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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血統的羅馬天主教聖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德蘭修女[4] （拉丁語：Mater Teresia；1910年8月26日—1997年9月5日），或特里薩修女[4] 、特蕾莎修女，天主教會中稱加爾各答的德肋撒修女（拉丁語：Sancta Teresia de Calcutta；「德肋撒」即「德蘭」）[5][與來源不符][6]，原名阿涅澤·岡婕·博亞久（阿爾巴尼亞語：Anjezë Gonxhe Bojaxhiu，又譯依搦斯．龔莎．波雅舒[6]），阿爾巴尼亞裔印度籍[2]天主教會修女及傳教士[7]，生於鄂圖曼帝國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今北馬其頓共和國首都）。在馬其頓生活近十八年後，德蘭遷往愛爾蘭，後遷往印度，並於印度度過其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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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蘭在1950年創立仁愛傳教修女會，為患愛滋病、麻風和結核者提供居所，運營粥廠、藥房、診所、兒童及家庭諮詢機構、孤兒院及學校。傳教會成員必須貞潔、貧窮、服從等三誓願，以及第四個誓願「全心主意為最貧苦的人服務」[8]。截至2012年，該修會在全球133個國家活動，會士數目超過4500人。
德蘭曾獲得諸多榮譽，包括1962年拉蒙·麥格塞塞獎及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2016年9月4日德蘭獲天主教會封聖，9月5日（其過世日）成為其聖日。
德蘭在其生前及逝後均頗具爭議。大眾對其慈善事業廣泛讚許，但對其反墮胎立場則評價不一；其仁愛之家的醫療和居住條件亦受到一定批評。納文·恰維拉為德蘭所作傳記於1992年出版，諸多書籍及電影亦以其為主題。
阿涅澤·岡婕·博亞久（德蘭本名）誕生在今日北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老城石橋附近，是當地的阿爾巴尼亞裔。當時的北馬其頓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她的父親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一位富商且積極參與反土耳其運動，爭取阿爾巴尼亞裔的獨立。母親(Dranafila Bojaxhiu) 雖家教嚴格，卻有着深深的慈愛和信仰。
在德蘭9歲那年，父親病逝，母親便以賣布和刺繡的生意，獨自輔養三個孩子成長。德蘭修女有個大六歲的姐姐、和大三歲的哥哥（姐姐後來也成為修女）。家中說阿爾巴尼亞語，是天主教家庭，她所居住的城市的居民多為穆斯林和東正教信徒，僅有少數天主教徒
德蘭修女出生的那一年即1910年，時逢阿爾巴尼亞人群起叛亂。兩年後即1912年，巴爾幹戰爭爆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9]
德蘭修女[10]10歲（1920年）時她到克羅地亞公立學校讀書。參加了學校中的天主教學生會。這個學生會特別支持到外地傳教。
12歲（1922年）立下志願，將來要到外國傳教，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
15歲（1925年）在中學念書時，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去服務。神父們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
18歲（1928年）那年，她終於選擇奉獻生活，追隨天主的聖召。9月25日隻身到愛爾蘭洛雷托修會做初學生。此修女會是瑪利華德於1609年成立的，重視派遣傳教士到印度傳教的使命，在印度的加爾各答教區有修院。她在自己家鄉聽說此事，便願到印度傳教。
1929年1月6日，她從愛爾蘭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初學訓練。
1931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初願。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永願，決定成為終身職的修女，並依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德蘭（Saint T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為德蘭。德蘭做了修女之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教地理和宗教課。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是學校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這所貴族學校夾在貧苦地區當中，好像沙漠中的宮殿那樣，高大的圍牆，隔離的是兩個世界。
1940年代初期，德蘭修女在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擔任校長一職，當時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大，校內一片安寧，但校外卻滿街都是無助的痲瘋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變了德蘭修女的一生，也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車去大吉嶺，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這個情境不斷在她的腦海裏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神在呼喚她為貧窮的人服務，於是便向神師則來斯定艾森神父（Rev. Celeste Van Exem）和加爾各答的總主教佛迪南貝利耶（Ferdinand Perier）徵詢意見。他們建議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東巴基斯坦脫離印度獨立，加爾各答湧入了數以萬計的難民，大多數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傳染病如霍亂和麻瘋病等都沒有受到控制，在街頭巷尾爆發開來。於是，加爾各答的街頭暨學校的高牆外越來越像是地獄。這折磨著德蘭修女的心。
1948年2月7日，瑪利德蘭修女寫信給羅馬梵蒂岡的總會，請求許可她離開勞來多修女會，專心為印度窮人服務。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許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德蘭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受護士訓練。三個月後，回到加爾各答城，暫住在安貧小姊妹會。十二月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莫地及爾（Moti Jihl）為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難重重。但德蘭修女咬緊牙關，依靠天主，終於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場所、設備、食物，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德蘭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一富家的小姐。有11個女孩也決定奉獻一生，追隨德蘭修女為貧苦的人服務。
1949年2月6日，德蘭修女搬到哥美斯家庭為她準備的房子裏。3月19日（聖若瑟慶節），第一位初學生加入她的服務行列，她是德蘭修女在意大利城教書時的學生，本名叫蘇巴西尼達斯（Sabashini Das）。入修會後，取名依搦斯。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德蘭修女與12位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稱博濟會），德蘭修女將教會的修女服改為印度婦女傳統的白棉粗布沙麗，這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底層的「吠舍」所穿的。德蘭修女卻把「吠舍」定義為「主的兒女」，她認為，既然要為窮人服務，理應穿着與那些貧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成為博濟會修女的制服。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
1952年開始，德蘭修女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為快要死亡的窮人服務。德蘭修女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捐贈的伽黎神廟旁的一間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讓窮人得以善終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窮人，因為修女們的細心照顧而起死回生的。對這樣的人，除了給予適當的照料之外，還教給他們謀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平靜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1960年10月德蘭修女首次離開印度。這次是美國邀請她參與會議。在回加爾各答之前．她轉赴羅馬，拜訪教宗若望廿三世。亞加及尼樞機承認她的傳教修女會是一個宗座的修會。在羅馬，德蘭修女首次遇到自己的哥哥拉沙，這是她十八歲離家修道後第一次與哥哥見面。
1965年2月1日，仁愛仁教修女會正式被批准為宗座修會，德蘭修女從此可在印度之外建立修院。7月26日，在南美洲委內瑞拉的科科羅特建立一所修院。
1968年教宗保祿六世邀請德蘭修女在羅馬建立一座修院。
1982年，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圍攻的緊要關頭，德蘭修女斡旋以色列國防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實現暫時停火，並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線的醫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11]。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德蘭告訴一方的指揮官，說戰區裏面那些可憐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說：「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對方不停，沒辦法。」德蘭說：「那麼只好我去了。」德蘭修女走進了戰區，交火的雙方在得知了德蘭修女走進戰區後，便立刻停火，都在等德蘭修女把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帶出戰區後，雙方才又重新開戰。後來這個消息輾轉間傳到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後，歎了口氣說 ：「 這件事我做不到。」在國際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德蘭修女穿越交戰區域前往被損毀的醫院，疏散年輕病患[12]。
1985年，德蘭修女在紐約建立「愛滋病醫院」。1988年，在三藩市創立了愛滋病患之家。
1980年代末期，東歐正處於逐漸開放的過程中，冷戰的陰雲開始有了消褪的跡象，德蘭修女為將慈善事業擴展至那些以往對仁愛傳教會加以拒絕的共產國家，開始着手幾十個計劃。雖然她對於墮胎及離婚案的堅定立場招致批評，但她「偏向虎山行」：「別人說什麼都沒關係，你只管微笑着接受，然後（接着）做你自己的工作。」德蘭在亞美尼亞大地震之後訪問了當時的蘇聯加盟共和國亞美尼亞，並與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舉行了會談。德蘭修女四處出訪，幫助和照料了埃塞俄比亞的饑民，切爾諾貝爾的核輻射受害者以及亞美尼亞大地震的災民[13][14][15]。
1990年在經歷幾次心臟病發作後，德蘭修女住院多時，她向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申請辭去總會長的職務。但是，修會於九月八日又再次選她為會長，她又再次出任該職。
1991年3月31日，德蘭修女首次回到了故鄉，在祖國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地拉那的一座主教座堂作了彌撒。此教堂在恩維爾·霍查時期被改為戲院，在不久前的1991年2月才恢復宗教場所的性質。德蘭修女又在自己家鄉開設三間會院(一座仁愛之家兄弟會)，她的夢想也實現了。
1995年，德蘭修女計劃在中國設立一所仁愛之家，但受到政府的婉拒。
截至1996年，德蘭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運作了517個慈善計劃[16]。瘦小矮弱的德蘭修女，有着堅強意志，半世紀來，憑着對天主旨意的順服，發展出「仁愛傳教修女會」團體。如今在全球，一共七十一國家設立了七百四十多家救濟院、一一九個痲瘋病中心、七百多家巡迴診所，近年又成立愛滋病服務中心。這個專為「窮苦中的至苦者」服務的慈善機構如今已遍佈全球[17]。近五千修女繼續着她的志業。受其感召而投入的義工則超過一百萬人。他們服務的對象很廣，因為德蘭修女對貧窮的定義非常寬廣，包括了物質與精神層面。她曾說，舉凡飢餓者、孤單者、無知者、胎兒、遭種族歧視者、被棄者、患病者、貧困瀕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瑪竇福音》裏耶穌所謂「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愛，是其中最貧弱者。
德蘭修女去世後，加爾各答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向聖座封聖部申請德蘭修女宣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2003年10月，把德蘭修女列入了真福名單。
早在1960年代，德蘭修女已贏得印度政府的褒揚，她於1962年被授予蓮花士勳章，1969年被授予尼赫魯獎，該獎旨在表揚促進國際了解的國內外人士[18]。她於1972年及1980年兩度獲得印度政府最高獎印度國寶勳章。她的官方傳記由一位印度公務員撰寫，並於1992年出版。
德蘭修女在1962年因其對促進亞洲各國間相互包容與理解的突出貢獻被授予麥格塞塞獎，此獎亦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該獎項的理事會表示德蘭修女為那些居住在陌生國度中的悲苦窮人竭力服務，此舉為眾人指明了方向[19]。
也就是從這時起，普世天主教信眾開始敬仰德蘭修女，為褒獎她的扶困濟貧工作、為和平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在她身上體現出的基督之慈愛，教宗保祿六世於1971年頒予她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獎[20]。1976年，德蘭修女更獲頒旨在褒獎促進和平人士的和平於世獎。[21]
多個國家政府與社會團體均授予德蘭修女榮譽褒獎。1982年，因着她「在更廣義的層面上對澳大利亞與人道主義的共同信念所作出的努力」被授予澳大利亞勳章[22]。英國與美國競相為德蘭修女頒獎，1983年她獲得英國功績勳章， 1996年9月16日德蘭修女成為了美國榮譽公民。1994年，修女的故鄉阿爾巴尼亞為她頒發國家金質榮譽獎章[23]。
印度與世界各國諸多大學均為德蘭修女頒發榮譽學位[24]。（包括：1994年受中華民國臺灣天主教靜宜大學之邀訪問臺灣，獲頒榮譽博士學位。）
其它的社會獎項包括1978年的巴爾贊獎——此獎為全球學術界最高的榮譽獎項之一[25]、1975年的艾伯特·史懷哲獎（Albert Schweitzer）[26]。
1979年，為表彰德蘭修女為消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工作與成就，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她到挪威領取和平獎時，希望挪威政府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她的想法是：「一頓國宴，只讓一三五個人吃飽，但國宴這筆錢交給仁愛傳教修女會，便能夠讓一萬五千個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溫飽。」 挪威政府回應了德蘭的要求，答應她把宴會的六千美元費用交給她使用，修女拿到這筆錢，同時還拿到了40萬瑞幣的捐款。那個被所有人仰慕的諾貝爾獎牌也被她賣掉了，所得售款連同獎金全部獻給了窮人。對她來說，那些獎牌如果不變成錢為窮人服務就一文不值[27]。德蘭修女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設問：「我們能為促進世界和平做些什麼呢？」她隨後答道：「回到家裏，愛你的家人。」她接着說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我發現貧窮不僅僅存在於整體貧困的國家中，在西方國家，貧窮更加難以消除。當我從大街上搭救回來一個飢餓的人，我給他一碟米飯，一塊麵包，我便很滿足了。（因為）我讓人吃飽了。但是，那些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不被人需要，沒人愛他們，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他們被社會拋棄。這樣（精神上）的貧困太難（消除）了。」同時她指出，墮胎是「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壞者」[28]。
「然而，德蘭修女從來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存在。」查特基指責德蘭造成了外界對他的家鄉的負面印象[29]，並認為德蘭修女時常反對印度民族主義的做法在印度政界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閡與摩擦。
在生命即將走至尾聲時，年邁的德蘭修女招來了一些媒體的批判與否定。記者是無神論者、反宗教者，他是針對德蘭修女的最強烈反對者。在同為德蘭修女反對者的查特基的鼓勵與推動下，希金斯被英國第四頻道委任，擔任一部抨擊德蘭修女的紀錄片《地獄天使》（Hell's Angel） 的共同編劇與製作人，但查特基對該片流露出的「譁眾取寵的（拍攝）手法」十分不滿[30]。隨後，希金斯在其1995年出版的《傳教立場》（The Missionary Position）更加猛烈地批判當時85歲的德蘭修女[31]。而下列多項針對她的質疑與否定均來自於希金斯與查特基二人。希金斯於1995年出版的《傳教立場：理論與實踐中的德蘭院長》（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32]一書中向讀者宣稱：「你所知道的德蘭修女，不只部份是假的，而全部都是假的。」在1981年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您是否在教導窮人應該忍受苦難？」修女回答道：「我認為，窮人接受自己的命運、與受難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認為，窮人受苦會對這個世界更有幫助，我們的目標僅僅是救治傷員和病人。[33]」 希德蘭修女所服務的印度城市加爾各答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大部分報導德蘭修女的文章都誇大了加爾各答窮苦的程度，將其形容為人間地獄的做法是十分錯誤的。與此觀點截然相反的是，加爾各答雖然在歷史上曾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但在20世紀初時業已衰落，並且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深陷於「驚人的貧困」中[34]。在1943年孟加拉饑荒期間數量驚人的加爾各答人被奪取生命[35]，德肋已在加爾各答待了十餘年；印度分治帶來的嚴重暴亂和流離失所，以及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嚴重的能源短缺、罷工潮和共產暴力那薩爾黨派對該市基礎設施的摧毀所導致的嚴重經濟停滯使人民進一步陷入困苦中，而1971年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爭導致成千上萬的難民湧入加爾各答：所有這一切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所緩和[來源請求] 而查特基撰寫的批判書籍《德蘭修女：最後的審判》（Mother Teresa: The Final Verdict）中詳細列出印度幾十年來的重大災害，並斷言仁愛之家幾乎完全沒有進行過救助。希金斯認為德蘭修女並不是無私的人道主義者，他認為德蘭修女對於「痛苦」有一種扭曲的崇拜，將受苦視作讓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徑。他認為德蘭修女創辦的仁愛之家不是用來治療窮苦的人，而是讓他們痛苦的死亡的場所，因為「那些療養院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醫療設備，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修女，她們使用沒有消毒的針筒，不使用任何止痛藥，也不打算治好任何人」。查特基則在他自己的書中明言，德蘭修女即使在生死攸關的場合也不願讓病人住她的療養院。查特基認為，德蘭修女的「窮人的幫助者」的形象是對公眾的誤導，他判斷在德蘭修女所辦的最大的收容所裏也僅有三、四百人，而根據他的統計，屬於新教神召會的加爾各答另一慈善組織每日發放13000份免費餐，遠遠多於德蘭修女全部收容所發放數量的總和[36]。據CNN報道，德蘭修女的仁愛之家單單在加爾各答，每年為500,000戶家庭提供食物，對90,000名麻風病患者進行醫學治療，同時還為20,000名學齡孩童提供系統教育。但CNN的數據來源不明[37]。希金斯的書中提到，仁愛之家的一些前僱員及一位名為蘇珊·希爾茲（Susan Shields）的修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德蘭修女不允許她們買醫療器械，而是將捐款轉入梵蒂岡銀行作為一般用途，即使捐贈者特別註明將捐款用於慈善活動[38]。除了法律規定的政府有關部門外，德蘭修女從不向公眾提供其慈善組織的財務狀況[36]。
柳葉刀及英國醫學雜誌報道了仁愛之家的重複使用針頭等醫療用具，惡劣的醫護環境，包括為所有病人洗冷水澡，以及拒絕現代化的醫療護理，系統化的病理診斷。柳葉刀的編輯，羅賓·福克斯醫生描繪這種場景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因為那裏缺少醫生，沒有醫療知識的志願者要為患者作出醫療決定。他同時觀察到那裏並不把可治癒和不可治癒的患者分開，從而導致那些原本可被救治的患者有死於感染和得不到及時護理的危險。福克斯醫生指出，這並不是醫療，而是只是看護。因為醫療代表了用專業的醫療來減輕病人痛苦，並強調滿足病人的需要和願望，而她卻不在乎這些。
印度人民黨在對待基督徒的態度問題上曾與德蘭修女發生衝突，但在修女去世後，該黨讚揚了她的善舉，並派遣代表出席了她的葬禮。另一方面，世界印度教徒會議（印度教徒之民族主義組織）反對印度政府為德蘭修女舉行國葬，該組織秘書Giriraj Kishore認為「她的首要責任是為教會服務，其次才是社會公益」，並指控德蘭修女贊同基督徒為臨終者施行「秘密洗禮」[39][40]。但是，該組織的雙周刊《前線》雜誌的文章隨後表示上述指控是「明顯的謬誤」，並表示他們「無意改變社會對她的觀念，特別是在加爾各答」，文章在稱讚德蘭修女的自我犧牲、勇氣與力量的同時，亦批評修女公開反對墮胎的行動，認為這種活動應該是非政治性的才對[41]。
德蘭修女過世之後，尊敬她的印度人民要求將她列入聖人的行列。天主教教會進行宣福儀式前，必須要有奇蹟的見證記錄，德蘭修女的奇蹟見證紀錄來自於一位印度婦女Monica Besra，她聲稱自己是德蘭修女施行奇蹟的見證人。她曾將德蘭修女的照片放在腹部，癌腫瘤奇蹟般地消失了。她的丈夫曾一度對媒體聲稱這是妻子接受醫院手術治療的結果，而他們受到來自天主教會要替德蘭修女進行宣福的壓力而謊報奇蹟，《時代》雜誌報導稱，治療該名女子的醫生同受到天主教會的壓力必須對外聲稱此為奇蹟。但Monica Besra的丈夫後來改變了態度，將癌腫瘤的治癒確稱為德蘭修女的奇蹟[42]。教宗方濟各2015年12月認可她的第2個神蹟，讓巴西一名罹患腦瘤的男子痊癒。
1969年，英國記者、作家、獨立電影人兼諷刺評論家馬爾科姆·蒙格瑞奇拍攝了一部以德蘭修女為主的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片中拍出收容所和印度街頭驚人的貧窮和無助，以及德蘭決定終生侍奉最貧窮的人的精神，讓許多人相當感動，也讓德蘭修女變成了世界名人。該記錄片錄製期間，一些片段感光不足，特別是拍攝臨終者的居所的那些片段，被認為品質太差不可能用到影片中去。在攝製組從印度返回後，驚訝地發現那些昏暗的片段變得明亮起來，品質好到令人難以置信。蒙格瑞奇認為那是來自德蘭修女的「天賜神光」[43]照亮了膠片。而攝製組的有些人則認為那是超敏柯達膠片造成的奇效[44]。不久後蒙格瑞奇改信了天主教。
德蘭修女一生中曾18次被提名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Gallup's most admired man and woman poll）中的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並在20世紀80-90年代間數次當選[45]。1999年，德蘭修女被美國人民投票選為二十世紀最受尊敬人物榜單之首（Gallup's List of Most Widely Admired 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排在她後面的是馬丁·路德·金與美國前總統甘迺迪[46]。在此次廣泛囊括各年齡層（除嬰孩外）的調查投票中，她以壓倒性的優勢成為全美人民心目中的偉人[47]。
在德蘭修女去世後，民眾採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紀念她，多所博物館以她的名字命名，多座教堂以她為主保聖人，她的名字亦被用來給各式各類的建築物和道路命名，其中包括地拉那德蘭修女國際機場。2009年，在她的家鄉馬其頓共和國首都及最大城市斯科普里，德蘭修女紀念樓正式對公眾開放。早在1984年，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政府在科代卡納爾成立了一所名為德蘭修女女子大學的公立大學[48]。印度本地治里政府於1999年成立了德蘭修女健康學研究生與研究學會[49]。她的傳記作家Navin Chawla在印度各類不同的報刊上發表多篇文章以表達對她的懷念與敬仰[50][51][52][53][54][55]。
2010年8月26日，為紀念德蘭修女百年誕辰，印度鐵路局將一列新火車命名為「修女特快」[56]。泰米爾納德邦政府於同年12月4日在金奈舉行了由該邦首長戈代加訥爾(Kodaikanal)主持的德蘭修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57][58]。
多部電影電視作品以德蘭修女為主題：於1969年上映的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及其1972年出版書作；1997年由傑拉丁·卓別林主演的藝術電影獎獲獎影片《德蘭修女：因天主的貧者之名》；2003年拍攝的意大利小型電視連續劇《加爾各答的德蘭》（此片於2007年二度上映並獲得金美獎CAMIE Awards）[59]。2015年上映電影The letters 《愛無止盡德蘭》。
德蘭修女在世的最後幾年，身體不斷出現狀況，尤其心臟病，令她胸口疼痛及呼吸困難。最後因突如其來的心臟停止，讓她沒有痛苦地安祥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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