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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国的一个群众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五卅運動或五三〇事件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a]）策劃及領導的第一個大型社會運動，當時的主要目標是針對帝國主義和北京（北洋）政府及其軍閥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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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展自1925年5月30日，青島、上海等地工人遊行抗議日本棉紗廠存在肆意開除及暴力對待工人，期間由於出現軍警鎮壓造成傷亡的情況，又被稱為五卅慘案、青滬慘案、五卅大屠殺等。
在當時的外國人和本土華人兩方上，對上海的認識是存有巨大的分歧，外國人視上海為一個打入「死板板東方」的楔子，但華人民族主義者認為上海是一個西方在華特權中心，而在上海外國人會是有一種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即未有清楚義和團運動以來發生的改變，同時又指上海與英國之間是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Equivocal relationship）。時駐上海的英國總領事巴爾敦自認是一位中國通，被同僚稱為「上海事實上的獨裁者」，曾向美國公使表示視英租界為「文明對抗野蠻的前哨站」。當時上海工部局亦受英國人主導，英國在華會社（The China Association）支會和英商會（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亦是上海內最有權力的外國機構。
在蘇維埃指導、養助而發展中的中國過激主義，被外國人視作一九二五年初期中華民國的危險。本土的民族主義者則否認了其散佈的言論存在排外主義，宣稱目標是為「恢復完整主權」及改變外國對華外交等待遇。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有着很密切的關係，令外國人難以分辨兩黨，而兩黨在上海為爭取工人效忠和爭奪領導組建工人機構，就有明顯分別會相互對抗而不是聯合。就外界眼光而言，在華外國人擔憂的是無政府狀態會更危險，而不是城市中激烈的民族主義活動。在當時中華民國本土政局並不和諧下，在上海的華人同時有長期積聚對外國人的不滿[1]:12。
1925年（民國14年）2月，上海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八廠發現一童工屍體，胸部曾受重擊；工人相信為日籍管理人員用鐵棍毆打致死，於是全體罷工。後經上海總商會調停，內外棉資方承諾不再打罵工人了事。4月19日，青島日商大康紗廠4000餘名工人為爭取工會權利、增加工資，舉行大罷工，成立罷工委員會，散發《青島大康紗廠全體工人泣告書》。內外棉等日商工廠工人積極響應，形成全市日商紗廠工人聯合大罷工。5月，多間日本紗廠以男工引發工潮為由，將所有男工解僱，引起22家上海工廠大罷工，再由上海總商會調停；正準備復工之際，內外棉第八廠再開除數十名工人。於是八名工人代表於5月15日再向內外棉資方交涉，內外棉第七廠的日籍資方人員與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工人顧正紅發生爭執，衝突下日籍資方人員開槍打死了顧正紅，另七人受傷。工人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求助，亦被逮捕[2]。
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膠澳商埠督辦溫樹德出動警察和保安隊強迫工人復工，將中共青島支部書記鄧恩銘逮捕、繼而驅逐出境。中共中央及時派李慰農來青島，建立四方支部，派任書記，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劉少奇也前來青島指導工人運動。中共山東地委書記尹寬等來青島具體指揮。各紗廠公開建立了工會，青島各界群眾聲援工人的鬥爭迅速發展。私立青島大學學生會負責人羅榮桓帶領該校學生團結全市學生支援工人運動。在青島的罷工得到全市各界群眾的同情和支持，紛紛成立罷工後援會。青年學生上街宣傳罷工，發動市民募捐，資助紗廠工人。《青島公民報》主筆胡信之在該報開闢《工潮專號》，報道罷工動態，鼓舞了紗廠工人的鬥志。在上海的事件先激起上海社會各界對外國勢力的不滿，和反帝國主義的情緒[2]。
5月24日，上海各界舉行追悼顧正紅大會。上海大學學生組織演講組，到租界各處宣傳民族主義，反對外國在華勢力。日本政府和山東、青島軍閥當局加緊聯合鎮壓青島工人運動。警察廳派出警察3000多人包圍大康紗廠，日本海軍軍艦從旅順等地開來公開威脅，準備以武力對付罷工工人。北洋政府指示張宗昌、溫樹德，採取嚴厲手段解決工潮。5月29日，包圍青島內外棉紗廠的軍警向罷工工人開槍，廠內日本職員也槍擊工人，結果打死工人8名、重傷數十人，逮捕工人70餘人[2]。
5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決定藉此機會，發動學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內舉行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5月30日，數千名工人、學生、群眾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條馬路組織大示威遊行，抗議內外棉資方無理槍殺顧正紅，要求釋放因聲援工人罷工而被捕的學生，反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註冊等4提案。下午，大量學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內最繁華的南京路，跟公共租界警方發生衝突，有十多人受傷，其中有100多人被捕、關押在老閘捕房。到下午3時，約有上萬群眾湧到老閘捕房門前進行交涉。下午3時55分，英國籍捕頭下令向外開槍以驅散人群，結果造成13人死亡、40幾人受傷，有49人則被拘捕，被稱為「五卅慘案」。工部局其後宣佈戒嚴，租界內的大學被封閉。藉此契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和劉華等組成行動委員會以具體領導事後的「鬥爭」。
而由6月1日開始，全市工人、商人、學生等一起罷工、罷市、罷課。「三罷」一直持續到6月中旬，約有25萬工人、20萬商人、5萬大中學生參與，總人數超過50萬。包括教育、文化、宗教界人士以及地方士紳、社會名流等都有參與其中[3]。
運動後期商人群體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積聚大量矛盾，因此商界於6月24日宣佈停止罷市。9月18日，盧永祥令上海戒嚴司令奉系軍閥邢士廉，封閉上海總工會和工商學聯合會，通緝李立三、劉華等工人領袖。8月中旬，各地工人停止罷工，罷工事態逐漸平息[2]。
根據工部局警務處匯集分區捕房的原始日誌[4]，老閘捕房在5月30日，即滬案事發當日下午一點左右，接報南京路多處有學生演說和人群聚集。英國籍捕頭愛活生(E.W.Everson)隨後奉召帶領一隊歐籍巡捕前去，在場拘捕三人帶返捕房，期間有民眾一直跟隨而到捕房後逗留在外不肯散去，進而都被一齊拘捕。愛活生等巡捕後再前去西藏路類似集會現場，再拘捕一名舉反日旗的學生帶返捕房，有大批學生跟隨到捕房外並拒絕散去，隨即都被拘捕。
日誌記錄到下午二點四十五分，有一名巡捕在西藏路驅散集會人士的時候，遭到對方襲擊而被打倒在地，為首幾名涉嫌襲擊者即時被捕再帶返捕房，不過跟隨的民眾有多人跟着巡捕和被捕者進入了捕房審訊室。在巡捕嘗試驅離闖入人士的混亂過程中，被捕者乘機逃脫。其後捕房方面人員艱難地將人群推出捕房範圍，迫使聚集人士向南京路東退去，巡捕們有同時勸籲人群平靜散去，但在到達永安公司對面時人群停止移動並對巡捕出現威脅性態度，幾個人更有出手毆打兩個巡捕，記錄指其中一名巡捕被打倒後還有人試圖搶奪巡捕的佩槍。巡捕們對此開始用木棒和警棍驅趕人群，但是記錄表示場面仍然失控。巡捕們之後被大批人群逼返到捕房門口，期間有人大叫「打死外國人」和有人意圖搶奪巡捕武器，此時捕房門口已集結相當警力持槍而子彈已上膛，捕頭愛活生為防止逼近民眾再接近捕房範圍而下令向人群開槍，據計當場一共發射四十四槍而驅散人群。警方槍擊即場導致四人死亡，五人後因傷重而死，十四人負傷後收治仁濟醫院並扣留。後捕房在清理現場中收繳大量各式旗幟和小冊子。
記錄事後共有四十六名學生被捕並被拘留，均被控進行暴亂，當中二十二人是西摩路上海大學學生，七人是麥根路同德醫學院學生，十五人是小沙渡路大夏大學學生，二人是商務印書館職工。後有二十一人被獲准交保釋放。
根據時上海萬國商團司令戈登上校（Colonel W.F.L.Gordon）事後的報告[5]，在5月30日警務總巡告知南京路發生騷亂後，遵照工部局總董的口頭指示是預備召集了各國武裝隊，並集合隊伍於31日晚間在閘北邊界周圍進行巡行以展示一定的震懾力。至6月1日各武裝隊奉令駐防各自營地，警務總巡在上午十點告知浙江路南京路口（聚集示威者）出現失控情況，商團司令隨即指令上海蘇格蘭隊和「甲」大隊前去清場恢復秩序。
到6月2日下午有人從西藏路白克路口的一個弄堂槍擊巡邏中的美國騎兵隊，造成一名下士受傷，一匹馬死亡和另一匹受重傷。其後在新世界再有一排槍向下攻擊騎兵隊，商團司令召喚駐守跑馬總會的O.C.第一縱隊前去包圍新世界，不過部隊途中在靜安寺路西藏路口遭遇到兩邊有埋伏射擊。後騎兵隊、蘇格蘭隊和巡捕們進入新世界大樓搜查，未有發現襲擊者身影而尋獲一條地下通道，通道可貫通新世界南北兩邊的樓房。商團司令接獲報告指在福州路集結的人群曾有不少歡呼和掌聲，據此司令推斷襲擊者是經該路逃離現場。
商團司令在6月3日接掌租界防守部隊司令，針對新世界槍擊事件和南京路曾有人上屋頂向騎兵隊投擲石塊，司令決定在幾個主要屋頂設置崗哨並禁止居民登上屋頂。上海市政廳則宣佈戒嚴，各國在港海軍陸戰隊隨後上岸，與萬國商團一起維持市面秩序[6]，司令報告指出由於眾多海軍陸戰隊接手多個重要地點的守衛任務，令商團得以減少了武裝人員和巡邏頻率。商團到6月底為止剩餘五十人是日夜輪流值守。
這次支援市政當局的任務終止於8月28日，即解散各召集隊伍。報告統計商團集合兵力最高峰時達到1,360人，數字未包括在各自居所當值的後備人員。
根據時工部局代理火政處長戈登.戴森（J.Gordon Dyson）事後的報告[7]，率先在5月31日下午是接獲老閘捕房總巡發出援助（清場）請求，火政處就出動了中區和新閘區的救火隊，各隊帶一架五百加侖的里蘭牌抽水機前去南京路，分別對向東西方向，水龍管嘴朝向轉角位與其他指定位置射水以驅散人群，在三個小時後人群散去救火隊便離場。老閘捕房處就留守一架丹尼斯牌抽水機，是由新閘區火政處運去，在警署內架設長達14日。
在6月1日上午，中區的消防隊再奉召到南京路協助警方清場，報告指救火人員是在冒着示威人士雨點般的石塊攻擊下、利用路上一個舊式的水龍頭射水驅趕人群。驅離示威人士期間有多個抽水機手，包括在場指揮的管帶都被擲石或其他投擲物擊中，一名救火隊員眼部被重創以致其後多日都無法動彈。
在6月4日傍晚，楊樹浦的消防隊奉召到日商東華紗廠驅散示威者，不過抵達時人群早已散去。其後在現場架設一架里蘭牌抽水機，全部由管帶操縱日夜值守以警戒再有示威人士聚集，一直風平浪靜直到7月20日撤離抽水機。
當場死亡的13人是[8]：
在上海慘案（六一慘案）發生後，時中華民國執政府與國際各國之間，就調查案件事宜多番交涉。駐華公使團在對第一次執政府方面照會的答覆中,否認上海租界捕房有直接責任，其後的覆牒認為執政府方面的調整報告不甚完全，同時通知公使團更自行組織調查委員團會派赴上海調查。各國委員團是於6月10日抵達上海開始調查工作。6月15日北京公使團電令在上海之六國委員團組織滬案委員會，與執政府方面委員迅速開議。執政府也特派鄭謙、蔡廷幹、曾宗鑒、虞洽卿四人為談判代表,與六國委員接洽開議[9]。
在與中方的談判擱置後，公使團經考量赴滬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對滬案有如下結論：
不過英領巴爾敦收到決定後就向在京大使白樂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和英國外交部抗議，堅持要求對滬案重新進行司法調查，聲言如果公使們繼續實行計劃他將會「盡其所能為不平之感而戰鬥」，英國外交部接納了巴爾敦的訴求，公使團亦擱置轉達和公佈上述決定的計劃。
到7月6日工部局美國會董費信惇（Sperling Fessenden）更致函上海領衍領事，清楚地拒絕了實行公使團的決定，聲稱工部局僅對上海（外國人）選民負責。7月11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向白樂德提出司法重查滬案，主張由英國人擔任主司法官，選美國人同華人各一人為司法官，並計劃讓工部局預先宣誓會遵守司法委員會的判決。張伯倫在與美國、法國和日本方面多番交涉後，到7月尾獲得上述各政府的同意。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方面則較晚得知司法再調查的決定，就拒絕了選派司法人員參與，本土民間亦不看好此事[1]:41-46。 司法委員會於10月5日在上海正式召集。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在6日於當地報章上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稱中國居民與司法調查毫無關系。司法委員會經多次登報公佈預備調查後，於10月7日至27日進行調查聆訊與取證[3]。27日委員會結束第13次會議後就休會考慮調查結論。最後在12月份正式形成報告，英、日的司法官得到結論大體一致，認為巡捕和工部局無罪，而美國司法官則在許多極具爭議的問題上同情華人的觀點[10]。美國委員的報告證實了六國委員團所得到的印象，即認定工部局未有充分的預防措施去阻止騷亂，同時是嚴厲地譴責了麥高雲的擅離職守[11]。三人的報告書都認為在南京路事發當時的環境下巡捕是「別無選擇只能開槍」[10]，但美國的司法官認為致使這種情況出現巡捕是負有責任的，因此建議麥高雲辭職[12]。 公使團未有理會北京政府隨後發出與司法調查報告爭鋒相對的要求，於12月11日開會研究了結滬案之辦法，決定：第一，負有責任的巡捕請辭並由工部局接受；第二，向華人受害者支付合理數目的慰問金[13]。上海工部局董事會於21日表示接受上述的建議。最後麥高雲和愛活生向工部局請辭獲接受，工部局也向中方支付75,000元的慰問金[14][15]。北京政府接此結果表示不予承認，還指令退款回工部局，而五卅案交涉至此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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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爆發後，隨着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推進以及成功，收回租界、收回教育主權、反基督教運動和反帝國主義勢力的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慘案發生翌日，上海總工會在寶山路寶山里2號成立，李立三為委員長，各科正副主任大部分為共產黨員。6月5日，青島四方機廠全廠罷工，全市各界迅速響應。秘密返回青島的鄧恩銘主持成立了上海事件後援會，發表宣言，確定了各界反帝鬥爭綱領。6月8日，青島全市大中學校罷課。10日全市市民大會召開，動員全市民眾舉行示威遊行。16日全市各界3萬餘人舉行了青島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集會。中共青島黨組織以工人、學生為主體成立了各界外交促進會，繼而成立了青島市工界聯合會。9月18日，上海總工會會所被查封，於是在狄思威路麥加里成立汪壽華負責的秘密辦公機關（直到1927年3月進駐閘北湖州會館）。上海總工會先後發動了20萬人次的總罷工。
全中國陸續出現響應反抗外國在華勢力。各地學生紛紛發動罷課、工人發動罷工。上海等地商人亦罷市支持。提出的要求包括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列強在中國的各種特權等。特別是在事件中的英國和日本更倍受針對。漢口、鎮江、九江、重慶皆有因排擠英人及日人而起的流血衝突。部份外籍人士受到襲搫，外國使館、商店被搶劫。而英國軍隊則在漢口、九江等地的衝突中向群眾開槍。
廣州國民政府則策動香港及廣州沙面英租界之工人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之後廣州學生、軍人及工人在6月23日遊行，與沙面之英法軍隊衝突，約二百中國軍民死傷，稱為沙基慘案。
7月23日以大康紗廠工人為首再度形成紗廠同盟大罷工。次日張宗昌率新任膠澳商埠局總辦趙琪從濟南趕來青島，接受日本人和青島買辦商人的收買，於7月26日調集大批軍警鎮壓工人罷工，封閉鐵路工會和各紗廠工會，逮捕殺害了中共青島負責人李慰農與胡信之等，鎮壓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活動。一批共產黨人、革命志士和工人學生骨幹被捕，青島國共兩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民眾團體全部被取締，民眾的一切自由均被剝奪。中共青島黨組織的活動和工人運動轉入了低潮。
1926年5月29日，上海各界人士及人民群眾團體集會遊行，以紀念一年前發生的五卅慘案，並在閘北寶興路方家木橋舉行烈士墓奠基典禮。翌日，唐駝題字：「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界全體國民為五卅殉難烈士建築公墓舉行奠基禮紀念，唐駝敬書。」
1930年代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將老閘捕房南京路大門堵封，改由貴州路門口進出[8]。原五卅慘案流血地點——老閘捕房南京路大門處改建為商鋪，即今南京東路766-772號的大光明鐘錶店。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一幢磚木結構的二層舊式石庫門裏弄住宅(寶山里2號上海總工會會所)，為日軍炮火所毀。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又在烈士墓西南建造五卅小學。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碑亭為炮火所毀。
1938年，日軍將五卅烈士墓全部炸毀，部分烈士遺骸被移葬大場。
1949年以後，老閘區與黃浦區併合，於是將貴州路101號老閘捕房的原址改辦培光中學。
1959年，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1960年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1977年，重新公佈為上海市紀念地點。
1980年公佈為上海市紀念地點。
1985年，上海市文管會在遺址勒石紀念並舉行揭幕儀式。1985年，改為上海市商業職業技術學校。目前，商職校里仍保留着以前老閘捕房的牢房舊址供人參觀。1985年，老閘捕房舊址也被公佈為黃浦區文物保護單位。以後在原址另建樓房，現為上海第五襯衫廠倉庫及食堂。
五卅慘案的死難者埋葬在閘北寶興路方家木橋北首（今靜安區廣中路668號廣中路停車場內），建有正方形的五卅殉難烈士墓碑碑亭，碑上刻有譚延闓書寫的「來者勿忘」四字和蔡元培撰文的碑文。碑亭頂部四角刻有醒獅雕塑，每個墓頂上刻有雄雞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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