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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用法，請見「康德 (消歧義)」。伊曼努爾·康德（德語：Immanuel Kant；德語發音：[ɪˈmaːnu̯eːl ˈ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為啟蒙時代著名德意志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其學說深深影響近代西方哲學，並開啟了德國唯心主義和康德義務主義等諸多流派[10]。 並且影響後世，誕生了新康德主義。康德是啟蒙運動時期最後一位主要哲學家，是德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11]。他調和了勒內·笛卡兒的理性主義與法蘭西斯·培根的經驗主義[10]，被認為是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後，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康德有其自成一派的思想系統，其中核心的三大著作被合稱為「三大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這三部作品有系統地分別闡述他的知識學、倫理學和美學思想[10]。《純粹理性批判》尤其得到學術界重視，標誌着哲學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本體論轉向認識論，是西方哲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此外，康德在宗教哲學、法律哲學和歷史哲學方面也有重要論著。康德哲學理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認為將感性直觀（經驗）轉化為知識的能力——純粹知性概念（即「範疇」），以及將知識外的理念（如上帝，靈魂不朽，自由意志）加以實踐的能力——純粹理性概念，都是理性的功能，是人與生俱來的，沒有它們我們就無法理解世界。[12]
他的認識論與倫理學分別是論證知識和道德的，他批判和吸收了英國經驗主義（休謨、貝克萊）與歐陸的理性主義（主要是沃爾夫-萊布尼茲的理性傳統），對德國唯心主義（費希特和黑格爾）與浪漫主義影響深遠。認識論(《純粹理性批判》)與倫理學(《實踐理性批判》)構成康德哲學的兩大部分，前者關於「現象界」；後者關於「意志自由」是對立和二分的。兩者的中介成為康德「批判哲學」的終結思，自然與自由的溝通和統一就在於《判斷力批判》中。[12]此外他還曾針對太陽系的形成提出第一個現代的理論解釋，即康德-拉普拉斯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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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在《德國宗教及哲學史概觀》中概括了康德的一生。
| “ | 記述康德傳記是困難的。為甚麼呢？因為他沒有生活，也沒有事件。他在柯尼斯堡閑靜偏僻的小路上，度過了機械地定規的差不多是抽象的獨身生活。…這個人外面的生活，和他那破壞的、粉碎世界的思想，是奇妙的對照！…思想界偉大破壞者康德，在恐怖主義上，是遠為羅伯士比爾所不及的。[13] | ” |
康德終生恪守書齋，從未參與任何重大的現實鬥爭。縱觀其一生，學術乃是生活中第一大事，餘皆庸常[14]。哲學自然是他至高的成就，不過其研究並不完全以之為主線。他畢生追求真理，不斷改進他的學說，使其更加精確，日益完美[15]。而這個無比豐富的精神世界就體現在個人著述和教學中。
康德是柯尼斯堡最值得驕傲的兒子[16]。然而1724年4月22日清晨5點當他在普列戈利亞河上的克奈普霍夫島（Kneiphof）降生之時[11]，這座城市還尚未設立。直至6月13日，島上市鎮才正式與河北岸的柯尼斯堡老城和勒伯尼希特併為一處[17]。
新城的規模和人口超過了首都柏林，是普魯士王國最大的城市[17]。與東普魯士其他城市一樣，儘管商路繁盛、產業興旺，但是受軍國政策拖累，居民生活困苦[18]。城中大學是波羅的海教育中心[17]，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因大幅削減經費而導致學術水準下降[19]。
市民來自德語區全境，宗教改革引發遍及歐洲的異端迫害之後，也出現了外邦人[19]。康德的曾祖父就不會說德語，有波羅的海沿岸血統。祖父成為一名皮匠，把手藝傳授給康德的父親喬治，二人都擅長製作皮面馬鞍。喬治移居柯尼斯堡馬鞍匠大街（Sattlerstraße），與同樣出身皮匠世家的康德母親安娜成婚。妻方的其他親屬也從事染色、鞣製、製鞋等皮革相關行業。
與德國啓蒙運動時期的諸多學者和偉人一樣，康德出身貧寒。喬治夫婦一共生育了9個孩子，伊曼努爾·康德排行第四，但除他之外只有一個姊姊、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活到成年。他的全家都是虔誠的新教徒，康德在出生翌日就受洗，而且由於其生日是普魯士曆的「以馬內利日」，得到教名以馬內利（Immanuel），並且成為他日後的名字。
母親對他影響尤其深遠。康德在自傳中寫到：「她為我種下第一粒善的種子，使我的心靈朝向大自然，喚醒並擴大了我的智力，她的教誨對我一生都有極大的影響」。母親很珍視這個身體羸弱的兒子，還引導他皈依虔敬主義。康德在成年後很重視虔誠派的道德修養。
幼年康德向牧師弗朗茨·阿爾伯特·舒爾茨（Franz Albert Schultz）學習。1732年，康德在母親的支持下進入舒爾茨任校長的腓特烈學院（拉丁語：Collegium Fridericianum），着重接受拉丁文的教育。
1740年進入柯尼斯堡大學。根據康德自傳，他先是攻讀神學，但是相關的文件已經遺失，無法查證。值此同時，腓特烈·威廉一世駕崩，個人素養很高、較為支持科學的腓特烈二世繼位，普魯士的學術發展面臨轉機。康德在大學裏面很快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同時學習了哲學、物理和數學。邏輯與形而上學教授馬丁·克努岑向他介紹萊布尼茨和牛頓的學說。
康德在大學四年級開始撰寫物理學論文，由於母親已經身故，家中財力不支，他經常中斷學業，接受救濟。1746年，康德完成第一篇作品《論對活力的正確評價》（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所謂「活力」（lebendige Kraft），就是動能，康德試圖調解笛卡兒和萊布尼茨的關於動能與速度還是速度平方成正比的矛盾，他建議分情況使用兩個公式。這篇論文沒有選用拉丁語，而是以德語寫成。
同年，康德父親身故，而他的全部論文都不被克努岑接受，所以康德中斷學業，外出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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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時德國貧窮大學生的習慣，康德離開柯尼斯堡，在鄉村擔任私人教師。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的時代。諸位大師無不於此積蓄力量，深化研究。
康德雖然離開故居，卻並未遠遊，始終不曾踏出國境線一步，可是這已經是他一生中離開家鄉最遙遠的時光了。1747年，他先在靠近古姆比年（Gumbinnen）的約德辰（Judtschen），給牧師安德施的三個兒子授課。立陶宛的原有居民在1709年鼠疫爆發後所剩無幾，遷入了法屬瑞士的移民，牧師因為語言不同，需要常常藉助康德用德語佈道。康德自此產生了對立陶宛文化的興趣，並且伴隨終生。1750年夏，康德到奧斯德羅德的地主家任教，他最小的學生就是日後解放農奴的喬治·腓特烈。康德的第三任教職在凱瑟林伯爵家中，現存的最早康德畫像就出於凱瑟林伯爵之手。康德不僅在鄉村取得了教學經驗，還豐富了生活閱歷，為學術活動打下基礎。
康德認為這一段私人教師生涯是其一生中最為安穩與富裕的時光。他不僅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收入也比此後相當一段時期豐厚，可以負擔兩個房間的租金和一名僕役的工資。
1755年康德出版其第一部重要著作《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一如康德的其他早期著作，本書的原名極長，《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或者根據牛頓定律試論整個宇宙的結構及其力學起源》（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康德指出不能因為宇宙秩序井然而推斷上帝必然存在，因為只要自然界受必然規律支配，它就可以自發地從混沌發展到當下的完美程度。同時，康德認為上帝作為宇宙的設計者仍然有存在的理由。本書堪稱自然哲學的絕唱[20]。書中還提出康德-拉普拉斯假設。
1755年，康德重返柯尼斯堡大學，4月17日，提交拉丁語論文《論火》（De igne），取得學位答辯資格，四週後通過與論文內容無關的答辯，取得碩士（Magister）學位，相當於今天的博士。6月12日舉行學位授與儀式，康德以拉丁語致辭感謝。
為了取得在大學授課的權利，康德提交了第二篇拉丁語論文《對形而上學認識論基本原理的新解釋》（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9月27日通過答辯會。自此，康德成為講師，也就是編制之外的私募教師，其薪俸由願意選課的學生負擔。康德旋即開始授課，聽眾很多，由於大學教室不足，他就在寄居的教授家中開講。
1756年4月，康德致函國王，希望遞補教授空缺，並且照例提交論文《物理單子論》（Mona dologia physica）。雖然論文得到贊許，但是因為當局取消了補缺制，康德一無所獲。
教學工作是極為繁忙的：康德任教自然地理學、數學、力學、工程學、倫理學、自然科學、物理學、修辭學等學科，根據國外多本康德傳記，列了一張最繁忙的一天的時間表：8-9時邏輯學、9-10時力學、10-11時理論物理學；下午2-3時自然地理、3-4時數學[21]。
康德本人最為喜愛自然地理學，認為它是歷史的基礎。他首先將地理獨立出來，作為一門主要課程教授。可是地理學沒有教科書，也沒有綜合性著作，康德也無法以實地經驗加以補充，他完全依靠個人豐富的學識以及精彩的講解吸引學生。地理學著作是彼得堡科學院遴選康德為院士的首要因素。
普魯士在七年戰爭中的慘敗，使整個東普魯士被俄羅斯佔領。1758年1月22日，俄軍進駐柯尼斯堡，1月24日，包括康德在內的全體市民向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效忠[22]。大學由俄方接管，運轉照常，並且幸運地因此沒有捲入戰火。康德於12月14日改為向女皇申請教授席位，可惜未能成功[23]。
1762年戰爭結束，柯尼斯堡和平移交給普魯士[22]。康德在夏末得到盧梭的著作《愛彌兒》，據傳他為此打破了外出散步[註 3]的慣例。從此在他的工作室中出現了唯一的一件裝飾品：盧梭的肖像。康德認為盧梭發現了人類共有的天性，可以與發現自然規律的牛頓並論。但是深通不同民族生活狀況的康德並沒有陷入盧梭回歸自然的道路，他認為北極的遊牧生活同宮廷生活一樣鄙俗而不自然。是年冬季，發表手冊《三段論法四格的詭辯》（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 erwiesen），批判形式邏輯，試圖解釋判斷形成的原因。同時完成普魯士科學院徵文《對自然神論和道德原則的明晰性的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指出不能將真理和善、知識和道德混為一談。
1770年康德被任命為邏輯和形而上學教授；1786年升任柯尼斯堡大學校長；1797年辭去大學教職；1804年2月12日因衰竭而病逝。
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學任教期間先後當選為柏林科學院、彼得堡科學院、科恩科學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學院院士。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柯尼斯堡。
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規律，以至當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點半散步經過時來對表，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因為讀盧梭的《愛彌兒》入迷，以致錯過了散步的時間。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有規律的生活方式，康德很少受到疾病的折磨（康德自幼身體孱弱，然而卻享年80歲，或許也與此有關）。不過康德是一個非常好交際的人，十分健談，經常邀請客人與他共進晚餐。講究吃喝，對美食有特別的偏好。
康德的一生可以以1770年為標誌分為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學，後期則主要研究哲學。前期的主要成果有1755年發表的《自然通史和天體論》，其中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在後期從1781年開始的9年裏，康德出版了一系列涉及領域廣闊、有獨創性的偉大著作，給當時的哲學思想帶來了一場革命，它們包括《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斷力批判》（1790年）。「三大批判」的出版標誌着康德哲學體系的完成。三大批判分別探討了認識論、倫理學以及美學。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他支持法國大革命以及共和政體，在1795年他還出版過《論永久和平》一書，提出議制政府與世界聯邦的構想。其生前最後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人類學》（1798年），一般認為其是對其整個學說的概括和總結。
康德晚年已經以一名出色的哲學家聞名於世，他去世後，人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把他安葬在哥尼斯堡大教堂。康德終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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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所處的時代，歐洲哲學思想主要有兩種重要理論：由約翰·洛克、大衛·休謨等人發展出來的經驗主義，以及笛卡兒等人的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者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與知識來源於人的經驗，而理性主義者則認為人類的知識來自於人自身的理性。而康德則在一定程度上接合了兩者的觀點。
康德在第二版序言，做出了一個假設：「不是知識必須符合對象，而是對象必須符合認識主體的先天認識形式。」[25]，這一新思路，就好像哥白尼從地心說轉變成了日心說，被稱之為哲學界的「哥白尼革命」。所以，「人為自然立法」是康德哲學觀中一個重要命題。哲學的許多基本概念甚至日常使用的基本概念都是「先天綜合性的」自明性概念，如「雨」、「天」、「生」、「死」、「1+1=2」、「靈魂」，等等，正如康德所說的這些概念是「人為自然立法」的產物，也就是不能再加以追溯的人類「先驗原則」所構成的基本理式——精神性結構。[26]
康德提出了「先天綜合判斷」，「先天綜合判斷」這個概念來自於休謨的綜合命題與分析命題的區分。休謨認為分析命題是謂詞包含在主詞之中，比如「人都是會死的」，「死」包含在「人」這個概念之中，所以一切分析命題都是必然命題，也就是先天的；綜合命題的主詞與謂詞沒有先天的邏輯關係，比如「人坐在椅子上」，休謨稱之為偶然命題、也同時是後天命題。康德為了尋求既是先天必然的，又對經驗世界起作用的知識，提出了「先天綜合判斷」。康德不認為所有綜合命題都是後天的，而一些先天的綜合命題就是「先天綜合判斷」。
| 分析判斷 | 綜合判斷 | |
|---|---|---|
| 先天判斷 | 存在 | 存在 |
| 後天判斷 | 不存在 | 存在 |
在導言中，康德提出了全書的總綱：純粹理性的總任務是要解決「先天的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他將先天綜合判斷分為了三類：數學判斷、自然科學判斷和形而上學判斷。並按這總問題細分了以下的三個問題：1.純粹數學如何可能？2.純粹自然科學如何可能？3.形而上學作為科學如何可能？
康德把全書大致的分為了五部份：「1.先驗感性論，2.先驗邏輯論，3.先驗分析論，4.先驗辯證論，5.先驗方法論」
「先驗感性論」主要是闡明只有通過人的感性知識(接受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觀形式，即「空間」和「時間」兩大要素，去整理自在之物（的表象，即現象界）刺激感官的感覺材料，才能獲得確定的感性知識；同時，空間和時間也是數學知識的先天直觀形式。
「先驗邏輯論」的導言闡明「感性必須與知性結合，直觀必須與思維結合，才能產生自然科學的知識」，因而必須有一門不同於形式邏輯的先驗邏輯來探討知性的結構及其運用於經驗對象時的各種原理。先驗邏輯立足於知識與對象的關係，即知識的內容，而不是單純的思維形式，這標誌着辯證邏輯在近代的萌芽。
「先驗分析論」（真理的邏輯）闡明了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是自然科學之所以可能的根據和條件。在概念分析論中，通過對知性判斷中的邏輯機能的分析。而先驗分析論當中的原理分析論主要闡明了知性指導判斷力把範疇運用於現象的法規。
「先驗辯證論」（幻相的邏輯）主要闡明了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越現象去認識的本體，由此產生的作為自然傾向的形而上學只不過是一些先驗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康德在先驗辯證論的導言之中指出，理性這種推廣能力由於要從有條件者出發通過推論去認識無條件者。
先驗方法論首先闡明，純粹理性的經驗使用雖然有正確的使用法規（知性的先更原理），但其理論的（思辨的、先驗的）奧用卻沒有法規可言，因而必須對其先驗使用方法(從定義出發的獨斷論、從正反兩方爭辯並互相證偽懷疑論方法、還有假設和證明的方法等四個方面)加以訓練，確立一些「消極的」規則，以限制純粹理性的擴充到可能經驗之外的傾向，從而為建立一種有關經驗的形而上學準備了方法論的原則。
康德認為知識是人類同時透過感官與理性得到的。經驗對知識的產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經驗轉換為知識，就需要理性（康德與亞里士多德一樣，將這種理性稱為「範疇」），而理性則是天賦的。人類通過範疇的框架來獲得外界的經驗，沒有範疇就無法感知世界。因此範疇與經驗一樣，是獲得知識的必要條件。但人類的範疇中也有一些可以改變人類對世界的觀念的因素，他意識到，事物本身與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遠無法確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而時間和空間在康德看來是兩個先天特殊的概念。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康德指出，沒有人可以想像一個存在於沒有時間與空間的世界中的物體，因此他強調沒有時間與空間，經驗就是不可能的，這兩者先於一切經驗。
此外康德也認為經驗必需來自於心靈以外。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感知、理解他周圍的世界，但永遠無法感知、理解自己本身，因為知識的產生需要時間、空間與範疇三個要件。
在因果律方面，康德也推翻了休謨的觀點。休謨認為因果律並不存在，人類只是由於習慣才認為兩個現象之間有關聯。也就是說，我們只能感知白球與黑球的運動，但卻無法感知白球導致黑球移動的肇因。正是因為我們無法感知因果律本身，所以休謨認為我們無法證明因果律的存在。但是康德認為因果律是人類理性的結果，康德贊同休謨認為因果律不來自於經驗，但他相信可以證明自然法則，因為自然法則就是人類認知的法則。因果律其實就是人類理性的表現。
在宗教問題上，康德承認無論是經驗還是理性都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認為，為了維護道德的緣故，我們必須假設上帝與靈魂的存在。他把這些信仰稱為「實踐的設准」，即一個無法證明的假設，但為了實踐的緣故該假設必須成立。
康德維護人的尊嚴，強調「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27]。
倫理學方面，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說法，而是認為意志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從後天獲得。這套自然法則是無上命令，適用於所有情況，是普遍性的道德準則。康德認為真正的道德行為是純粹基於義務而做的行為，而為實現某一個個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認為是道德的行為。因此康德認為，一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並不取決於行為的後果，而是採取該行為的動機。康德還認為，只有當我們遵守道德法則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因為我們遵守的是我們自己制定的道德準則，而如果只是因為自己想做而做，則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你就成為各種事物的奴隸。
按照時間順序，分中文、德文和英文的開列。其中包括康德著作最初版本信息、 德文標準版「科學院版」（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縮寫為AK）的頁碼以及當前英美學界已經通行「劍橋版康德著作集」（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中的頁碼。
| 時間 | 中文名 | 德文名 | 英文名 |
|---|---|---|---|
| 1749 | 論活力的正確評價 | 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 Thoughts on the True Estimation of Living Forces |
| 1755 | 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 | 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 Univers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Heaven |
| 1762 | 四個三段論格的錯誤煩瑣 | 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 | |
| 1763 | 證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證據 | 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 |
| 1763 | 將負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嘗試 | Versuch 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öß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 | |
| 1763 | 關於自然神論與道德的原則之明晰性的研究 | 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 | |
| 1764 | 論優美感與崇高感 |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 |
| 1768 | 論空間中方位區分的最初根據 | Vo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es der Gegenden im Raume | |
| 1770 | 論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與原則 | Von der Form der Sinnen- und Verstandeswelt und ihren Gründen | |
| 1781 | 純粹理性批判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1-252).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n Cambridge Edition II, tr. and ed. Paul Guyer and Allan W. Woo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1783 | 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未來形而上學導論） |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253-83). |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hat will be able to come forward as Science, in Cambridge Edition III,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fter 1781 , tr. Gary Hatfield , ed. Henry Allison and Peter H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9-170. |
| 1784 | 關於一種世界公民觀點的普遍歷史的理念 |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n Absicht,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IV (11 November), pp. 385-411 (AK VIII, 15-31). |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1-53. |
| 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 |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IV (12 December), pp. 481-94 (AK VIII, 33-42). |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4-60. | |
| 1785 | 約·戈·赫爾德的《人類歷史哲學的理念》書評：第一、二部 | Rezensionen von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 (Jena und Leipzig, No. 4, 6 January 1785), pp. 17-20, Supplement (Beilage) to No. 4, pp. 21-2, and issue No. 271, 15 November, pp. 15-36 (AK VIII, 43-66). | Reviews of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Idea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01-20. |
| 1785 | 道德形而上學基礎 |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385-463). |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 James W. Ellingto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
| 1786 | 自然形而上學基礎 | Metaphysi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465-565). |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tr. James W. Ellington, Immanuel Kant: Philosophy of Material Natur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 1786 | 人類歷史開端的推測 | Mut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7, January 1786, 127 (AK VIII, 107-23). | Conjectures on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1-34. |
| 1787 | 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Zweite hin und wieder verbesserte Auflage, Riga,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II) .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n Cambridge Edition II, tr. and ed. Paul Guyer and Allan W. Woo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1788 | 實踐理性批判 |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V, 1-163).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6. |
| 1790 | 判斷力批判 | Kritik der Urtheilskraft, Berlin und Libau, bey Lagarde und Friederich, (AK V, 165-485). |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 James Creed Mered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 1793 | 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 |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2nd edition 1794) (AK VI, 1-202). |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tr. Theodore M. Greene and Hoyt H. Hudson, San Francisco, Harper Torchbooks, 1960. |
| 1793 | 論俗語：這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不適用於實踐? | Ueber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t aber nicht für die Praxi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22, pp. 201-84 (AK VIII, 273-313). | On the Common Saying: 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 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1-92. |
| 1795 | 論永久和平 | 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Königsberg bey Friedrich Nicolovius (2nd edition 1796) (AK VIII, 341-86). |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3-130. |
| 道德形而上學 | Metaphysik der Sitten,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AK VI, 203-493). |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 Mary J.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 1798 | 學科之爭 |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AK VII, 1-116). |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tr. Mary J. Gregor, New York, Arabis Books Inc., 1979. |
| 1798 | 實用人類學 |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Königsberg, bey Friedrich Nicolovius (AK VII, 117-333). |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r. Victor Lyle Dowdell,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 1802 | 自然地理學 | Physische Geographie,hrsg.Rink | |
| 1803 | 論教育學 | Uber Pedagog,hrsg.Rink |
- The Science of Right, translated by W. Hastie
-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by James Fieser, based on Paul Carus's 1902 translation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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