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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梵語：काषाय，羅馬化：kāṣāya；巴利語：kasāva；僧伽羅語：කසාවත；標準藏語：ཆོས་གོས，羅馬化：chos gos/chö gö/choe goe），又譯為迦沙曳、加沙野、袈裟野、迦邏沙曳、迦沙、加沙、迦羅沙曳等，意譯為壞色衣、不正色、染色衣、染衣、污染衣；另有多種稱呼：福田衣、田相衣、糞掃衣（梵語：pāṃsu-kūlika）、割截衣、雜碎衣、三衣（梵語：Trini Cīvarani/Tricīvara；巴利語：ticīvara；標準藏語：chos gos nam sum，義爲三種法衣）、僧衣、蓮服、法衣（梵語：cīvara，巴利語：cīvara；標準藏語：ngur mig，義爲赤黃色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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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是佛教僧侶的衣裝，最顯著的特點是「偏袒右肩」、「割截田相」、「染不正色」，釋迦牟尼佛曾說三世諸佛都穿着同樣式的袈裟示現成佛的。在原始佛教中是佛教沙門日常衣裝，且戒律要求「三衣不離身」；現今在處於熱帶地區的南傳巴利語系佛教中仍為僧眾的日常衣物，不同傳承略有樣式上的區別；而北傳佛教地區冬季較寒冷，三衣不足以禦寒，故袈裟多作為法會等特定場合下穿着的法器，表法象徵意義多於實際穿着意義，而日常衣裝被當地樣式所取代，如漢地的漢服等。[1]
狹義上指安陀會、郁多羅僧、僧伽梨「三衣」，廣義上指三衣以外的所有僧用衣物。
梵語kāṣāya和巴利語kasāva，本意是一種草，因色濁，轉指不正色、壞色、濁色。有兩個解釋：一是早期的佛教僧團作風刻苦，不事生產，衣服是從屍骨墳冢處挑揀而來，洗洗將就穿着，如此解決衣料的來源；二是當時古印度在家宗教徒一般著白色衣。
漢地最初將音譯字寫作「𣮫㲚」[2]，至晉朝，葛洪在《字苑》裏改為「袈裟」，成爲定例。[3]
另外一個詞源，梵語和巴利語cīvara，本意是布料，轉指僧衣[4]。漢譯一般作「衣」或「法衣」，如巴利三藏《增支部·5集·182經》爲〈衣經〉（巴利語：cīvara sutta），「衣缽」的梵語爲「pātra-cīvara」，pātra爲缽[5]。
偏袒右肩是印度人的衣裝審美，將右臂空閒出來便於生產勞動，這在其他族群的傳統中也多少有所體現，如古羅馬人、藏人的衣服也有類似樣式特點。故古印度沙門傳統中，各宗教的出家人衣服都較為類似，簡單的將衣服搭裹在身，露出右臂；佛教也不例外。釋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前、初出家之時，跟隨外道沙門學習禪法，故其衣裝也繼承了古印度沙門的風格。
早期的佛教僧團作風刻苦，不事生產，不蓄錢財，為了解決僧人衣服來源的問題，聽許僧侶在荒冢找廢棄的衣服，簡言之就是從屍體上拔下衣服，經過清洗、縫合和染色後就能穿着。如此也可破除僧侶對死亡的畏懼心，示萬法無常的道理。這稱爲「糞掃衣」、「（百）衲衣」[3]。當時古印度在家宗教徒一般著白色衣，爲示區別，佛教沙門的衣服規定染色不能爲「正色」，如純白色、純黑色、純赤（紅）色等即稱正色，袈裟要「不正色」，也可破除對華艷衣裝的貪慾。這是「壞色衣」、「不正色」、「染色衣」、「染衣」、「污染衣」名稱的來源。[3]不過，因為色彩無法用言語來準確定義，僧人對於戒律中描述的色彩的理解莫衷一是，故不同地域根據各自的理解傳承袈裟色制[3]；又因各部派會用不同的袈裟顏色互作分別，故導致如今各地的袈裟有非常多種的顏色傳承，如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着「皂色衣」，摩訶僧祇部（大眾部）着「黃色衣」，彌沙塞部（化地部）着「青色衣」，曇無德部（法藏部）着「赤色衣」，迦葉維部（飲光部）着「木蘭色衣」。
在釋迦牟尼佛的僧團規模增長後，佛陀也聽許僧侶接受信徒的新布料供養，但必須將整塊布切割成塊，再進行縫合。此舉一是因為古代平民不易獲得衣料，完整布料就顯得珍貴，僧人穿着外出可能引來盜賊搶竊去裁剪做衣；二是因為將衣服先破壞掉，可以破除僧人對衣服的執著心，又和外道有所區別[6][3]。這就是「割截衣」、「雜碎衣」名稱的來源。又據《四分律·第四十》和《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云：佛陀一次見成塊成塊的水田，令阿難尊者教導僧伽將袈裟切割成田畔阡陌的形狀進行縫製。如此，以田地種糧食養命，譬喻袈裟可養慧命，同時以此昭示佛法僧是世間人天的福田，眾生見袈裟，知是出家人，心生歡喜，願意供養，培植福田。這是「福田衣」、「田相衣」稱呼的來源。[3]
袈裟也叫做「三衣」，是源於袈裟的祖制是由安陀會（五條衣、中着衣、作務衣）[7]、郁多羅僧（七條衣、上衣）、僧伽黎（大衣、眾聚時衣）三種組成，各有用途。[3]戒律要求「三衣不離身」，一來是因為僧衣是佛法的象徵，不能捨棄；二來為了保護僧衣免遭搶竊；三來僧衣可以作為禦寒工具使用——當入夜席地而睡，天氣轉涼，可以一件件的披在身上。
安陀會（梵語：antarvāsa，巴利語：antaravāsaka）又名五條衣、五衣、中着衣等，是穿在中間、內裏的內衣，由五條布料縫綴而成 [8]。
郁多羅僧（梵語：uttarāsanga），又名七條衣、七衣、上衣、入眾衣，是上身的衣着，由七條布料縫綴而成，是入眾，或寺內誦經、禮懺的衣着 [9]。
僧伽黎（梵語：saṃghāṭī，巴利語：sanghati），又叫大衣、眾聚時衣，是法會聚眾時、會見重客等時刻的禮服，共分九品，由九條至二十五條不等的布料縫綴而成。[3]著袈裟入眾見白衣時，需要將右肩遮蓋，叫作「通肩」，其用意是整肅威儀，也令俗人不因見到袒露處而生非禮心；而印度的風俗是以偏袒右肩爲尊敬，故見佛、誦經時要袒露右肩。
在三衣以外，佛陀還聽許了一些生活衣物。如老僧睡覺需要墊褥，佛陀聽許置臥褥；坐地時需要軟墊，佛陀聽許置坐褥；有的僧人睡覺時頭放不平，佛陀聽許置枕頭；雨天裸身洗澡，白衣看到產生非議，佛陀聽許置雨浴衣；病僧身長濃瘡染污了三衣，佛陀聽許置覆瘡衣；天冷時三衣不禦寒，佛陀聽許內裏可以再穿其他衣服；與此類似，洗臉的面巾，洗澡的浴巾，洗腳的揩腳巾，走路的鞋子（當時的人們習慣光腳行走）以及裹革履巾、攝熱巾、襯鉢氈、針氈、剃髮衣、剃刀囊、禪帶、腰帶等都是後來才逐步增善的。其中最重要的要屬僧祇支和厥修羅的聽置。鑒於阿難陀尊者的俊美常引來婦女的愛慕，佛陀聽許置辦僧祇支（覆肩衣、覆腋衣；梵語：saṃkakṣikā，巴利語：saṃkacchikā）[10]，遮住肩、腋、胸部；又因一次有比丘入眾，被風吹起大衣，露出下體，殊為不雅，於是佛陀聽許在安陀會之裏再置下身內衣，名涅槃僧（梵語：Nivāsana，義爲內衣[11]），又名厥修羅（梵語：kusñlaka，義爲裙、下裙；另說是kusūla，但直譯是穀倉，或爲訛誤）[11]；女僧須置僧祇支和內衣，規避俗衆的非禮。[7]至此，安陀會、郁多羅僧、僧伽黎這三衣之外，又有僧祇支[12]、厥修羅，共稱「五衣」（是相對於「三衣」而言，不同於安陀會「五條衣」的簡稱「五衣」）。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中，規定的衣物有十三種之多：僧伽胝（僧伽黎、僧伽梨），溫怛羅僧伽（郁多羅僧），安怛婆娑（安陀會），尼師但那，裙（厥修羅），副裙，僧腳欹（覆肩衣），副僧腳欹，拭面巾，拭身巾，覆瘡衣，剃髮衣，藥直衣。[7]這十三樣物品稱爲「十三資具」。
三衣具有田相，是受大戒的比丘僧才能穿的。而未受比丘戒的沙彌、沙彌尼，不堪爲世間福田，不能穿着田相衣，他們穿着的僧衣，稱爲縵衣（梵語、巴利語：paṭṭa；原意是（整塊）布、布條、布帶、縵條[13]），又作縵條衣、縵條、禮懺衣、缽吒，是安陀會不加割截（完整布料）和不縫田相而來。
公元前三世紀，佛教傳入斯里蘭卡；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期間，以斯里蘭卡上座部大寺派（巴利語：Mahāvihāra-nikāya）為中心的僧團將上座部佛教傳入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地。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14]，這大片地區文化、風俗、語言、氣候等具有類似性或同源性，尤其因為天氣一年四季都較炎熱，故袈裟形制能夠在此繼續流傳受用而不發生大的變易。不過，因染色所用草木原料不同，染色效果便有不同；又因對佛陀所教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部派，在《舍利弗問經》、《大比丘三千威儀》等經典中已露端倪，這些部派為了彼此區別，便用不同的顏色作為部派的袈裟色。流傳至今，體現在了南傳袈裟上，用色和形制都有不大的區別。譬如，泰國大部派（Mahā-nikāya）和斯里蘭卡暹羅派（Siam-nikāya）爲較鮮艷的橘黃色或橙色，泰國法相應派（Dhamma-yuttika-nikāya）爲土黃色，緬甸多為土紅色、紅褐色或咖啡色。
歷史上，緬甸東固王朝僧團還因為入眾時袈裟應覆肩還是通肩的問題產生過激烈諍論。1708年，Tunna村的Guoabhilaikara長老規定沙彌入村落可偏袒右肩，他們被稱作「偏袒派」（Ekaisika）；也有部分僧人依照入眾必須覆通肩的戒律，反對長老的規定，他們被稱作「披覆派」（Parupa na）。兩派就此問題持續諍論了24年，國王請德高望重的長老進行調解也無濟於事。貢榜王朝建立後，雍笈牙國王（Alaung Paya）支持偏袒派，為此還將發誓奉持覆肩戒律的Munindaghosa等兩位長老驅逐出境。1783年，波道帕耶國王（Bodawpaya）再次裁決諍訟時，披覆派駁倒了偏袒派，國王於是通令全國比丘不得偏袒右肩離寺入眾，結束了持續75年之久的覆肩諍訟。[14]時至今日，從大寺派演變而來的上座部佛教對戒律的受持依然嚴格，沙門入眾時必須覆肩，而在寺院誦經、布薩時應該偏袒右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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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經過長時間的本土化，才演變為如今的模樣，僧裝亦是如此。華夏文化將衣裳視為教化禮儀的一部分而極注重，佛教沙門穿糞掃衣乞食的形象，在中國人看來是不雅觀的。佛教剛傳入不久，僧人做法事還偏袒右肩，但光膀子不耐冷，且比丘尼袒露惹人圍觀、譏笑。很快漢人沙門便尋求國制漢服和袈裟的融合，分出了法服和常服兩部分，法服是做法事時的三衣，常服則是三衣以外的日常穿着。
漢魏時，僧服的染色仍為赤色，後來就多有變通。東晉時期，僧人依漢服改制出「緇衣」，作為僧侶的常服。所謂「緇」，是一種黑色偏深棕色的顏色，以此和穿素衣的俗人分別，僧俗合稱「緇素」。直到周武帝時，因民間流傳讖語將有黑衣人叛亂，周武帝認為指的就是穿緇衣的僧人，因此禁止僧人穿緇衣，這也成為武帝滅佛的前因。往後，緇衣就改為青、褐等色。
唐代時，法郎等僧人譯《大雲經》時偽造武則天爲彌勒菩薩下生的文句，武則天御賜紫色袈裟彰其有功。紫色是當時宮廷的流行色，亦是三品以上大員官服的色彩，五品以上官服爲緋紅色，御賜紫袈裟的光耀門庭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因此引得國內僧人爭相染紫色袈裟，連日本也受到風氣的感染[15]。除了賜紫，還有賜緋的例子。唐玄宗時，僧人崇憲以精通醫學治病有效而蒙帝賜緋。[16]
嚴格來說，上述這些色彩是不如律法的，古今都不乏批評者和反對者。如唐代鄭谷寫詩譏諷「愛僧不愛紫衣僧」；另宋徽宗欽賜曹洞宗高僧芙蓉道楷(1043-1118年)紫色袈裟與法號，道楷不受，皇帝大怒，將其下獄後黥面發配邊地，道楷戒心堅固未曾動搖。不過，紫色袈裟作為皇權護持和供養佛教的象徵，已經成為了定式，歷朝歷代時常御賜紫袈裟；僧寺也將之視為榮譽和維持與官方關係的方式。譬如，清乾隆帝賜南京棲霞寺的一件紫色袈裟（金龍袈裟），成為鎮寺之寶。在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利用皇權詔定僧人常服和袈裟的色彩，為後世袈裟的定型打下了基礎。[17]
所謂偏衫，即是僧祇支的變形。僧祇支若覆左肩，可謂僧祇支、覆腋衣，若覆右肩，又稱覆肩衣。後魏朝始合併二者改為偏衫（褊衫），截領開裙，類於漢服[18][19]。
唐代時出現了一種叫直裰（或直綴）的僧裝，流行於僧衆。在宋代大為流行，禪僧常穿，道士、文人隱士也常穿。傳說直裰是唐代時的新吳百丈山慧海大智禪師將偏衫與厥修羅（裙）上下連綴改制而來，故稱之為直綴，後又傳為直
在佛教本土化的過程中，漢地僧人在三衣之外，依漢地俗服的樣式另製小褂、中褂、長褂、大袍等衣，海青就是廣袖大袍的一種，色以青黑、黑為主。
漢服禮服的一大特點是廣袖，海青是依照隋朝天子禮服改制而來[21]，其名字源於其廣袖的特徵[22]，且制式肥大，腰寬袖闊，袖口還是縫合的。至於縫合袖口的原因，傳說梁武帝的皇后郗氏不奉佛教，常以戲耍僧尼為樂。梁武帝在位期間詔令全國僧眾都茹素，而郗后卻專門做了一些豬肉包子，在請寶志禪師用齋時偷放在齋菜裏，意圖羞辱僧眾，而僧眾若不吃，則可降罪稱違逆皇后懿旨。寶志禪師是得道高僧，事前就用神通預知了皇后的意思，於是命僧徒將海青的袖口縫合起來，改為口袋，裏面裝上饅頭，在用齋時，取食饅頭，將包子裝進袖袋。該傳說的真實性已無從考證，但海青袖口縫合確是有別於俗服常樣的事實[23]。
海青另有一個別於俗服的特點，是交領制式的改變。衣領由三層布片重疊縫製而成，叫做「三寶領」，一是象徵佛法僧三寶，二來為了符合僧衣必須割截的戒律要求。在前領的中段還有五十三條線縷，是為了增強衣服耐用而設，也寓意要向「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學習[23]。
海青脫胎於漢地俗服，僧俗皆可穿着。出家人在海青之外搭三衣，在家人則在海青之外搭縵衣。在戒律中縵衣原是沙彌衣着，依然是印度式的衣制。在漢地，縵衣不僅是受沙彌十戒出家人的穿着，而且成為受居士五戒和在家菩薩戒的在家人所穿的禮服。[24]
三衣的穿着蔽體的作用被漢服取而代之後，漢地將三衣的尺寸改小，並以紐環相系或打結系牢，內穿海青、直裰等各種褂袍，並且着漢式的鞋襪，這在唐代已經普遍的僧裝，乃至於古書記載了一則公案，說有穿着傳統袈裟的梵僧到中國來，寺院知客竟不知如此制式袈裟爲何物，譏其穿着不倫不類。至清朝，制式通常是：紅赤色的鑲金縷（或仿金縷）祖衣，極少數帶福字圖案、佛像、山水雲圖案或其他吉祥圖案，抑或是紫色袈裟（如少林寺方丈仍有着紫色袈裟、雲錦袈裟的例子[25]），均有歷史淵源。所謂祖衣，即二十五條二重僧伽黎。而安陀會和郁多羅僧多爲黃色，或有褐色、赤色等。
另外，據《禪林象器箋·服章門》引《中阿含經》說：佛的姨母也是養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曾供養佛陀一套以金縷裝綴的袈裟；也有《菩薩瓔珞經》中說是天人供養金縷，以此製成袈裟。這類以金縷裝飾的袈裟稱爲「金縷衣」、「金襴袈裟」。[3]這是漢傳佛教袈裟上有仿金縷的經典依據。漢傳袈裟還有個特點是帶鈎或環，用來扣住兩端，不令掉落，這也是有經典依據的。原始袈裟沒有鈎環，在《四分律·第四十》中說，舍利弗深怕入眾時袈裟被風吹落，而稟告佛陀，佛陀因此聽許左肩胸前穿結鈎紐（哲那環），以便系牢袈裟。在漢地，鈎紐逐漸發展為圓環形、如意形等[3]，也有不用鈎紐而打結系牢的。
就常服而言，通常是海青，因為清朝剃髮易服的影響，直裰已不流行，也有短褂、襖等，如長衫（及腳）、二衫（過膝）、三衫（及膝）等款式，都具有三寶領等特點，並且受到滿式長袍的影響。民國時期，關於僧裝改革的議論增多。海青作為僧人常服，行動不便的問題被提出討論，甚至還有人提議廢除袈裟，而改用日本式的褂絡純粹表法。太虛大師作為佛教改革的要員，曾提出將袈裟縮小爲一種標誌，縫在常服胸前，純粹作為袈裟的象徵，不過這個建議太過大膽，終不能成辦；太虛大師最終設計了一套新式長衣和短衫褲。長衣爲對襟，剛及膝，稱爲「太虛褂」、「羅漢褂」，優點是節省布料、行動便利，和當時的西化的風潮相一致；短衫褲上身是短衫，下身是肥褲，需把褲管塞進襪裏。[26][16]
現代僧人的常服一般採用短衫褲樣式和海青，做法事時外搭三衣，各宗派之間都沒有太大的區別。漢地不着三衣的現狀，遭到了一些要求持戒嚴格的人士的反對聲音。如宣化上人批評出家人不着袈裟的現象，並在他的道場萬佛城嚴厲推行袈裟不離身的祖制。現代南傳佛教注重持戒和著傳統袈裟，也受到一些漢地佛弟子的讚歎。 另外，台灣近年發起僧侶服色統一運動，也呼籲將漢傳佛教僧裝袈裟的顏色統一為如法色。[27]
日本的僧裝即由直裰發展而來，但又有所區別。偏衫發展爲袍，裙發展爲裳，合稱袍裳，即直裰的變形。袍裳外搭郁多羅僧（七條衣），合稱「袍裳七條袈裟」，有時右肩還覆一張「橫皮」，頸後垂吊一條名「修多羅」的結線（梵語：sutra，義爲線，與契經同名）。袍裳還發展爲「裳付衣」，是平安時代初期上朝官員的朝服原型。
而三衣的制式大為改變。因不多宗派間的制式有別，不同時期傳入日本的佛教制式有別，致使日本的法衣形形色色。例如黃檗宗、真言宗、臨濟宗、曹洞宗等仍和漢地的袈裟別無二致；而臺密、日蓮宗、淨土真宗等的袈裟，是將三衣改小，形同圍腰，右肩上有一條細線，左臂上也有一條細線，連接袈裟的兩端，和傳統袈裟只是有形式上的關聯[28]；還有的是「褂絡」或「絡子」，是將臺密樣式的袈裟改得極小，垂在胸前，一條帶子戴在頸上，帶子左胸還留着哲那環，稱爲「絡子環」[29][30]。日本佛教還有略肩衣、結袈裟、半袈裟、折五條、輪袈裟的樣式，是在三武一宗滅佛期間來華求法的僧人，爲隱蔽僧侶的身份，而將袈裟做成布條掛戴在頸上[31][29]，故純粹是一種精神寄託和象徵表法，而沒有實際穿着意義；半袈裟再後來成為了居士禮佛時佩戴的飾物。
朝鮮半島漢傳佛教僧人的常服則與韓服合流，以灰色為主流。法服延續明朝中原樣式，以打結方式繫緊，不使用哲那環。因韓國以曹溪宗一宗獨大，樣式較為統一。與傳統依照場合穿着不同條數的袈裟不同，曹溪宗規定依照「法系」（법계，依出家年資與經過考試合格後取得的等級），最高階的大宗師（대종사[32]）與明師（명사[33]）著25條袈裟，宗師（종사[34]）、明德（명덕[35]）著21條袈裟，宗德（종덕[36]）、顯德（종덕[37]）著19條袈裟，大德（대덕[38]）、慧德（혜덕[39]）著15條袈裟，中德（중덕[40]）、定德（정덕[41]）著9條袈裟，見德（견덕[42]）、戒德（계덕[43]）著7條袈裟。[44] [45]
越南漢傳佛教僧人的常服多爲越服，似海青而無三寶領，袖口未縫合；法服較樸素，多用打結、少用哲那環繫緊。
佛教最早在吐蕃國松贊干布時期，由漢地和印度同時傳入藏地。從地理上來說，藏地和印度往來，比起和漢地要更便捷，藏僧經常到印度學習、請師。佛教在藏地經過長期的本土化，發展成為漢藏文明和印度文明交融的藏傳佛教，戒律、僧裝等傳承都比漢地更接近印度文化圈。藏地曾實行農奴制和政教合一的體制，和苯教長期相互鬥爭又相互吸收，導致許多政治、世俗、苯教等層面的元素進入藏傳佛教。例如藏地曾有僧官，僧階嚴格，且產生了獨特的金瓶掣簽制度。故藏傳僧裝也帶有獨特之處。
僧衣的名稱在藏地叫做：朗袈（nam jar，僧伽黎）、喇奎（la goe，郁多羅僧）、唐奎（thang goe，安陀會）、夏木特（厥修羅裙）、委森（僧祇支）、頂娃（尼師但那、尼師壇）、亞奎（雨浴衣）、納森（護腋衣）等。另外還有森（zen，披單）、堆嘎（toe gag，坎肩）、俄連（汗衫）、夏曲、才曲瑪、布靴、夏蘇瑪等常用衣物，各教派都戴班夏（班智達帽）、菩提帽、卓孜瑪、卓魯等帽，腰間掛恰魯（水袋）。[46]藏傳袈裟為長條狀，裹於上身，袒露右肩，下部穿僧裙（「麥繞」爲內僧裙、「香倒」爲外僧裙）。在特定的場合有時上身披黃色法衣，帶上系有壇筆筒及漱口水瓶等。腳着長靴，長靴一般用牛皮或硬赤色獸皮、褐布製成，禮靴有錦緞做的，長及膝蓋。
藏傳僧衣獨有一種「堆嘎」（toe gag），音譯又作「東嘎」，漢名坎肩，是一類無袖上衣，兩肩上有支出的布，猶如象耳。坎肩是藏區獨有的僧人常服，出現於後弘期。因藏區晝夜溫差大，冬季氣候十分寒冷，只着汗衫不足以禦寒，故創製較厚的坎肩加在汗衫上。[46]
藏傳佛教由於傳入時期不同，對教理的理解闡發有差別，形成了諸多大小支派，各派之間以不同的僧裝的顏色、樣式作為分別象徵，在僧帽、袈裟、僧裙上都有體現，尤其在僧帽上最明顯。[46]
譬如，寧瑪派（意爲老派）僧人所戴的僧帽（萬西）為暗紅色，狀如蓮花；著暗紅色袈裟、僧裙。故稱紅教。薩迦派和寧瑪派傳承類似。
還有噶舉派（意爲口授傳承）僧裙上有白色條紋，故稱白教；格魯派（意爲善規）黃衣黃帽，故稱黃教，該派的坎肩在下密院用紅、黃兩色，上密院用紅色。
另外，苯教雖非正宗的佛教支派，但已經極度佛教化，僧裝、稱謂等和佛教差別不大，故也受中國佛教協會的管轄，稱謂黑教。
在古代，不同僧階，僧裝的用料和顏色有分別。就坎肩而言，僧官、活佛准用錦緞，普通僧人只准用氆氌毛織品。現代已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僧人基本上已不再作區分。不過，轉世祖古的坎肩還會帶華麗的紋飾，作為身份的象徵；而在不丹，有一種繡上雪山獅子和龍圖案的坎肩，帶鋸齒花邊，是不丹王室賜予蓮花園仁波切（Padtselling Rinpoche，或音譯貝斯林仁波切[47]），西藏境內則沒有。[46]
藏地的民俗服裝也受到了印度式「偏袒右肩」的影響，而產生了一些和袈裟相似的服裝。
「森」（zen），漢名披單。披單被列入藏地傳承的十三資具之一，是暗紅色（也有暗黃色）的長條布，不帶割截田相，斜披在身，偏袒右肩。但不同於縵衣，是為了遮陽、擋雨、禦寒而別設的，出家人、在家或出家仁波切都可以使用。[46]
下裙即厥修羅的變形，但仁波切等在家人也可以穿，只是用色要和出家人分別，按印度傳統通常作白色，表明是白衣居士。有些派別會鑲邊，如噶舉派白色下裙鑲紅、綠色邊。[46]
還有種金剛法衣（Dorje Choegoe），是在家人師傅所穿，帶有田相和金剛杵圖案，暗紅色。因為這種師傅所受戒律是根據出家大戒而來，相差已經不大，故著田相衣是佛教界默許的。如達隆噶舉派領袖、寧瑪派秋林新伏藏傳承者在家仁波切——帕秋仁波切（Phakchok Rinpoche）[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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