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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英語：public intellectual），簡稱公知，是指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分子[1]，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在中國大陸，這個稱謂興起自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欄目。[2]
「知識分子」概念的興起，源於法國19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左拉在《震旦報》上發表著名長文「我控訴」，對製造冤案的法國軍方進行指控，成為近代知識分子登上舞台的標誌性事件。無論是作為作家的左拉，還是巴黎高師圖書館館長埃爾（lucien Herr），這些中流砥柱的抗議者自身都不是法律專家，僅僅出於社會道義感和積累的職業聲望而參與到公共事件中。「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從誕生開始就具有不言自明的公共性。[3]
公共知識分子一詞一般用來描述那些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討論的知識分子，尤其指那些具有一定學術學位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存在以必要的言論空間為前提。[4]公共知識分子被認為需要定位和回應社會問題，並有望成為真正的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應當「喚起大眾對真理、審判和品味的評判」。[5][6]在《知識分子的代表》演說中，愛德華·薩義德認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並一直做一個社會外部的人，過自我放逐的生活並保持位於社會邊緣。」[7]
事實上，知識分子常具有某種意識形態或哲學思想。例如英國工黨安東尼·紀登斯的第三條道路[8]。捷克知識分子瓦茨拉夫·哈維爾認為：「政治與知識分子是連結的，而且那些由政治家擁護的知識分子的道德思想事實上還是屬於知識分子。另外最好應該避開那些烏托邦主義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普遍見解』以免傷害到公民社會。」
王丹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出現了三代公共知識分子。第一代包括胡適、陳獨秀、殷海光、李大釗、魯迅、陳寅恪、傅斯年、梁漱溟、胡風、丁玲、羅隆基等，第二代包括李澤厚、包遵信、王若水、郭羅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許良英、戈揚、王軍濤、陳子明、蘇曉康、李慎之、劉軍寧等，第三代包括劉曉波、許志永、艾未未、李銳、韓寒等。[9]
2003年4月3日，賀衛方、孫立平、馬立誠等學者和一些媒體工作者曾圍繞「媒體與公共知識分子」問題進行了討論。[10]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刊登「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其中包括[2]：
- 經濟學家：茅于軾、吳敬璉、溫鐵軍、張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 法學家、律師：張思之、江平、賀衛方
- 歷史學家：袁偉時、朱學勤、秦暉、吳思、許紀霖、丁東、謝泳、沈志華、易中天
- 哲學史家：杜維明、徐友漁
- 政治學家：劉軍寧
- 社會學家：李銀河、鄭也夫、楊東平、周孝正
- 作家、藝術家：邵燕祥、北島、李敖、龍應台、王朔、林達夫婦、廖冰兄、陳丹青、崔健、羅大佑、侯孝賢
- 科學家：鄒承魯
- 公眾人物：華新民、王選、高耀潔、阮儀三、梁從誡、方舟子、袁岳
- 傳媒人：戴煌、盧躍剛、胡舒立
- 專欄作家、時評家：林行止、楊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 致敬：殷海光、顧准、王若水、王小波、楊小凱、黃萬里
文章一出，方舟子快速發文表示「辭去網絡意見領袖」一職，其認為調查發現整篇文章非常可笑，屬於一種現代「捐官派」作品，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到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卻有了捐學者文人現在還能捐公知領袖，方舟子還抓到王怡在網上說漏嘴，這次名單是王怡朋友們弄出來的，目的主軸為了幫他抬身價，推出一個互聯網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神話。[11]
文章發出後，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指控「公共知識分子」概念「其實質是離間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和人民大眾的關係」。隨後，《光明日報》也刊發文章稱，「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所謂獨立性和批判性，其實質是要通過宣揚所謂的知識自主性來與我們黨和國家爭奪話語權，不利於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穩定」。[3]
2011年，博訊評出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12]包括劉曉波、賀衛方、崔衛平、茅于軾、杜光、杜導正、江平、焦國標、辛子凌、吳稼祥、陳子明、夏業良、徐友漁、劉軍寧、袁偉時、鄢列山、于建嶸、余世存、應克復、周瑞金、張思之、資中筠、沙葉新、張鳴、周志新、任志強、胡舒立、胡平、蔡楚、陳破空、何清漣、廖義武、廖天琪、李劍芒、李曉蓉、劉亞偉、蘇雨桐、吳國光、王軍濤、王澄、萬延海、蕭強、夏明、楊恆均、楊建利、馮崇義、陳維明、鄭永年、張裕、陳志武、陳丹青、北風、長平、陳平、金鐘、閭丘露薇、錢鋼、張成覺以及龍應台。[13]
2012年11月27日，搜狐專題《是誰搞臭了「公知」》認為，部分說法為公知群體針砭時弊，對社會淨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積極作用。[14]但在中國大陸部分公知主張對政府和體制反抗，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觀點不加辨別的盲從，其中更有甚者故意捏造虛假信息攻擊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見者的行為，也受到批判。[14]
新疆異議漫畫家變態辣椒於2014年8月遭遇全網封鎖。變態辣椒的漫畫作品，以對領導人的針砭時事為主。對於官方形塑他為叛國「精日」，他在2016年2月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採訪時感到遺憾，並分享在習近平於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前公知蓬勃發展的情況[15]。
香港異議人士陳冠中指出：「『公知』作爲一個縮略的名詞，是不會被污名化的行爲所玷污的。一個要污名化知識分子的社會，正是最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也肯定會讓很多人不快。」[16]
2006年3月4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王紹光在《南風窗》的專訪中說：「有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嚷嚷兩句、批評兩句，但是從來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學術搜索去查，有些所謂非常『著名』的學者，幾乎從來不被學術刊物引用，也沒有幾篇文章發表到學術刊物上。他們的文章往往只有強詞奪理的觀點，沒有腳踏實地的研究。我現在不願點名，但是有一批這樣的人，只有觀點，非常武斷，而且往往是錯誤的，但是不需要論據、不需要論證過程。」[17]
2011年10月30日，被認為是「公知大本營」的《南方都市報》也發文抨擊，部分公共知識分子「開始自我感覺良好地轉向，自我升華、乃至自我真理化了，儼然一副『青年導師』的面貌自居，以一種智識上的優越感在指點江山、點撥眾生」；特別是在社會有重大的事件發生時，特別是自焚、暴力行動等，更是他（她）們最佳的語言演練時刻，「他們或是應用逆向思維，或是使用學術理論，或是生僻與驚悚名詞（如『改良』與『革命』等）。總之，在說話的時候，他們像極了不食人間煙火、不諳人間疾苦的理性帝，永遠理性、永遠真理在握，永遠覺得他們會有更好的指導辦法、可惜都沒聽他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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