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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會」是地方教會（又名基督徒聚會處、基督徒聚會所或小群）歷史上一處重要的教會，1927年－1952年，倪柝聲和他的大約200位同工的工作中心，他們以上海為中心，陸續在中國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約700處地方教會。
上海教會最初起源於1927年。在江浙戰爭中，號稱「中國女司布真」的女傳道人汪佩真隨父母汪楚生、澤美代子由杭州遷往上海租界避難，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新閘路辛家花園（新閘路968～1048號，今泰興路口）。大約在1926年，汪佩真接受了地方教會的道路。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佔領南京，發生襲擊外國僑民和基督教機構的南京事件，當時在那裏編輯《靈光報》的李淵如便離開南京，來到上海，與汪佩真同住。同年5月，肺結核仍未痊癒的倪柝聲也攜帶未完成的《屬靈人》書稿，來到上海。他於1922年在家鄉福州創立了地方教會，這時準備將工作中心前往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1927年，汪家搬到距離辛家花園不遠處的賡慶里（新閘路944弄），聚會也遷到那裏。1927年底，在汪佩真住所開始了上海教會的第一次擘餅聚會。參加者共有四人，除了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之外，還有一位在內地會總部工作的英國傳教士祝康寧[1]。
數周之後，1928年1月，這個小小的團體邁出了大膽的一步：他們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靜安寺路北側，距離外灘約5公里的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了一幢石庫門房屋[a]，作為聚會場所。又租下26號作為單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淵如等長期住在此處。上海福音書房也由福州遷來此處。
1928年1月，倪柝聲立刻在文德里召聚第一次得勝聚會。這次聚會吸引了一些當時正在上海的來自浙江省南部平陽縣（包括今天的蒼南縣）和江蘇省北部阜寧、淮安的內地會、美南長老會的中國傳道人。他們回到家鄉後，便脫離了原來的教派，在當地興起了地方教會。
1932年3月，倪柝聲設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批長老：杜忠臣（1929年由山東煙臺調任上海，原屬煙臺葡萄山的弟兄會）、林光表和吳錫佑。後來增加了朱臣和俞成華。
此後的20年間，上海教會的聚會地點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漸增加到數百人後，租賃的房屋也逐漸從一幢增加到四幢（34、36、38號），並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納400人。加上在弄堂里擺上椅子，總共可以坐五、六百位。不過因為結構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會所內就不得不保留許多的柱子。樓下是聚會所，樓上是招待所、辦公室、長老室等。
女性在地方教會中只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淵如也不例外：汪佩真僅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場合工作，李淵如則忙於福音書房的出版工作。
由於上海是中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難建造會所。1933年，倪柝聲去英國訪問，普利茅斯弟兄會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會走與他們相同的道路，他們願意出資買地造會所。該提議被倪柝聲所拒絕。1936年，上海地方教會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願意以半價（3萬元）將自己的一塊地賣給教會。但是由於該信徒的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在將來建成的會所內放置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b]，堅持聖經中不記名奉獻的原則，寧願將地退還。於是上海地方教會興建新會所的計劃被擱置下來。三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會的賬上，存進銀行[c]。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佔租界。
1939年倪柝聲第二次訪問歐洲回到上海後，和弟弟、聖約翰大學化學博士倪懷祖在膠州路武定路口開辦了中國生化製藥廠。1942年底，發生倪柝聲被上海教會的長老們革除的事件，不久，進入租界的日軍封閉了上海地方教會。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汪佩真、俞成華恢復上海地方教會的聚會。他們又寫信給正在青島養病的李常受，幫助上海和南京兩地教會。1947年，上海地方教會每次聚會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
1948年4月，李常受在福州講道時，從福州請回倪柝聲。倪恢復盡職後，上海教會發生空前的大復興，不久信徒就迅速擴增到數千人。根據1949年以後政府的統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屬於知識分子，許多是交通大學和國防醫學院的大學生。
並發生數起當時轟動上海的事件 ：
- 聲勢浩大的福音遊行：1948年下半年，李常受將南京地方教會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的做法介紹到上海，於是上海地方教會也開始進行數次聲勢浩大的上街福音遊行。第一次遊行約有二三百人參加，李常受和張愚之擔任福音遊行的總指揮，萬紹祖任大隊長，張錫康、何廣濤、孫務信任三個小隊長。遊行隊伍穿過南京路、霞飛路等繁華街道，前面是銅鼓、喇叭、漫畫，信徒高唱「需要耶穌」等詩歌，高喊「上海人啊！趕快悔改，罪惡不去，平安不來」、「信耶穌得永生」等口號，並散發印有「晚上請到南陽路145號來聽福音」的福音單張。
- 交出來：在大復興的高潮中，許多信徒受感動，仿照使徒行傳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樣，自願將財產獻給教會。
- 建造上海最大的基督徒聚會場所 ：上海教會的信徒大幅擴增，然而文德里聚會地點的四幢房屋打通以後，最多只能容納400人，因此每次聚會時，會所的外面弄堂里、對面福音書房、李淵如住處和其他幾個信徒的家裏，都坐滿了人。聚會時最少要用上十多個擴音喇叭。買地蓋造大會所的需要實在日益緊迫。於是上海教會用信徒自願捐獻出來的2,100兩黃金[d]，購進距離哈同路不遠的南陽路123－145號（南陽路與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南角）的一所花園洋房，佔地4.71畝，原來的小樓保留下來作為辦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會所。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裏面可容納3,000人，外面還可以容納2,000人。其容量超過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南陽路聚會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與地方教會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會所一樣[e]，上海南陽路聚會所也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堂式樣，只注重簡潔、實用。根據地方教會的信仰，聚會所內不用任何裝飾，包括十字架。
在會所內負責講道的主要是張愚之和藍志一。倪柝聲在1948年－1949年忙於進行鼓嶺訓練，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灣，俞成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更擅長於個人面對面的幫助。地方教會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徒參與教會服務的程度很高，從會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負責引導，直到會所內的每項服務，都有專人負責。整個上海地方教會按照居住區域被劃分為26個分家，方便信徒就近參加主日晚擘餅聚會、星期二禱告聚會和初信造就聚會。每個分家各自都有幾名執事負責，負責監督和幫助各自分區內的信徒。教會的男女執事增加到七、八十位，長老增加到8位：俞成華（同工兼長老）、張愚之（同工兼長老）、唐守臨（同工兼長老）、朱臣、杜忠臣、何廣濤、宣常銘、顧柏濤。1951年何廣濤去武漢珞珈藥廠，由負責文書工作的的執事任鍾祥接替。
主要分家如下：
- 南陽路145號新會所辦公樓客堂
- 文德里（銅仁路240弄）38號上海福音書房編輯部樓下
- 膠州路170弄俞成華家
- 常德路恆德里杜忠臣家
- 延安中路聶文杰家
- 富民路249號何廣濤家
- 愚園路高周逸民師母家
- 北京西路王家沙花園鄧子成師母家
- 王彰家
- 瑞金路群賢別墅陸乾惕家
- 華山路湖南路錢澤山家
- 閘北共和新路朱樹功家
- 吳淞路峨媚路沈榮慶家
- 北四川路海寧路楊繼康家
- 建國東路劉約翰家
- 小東門朱錦榮家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內，上海地方教會由於並無外國差會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初中國反美運動的干擾，在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愛國運動，如反美遊行、政治學習、包括控訴運動後，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繼續向外傳福音，信徒人數仍在穩步增長。
然而，在有外國差會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順利納入三自系統，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後，剩下的幾個自立性教派——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和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在政府眼中就成了唯一不受控制、因而也就更危險的目標，決心採用強硬手段加以取締。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倪柝聲應邀參加，此後地方教會的信徒加入三自愛國運動[3]。但是在隨後立即開始的控訴運動中，地方教會信徒對於政府干涉信仰表示了抗議。在上海南陽路聚會所內舉行的控訴會上，信徒吳維尊在政府指導員的推動下，起來「站到人民立場上」控訴姊妹蒙頭、詩歌、傳福音等四個問題，激起信徒強烈的反控訴情緒，會場陷於一片混亂。
1952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被捕。
在倪柝聲失蹤了4年之後，1956年1月29日夜，主日擘餅聚會結束以後，同工長老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陳本偉等一同在文德里被捕。公安局佔領了南陽路聚會所辦公樓，將俞成華、左弗如、唐守臨、任鍾祥等其他十幾位同工長老均關押在內隔離審查，要求交代倪柝聲的問題。
左弗如、唐守臨、任鍾祥宣佈站到「人民立場」上[4]。俞成華則始終拒絕控訴任何人，以求良心平安[5]。20天後被關進提籃橋監獄拘留審查。由於接受日夜輪流審訊，睡眠不足，俞成華的身體狀況迅速惡化，昏迷了三次，4月12日被保外就醫，4月13日在上海宏仁醫院去世。
肅反運動以後，上海地方教會失去了大部分領袖，僅存的兩位同工左弗如、周行義在5月21日重新設立了三位長老：唐守臨、任鍾祥、劉約翰，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帶領下改組參加三自教會，許多信徒離開了教會，有些人在受到打擊後，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也有許多人不願參加改組後的教會，自行在家中秘密進行聚會。
上述局面維持了只有2年。1958年，南陽路聚會所被要求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原有的聚會被併入在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主日下午借用懷恩堂小房間維持掰餅聚會，僅有唐守臨一人被允許參與講道，其他教會人員則被安排到工廠參加勞動，參加聚會者僅有二、三十人。[6]
南陽路聚會所被政府佔用，先是被改為新成會堂。1976年，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兩座三層小洋樓住進了許多戶居民，後來又被美容院、餐廳佔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所有宗教活動均被列為「四舊」而被禁止，信徒因信仰遭受歧視、迫害。倪柝聲、汪佩真、李淵如都在「文革」期間死於獄中，張愚之釋放後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廣場公審後處死。倪柝聲家族成員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夫人張品蕙因不肯與丈夫離婚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嚴重迫害，曾經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處受傷。1971年11月7日，因無權得到醫治，而死在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中。其二姐倪閨貞病重，仍被抬到門外批鬥至死。其二弟倪懷祖是著名化學家、藥學家，因遭到殘酷批鬥而被迫宣佈放棄信仰，日後又恢復信仰。
1979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開始落實信仰自由政策，上海地方教會的信徒們恢復了掰餅聚會。最初的地點是在靜安區武定路的一位信徒家中，1980年由於人數增加，聚會遷至不遠處的新閘路1580弄。1983年，遭政府取締。唐守臨、周行義等人多次向北京寫信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歸還南陽路聚會所，終未成功。1985年，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獲得許可，借用懷恩堂小房間擘餅聚會。後來遷至烏魯木齊北路新恩堂。
1979年，香港地方教會熱心信徒開始進入大陸多個省市，帶進李常受的書報、講道錄音。上海地方教會中，執事張錫康等50餘人接受李常受的觀點，另一部分信徒加以拒絕。上海市公安局於1983年3月20日逮捕張錫康、賀兆清，1983年4月，唐守臨和任鍾祥二人為金陵協和神學院編寫函授教材《堅決抵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據認為這份教材的內容是根據美國的兩本書《神人》和《彎曲心思者》（後來被美國高等法院判定為誹謗[來源請求]）。11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將張錫康所在的聚會稱為「呼喊派」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同時開展大規模宣傳活動，組織1萬多名基督徒參加學習。1984年10月19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錫康有期徒刑3年，賀兆清有期徒刑2年[7]。
1993年，唐守臨去世，由郭本標接任長老（2000年去世）。南陽路聚會所至今仍被占作他用。上海市基督教「兩會」亦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理由是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達到1949年以前的數倍之多，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f]，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但是最後在2004年，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了經濟補償協議，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後，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該會所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3%的宗教房產之列[9]。
- 杜忠臣：1932－1956（隱居）
- 林光表：1932－1937年以前（病故）
- 吳錫佑：1932－1942以後
- 朱臣：1937－1956（被捕）
- 俞成華（同工兼長老）：1937－1956（去世）
- 張光榮（同工兼長老）：1937－1948（退休）
- 單覃恩（又名單惠泉，Dr steams）：1939－1946（回國）
- 張愚之（同工兼長老）：1948－1956（被捕）
- 唐守臨（同工兼長老）：1948－1993（去世）
- 何廣濤：1948－1951（去武漢）
- 宣常銘：1948－1956（不聚會）
- 顧伯濤：1948－1956（不聚會）
- 任鍾祥：1951－
- 劉約翰：1956－1958（去重慶）
- 郭本標：199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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