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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作家、歷史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贊尼辛[註 1]（俄語：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羅馬化：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發音：[ɐlʲɪkˈsandr ɪˈsajɪvʲɪtɕ səlʐɨˈnʲitsɨn]；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2]），蘇聯及俄羅斯哲學家、歷史學家、短篇小說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索贊尼辛不加掩飾地批評蘇聯和共產主義，定居美國後又毫不留情地批評自由主義價值觀，其立場讓左右兩派都無法與之相處。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在文學、歷史學、語言學等許多領域有較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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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索贊尼辛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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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贊尼辛，攝於1974年 | |
| 出生 | 1918年12月11日 蘇維埃俄國基斯洛沃茨克 |
| 逝世 | 2008年8月3日（89歲） 俄羅斯莫斯科 |
| 職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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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 俄烏混血 |
| 公民權 | 蘇維埃俄國（1918–1922） 蘇聯（1922–1974）無國籍（1974–1990）[1]  蘇聯（1990–1991） 俄羅斯（1991–2008） |
| 母校 | 羅斯托夫國立大學 |
| 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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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 |
| 配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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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  |
| 常見中文譯名 | |
| 原文名 | Солженицын |
| 中國大陸 | 索爾仁尼琴 |
| 臺灣 | 索忍尼辛 |
| 香港 | 索贊尼辛 |
| 官方網站 | |
| www | |
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紅軍中服役後，他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評史太林而被判在勞教所度過八年，然後被流放。赫魯曉夫進行的改革於1956年將他從流放中解放出來，他只有一部作品被允許在蘇聯出版，即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年）。但在蘇聯以外的地區出版了《癌病房》（1968年），《一九一四年八月》（1971年）和《古拉格群島》（1973年），激怒了布里茲尼夫，索贊尼辛失去了蘇聯公民身份。1974年他飛往西德，並於1976年與家人搬到美國，在那裏他繼續寫作，並轉而批評美國。於1990年，臨近蘇聯解體時，他的國籍得到恢復，四年後他返回俄羅斯，並對葉利欽執政下的俄羅斯糟糕的社會局面進行批判直到2008年去世。
他因追求俄國文學的傳統的道德力量而獲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他所著的《古拉格群島》是極富影響力的作品，「對蘇聯提出了正面挑戰」，發行了數千萬冊。部分人視其為與蘇聯當權者鬥爭的偉大文學家與英雄，但索贊尼辛又抨擊所有的民主派，資本家，個人消費者，自由主義者等，身為永遠的反對派，在民眾眼中他是個難以理解和面對的人。
亞歷山大·索贊尼辛於1918年12月1日生於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是一個遺腹子，自小由擔任中學老師的烏克蘭裔母親獨立撫養長大，擔任砲兵軍官的父親在他出生前6個月就已去世。1939年索贊尼辛考入羅斯托夫國立大學（現改名為南部聯邦大學）物理和數學系，同時又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學院學習俄羅斯語言與文學，在學期間成績優異，曾獲史太林獎學金。1941年畢業後隨即應徵入伍，1942年官拜中尉連長赴前線作戰，1944年因勇敢作戰獲得一枚二級衛國戰爭勳章和一枚紅星勳章並晉升為大尉。
1945年，索贊尼辛因私人信函被截獲，因信中戲稱史太林為「留着小鬍子的人」，在東普魯士前線被逮捕，遭蘇聯當局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為罪名判刑8年。 後於1953年3月獲釋，改為流放至哈薩克進行勞改，史太林同月去世。索贊尼辛先後在位於哈薩克的數個勞改營勞動，在一個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特別」勞改營，他從事礦工、磚匠、鑄造工等多個工種。在「特別」勞改營勞動期間，索贊尼辛切除一個腫瘤，但未意識到自己身患癌症。開始在哈薩克南部的流放生活後，他的癌症出現擴散。1953年年底，他瀕臨死亡邊緣。1954年獲准轉移到位於烏茲別克塔什干的醫院接受治療。在位於埃基巴斯圖茲的勞改營，他的第一個勞動果實誕生——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1956年，索贊尼辛被蘇聯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蘇聯政府宣佈索贊尼辛「無犯罪事實」，恢復名譽，後在梁贊市中學白天當數學老師，夜間在秘密寫作。在他的諾獎獲獎感言中，他寫道：「直到1961年，我幾乎不敢讓我的任何熟人相識閱讀我寫的任何東西，因為我擔心這會為人所知。」
1962年，索贊尼辛將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投稿至《新世界》雜誌，深受主編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賞識和幫助，特瓦爾多夫斯基通過關係，得到了赫魯雪夫的鼓勵和親筆批准，小說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一時之間，「一個籍籍無名為勞獄與絕症折磨幾死的索贊尼辛就這樣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蘇聯文壇的新彗星」。官方為了拉攏一夕成名的索贊尼辛，吸收他加入了勢力龐大的「蘇聯作家協會」。
索贊尼辛還在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幫助下進行了一次失敗的嘗試，使他的小說《癌病房》在蘇聯合法出版。這需要作家聯盟的批准。儘管那裏的一些人對此表示讚賞，但該作品最終被拒絕發表，除非對其進行修改並清除可疑言論和反蘇聯的暗示。
1964年赫魯曉夫被撤職後，文化氛圍再次變得更加壓抑。索贊尼辛的著作出版很快就停止了。作為一名作家，他被非人化。但手抄式文稿仍然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在民間流傳，並且流向了國外。
在1967年，索贊尼辛給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散發對本國書刊檢查制度的「公開信」，抗議蘇聯的報刊檢查制度，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的和秘密的檢查制度」，而作家大會通過了譴責他是蘇聯作家的叛徒的決議。1968年寫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個政治犯特別收容所的中篇小說《第一圈》及敘述蘇聯集中營歷史和現狀的長篇小說《癌病房》，均未獲准出版。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歐發表，索贊尼辛聲名大噪，但卻因此遭到蘇聯官方和御用文人的批判。1969年他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這引起了國際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薩特的抗議。該年4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選為美國藝術文藝學會的名譽會員。
1970年代後，他實際上已成為與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齊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1970年7月，世界藝術與進步協會的50餘名活動家聯名向瑞典皇家學院提名索贊尼辛申報諾貝爾文學獎。蘇共中央在獲悉這一消息後，通過官方渠道向瑞典政府施加了外交壓力。諾貝爾獎金評獎委員會不顧蘇聯的干擾，於1970年10月8日通過授予索贊尼辛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在發揚俄羅斯文學的寶貴傳統方面所顯示的美學力量。」儘管索贊尼辛有前去領獎的意願，由於蘇聯當局拒絕承諾他領獎後還能返回蘇聯，他的瑞典領獎之旅未能成行。在此前後，他原在國內未獲出版的作品及長篇歷史小說《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在西方國家先後問世。
1973年，揭露蘇聯整個勞改營內幕的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島》在巴黎出版。但這一作品徹底觸怒了蘇聯當局，1974年2月12日，索贊尼辛以叛國罪名被逮捕，蘇共總書記布里茲尼夫隨即簽署命令，剝奪了索贊尼辛的國籍，並強制押上飛機將他驅逐出境，但索贊尼辛不服，臨行前立下誓言：「我將活着回來」。
政治局在討論對索贊尼辛的選擇時，考慮了三個選項，逮捕、軟禁、以及將他驅逐到願意接受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在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的指揮下，並在西德總理勃蘭特聲明索贊尼辛可以在西德自由生活和工作後，索贊尼辛被直接驅逐到該國。
1974年2月13日，他被強行押上飛機，驅逐出境到西德。10月，他聯合一些在西方流亡的蘇聯作家，在西柏林創辦《大陸》文學季刊，作為發表蘇聯流亡作家作品的陣地，他親自寫了發刊詞。12月起僑居瑞士蘇黎世，後流亡美國。是年，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4年後補發的諾貝爾文學獎。12月10日，瑞典國王和多位親王出席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為索贊尼辛舉行的隆重頒獎儀式。索贊尼辛在頒獎儀式上説：「在這個大廳里曾經有許多獲獎者在你們面前發表過頒獎演說，然而，大概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給瑞典皇家學院和諾貝爾基金會帶來如此之多的麻煩。」美國政府於1974年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 。 美國政府以為他只是不喜歡極權主義，而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並且可以利用他的影響力，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順利地揶揄蘇聯。 1975年定居美國，此後在美國佛蒙特州鄉下居住了18年。他儘可能保持俄式生活方式，交際圈有限，自己練習母語，拒絕學習英文。他想方設法獲得國內的消息，對美國社會不聞不問[3]。
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因批評西方社會的人類中心主義、實利主義和自由主義，引起一場爭論；流亡期間，他還不斷指責西方社會的道德墮落，甚至批評美國音樂使人難以忍受，並批評新聞媒體不加節制地對個人私隱的侵害[4]。
在此期間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還有《古拉格群島》、《牛犢頂橡樹》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巨著《古拉格群島》由作者的個人經歷，上百人的回憶、報告、書信，以及蘇聯官方和西方的資料組成，分七大部分敘述1918－1956年，特別是史太林執政期間，蘇聯各地關押迫害數百萬人的（由於是不同時期，分批處決，具體數字難以統計）集中營的情況 ，書中描述的情況令人髮指。《牛犢頂橡樹》是一部關於蘇聯國內「文學生活的特寫」，其中講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兩部均為長篇小說，與《1914年8月》組成三部曲，名為《紅輪》。他在這一三部曲中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依靠東正教，恢復「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
1982年10月，索贊尼辛應吳三連的邀請訪問台灣，曾以《致自由中國》為題在台北中山堂發表演說，稱「在這裏三十三年來不斷地向全世界顯示着，如果中國大陸不淪入共黨之手，整個中國都會達到像台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平。「「你們也有一個更大更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被奴役國家的人民，不會無限度的忍耐下去，當他們的統治者們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就會揭竿而起來推翻暴政。」[5][6]
歷經20年的深度緘默和隱居，1994年5月27日，索贊尼辛結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國時，索贊尼辛刻意使用了蘇聯護照而非俄羅斯護照[3]）實現了20年前「我將活着回來」的預言，從美國的佛蒙特州回到了俄羅斯。但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責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腐敗和物質主義盛行，也缺乏民主。在此之前，索贊尼辛早已預言蘇聯即將解體，並再次預言俄羅斯的私有化政策必將失敗。在俄羅斯國內，評論界和讀者對他及他的創作褒貶不一，很多人把索贊尼辛視為回歸祖國的先知。但是波蘭流亡作家康布羅維奇直言索贊尼辛浪費了一個作家的生命。
1996年發表了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中稱讚史太林是發動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但是其原文是「發動了加速度」而從上下文來看專指軍事科技的內容。他沒有像前持不同政見者季諾維耶夫和馬克西莫夫那樣的公開承認自己犯過錯誤，著名作家邦達列夫說他應該到一個舊時的修道院裏去，在石板上跪下來進行懺悔，乞求上帝寬恕他的罪過。1997年索贊尼辛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將俄羅斯20世紀過往興衰起浮之經驗傳諸子孫，將之視為個人的歷史責任。1998年12月11日，索贊尼辛在俄羅斯度過了他80歲生日，為了表示慶賀，俄羅斯電視台第一頻道(OPT)播出了描述索贊尼辛一生的電視影片，「獨立電視台」(HTB)連續四天播出了「索贊尼辛的一生」專題影片。然而，索贊尼辛依然不改他「天生異議者」的本色，就在80大壽當天，他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要頒給他的、象徵俄羅斯最高榮譽的「聖安德烈勳章」嗤之以鼻，並說：「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的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索贊尼辛總是如此令當局尷尬，正如葉利欽的回憶錄所言：「索贊尼辛的筆是受上帝指揮的」，其實應該說，「索贊尼辛的筆是以人類之愛為汁墨的」。面對久違的祖國，面對依然是一邊殘破、貧困另一邊卻是貪腐、奢華的俄羅斯，索贊尼辛除了不改他文學悲憫和「天生反對」的性格之外，在這段晚年的回歸之中，索贊尼辛依然故我，他從一個「舊社會」的反叛者變成了「新社會」的反叛者，沒有停止他那種「不受歡迎」的、嘮叨不休的批判[7]。
2001年，索贊尼辛的新作《同行兩百年》（200 лет вместе）出版，在俄羅斯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支持者認為，這本書描寫了俄羅斯一直沒被提起的俄羅斯猶太人歷史，反對聲音認為，索贊尼辛在這本書裏表現出了反猶傾向[8][9]。
索贊尼辛批評盟軍沒有在二戰初期在西方組織對納粹德國的新戰線。索贊尼辛稱，西方國家顯然對在東方喪生的人數並不關心，只要西方為自己迅速無痛地結束戰爭。
索贊尼辛不止一次在他的公開演講中抱怨說，在美國社會中，有着只談論俄羅斯民族壞話的悠久傳統。並提醒世人「那個邪惡的俄羅斯並沒有籠罩歐洲，更不用說美國和非洲。她出口的是麵包和黃油，而不是武器或恐怖分子的教官」。[11]
索贊尼辛一直認為西方對俄羅斯存在妖魔化和蔑視，並反對一切形式的「恐俄症」。他的這些行為後來被普京認可，並在其紀念雕像落成儀式演講上提及[12]。
索贊尼辛強調指出，與羅曼諾夫王朝的俄羅斯帝國相比，蘇聯極權主義政權的壓迫性要大得多。他斷言俄羅斯帝國沒有按照蘇聯格拉夫利特的風格進行任何真正的審查，政治犯通常不會被強迫進入勞教所，並且政治犯和流亡者的數量僅為蘇聯的萬分之一。他指出，沙皇的秘密警察僅存在於最大的三個城市。
返回俄國前不久，索贊尼辛在布洛涅河畔呂克發表演講，以紀念旺代戰爭200週年。在演講中索贊尼辛將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雅各賓黨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進行了比較。他還把旺代起義者與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烏克蘭和哥薩克農民進行了比較，稱這兩者都被革命專制主義無情地摧毀了。
索贊尼辛認為，蘇聯主張馬克思列寧主義，導致所有俄國種族的文化都受到壓迫。俄國文化比蘇聯任何其他文化受到的壓制都更多。因此，索贊尼辛認為，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東方正教不應被西方視為威脅，而應被視為反抗蘇聯的盟友。
根據丹尼爾·J·馬奧尼的說法，「如果打開20世紀末索爾仁尼琴1994年的文章《俄羅斯問題》的幾乎任何一頁，就會發現索爾仁尼琴在指責農奴制的殘酷和不公正現象。此外，他還攻擊了泛斯拉夫主義。
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他在演講中並不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價值。他稱美國陷入了庸俗的物質消費主義，還痛罵美國音樂實在難聽。
2002年，索贊尼辛批評普京在打擊寡頭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不過，兩人的關係逐漸融洽起來，這主要是因為兩人的觀點在很多方面相同。一方面，普京贊同索贊尼辛對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批評以及俄羅斯文化應自立於西方的觀點，另一方面索贊尼辛也讚賞普京為俄羅斯的復興做出的努力。
他描述了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建立的制度如何導致大饑荒：「這個制度在和平時期人為地製造了飢荒，在1932年和1933年在烏克蘭造成600萬人死亡。此後，他說：「他們死於歐洲的邊緣。歐洲甚至沒有注意到它，全世界也沒有注意到它—600萬人！」但2008年，俄羅斯真理報採訪了索贊尼辛，索贊尼辛雖然認為1932-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是一場災難，但他也認為，那不是種族滅絕，種族滅絕的觀點只是烏克蘭的反俄主義者為反俄找的藉口[13]。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索贊尼辛就開始發表對俄羅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們怎樣建設俄羅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蘇聯之後出版的《傾塌的俄羅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贊尼辛返國前後對俄羅斯情勢的憂心與不滿。索贊尼辛堅信，一切的改革必須以人民的生活是否獲得改善來評斷。據此，他強烈反對前蘇聯總理、激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蓋達爾的改革計劃─「休克療法」。索贊尼辛把這種「激進市場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貧濟富」的掠奪主義。
索贊尼辛提出了一種類似「農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觀點，試圖扭轉俄羅斯人民生產意願低落和極度貧窮的狀態。1994年10月28日，索贊尼辛對「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議會下議院)發表演說，指出俄羅斯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條通過最曲折、最病態、最荒謬的方式以擺脫共產主義的道路。鑒於長期以來蘇聯中央集權的無能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流毒，他主張恢復一種「地方自治會」，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徹底放給人民自治管理的權利。索贊尼辛從根本上否認改革中的俄羅斯正在走向「民主制度」，因為只要下層民眾不能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俄羅斯就依然沉陷在寡頭制度下。
1999年俄羅斯製作了長達200分鐘的紀錄片 「對話索贊尼辛」。由俄羅斯著名導演亞歷山大·索科洛夫執導。2006年，索贊尼辛的小說《第一圈》以完整的形式搬上了俄羅斯國家電視台銀幕。2007年俄羅斯國慶節那天，索贊尼辛獲得2006年度俄羅斯人文領域最高成就獎俄羅斯聯邦國家獎。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37年之後，索贊尼辛終於在自己的祖國獲得了肯定。
2000年索贊尼辛猛烈批判葉利欽時稱：「葉利欽時代的結果是，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礎領域都被摧毀或洗劫……我們還要繼續洗劫和摧毀俄羅斯，直到一切蕩然無存嗎？」[14]
在逝世前一年，索贊尼辛接受德國《明鏡》周刊採訪，在採訪中對戈巴卓夫、葉利欽和普京的政治活動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戈巴卓夫缺乏經驗，他推行的政治路線驚人地幼稚和不負責任；而葉利欽政權對俄羅斯人民同樣地不負責任，急切草率地推行私有化，結果造成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公開掠奪。此外，葉利欽為了換取地方政權對聯邦中央的支持，默許或鼓勵分離主義勢力抬頭，事實上瓦解了俄羅斯國。
索贊尼辛雖然批判蘇聯極權統治下的罪行，但並不是真正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而是基於對俄羅斯傳統文化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維護，自始至終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索贊尼辛極力強調東正教傳統、大俄羅斯的國土、俄羅斯祖國三位一體，作為一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拒絕承認烏克蘭人、哈薩克人為獨立民族，支持歷史上俄羅斯對波蘭的侵略，並持反猶主義立場，還認為中國是對俄羅斯民族的威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傲慢好鬥的無神論國家」[15][16][17]。他強力主張恢復俄羅斯帝國時代的版圖，無視歷史上俄羅斯民族對周邊各族的壓迫。認為蘇聯解體使得「大俄羅斯主義」破滅，其僅僅不過是「西方陰謀」，只是向西方尤其是美國「下跪」的結果。索贊尼辛信奉斯拉夫文化優越論，推崇17世紀尼康改革之前的俄羅斯舊東正教，舊東正教一直宣揚個體要服從於國家，以此加強專制統治及自身的世俗權力，它構成了愛國、團結、穩定、和諧等文化元素，成為了俄羅斯民族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18][19][20]，認為現代工業化和西方文化都會導致腐朽墮落，憂慮俄羅斯人被其侵蝕。他反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制，但並非基於社會主義和進步主義的立場，而是基於保守主義的立場，認為市場經濟和私有制違背了俄羅斯傳統文化中的農村公社的集體主義。主張回到傳統農業社會，放棄擴張性政策、放棄建立大帝國的夢想，並開發俄羅斯東部地區，防範中國。此外，不應一味地追求先進，那不是社會進步的特徵；不應追求經濟不斷發展，而應保持穩定的經濟，經濟增長甚至是有害的；應該拒絕現代科技，而發展手工工藝；俄羅斯只能實行專制制度，這種制度建立在東正教的博愛基礎之上；而專制制度、村社、地方自治、農業社會才是俄羅斯的光明前景。他還主張賦予市政機關強大的權力[15][16][19][20][21][22]。
此外他的主張里雖然有「建立議會」，但他拒絕西式民主，而是希望建立類似縉紳會議的機構，他高度評價米哈伊爾時代的體制：「這整個俄羅斯國家體制絕對不是在西方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也沒有模仿任何人」；而批評彼得一世的最大失誤在於「沒能意識到，個別的文明和文化成果是無法脫離其成熟的心理環境被(從西方)移植過來的」[23]。
他甚至拒絕使用「聖彼得堡」這個詞，他一直堅持使用「彼得格勒（當然他也拒絕「列寧格勒」這個詞）」來稱呼這座俄羅斯第二大城市，他覺得「聖彼得堡」這個詞是日耳曼的象徵[24]。
他甚至主張直接兼併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或者至少恢復蘇聯北部領土的一半，因為那裏居住着不少俄羅斯人。此外他對俄羅斯攻打車臣造成的平民傷亡不管不顧，沒有發出譴責的聲音[25]。
同時在烏克蘭問題上，索贊尼辛更是直截了當的批判葉利欽：「他絲毫不關心在烏克蘭和克里木的俄羅斯人的命運，不關心俄語的命運…他看中的是與克拉夫丘克和庫奇馬的擁抱。」他認為在烏克蘭「俄羅斯文化遭到踐踏侮辱和充滿敵意的禁封。中學裏俄語受壓制，大學則完全遭禁。」[26]他還在1990年的著作《重建俄羅斯：反思與初步建言》中稱：「將烏克蘭視為一個從大約九世紀起就存在，並擁有其自身非俄羅斯語言的民族，所有這樣的說辭都是近來發明的謊言。」在這本著作里，索贊尼辛也提到了波蘭在歷史上對俄羅斯的擴張和俄羅斯的反抗，也提及了索贊尼辛為何仇視波蘭[27][28]。他還認為烏克蘭東部的領土是「歷史上從未屬於烏克蘭」的，包括克里米亞，新羅西亞等地。並認為葉利欽徹底放棄塞瓦斯托波爾是對整個俄羅斯19到20世紀成果的徹底背叛[29]。
索贊尼辛也不認為哈薩克是一個獨立國家，他明確指出，其大部分領土在歷史上屬於俄羅斯。他在其文章中寫道：「哈薩克目前廣大的領土係由共產主義者以完全隨意的方式拾掇而成：季節性遷居的牧人一年到頭走到哪裏，哪裏就可能被稱作哈薩克。」「今天，在哈薩克過於廣漠的全部領土上，哈薩克族人的構成不到一半，這是很明顯的一點。」[27]
索贊尼辛支持俄羅斯對車臣的戰爭（尤其是第二次車臣戰爭），並表示他的國家應堅定對恐怖主義分子的立場、不應屈服於西方壓力。他認為第二次車臣戰爭與1994年-1996年的第一次車臣戰爭性質截然不同。他還指出是當時克里姆林宮官員的貪婪、腐敗和自以為是引發了那次戰爭，那次車臣之戰是俄羅斯人的恥辱和失敗。對於第二次車臣戰爭他解釋說「不是我們去攻打別人，而是別人先攻擊我們。」他還認為莫斯科當局攻擊的是駐紮在車臣的伊斯蘭叛軍，他們常常從事綁架和恐怖活動[30]。
不過，對於日俄之間的爭議領土北方四島，索贊尼辛則建議葉利欽可以還給日本人，在《廢墟中的俄羅斯》一書中稱：「連烏克蘭和哈薩克都放棄了，為何卻要繼續佔據本來就不屬於我們的四個島嶼？這不過是虛偽的愛國主義而已。」更表示：「對於國土狹小的日本來說，四島具有重大意義，歸還北方四島對贏得日本人民好感，實現日俄關係的突破將有重大意義。」不過他覺得要多問日本人要些錢，最終葉利欽沒有採納他的意見[31][21]。
索贊尼辛不僅否定十月革命，也否定二月革命，認為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很糟糕，都是破壞俄羅斯民族根基的外來文化，只有沙皇統治時期的俄國才是最好的[15][16][19]。索贊尼辛駁斥西方對普京「專制」、「反民主」的指責，以及關於「俄羅斯的言論自由受到壓制」的說法，他認為「目前新聞傳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沒有感到什麼壓力」。索贊尼辛極力為普京辯護，讚賞普京「提出了正確的目標：強大的俄羅斯，加強俄羅斯的統一」，極力讚賞普京的統治，否認普京時期存在選舉舞弊和對反對派的鎮壓，其原因在於普京崇尚俄羅斯傳統文化和奉行俄式沙文主義滿足了索贊尼辛的需求[20]。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贊尼辛家中拜訪時，坐在輪椅上的索贊尼辛對總統的意外到訪非常激動，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並受寵若驚地說「您日理萬機，我簡直不敢想像，您怎麼能脫身來到我這兒」。普京後來披露，他們主要談了「俄羅斯」、「國家未來」、「俄國的世界地位」等，關注的是國家的地位和權力[32]。
索贊尼辛支持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並認為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是兄弟民族。索贊尼辛認為塞爾維亞不能放棄科索沃，同時譴責北約干涉塞爾維亞[33]。
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亞·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維特洛娃亞與索贊尼辛結婚前育有一子德米特里·都靈，德米特里於1994年3月18日在紐約市的家中去世，享年32歲。
亞歷山大·索贊尼辛與娜塔莉亞育有三子
大兒子葉爾莫萊·索贊尼辛畢業於哈佛大學，現為麥肯錫上海辦公室高級合伙人[34]
二兒子伊格納特·索贊尼辛是一位音樂家，鋼琴家，現居美國[35]
三兒子斯捷潘·索贊尼辛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曾任麥肯錫莫斯科辦公室高級合伙人，以及西伯利亞煤炭能源公司CEO[36][37]
索贊尼辛比蘇聯多活了17年，這個曾經被他抨擊、開除他的公民資格並將他驅逐出境的超級系統，已於1991年宣告解體。有人說「索贊尼辛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後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羅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飽經磨難，卻足以燭照未來。
很多西方人視其為與蘇聯當權者鬥爭的偉大文學家與英雄，但索贊尼辛又抨擊所有的民主派，資本家，個人消費者，自由主義者等，在他們眼中索贊尼辛是個難以理解和面對的人。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在亞歷山大·索贊尼辛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總統福特不要接見索贊尼辛，認為這會影響與蘇聯的談判，並於備忘錄上寫道：「索贊尼辛是個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張是一件令追隨他的異見者都覺得尷尬難堪的事。接見他不僅會得罪蘇聯，還會因其政治主張在美國及各盟國中引起論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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