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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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維吾爾語：بېزەكلىك مىڭ ئۆي），也被稱為柏孜克里克石窟[a]，有「美麗裝飾之所」之意。[書 2]唐時被稱為寧戎寺或寧戎窟寺，位於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木頭溝，是高昌石窟的一部分，是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 |
|---|---|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自北向南），2023年 |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 | |
| 地址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 |
| 座標 | 42°57′21″N 89°32′22″E |
| 分類 | 石窟寺及石刻 |
| 時代 | 唐至元 |
| 編號 | 2-14 |
| 認定時間 | 19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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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現存洞窟83處，其中超過40處留存有壁畫，壁畫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內容以佛教壁畫為主，也有摩尼教壁畫。千佛洞始鑿於麴氏高昌時期，經過唐西州，在高昌回鶻時期成為王室寺院，伊斯蘭教在吐魯番地區廣泛傳播後千佛洞逐漸衰敗。直至19世紀末，西方國家開始對吐魯番等地千佛洞探查時，重回世人視野，俄國、德國、英國、日本先後派出探險隊，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進行探查和編號，並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割取壁畫、發掘文物。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起，中國開始參與到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探查、發掘、保護中。
如今，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除殘留於千佛洞的部分壁畫外，其壁畫和其他文物還分佈在德國柏林民族博物館與亞洲藝術博物館、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及龍谷博物館、中國旅順博物館和吐魯番博物館等博物館中。除壁畫文物外，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還出土千餘片漢文、回鶻文、婆羅米文、粟特文、西夏文等語言文書殘片，以及塑像、絲織品、木構件等文物。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高昌區勝金鄉木日吐克村南3千米的火焰山處，位於木頭溝谷西側斷崖上，呈南北向分佈，綿延千餘米。海拔100米到160米。位於吐魯番市東40千米，勝金口千佛洞北5千米，距離高昌古城10千米左右。[刊 1]在火焰山及周邊分佈着近十處石窟寺院，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外，吐峪溝石窟、勝金口千佛洞、雅爾湖石窟、拜西哈爾石窟等，這些石窟（千佛洞）統稱為高昌石窟。[書 3]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始鑿時間約為麴氏高昌時期，但具體時間並無直接記錄。[書 4]20世紀80年代，吐魯番地區文物管理所在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進行清理維修時，發掘出建昌五年（559年）《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殘卷。且對石窟木結構建築構建進行放射性碳定年法，測定為5到6世紀。基於此確定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大致時期。[刊 2]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樹輝曾根據吐魯番三堡出土《麴斌造寺碑》之碑文等證據判斷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始鑿時間為建昌元年（555年）。[刊 3][刊 2]
修鑿於這一時期的洞窟包括第9窟、第18窟、第34窟，其中第9窟和第34窟後被重修重繪，僅第18窟還留有早期壁畫。[書 5]此時的窟以大型中心柱窟為主，壁畫採用券頂繪斗四式平棋圖案。[書 6]壁畫顏色主要是石藍、石綠等冷色。[書 5]
唐西州時，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被稱為「寧戎寺」或「寧戎窟寺」。源自莫高窟出土的《西州圖經》寫本中「寧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縣界山北廿二里寧戎谷中[b]，峭巘三成，臨危而結極拯，曾巒四絕，架迴而開軒，既庇之以崇巖」。[刊 4][刊 5]1984年，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80窟的廢墟中發現《楊公重修寺院碑》，其中記載了北庭大都護、伊西北庭節度楊襲古在貞元二年到六年（786年到790年）在此興土木，在窟下造廳、冬廚，以及廊、窟等設施，並在窟下栽種葡萄的事跡。[刊 5][刊 6]此時期代表洞窟包括第16窟、第69窟等。此時期的洞窟不僅有中心柱窟，還包括大型縱券頂長方形窟。此時的壁畫出現了中原地區流行的大型經變畫。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創作在此時期到達高峰。[書 6]此時壁畫的特點大量使用石綠色。[書 5]
牟羽可汗起，回鶻人信仰開始摩尼教。高昌回鶻初期，回鶻人依然信仰摩尼教，摩尼教壁畫在柏孜克里克的體現僅剩第38窟的《禮讚生命樹壁畫》。[書 5]不過取代西州後不久，回鶻人皈依佛教，於是開始對石窟進行大規模的修建、改建，並將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作為其王室寺院，此時還出現貴族、侍者所開鑿的石窟。[書 6]屬於10世紀到11世紀的包括第15窟、第20窟、第31窟等。此時的壁畫因高昌回鶻處於鼎盛時期，回鶻可汗生前榮華富貴，希望死後成佛，此時期石窟壁畫題材流行釋迦摩尼本生因緣故事和雕塑、繪畫相結合的《涅槃經變》等。屬於12世紀到13世紀的包括第39窟、第40窟、第42窟。此時石窟以坐佛、立佛、供養菩薩像、千手千眼觀音等經變故事為主，高昌走向衰敗時期的回鶻可汗從希望成佛變為求佛祖保佑。[書 5]
此時的洞窟形制出現了將中原地區木結構和當地土建相結合的工藝創建的中心殿堂窟，也就是將中心柱窟改制成方形穹窿頂殿堂，殿堂外保留有甬道，用於禮拜環繞。高昌回鶻時期的壁畫開始程式化，造型以鐵線描為主，用色豐富，製作佛像會使用到金箔，且繪畫水平較高。[書 6]13世紀初，藏傳佛教在吐魯番開始流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現了穿蒙古服飾的供養人像和藏式佛塔。[刊 5]13世紀末，高昌回鶻的亦都護家族東遷至甘肅永昌一帶，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成為民間寺院，並逐漸開始衰落。隨着伊斯蘭教傳播至吐魯番，包括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內的佛教寺院逐步頹敗。[書 5][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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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俄國民族學家克列門茨前往吐魯番，探查了包括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洞窟在內的130個洞窟，克列門茨在此次探查將部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畫運返俄國，開創了從新疆石窟切割壁畫並帶回本國的先河。[刊 7][書 7]克列門茨的活動對東方學界影響頗深，從此開啟了各國對包括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的探查和考古熱潮。[書 7]進入20世紀後，奧登堡於1909年末到1910年初前往吐魯番等地進行調查，並前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割取壁畫等文物。1914年，奧登堡再次前往吐魯番，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再次割取壁畫，並將發掘的文書等文物帶回俄國。現奧登堡帶回的文物，如第27窟的文殊信仰壁畫殘片、第15窟的《誓願圖》（供養圖）等藏於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刊 8][刊 9]
德國人組成德國吐魯番考察隊三次前往柏孜克里克，第一次由探險家格倫威德爾帶隊帶領東方學者、探險家胡特等人組成的探險隊於1902年11月到1903年3月間前往柏孜克里克，此行並未割取壁畫。第二次是由探險家勒柯克領隊，於1904年11月到1905年12月從柏孜克里克帶走大量壁畫、文書、雕像、石刻等文物。1905年12月，勒柯克和格倫威德爾在喀什噶爾會合併北上，對庫車等地考察後，第三次對吐魯番進行考察。由勒柯克和格倫威德爾割取的壁畫等文物在柏林民族博物館展出，超過一半的壁畫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空襲。如今部分壁畫藏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刊 7]關於柏孜克里克的調查和壁畫，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分別著有書籍《高昌故城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古工作報告 1902-1903年冬季（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中國新疆的古代佛教遺蹟（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和《火州（Chotscho）》《中亞古代後期的佛教（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等。[刊 7]
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吐魯番是其主要考察地區之一。柏孜克里克是斯坦因吐魯番考察的開端，於1914年11月開始。斯坦因對勒柯克等人挖寶行徑並不滿意，開始對柏孜克里克至少60個洞窟的壁畫「系統性」的搬走。到1915年2月，斯坦因從柏孜克里克等地「收穫」的140餘箱壁畫和其他文物隨他離開了吐魯番，這些壁畫和文物現主要藏於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和英國大英博物館。[書 7][刊 7]斯坦因所著書籍《亞洲腹地考古圖記（Innermost Asia）》中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平面圖。[刊 7][書 3]
1908年，日本人組成的大谷探險隊的野村榮三郎等人前往柏孜克里克，對其中47個洞窟進行發掘，出土包佛頭像、佛教絹畫、《金剛經》殘碑等文物，並在此割取8塊大型壁畫和數量更多的壁畫殘塊。1912年，吉川小一郎兩次前往柏孜克里克，發掘相當數量的回鶻文抄本殘件，並割取壁畫。這些文物大部分被運回日本，其中一部分現收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另一部分原存放於神戶郊外大谷光瑞的別墅內，這其中一部分被出售給久原房之助，久原房之助又將這些壁畫和文物贈送給朝鮮總督寺內正毅，這部分文物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被大谷光瑞收藏的另一部分被其帶回中國，現收藏於和旅順博物館。其餘大谷光瑞收藏的文物基本由日本龍谷博物館收藏。[書 7][刊 7][書 3]
除俄、德、英、日外，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哈金於1931年11月前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對其中第1窟、第3窟、第6窟、第7窟、第19窟等洞窟拍攝照片，並發表於其中亞考古研究的書籍中。[刊 7]
1928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抵達新疆開始科學考察，考察團成員考古學家黃文弼在吐魯番考察，途徑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時，對其進行探查。此時千佛洞許多壁畫不僅被勒柯克等人割取，剩餘部分也遭到破壞。此次考察過程和成果刊登於《吐魯番考古記》中。[書 1]1950年代初期，由閻文儒、常書鴻等人組成的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調查工作組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新疆境內遺存進行複查或再次發掘。1961年，中國佛教協會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組成新疆石窟調查組，調查天山山脈以南的石窟。參與調查的單位包括北京大學、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佛學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在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調查時，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對各洞窟進行測繪、編號，當時有編號的洞窟有57個。此次調查成果以《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為題發表於1962年的期刊《文物》上。[刊 10]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吐魯番地區文物保管所（今吐魯番市文物管理局）清理維修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坍塌損壞的洞窟。並對千佛洞崖前遺址區進行清理，發現部分石窟之間或附近的14個新洞窟，並將新發現的洞窟編號為第58窟到第71窟。又在山崖之下清理出11個洞窟，編號為第72窟到第83窟。此次清理髮掘的成果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清理簡記》為題刊登於1985年的《文物》期刊上。[刊 3][刊 5]進入21世紀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搶險加固工程，對涉及區域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出50餘座洞窟、房址、佛塔等遺蹟，其中洞窟近20處。此次成果形成《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遺址發掘簡報》，發表於2012年的《文物》期刊上。[刊 1][刊 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石窟存在有多個編號系統。德系編號或格倫威德爾編號是德國吐魯番考察隊所使用的編號，共編40窟。西方學者曾傾向使用德系編號。斯坦因將石窟編為14個。黃文弼在《吐魯番考古記》中對石窟編號18個。1961年新疆石窟調查組的考察將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57個石窟進行編號。這些編號均由北向南編排，但收錄均有缺失。1981年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公佈的編號是較為全面的編號系統，共有編號洞窟83個，不過和如今千佛洞窟外標籤略有不同。[書 3][書 7]現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石窟窟外標籤編號與1995年出版的《中國壁畫全集6·吐峪溝 柏孜克里克》編號基本一致，即第9窟為德系編號第1窟；斯坦因編號的i窟；吐魯番文管所、新疆石窟調查組編號第9窟。[書 3]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可分為以佛塔為主的上層，以洞窟為主的中層，由洞窟、生活區等組成的下層，各層有樓梯相連。[書 3]所有洞窟中第1至第7窟位於懸崖最北端。第8窟到第39窟分佈在斷崖中部，崖壁平整，是現存較好洞窟。其中第8窟到第26窟坐西朝東，第24窟到第27窟崖體向東傾斜，第30窟到第39窟面向東北。第40窟到第57窟位於南端，崖壁曲折，多為小型窟。第27窟對面有踏道，沿階而下分佈着第75窟到第83窟。除洞窟外，下層還分佈着佛殿、存放舍利的影窟、塔、廊和生活區。[書 7]所有洞窟中有40餘個有壁畫的洞窟，壁畫總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書 8][書 5]昔日寺門開於木頭溝西側的樹林中。[書 7]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洞窟多為單間，僅有兩處雙間形制。另外在崖體頂部存有3座佛塔，最南部保存較好，下層存有3座佛塔。[刊 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石窟開鑿方式並不相同，早期石窟為直接掏挖山體而形成，但這種石窟容易坍塌。其後有石窟被開鑿者用土坯圈砌一層，用於加固。隨着時間的推移，又出現在石窟前建造房屋，形成房屋與石窟為整體的石窟形式。也有直接在山體前修建房屋，以房屋充當石窟的形式。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石窟前室大半已坍塌，所留遺存包括主室、行道或後室。當地石窟建築形式主要分為三種，即中心柱窟、長方形券頂窟、方形穹頂窟。其他形式的石窟均由此三種建築形式發展而來。以用途區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石窟大致分為四類，一為數量最多的禮拜窟；二為僧人修行的禪窟；三為生活住所；四為紀念高僧的影窟。[書 7][書 3]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大致分為因緣故事、經變故事、千佛題材、供養人像四大類。[刊 11]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9窟，即德系編號第1窟，屬於中心柱窟，初開鑿於麴氏高昌時期，後經重修重繪。中心柱四壁本有雕像，皆毀，僅存佛背光。正壁台座正面繪有圖像《鹿野苑初轉法輪》；三身比丘供養人像和三位世俗供養人像分別繪於左右兩側。洞窟從前室到甬道的內外壁繪有千佛圖像，前室右側繪有多排塔中坐佛，左側殘存數排塔中坐佛；右甬道外壁存7排千佛圖像，配有回鶻文和漢文榜題，內壁即中心柱右壁的殘存佛背光由火焰紋、卷草紋等圖案組成，周圍繪有數排千佛；左甬道外壁有和右甬道外壁形制類似的前佛，但僅存數量較少。內壁即中心柱左壁除已毀的佛像外，左右兩邊繪有供養人像；後甬道內外壁繪有菩薩像，在佛龕中有佛像底座，龕內繪數排菩薩造像，皆有頭光。第9窟頂部壁畫脫落較為嚴重，僅存寶相花紋為主，裝飾垂幔紋的殘存。[書 5][刊 12]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14窟和第15窟（德系編號第3窟和第4窟）；現藏於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佛本行集經變·迦葉佛授決定記圖》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15窟，即德系編號第4窟，是中心殿堂帶迴廊（甬道）的洞窟，修鑿於10世紀到11世紀，高昌回鶻興盛時期。洞窟中間是方形殿堂，殿堂後側修有放置佛像的平台。殿堂門前修有踏步，與迴廊相連。迴廊圍繞於殿堂，正門兩側開有小門。殿堂頂為完全用土坯砌築而成的圓形穹窿頂，頂部用石綠、紅、白等顏色繪製而成，花紋圖案以蓮花、雲頭組成的寶相花紋為主，空隙處有流雲。頂部和側壁相交之處有垂幔文圖案。殿堂壁畫以大悲觀音圖像為中心，左右為毗沙門天圖像。左甬道、右甬道、後甬道頂為縱券頂，內壁連續繪有多幅《佛本行集經變相》，其中現存最完整的佛本行集經變相現位於艾爾米塔什博物館，1.25×2.15米，原位於後甬道側壁。第15窟壁畫的製作工藝與其他窟的製作工藝略有不同。該窟壁畫繪於土坯砌築的牆上，而非直接在山體上繪畫。[書 5][刊 13][書 8][書 7]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16窟，即德系編號第6窟，是縱券頂長方形窟，開鑿於唐西周時期。地面中央尚存有台基，後壁前有涅槃台，涅槃台前壁壁畫隱約可見。洞窟左右兩側繪有說法圖，左壁上方有兩身飛天，右壁後端有破壞較為嚴重的涅槃經變·奏樂婆羅門，繪有樂器曲項琵琶、大鼓、拍板、篳篥、橫笛等。窟頂為數排方格的《佛說法圖》，六邊形台座蓮花，上有佛跏趺坐，手持說法印契，佛左右各有兩人，佛右側下方是包括婆羅門、菩薩在內的故事人物，每幅圖上有梵文榜題。右壁原有多排供養人像。供養人站在黃低紅色波頭紋地毯之上，手持蓮枝正在供養。各供養人服飾、配飾不同，但應是回鶻人形象，每人有寫有回鶻文的豎式條幅。供養人像壁畫現藏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書 5][書 9][書 6][書 8][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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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18窟（德系編號第8窟，左）；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館藏的第18窟千佛像（中）；第18窟的《六道輪迴圖》（右）
第18窟，德系編號第8窟，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現存洞窟中能看清壁畫內容最早的洞窟，開鑿於麴氏高昌時期，屬於大型中心柱窟。洞窟的大部分壁畫於高昌回鶻時期重修重繪。後甬道上半部和洞窟頂部保留有麴氏高昌時期壁畫，其中後甬道頂部有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所有洞窟中現存唯一的仿木結構平棋裝飾，四方套疊三層，中心為圓形蓮花和變體；中層環繞有綠水圖案，岔角繪有團花或蓮蕾；外層是平行線條等幾何圖形作為邊飾。[書 5][書 10][書 6]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館藏的一塊千佛像壁畫出自於此窟右甬道後端南側牆壁上，同為麴氏高昌時期壁畫。[書 7]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窟，即德系編號第9窟，位於斷崖中部，是在在山體前使用土坯砌築而成的大型中心殿堂窟。第20窟修鑿於10世紀到11世紀，高昌回鶻興盛時期。第20窟由前室、中心殿堂、甬道組成，中心殿堂平面為正方形，頂部為穹窿頂。中心殿堂的地面有佛台座痕跡，四周有迴廊（甬道）。中心殿堂的正壁壁畫中心為大悲觀音變相，左右壁配有毗沙門天王，分別為毗沙門率諸神遊苑池圖和毗沙門及其眷屬乘雲渡海巡查土地的景象。門壁兩側各繪有三排回鶻供養人。甬道壁繪有15幅《佛本行集經變相》，內容以釋迦牟尼佛累世供養諸佛終成佛的故事為主。每幅畫面上的榜題以婆羅米文加梵文的形式題寫。15幅壁畫的構圖基本均為大型立佛位於中心，周圍從上至下分別繪有天部、執金剛、比丘、披薩、婆羅門、國外、商人等。題材包括《雲童子授決定記經變》《婆羅門以香湯供佛》等。左甬道內壁繪有三身僧都統供養像，配有漢文和回鶻文的人名榜題。右甬道繪有三身持花高僧像，配有婆羅米文榜題。因長期被沙淹埋，第20窟壁畫保存良好，但該窟壁畫基本被勒柯克割取移至德國，部分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書 5][刊 14][書 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40窟，即德系編號第27窟，是長方形縱券頂窟，修鑿於高昌回鶻衰落時期。正壁殘留有佛像頭光和背光，之上有華蓋，上部有殘缺壁畫。佛像頭光和背光的兩側有模糊的圖像，格倫威德爾在此調查時尚能看清搖鈴小鬼、飛翔散花童子、跪姿祈禱者。正壁下側原有70厘米高的底座，現空無一物。頂部繪有十排千佛像。門壁的壁畫已脫落。左壁壁畫以觀音為主尊，但已十分模糊。右壁為《如意輪觀音經變》，尚能辨認。[書 5][刊 1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多種語言文書
經過多年的發掘、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有塑像、絲織品、木構件、文書等文物，其中文書有千餘殘片，內容、題材多樣。文書包括近800件漢文文書，回鶻文文書近百件，漢文、回鶻文合璧文書130餘件，婆羅米文近30件，另有粟特文文書、西夏文文書等。柏孜克里克出土文書以佛經殘片為主，內容上經、律、論、密均有，既包括《大寶積經》《大般若經》《華嚴經》《涅槃經》等，也包括《阿含部》等。出土文書形式包括寫本和印本，其中小部分較古老的寫本集中於對小乘佛教經典的抄寫，剩下大多是對大乘佛教經典的傳播，其中對《妙法蓮華經》的穿抄多至百餘件。除佛經外，也包括摩尼教、道教文書，另外還有少量儒家典籍、史籍等其他文書殘片。[刊 5][書 11]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畫多於高昌回鶻時期繪製，此時的壁畫不僅繼承了唐西州的傳統，也將漢傳佛教畫風和五代宋元時期的新佛教題材、犍陀羅藝術風格中的屈鐵盤絲線條、龜茲壁畫藝術里的凹凸渲染元素等融入，從而形成的回鶻畫風格。[刊 16][刊 17][刊 18]
柏孜克里克壁畫的回鶻畫風格在此時從較為隨意的製作轉為高度程式化的製作，許多壁畫的佈置、內容趨同，尤其是程式化的佛本行經變繪製。壁畫人物造型端莊挺拔、身材敦實。壁畫的製作工藝會用淡墨打底，再敷色填彩，後用蘸硃砂顏料的鐵線定稿。壁畫大部分以赭色打底，所有洞窟以暖色調為主。因為洞窟空間狹小，透視視差較為強烈，為使得在狹小空間看畫人物均稱，畫像頭足比例在繪製時被誇大，腰手的比例被縮小。[刊 16]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將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列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書 2]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面對多種不同的危害。其所處崖體曾發生大規模坍塌，坍塌破壞和風蝕導致崖體出現自頂至底的垂直於崖面的裂隙，裂隙可達20厘米。崖體坍塌還導致洞窟附近部分出現懸空，第1窟到第8窟的崖體發育有數條沖溝，沖溝深度最大2米。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畫因溶鹽破壞、沙土和碎石帶來的外壓力、特殊的洞窟形、地震等自然災害，而面臨着地仗層之間或地仗層與岩面之間出現的空鼓所帶來的隨時脫落的風險。比如第35窟，地仗空鼓面積達壁畫面積的六成左右。另因吐魯番地區溫差大、氣候乾燥，在軟化和快速乾燥的過程中顏料層的膠質收縮變形，從而發生壁畫起甲。因動植物顏料層含有的有機物可供微生物生長，因此產生的有機酸代謝產物會和含銅或鈣顏料發生反應，從而使膠質變質，也會引發顏料層的起甲。如第16窟，壁畫起甲面積近24平方米，並伴有壁畫的整體脫落。除此之外，酥鹼、膠結材料老化等也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石窟和壁畫所面臨的主要病害。[書 12][刊 19]
2010年代初，新疆重點文物保護項目領導小組執行辦公室作為建設單位，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文物保護研究中心、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新疆文物古蹟保護中心作為設計單位，甘肅中鐵地質災害防治技術工程有限公司為施工單位，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進行了兩期搶險加固工程。兩期工程為加固崖體、加固洞窟、減少風險採用錨杆錨固、土坯砌補、裂隙注漿、槽鋼支頂、表面防風化加固、危岩清理等多種措施。並修建鋼筋混凝土棧道。兩期搶險加固工程分別被評為2011年度十大文物維修工程[刊 20]和2013年度全國十佳文物保護工程[新 1]。[新 1][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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