的方式。而後出現了包背裝與蝴蝶裝，在這兩種裝幀方式中，紙張只有一面被印刷。在裝幀時，需要將每張頁面沿中線對摺。這種需求導致了「象鼻」和「魚尾」排印元素的產生，即紙張中線上印刷的對齊標記，以方便書籍製作人員對散頁進行裝訂。[27]
自西方傳教士將現代印刷技術引入中國，再到相關技術和現代觀念傳至東亞其他地方，東亞傳統的書籍範式和文字排印方式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平裝書取代了傳統的書籍裝訂方式，導致魚尾和象鼻排印元素的消失。一部分西式標點符號和類似於西文的標點排印方式也被引入東亞的字體排印中。為適應於鉛字，出現了系統性的字號規制，書籍中的字體變小，欄線和邊框線被鉛條形成的間距和花邊取代。混排西文的機制日益成熟，為了適應大量混排西文或是公式的學術文獻，從左至右、自上而下的排版書寫方式開始出現於東亞文字中。[27][25]
在古騰堡的鉛活字印刷術被發明出時，15世紀中葉的歐洲已經有了3000年的手寫字設計歷史，這成為了系統性排版技藝形成的天然範本。平織體（英語：textur），具有強烈哥特氣質、用於抄寫經文的字體，成為了西方活字的第一個範本。著名的古騰堡聖經（亦稱「四十二行聖經」，因為原本以每頁42行排版）即是用平織體活字排印而成。使用哥特體排版也成為了德國字體排印的一大傳統。[28]
在意大利，沉重的哥特風字體很快被威尼斯式（英語：Venetian，又稱「舊式」，英語：old-style，或英語：antiqua）字體所取代。古羅馬碑刻上的大寫字母被套用在了歐式幾何的模板下，與古典主義建築的柱式相類比。這些大寫字母的結構與比例被認為是完美的，鋒利的襯線成為了西方文明中字體排印的理想形狀。古羅馬的帝國大寫體（英語：inscriptional capitals）最為著名的樣本是建於公元113年的圖拉真柱上面的碑文。
意大利人對古典文化復興心切，15世紀的人文主義學者試圖從古代抄寫經文的字體中尋找可以匹配帝國大寫體的字體。到了活字在意大利開始興盛時，人文主義手寫體演進成了著名的人文主義小寫體，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熟知的威尼斯式或舊式襯線體。[29]
法國文字設計風格的典雅要歸功於16世紀的字體設計和排印大師克洛德·加拉蒙，Garamond字體即受他的影響所作。
17~18世紀，受到巴洛克風格和洛可可風格的影響，過渡襯線體開始出現。
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進步，商品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而來的傳單和廣告為了吸引眼球，往往風格花哨。維多利亞時期的字體排印作品常常充滿着字體的堆疊和濫用。[30]
這一時期在排印風格上並沒有太大創新，顯著的不同是埃及體的產生。
國際主義風格於20世紀20年代萌芽，20世紀50年代興起。國際主義字體排印風格主要特徵有：網格佈局、非對稱排版和無襯線體的運用等。
照相排版源於20世紀中葉。早期的照相排版原理，是利用光學設備將光透過照相活字底片投射到相紙，再利用相紙產生膠版。而膠印與鉛字印刷不同，是一種平版印刷（後者屬於凸版印刷），二者的印刷質地有着很大不同。由於照相排版的光學特性和平版印刷特性，其排版印刷效果相比於傳統的鉛字排印要更加柔和；同時也更加輕便，更加快捷，節省了金屬和人工的耗費。
在個人電腦出現後，桌面出版技術也隨之流行，製版工藝從物理方式遷移到電腦輸出。最早的桌面出版技術由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於20世紀70年代開發。[31][32]同一時期，高德納的《電腦程式設計藝術》重印，此時正處於鑄排被照相排版大幅取代的時期。高德納不滿其排印效果，便萌生了開發數碼排版系統的想法，並於1978年發佈了TeX的第一個版本。時至今日，TeX仍然在學術與技術寫作領域被廣泛運用。[33]
Aldus的排版軟件PageMaker是早期的所見即所得排版軟件，且在20世紀80至90年代的桌面出版領域取得了重要地位。1994年，Adobe公司收購了Aldus。後來取代PageMaker在出版領域地位，並使用至今日的排版軟件有QuarkXPress和Adobe InDesign等。
現代的數碼字體技術為實現高級的排版特性提供了保證。現代桌面出版的標準技術之一PostScript，由Adobe開發。為了與Adobe的PostScript字體相對抗，微軟與蘋果在20世紀80年代推出了TrueType字體。90年代，微軟與Adobe在TrueType和PostScript字體的基礎上擴充，又共同制定了OpenType標準，該標準仍然在發展與變更中。[34]
除了用於印刷的紙質媒介，字體排印傳統隨着技術進步也被應用於屏幕上的文字顯示。HTML與層疊樣式表成為了Web字體排印的技術標準，被廣泛用於網頁和電子書等媒介中的文字排版。
傳統上，文字排版要做到容易閱讀、清晰瞭然，選擇視覺效果可以在無形中滿足需求的字體，能夠讓讀者在不察覺的情況下流暢地瀏覽文字材料。好的排版對讀者是透明的，日本設計師高岡昌生曾言，「好的排版被隱匿在閱讀之中」。[35]
在當代字體設計與字體排印中，字型（英語：font）和字體（英語：typeface）的含義在趨同，而在金屬活字時代，「字型」是一套特定大小鉛字的集合，而「字體」則包含同一字體風格所有大小的鉛字。[36]同一字體家族可能會包含有不同的粗細，這一特性被稱為字重。有些字體家族也會包含不同的寬體（英語：wide/extended）和窄體（英語：narrow/condensed）。傳統上，鉛字的設計會為不同的字體大小做優化，而在桌面出版時代，向量字體的產生使得所有大小的同一字體可以共用相同外觀。為了彌補這一技術進步所產生的缺陷，同一字體家族也可能會設計不同的視覺尺寸（英語：optical sizes）來適配不同字號排版對字體的需求。在西文正文字體設計中，多數情況都會創製一套正體和對應的意大利斜體。
字體排印要素需要依文本的題材確定——散文、小說、教育、科學、宗教等不同的題材都對字體的選用和排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現代書籍排印中，中文和日文習慣上使用明體作為正文字體，西文則習慣於使用襯線體，二者的選取都是對各自排版與書籍設計傳統的傳承。
排版是對活字的空間排列，在排版中，間距的安排尤其需要注意，包括字符間距（英語：tracking）、字偶間距（英語：kerning）、詞距、擠壓、縮進、懸掛、行距、段落間距和頁邊距等。語言習慣、書寫正確和排印傳統也是排版中需要考慮的問題，例如斷詞（英語：hyphening）、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與合字的使用等。在排版實作中，不同文種混排時的基線處理、文字注音（漢語拼音、注音符號和振假名等）、行間注等因素也是現實需求和考量方向。[37]
易認性和可讀性是字體排印的主要目標和準則，這兩個形式相似的詞，在字體排印學上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側重於字符的可辨識程度，而後者偏向於閱讀文段的舒適度。
易認性和可讀性的影響因素也是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例如在20世紀30~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Miles Tinker對排版與閱讀之間關係的經典研究。研究透過讓被試尋找文段中前後不一的詞語來測試閱讀速度，並引入不同的字體排印因素進行測試——包括字體樣式（小寫、全大寫、斜體等）、字體大小、行長、行間距、字體風格等。[38]
易認性（英語：legibility）是單個字符可以相互區別的難易程度。Walter Tracy指出，易認性是文字「可判讀和識讀的品質」。[39] 易認性有助於公共設計中的無障礙建設，也是實施導視系統項目的考慮因素之一。相應地，字體選用是導視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40]
字體設計因素的設定和選取會對文字的易認性產生影響，排版中對字體和樣式的選用同樣會產生易認性的差別。在西文排版中，經典的襯線字體和無襯線字體往往具有良好的易認性，而哥特體、變形字體和一些手寫字體的易認性良莠不齊。[41]相類似地，中文的基礎字體——宋體、仿宋、楷體與黑體也具有良好的易認性，而美術字體或書法字體的易認性表現不一。字懷造型或漢字中宮的大小也是影響易認性的因素，一般認為大且開放的字懷、寬闊的中宮可以提升文本的易認性。[42][43]
可讀性（英語：readability），與易認性強調單個字符的識別相對，指整篇文本閱讀的難易程度。可讀性高的文本可以減輕讀者閱讀負擔並提升閱讀效率，也對閱讀能力不佳的人有所幫助。
字體排印要素，例如頁邊距的使用、詞距和行間距的運用，都會影響到文本的可讀性。一般認為，字母比例勻稱、間距使用合理、欄寬行長適宜、版面灰度勻稱的文段具有較好的可讀性。[44]
字體排印中的審美考量不僅包括使字體間搭配相協調、字體大小合理，也要求設計者的排版和板式佈局富有韻味、吸引讀者。字體排印師們也往往會訂立一些準則，甚至是戒律，來保證排版的美觀合理。例如Paul Felton曾經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字體排印的十條戒律[45]：
字體排印領域的戒律版本頗多[46][47]，但對於有經驗設計師來說，循規蹈矩不是必須的。
在報刊[48]、學術期刊、政府公文等嚴肅場合，為保證行文風格和排版樣式的得體和一致性，相關機構往往會制定樣式規範或風格指引供寫作者參考。例如APA格式是使用廣泛的社會科學風格指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標準《國家行政機關公文格式（GB-T 9704-2012）》是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文格式推薦標準。這些樣式規範或風格指引都規定了相關內容的用語或格式，明確了其中字體排印要素的規範。
展示文本的排印可以和負空間或圖像結合，將文字同圖像相關聯與溝通。在平面設計中，文字展示是重要組分，在導視設計中，文字排印對易認性的影響也至關重要。
展示文本的排印常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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