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6](又稱土木之變或己巳之變),是指明朝正統十四年[註 1]八月十五日(公元1449年9月1日),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北伐瓦剌後退途中,於北直隸宣府鎮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遭遇瓦剌軍襲擊,慘敗被俘的事變。同時也是正統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十五日期間,明朝和瓦剌在大同、宣府兩地爆發的一系列軍事衝突的統稱。
土木堡之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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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戰爭、瓦剌攻明之戰的一部分 | |||||||
土木堡之變示意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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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大同守軍: 遼東守軍: 甘州守軍: 明英宗親征軍: 留守京師: 郕王朱祁鈺 駙馬都尉焦敬 |
宣府進攻軍: 甘州進攻軍: 阿樂[3] | ||||||
兵力 | |||||||
陽和之戰:
| 約九萬[4] | ||||||
傷亡與損失 | |||||||
明英宗親征軍: 不少於10萬[5],大量官員戰死。 明英宗被俘虜。 | 萬餘 |
明英宗遭俘後被拘往北方囚禁,因此明朝史學家在史書中將該事件諱之為北狩。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對外政策開始由攻勢轉為防禦的標誌性事件。[7][8]
背景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宣宗的兒子英宗繼位時年僅八歲,不諳世事。太皇太后張氏為其選定了前朝重臣五人,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濙,及並稱為「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然而,小皇帝對五位大臣的經筵、政務毫無興趣,反而重視身邊的司禮監太監王振。王振入宮前本是個頗知詩書的儒學教官,進宮後負責教小太監讀書識字,故人稱「王先生」。他為人乖巧,善察言觀色,作為英宗的貼身宦官,經常安排英宗遊獵騎射、巡幸西苑,討得英宗歡心。有了皇帝作靠山,王振漸漸染指朝廷事務,但因太皇太后張氏全力支持三楊輔弼朝政,一切政務皆歸三楊處理,王振忌憚太皇太后威望,不敢公然干政,朝廷風氣尚不至於敗壞,《明史》稱正統初年「天下清平,朝無失政」。正統五年(1440年),三楊中的楊榮去世,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去世,王振利用明英宗親政的機會,開始獨斷朝綱,擅操權柄,侵佔內閣職權。然而楊士奇、楊溥束手無策,既不敢拼死上諫,也不願與其和衷共濟,僅僅劃清界限,明哲保身。張輔一介武夫,毫無執政經驗;胡濙雖是禮部尚書,但並無政績才情可言,期間「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最後被劾入獄,「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9]」,此二人與三楊並立顧命大臣實乃濫竽充數[10]。至正統十一年,三楊盡皆去世,而新任閣臣曹鼐、張益等又無法鉗制王振權力,「內閣權一歸振[11]」。
正統年間,農民土地被封建大地主侵吞、兼併,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徵發、層層加碼的稅款折磨苦不堪言,旱災、水災、蝗災在全國各地頻繁發生,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成為流民。流民又形成造反起義的主要力量,正統十二年至十四年間,閩、浙、粵、贛、貴等地紛紛爆發農民運動,其中以葉宗留、鄧茂七、黃宗養等人的起義聲勢最為浩大,發展至數萬人,明廷邊剿邊撫,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軍疲於應付。
在西南邊陲麓川,又有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思任發父子起兵作亂,以黔國公沐昂、兵部尚書王驥為首的主戰派認為西南邊患已久,反覆無常,「在所必誅」。太監王振亦從旁鼓吹戰爭。而身為顧命大臣的大學士楊士奇為求自保,態度曖昧,既不敢公開反對,也沒有力主撫邊。正統六年(1441年)明英宗下令發兵征剿,是為麓川之役。此役導致雙方深陷長達十餘年的戰爭泥潭,王驥三征麓川,徵發近50萬兵力,亦未能完全剿滅思任發勢力,最終與其幼子思祿約定,雙方金沙江邊立石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12]」。思祿聽命,王驥班師。明廷因此耗費大量軍資,「府庫為竭」,國力斫損。為彌補財政空虛,又加大了對其他地方的徵稅,進一步激化了地方矛盾。為鎮壓南方各地的農民運動及叛亂,大量軍隊調往南方作戰,削弱了北方守備力量。
明朝建立後,北邊蒙古仍然反覆騷擾,嚴重威脅明廷的統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多次北征,沉重打擊了蒙古游牧勢力,為鞏固邊防,又設立九邊重鎮。初設立時,常駐軍的給養大多依賴軍屯,自給自足。然而至宣德年間,侵佔軍屯的情況便十分嚴重,時任陝西巡按張勗反映「大同屯田多為豪右佔據」,軍餉嚴重不足,只能由國家財政支出,軍餉問題成為明朝中後期統治者無法解決的死結。
在軍隊衛所服役的士兵生活異常艱苦,月糧過低,又常被軍官剋扣,難以養家,軍心渙散。因此軍隊逃兵的現象屢禁不止,甚至有士兵「相聚為盜賊,或興販私鹽[13]」。正統十三年(1448年)四月,兵部奏報「清勾軍士共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今止清出六萬一千二百人。其未清出之數,較之已清出之數殆十倍之。」地方各級軍政長官對逃兵問題不予約束,甚至故意放縱,既侵吞了原來士兵的軍餉,又能藉此勒索逃兵及其家屬,中飽私囊。正統年間,山東巡按御史李純視察某百戶所,竟發現規定的120人行列,僅剩1人未逃。除了逃兵問題,士兵被軍官占役的情況亦屢禁不止,既荒廢了軍事操練,也影響了軍屯的收入。大量士兵儼然成為了軍官的家丁,被軍官指揮「出境捕魚」「造私居第」,邊備廢弛。 而士兵武備的不堪,更嚴重影響了衛所軍的作戰能力。正統初年,陝西沿邊衛所官軍反映「缺少軍器以千萬計」,陝西副都御史向英宗報告稱「軍士披執器械皆不堅利」。工部也上奏稱打造盔甲軍器六萬四千餘件,將士反映「多不如法」,鎮守薊州總兵官都督同知報告沿邊守關官軍缺衣少甲。原因除了財政不支,更多的是各級軍官工匠剋扣物料、分潤自肥。邊軍作戰能力低下,也是導致土木堡之變的重要原因。
12-14世紀,由所謂「林中百姓」(hoi-yin irgen)演化而來的斡亦剌(即後來的瓦剌)部是蒙古西北部[註 2]的重要部族[15],他們曾與鐵木真家族聯姻[15],但長期作為蒙古的附屬存在,直到十五世紀初才有反客為主的契機。
正統四年(1439年),瓦剌首領脫懽死,其子也先嗣位。脫懽在位時,兼併太平、把禿孛羅等部,統一了瓦剌,立蒙古黃金家族後裔脫脫不花為大汗,脫懽自任太師,實掌大權,統一了漠北諸部。也先繼位後,實力進一步壯大,自稱太師淮王。經過脫懽及其子也先的經營,瓦剌勢力強盛,時刻窺伺中原地區。也先不從脫脫不花號令,脫脫不花與也先分別先各自遣使來明朝貢,明朝也都予以承認和接納,分別給予賞賜。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貢的同時,不斷擴張其勢力,騷擾明朝北方邊境。[16][6]
自正統九年(1444年)起,瓦剌便在積極準備大規模進攻明朝,並對明朝北部邊境外的部族展開了一系列軍事行動[17]。正統十年(1445年)也先攻入哈密衛,次年征服兀良哈三衛,再次年又攻入沙州衛、赤斤蒙古衛與罕東衛等嘉峪關西三衛[17],徹底控制了蒙古漠南、漠西、漠北,日益形成對明朝的威脅。當時明廷許多官吏都認識到這一問題,力主警惕戒備。但當時正值王振擅權,也先因而與王振結納,王振對明朝邊境北部邊防不作任何戰備措施,甚至還不斷指使其親信大同鎮守太監郭敬「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瓮盛之以遺瓦剌使臣」,而也先則「每歲以良馬等物資」賄賂和報答王振和郭敬。[8]
起因
正統十三年十二月(1448年),也先和諸蒙古首領遣使向明朝貢馬,虛報人數以冒領明廷賞物。其中,屬於脫脫不花汗的使臣號稱有471名,實際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號稱2,257名,實際只有1,358名,買賣回回號稱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來實際使臣數量共計2,524名,比號稱的少了1,074名[18]。司禮監王振核實使者人數後叫禮部按實際人數發給賞賜,又將貢馬削價五分之四,僅付給索求諸物的五分之一。
也先貢使稱:「此聘禮也(供馬為迎娶明朝公主聘禮),」明廷答覆:「詔無許姻意(沒有許婚這回事)」。原來事前也先遣使向明朝入貢,重金賄賂翻譯官員,探聽明廷的虛實。也先還曾提出過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明朝翻譯官員私下許諾,事後尚未奏報明廷。也先以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貢馬作為聘禮。事後也先以明朝刁難貢使並撕毀婚約及隨意克減歲賜為由,集結軍隊出兵大舉進攻明朝邊境。[19][20]
過程
正統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諸部,兵分四路進攻明朝邊境。脫脫不花以兀良哈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圍赤城,又遣別騎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參將吳浩於貓兒莊(今山西陽高縣北一帶)迎戰瓦剌,兵敗戰死。[21]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四員將領各率兵一萬赴陽和口(今山西陽高縣西北)防禦。緊接着,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左參將石亨等率明軍與瓦剌戰於陽和。由於太監郭敬從中作梗,致使明軍大敗,全軍覆滅。宋瑛、朱冕戰死,石亨單騎奔還逃回大同城內,郭敬躲藏在草叢中才躲過一劫。[22][23][6]也先軍隊銳不可擋,大同明軍交戰失利。塞外城堡,接連失陷。明軍幾經接戰,前線敗報頻傳[24],太監王振此前曾有主導遠征雲南麓川土司獲勝的功績,此時希望借與蒙古開戰的機會繼續擴權,因而蠱惑明英宗御駕親征。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則認為「邊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將士用命,必可圖勝」,朝廷應以守為主,勸諫英宗「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但英宗不聽,在不知瓦剌軍隊主力方向的情況下,詔令迅速集結軍隊,兩日內出兵討伐也先。[25]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顧吏部尚書王直等群臣反對,偕同王振率軍五十餘萬御駕親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鈺負責留守京師。[5]此次出征,詔下兩日五十萬大軍即匆忙集結啟程,各項準備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亂。[7]親征詔書下達後,英宗對文武大臣的多次勸諫置之不理。英宗雖然名為親征,但軍務大事皆由監軍太監王振決定,將領處處受王振節制,無法按己意指揮作戰,而王振不懂軍事,指揮接連失當,致使明軍屢戰屢敗。明軍出京西行,之後前方敗報頻傳,一路伏屍蔽野,軍隊士氣低落,加之風雨交加,眾皆危懼,軍紀大壞。隨軍群臣多次上表勸諫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陣前助威。大軍尚未到達大同,明軍已經開始缺糧。士兵飢疲交加,沿途多有殭屍。而瓦剌軍隊佯敗避戰,引誘明軍深入險境。[25][26][6]
八月初一,明軍到達大同。初二,英宗駐蹕大同。王振又下令繼續向北進軍,途中眾文武大臣多次勸諫。兵部尚書鄺埜冒死闖進英宗行在「力請回鑾」,戶部尚書王佐整日跪伏在草叢中,請求皇帝南還,欽天監監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勸,皆為王振叱回。學士曹鼐說:「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豈可輕進!」王振生氣地說:「倘有此,亦天命也」。[27][7]不久駙馬都尉井源戰敗的消息傳來,鎮守太監郭敬秘告王振以現在的形勢斷不可再向北前進,此時王振才開始打算班師。[28][29]次日遂起兵班師返程時,大同總兵郭登告訴學士曹鼐等人,車駕宜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進入,王振不聽。王振想讓明英宗從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經過,行四十里後,怕大軍過境時損壞莊稼,又急令軍隊東回宣府,此時瓦剌大軍已經追至。[30]
八月十三日,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領的蒙古騎兵大敗,兩人戰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三萬騎兵前去阻擊瓦剌追兵,至鷂兒嶺時遭瓦剌伏擊,全軍覆沒。同日英宗一行抵達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東南),離懷來城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餘輛輜重車還未到達,下令就地宿營。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儘快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王振卻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鄺埜說:「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王振更加生氣,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無水泉,各處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軍隊佔據。[31][32]
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繼續前進,但瓦剌大軍已經逼進,不敢動。明軍人馬無水可飲已達二日,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也被瓦剌軍隊控制。瓦剌軍隊從土木堡麻谷口大舉進攻,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瓦剌援軍仍不斷增加[33]。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詐和,以鬆懈明軍。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詔書,派遣二個通事(通譯)與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緊急下令移營,軍隊行軍秩序列大亂。明軍南行三四里,瓦剌大軍突然折回,「四面攻圍」,明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瓦剌鐵騎進入明軍陣中,大喊脫掉盔甲丟棄武器者不殺,明軍很多裸體而死。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從臣只有蕭維楨、楊善、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34][35][36]
混亂中,護衛將軍樊忠在皇帝身邊用棰將王振捶死,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在突圍時殺死數十人後戰死。明英宗突圍不成,下馬盤膝面南坐,不久被俘。此役明軍死者數十萬,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余疲卒不及十萬。隨從文武大臣陣亡五十餘人。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掠奪。[37][38][39][40]太監喜寧投降,後將中國虛實告訴也先。[41]
事變發生後,因主力全軍覆沒、國君北狩、英國公與四部尚書侍郎喪命,南邊一時大亂[註 3],甚至有朝堂南遷之議[43]。英宗生母孫太后臨危攝政,決意據守京師,並於八月十八日任命郕王朱祁鈺監國[44]、八月二十日立朱見深為太子[45],任用于謙等人進行佈置。
陣亡名單
- 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
- 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
- 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47]。
- 龔全安,蘭谿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左通政。歿贈通政使。
- 黃養正,名蒙,以字行,江西瑞安人。以善書授中書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歿贈太常卿。
- 戴慶祖,溧陽人,王一居,直隸上元人。俱樂舞生,累官太常少卿。歿俱贈太常卿。
- 包良佐,字克忠,浙江慈谿人。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 鮑輝,字淑大,浙江平陽人。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數有建白。
- 張洪,福建安福人。黃裳,字元吉,曲江人。俱進士,授御史。
- 魏貞,直隸懷遠人。進士,官御史。
- 申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拜四川道御史。
- 尹竑,字太和,四川巴縣人。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俱進士,官御史。
- 林祥鳳,字鳴皐,福建莆田人。由鄉舉授訓導,擢御史。
- 齊汪,字源澄,天台人。以進士歷兵部車駕司郎中。
- 程思溫,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俱進士,官員外郎。
- 俞鑑,字元吉,桐廬人。以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
- 張瑭,字廷玉,慈谿人。進士,授刑部主事。
- 尹昌,吉水人。進士,官行人司正。
- 羅如墉,字本崇,廬陵人。進士,授行人。
- 劉容,太僕少卿。凌壽,尚寶少卿。
- 夏誠、孫慶,皆御史。
- 馮學明,郎中。
- 王健,員外郎。
- 俞拱、潘澄、錢昺,皆中書舍人。
- 馬預,大理寺副。
- 劉信,夏官正。李恭、石玉,序班。里居悉無考[48]。
- 樊忠,護衛將軍。
- 王振,司禮太監[40]。
影響
土木堡一戰,明軍死傷過半。京軍精銳毀於一旦,武將重臣多人戰死。太監喜寧投降,為討好也先,向瓦剌透露了明朝的情報。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底,也先在喜寧的建議下,以「奉皇帝還」的名義,率軍挾持英宗再度南侵,明朝遭遇到開國八十多年以來所未曾有的嚴重危機。[49]英宗兵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為了穩定局勢,廷臣聯合奏請皇太后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鈺為帝,遙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50]明朝命兵部尚書于謙率軍迎戰進攻北京的瓦剌軍,引發京師保衛戰。[25][6]土木之變削弱了明朝的邊防力量,明朝此後不再大幅擴張疆土,改為大幅修建長城,加強北方邊防。
其他觀點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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