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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是國民革命軍多次組建的軍級單位,最早始建於1926年,1949年改編後裁撤,不再啟用。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原北洋軍閥部隊紛紛改換門庭。同年12月,川西北屯殖軍田頌堯部被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田頌堯任軍長,孫震任副軍長。
1927年3月,田頌堯將所部統一整編為3路:第1路,孫震兼任司令;第2路,田頌堯兼任司令;第3路,王思忠任司令,各路下編混成旅。同年5月,該軍被蔣中正編為第12路,田頌堯任總指揮,出兵陝西,進軍漢中。後因馮玉祥部進軍西安,並向漢中推進,二十九軍遂由漢中撤回川境。
1928年,田頌堯將原轄3路擴充為5路、1個川西北屯殖軍、1個教導師。其中:第1路,董宋珩任司令;第2路,王銘章任司令;第3路,羅乃瓊任司令;第4路,曾憲棟任司令;第5路,黃正貴任司令;川西北屯殖軍,孫震兼任司令;教導師,王思忠任師長。
此後,在1929年至1931年期間,該軍經歷了四川軍閥內部的多次混戰,所屬部隊的編制變動比較頻繁。到1931年底時,該軍下轄5個師、4個路、1個川西北屯殖軍。其中:董宋珩、羅乃瓊、王銘章、曾憲棟、黃正貴分任第1至5師師長;李煒如、劉漢雄、何德隅、王致遠分任第1至4路司令;孫震兼任川西北屯殖軍司令。此外,該軍還成立了「航空籌備處」開始修建機場,準備建立空軍。
1932年10月,劉湘和劉文輝為爭奪對四川的統治權,以劉湘利用川東地理優勢實行武器禁運為導火索,在四川軍閥內部之間爆發了「二劉之戰」。該軍與楊森第二十軍、劉湘第二十一軍、李家鈺第二十二軍、劉存厚第二十三軍、鄧錫侯第二十八軍等部隊結成了反劉文輝聯盟,儘管二劉曾於同年12月上旬訂立老君山和議,然而劉湘在次年以四川善後督辦名義進駐成都、兼攝四川省政府主席職後,下令繼續向雅安追擊。1933年10月,劉文輝失敗、退守西康,結束了四川軍閥之間的多年混戰。
1933年11月至1934年10月,二十九軍在劉湘的統一指揮下,聯同其他川軍對川陝蘇區和紅軍第4方面軍發動「六路圍攻」作戰。在此次「六路圍攻」作戰中,該軍被編為第2路,由閬中、南部向儀隴、巴中方向進攻。
1935年2月至4月,二十九軍參加了嘉陵江防守戰役和阻止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等作戰。1935年10月,國民政府對川軍進行整編,該軍有步兵及特科共53個團,共37100人。由於田頌堯在此前對紅軍作戰不力,被蔣中正撤職查辦。二十九軍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一軍,副軍長孫震升任軍長。
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進抵湖北境內後,武漢國民政府將收編的閥吳佩孚北洋軍一部與河南保衛軍一部等合編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靳雲鶚任軍長。同年底,該軍投靠馮玉祥所屬的第二集團軍後番號被取消。
1931年,中原大戰後西北軍在河南省的餘部孫連仲、梁冠英、吉鴻昌等部紛紛投蔣,張自忠、趙登禹、劉汝明等零星部隊退入晉南一帶。這時蔣介石把華北交給張學良負責,張學良以陸海空軍副司令的名義,由瀋陽進駐北平。宋哲元已失去自己的部隊,通過蕭振瀛先從張自忠處取得擁宋的承諾後,蕭振瀛到北平見到了張學良。1931年1月,張學良允准宋哲元負責改編晉南的西北軍為一個軍(東北邊防軍第三軍),轄兩個師。1932年6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駐防山西正太路一帶,軍部設於陽泉。[1]。二十九軍裝備很差,全軍只有野炮、山炮十餘門,重機槍不過百挺,輕機槍每連只有兩挺,步槍多為漢陽造和山西仿製的三八式。宋哲元任軍長,副軍長秦德純、佟麟閣,參謀長張維藩,總參議蕭振瀛。下轄:
蕭振瀛代表29軍向蔣介石表達宋哲元的忠誠,並說明西北軍與閻錫山是世仇,官兵恨閻入骨,宋願意率領部屬,以陽泉做根據地來監視閻錫山,為蔣效忠。蔣大加賞識,馬上下條子拔給二十九軍五十萬元,並增加每月的軍餉。二十九軍從此添購軍械,擴充隊伍,在華北的地位,也漸漸重要起來。1932年8月,行政院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軍隊擴編為三個師,轄八個旅[2]。
1933年2月,二十九軍被調往北平以東的通縣、三河、薊縣一帶駐防。熱河抗戰潰敗後,張學良下野出洋,何應欽受蔣命到北平主持華北局面。29軍參加了長城喜峰口抗戰。[3]前敵總指揮趙登禹旅長帶着少數部隊突襲日營,日軍再也沒有想到二十九軍竟敢在夜間襲擊,出其不意,倉卒潰退,死傷甚多。《塘沽協定》後宋哲元成了「抗日英雄」,而趙登禹是頭功,由旅長升師長,榮獲青天白日勳章,他的第109旅也升為第132師。劉汝明在羅文峪抗戰有功,其暫編第2師(僅2個團的編制)升格為第143師(3個旅6個團編制)。這時二十九軍轄四個師人數在二萬以上,師長是38師張自忠,37師馮治安、143師劉汝明和132師趙登禹。
1933年5月,馮玉祥由山東泰安北上到張家口,和共產黨合作,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擊日軍進攻察東。宋哲元對於此事,左右為難,軟硬不得,只好避居北平,以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在張家口代理察哈爾省主席,與馮敷衍。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幾次叫宋哲元約束馮的行動,宋始終拖延搪塞。後來何應欽命令駐北平附近的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勛攻打張家口的同盟軍,並許諾龐只要打下張家口,驅逐馮玉祥,便發表其為察哈爾省主席。最後由宋哲元請馮離開張家口仍回泰山居住。
宋哲元在任察哈爾省主席期間,由於日軍的挑釁行為,1935年1月間發生了察東事件,1935年6月間又發生了張北事件。
1935年5月29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及日本大使館武官高橋,以中國當局援助東北義勇軍孫永勤侵入《塘沽協定》非武裝區域為藉口,向國民政府要求華北的統治權,並由東北調遣日軍入關,威脅平津。6月9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強硬《覺書》。何應欽連夜回南京,北平軍分會由辦公廳主任鮑文樾負責。中央軍黃杰第二師、關麟征第二十五師已撤離了北平調駐黃河以北的新鄉;曾擴情主持的北平軍分會政訓處、蔣孝先憲兵第三團和河北省及平津兩市的國民黨省市黨部等,也都撤離華北;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均被撤職;東北軍于學忠第五十一軍被迫撤離平津。6月19日,行政院長汪精衛以「屢生事端」 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由察省民政廳廳長秦德純暫行代理;蔣、汪打算把29軍調離華北。6月28日,察哈爾地方政府秦德純出面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簽訂「秦土協定」,割讓察東六縣、二十九軍撤到張家口以南[4]。6月28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漢奸白堅武便衣隊的襲擊,引起了北平當局的驚慌失措。蕭振瀛立即抓住這個時機,利用北平軍分會委員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單薄、防務空虛為詞,向軍分會建議將二十九軍之一部移駐北平,以鞏固城防。經軍分會負責人鮑文樾同意後,蕭即以電話通知了張家口二十九軍軍部。二十九軍37師得到開拔命令後,立即以緊急行軍的動作,在數小時內就由察省開拔,迅速進駐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二十九軍的主力部隊,迅速全部南開,控制了北平、天津的形勢。何應欽根據國民黨中央電令,於7月6日復函梅津,全部承認日本要求。蕭振瀛代表二十九軍建議改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哲元代替黃郛為委員長,並按照該會原來建制,轄華北五省三市。蔣介石決定縮小範圍,只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並更名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命宋哲元為委員長。1935年8月28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推薦秦德純任北平市長。隨後,平津衛戍司令部改組為冀察綏靖公署,由宋哲元兼任綏署主任,並繼續任二十九軍軍長。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統領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的政務、軍務[5]。宋哲元取得冀察政權後,以張自忠為察哈爾省主席,以蕭振瀛為天津市長,秦德純仍為北平市長,宋自兼河北省主席。1936年6月蕭振瀛遭到張自忠的反對,被迫出洋;張自忠接任天津市長,劉汝明接任察哈爾省主席。宋自兼的河北省主席讓給馮治安,趙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37師參謀長張樾亭升任軍參謀長,38師參謀長張克俠升任軍副參謀長。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29軍大規模擴充至4個步兵師(轄12個旅24個團)、一個騎兵師、兩個保安旅、一個獨立旅、一個特務旅,共5師4旅共計48個團,總兵力達10餘萬[6]。
1935年冬,日軍指使劉桂堂匪部由察東向河北省竄擾,企圖在房山縣一帶建立盤據的據點,以威脅北平的安全。經我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何基灃旅擊潰,向南逃竄至魯南。
1936年7月,宋哲元曾秘密派劉子青赴延安見毛澤東。毛澤東派張金吾(張經武)為中共代表隨劉子青回北平,並親筆給宋哲元回信[7]:
明軒主席先生勛鑒:
劉子青先生來,知先生情殷抗日,曷勝仰佩。曩者日寇入關,先生奮力邊陲,慨然禦侮,義聲所播,中外同欽。況今日寇得寸進尺,軍事政治經濟同時進攻,先生獨力支撐,不為強寇與漢奸之環迫而喪所守。對華北民眾運動,亦不復繼續去冬之政策。果然確立抗日決心,一面聯合華北人民群眾作實力之準備,一面恢復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軍光榮歷史時期曾經實行之聯俄聯共政策,一俟時機成熟,實行發動大規模之抗日戰爭,則不但蘇維埃紅軍願以全力為先生及二十九軍助,全國民眾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將擁護先生及貴軍全體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圖綏甚急,德王蠢蠢欲動,蒙古第二傀儡國之出現,大抵為時不遠,冀察政委會漢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進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於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後援。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繫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託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體實施步驟,必須規劃周詳,方免貽誤。茲遣張金吾同志前來就教,請予接談。如荷同意,即以張同志為敝方長駐尊處之聯絡代表,一切通信聯絡均以秘密出之。魯韓綏傅晉閻三處,弟等甚願與之發生關係,共組北方聯合戰線。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設法介紹。臨書不勝屏營翹企之至。
專此。即請勛祺
弟毛澤東拜啟
八月十四日
毛澤東同時復劉子青一信,請託「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傅作義、閻錫山、商震六處,亦祈鼎立斡旋,直接間接進行聯絡。」。
1936年9月18日,日軍步兵一個中隊在豐臺演習,在中途與29軍部隊相遇,因讓路發生爭執,遂起衝突。經雙方派員前往調停結果,29軍駐軍由豐臺撤出。事態雖未擴大,但日軍以此為藉口,增兵進駐豐臺。1936年冬,日本華北駐屯軍舉行軍事大演習,以北平、豐臺為假想目標,向中國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決定針鋒相對,舉行二十九軍大演習。日軍演習部隊為1萬餘人,二十九軍演習部隊為5萬多人[8]。
1937年2月,日軍又指揮冀東「民團」寧雨時部三千餘人,通過昌平、南口之線向西活動,企圖控制京西南的房山等地。又被37師何基灃旅包圍殲滅,並捉獲日人三名,遭到團長吉星文私放,吉星文被29軍降職為代理團長。
1937年3月間,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提出了書面的所謂「經濟提攜」的條款,含修建天津到石家莊鐵路、調整華北關稅、開發龍煙鐵礦問題、開闢航空線路問題、收購華北棉花問題等。宋哲元被迫簽字。4月23日,張自忠率領冀察平津國外旅行團數十人訪日,副團長張允榮,晉謁日本天皇。在「經濟提攜」條款拖無可拖困局下,1937年5月11日宋哲元離開北平回到山東樂陵老家修祖墳以避事,安排馮治安代理第29軍軍長,秦德純負責冀察委員會對日交涉。
「七七事變」發生以前,北平外圍的形勢是: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進攻宛平城,第29軍奮起反擊[9]。7月11日晚,宋哲元從山東返抵天津。在之後的平津作戰中,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殉國[10]。7月29日凌晨,29軍除留下四個團維持治安以外,全部撤離平津,退往保定[11]。
1937年8月中旬,蔣介石將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宋哲元為總司令。第三十七師和第一三二師殘部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七軍,馮治安為軍長;第三十八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九軍,因此時張自忠尚滯留平津一帶,故先由宋哲元兼任軍長,而以副軍長李文田代理,後再由歸來的張自忠升任;第一四三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八軍,劉汝明為軍長;騎兵第九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騎兵第三軍,鄭大章任軍長。部隊駐守津浦路沿線[12]。在1937年9月日軍第10師團增兵華北,沿津浦鐵路南攻,第一集團軍雖然逐步抵抗,但無法抵擋華北日軍的攻勢而逐漸南撤。1938年3月,宋哲元調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集團軍隨之被撤銷了番號[13]。
七七事變發生前,第二十九軍軍長為宋哲元,副軍長為佟麟閣、秦德純,參謀長為張樾亭(與南京接近),副參謀長為張克俠,總參議為張維藩,情報處長靖任秋[14]:141。兵力編成如下表:
番號 | 指揮官 | 部署 | 兵力 |
---|---|---|---|
第37師 | 師長:馮治安 | 師部駐西苑。第109旅(旅長陳春榮,駐保定、任縣)、第110旅(旅長何基灃,駐西苑、八寶山、盧溝橋和長辛店一帶)、第111旅(旅長劉自珍,駐北平城內)、獨立第25旅(旅長張凌雲,駐保定) 駐防北平、保定 |
約15,750名 |
第38師 | 師長:張自忠 | 第112(旅長黃維綱)、第113旅(旅長佟澤光)、第114旅(旅長董升堂)、獨立第26旅(旅長李九思) 南苑及天津附近的韓柳墅、小站、廊坊、馬廠和大沽各地 |
約15,400名 |
第132師 | 師長:趙登禹 | 第1旅(旅長劉景三)、第2旅(旅長王長海)、獨立第27旅(旅長石振剛,共4000餘人,7月30日由團長劉汝明帶領從北平突圍而出3000餘人)、獨立第28旅(旅長柴建瑞) 駐防南苑團河、河北省任丘、河間[15] |
約15,000名 |
第143師 | 師長:劉汝明 | 第1旅(旅長李金田)、第2旅(旅長李曾志)、獨立第29旅(旅長田溫其)、獨立第40旅(旅長劉汝明兼) 駐防張家口、宣化、懷來 |
約15,100名 |
騎兵第9師 | 師長:鄭大章 | 第1旅(旅長張德順)、第2旅(旅長李殿林) 師部和騎兵一團駐南苑,其餘兩團駐固安、易縣 |
約3,000名 |
獨立第39旅 | 旅長:阮玄武 | 參謀長張祿卿。駐北苑。7月30日自行繳械解散。 | 約3,200名 |
獨立騎兵第13旅 | 旅長:姚景川 | 宣化 | 約1,500名 |
特務旅 | 旅長:孫玉田 | 南苑 | 約4,000名 |
冀北保安隊 | 司令:石友三 | 第1旅(旅長陳光然)、第2旅(旅長吳振聲) 黃寺 |
約2,000名 |
雖然二十九軍名義上為軍級單位,但實際兵力上遠超過普通編裝,20世紀初的方塊師編制常態為2旅、4團、16營制,但是二十九軍下屬的4個步兵師皆為4旅制,加上騎兵3個旅、獨立步兵旅與特務旅等。抗戰前,二十九軍的最終編裝達20個旅級單位,若採取普通編裝調整時,可編制達10個師級單位,遠大過一般步兵軍規模,達到兵團標準。
1933年3月6日,國民革命軍第29軍的第37師和第38師奉命防守東起冷口,西至馬蘭峪的長城一線。3月9日,日軍搶佔喜峰口。第37師第109旅旅長趙登禹奉軍長宋哲元令,從38師董升堂團及本旅王長海團挑出500名士兵組成「大刀隊」,於3月11日深夜分兩路直插日軍軍營。其中趙登禹率左翼襲擊日軍步騎兵營地,而第113旅旅長佟澤光率右翼襲擊日軍炮兵陣地。日軍騎兵與炮兵部隊一夜之間被全殲。日本《朝日新聞》稱:「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口峰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16]
日軍於喜峰口失利後,調集兵力超過萬餘,向長城羅文峪口進攻。第29軍所轄暫編第2師及第37師1個團、第38師1個團防守遵化羅文峪一帶各口,由暫編第2師劉汝明師長指揮,總兵力約6000人。3月17日至19日,29軍在羅文峪一帶的長城線上成功擊退日偽軍,守住羅文峪。4月13日,第29軍奉何應欽之命撤出喜峰口,在興城以北灤河西岸佈防。[17]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的中國駐屯軍一部在中華民國北平市附近宛平縣進行軍事演習。日軍聲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城之國民革命軍第29軍37師拒絕。日軍炮擊宛平城,29軍反擊,七七事變爆發。
7月28日8時,日軍在香月清司指揮下向第29軍發動總攻。戰至13時,南苑戰鬥結束。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在指揮作戰中殉國。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長,於當日晚離北平赴保定。[18]
29日凌晨,駐防天津的第29軍第38師由副師長李文田指揮,主動向天津日軍發動攻擊,攻佔天津總站日軍駐地,並向駐海光寺日軍司令部和東局子飛機場展開攻擊。但在日軍飛機、炮火反擊下,至15時開始撤退,隨之天津淪陷。[19]
1938年7月,國民政府為加強武漢會戰中的軍事力量,以第七十九師為基礎納編第四十師再次組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轄,由陳安寶任軍長兼第七十九師師長。該軍編成後立即投入武漢會戰,傷亡慘重。
武漢會戰結束後,二十九軍編制進行調整,第四十師改隸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軍,同時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三軍轄下第二十六師、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轄下第一〇二師改隸二十九軍,此時劉雨卿任第二十六師師長,段朗如任第七十九師師長,柏輝章任第一〇二師師長。
1939年初,二十九軍隸屬第三十二集團軍參加了南昌會戰,然因上峰指揮失當、段朗如師長擅自後撤,軍長陳安寶陣亡,首級被倭寇伐取。事後段朗如被軍法從事,副軍長兼第二十六師師長劉雨卿繼任軍長。同年冬,該軍在南昌地區參加了冬季攻勢作戰,以游擊小部隊潛入南昌市區襲擾日軍,給日軍第34師團以一定打擊。
南昌會戰後,該軍進行整編,由於減員嚴重,該軍放棄增補第七十九師、第一〇二師,另將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預備第五師改隸該軍,曾戛初任師長。
1940年5月6日,二十九軍番號被取消,所轄第二十六師改隸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九軍;預備第五師歸建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
1941年初,國民政府為加強豫鄂邊區的軍事力量,為豫南會戰做準備,將新編第二軍改稱第二十九軍,隸屬第三十一集團軍及豫鄂邊區游擊總部。
該軍組建後,便參加了1月20日至2月7日的豫南會戰,奉命在汝南、臨泉地區抗擊日軍。
1943年2月,軍長陳大慶升任第三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後,該軍隸屬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孫桐萱),2月18日由第十三軍副軍長馬勵武繼任該軍軍長。副軍長歐陽棻、李強(黃埔一期),參謀長李佑武。
1943年3月14日,第3集團軍撤銷,第二十九軍改第一戰區直轄,暫編第16師和第39集團軍(總司令高樹勛)之新編第八軍(軍長高樹勛兼)之新編第6師(師長馬潤昌)對調。1943年6月13日,李強(黃埔一期)調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昌義)副軍長,賴汝雄和吳求劍升任第29軍副軍長,郭文燦(黃埔五期)接任第193師師長。1943年12月14日,新編第6師回歸新編第八軍,馬潤昌任副軍長兼師長。但暫編第六師沒有歸建二十九軍。
「大敵當前,蔣鼎文與湯恩伯之間在爭奪指揮權。1944年,日寇為了打通北平到南洋的大陸動脈線,發動了豫湘桂大戰,企圖以中國大陸作垂死掙扎的根據地,中原戰役便是這一大戰中的第一階段。當時日寇盤踞洛陽、鄭州以北及黃汛區以東地區,與國軍隔岸對峙。日寇發動進攻,自然首先選擇鄭州、洛陽為其攻擊的兩個重點。湯恩伯早將重兵佈置在以葉縣為中心的半圓形周圍,置洛陽以北(西起靈寶東止洛陽)的正面陣地於不顧。這就引起了蔣鼎文的日夜不安,因而向蔣介石請准,抽調湯恩伯駐防禹州附近的二十九軍馬勵武所部開靈寶一帶防守,監視對岸茅津渡在敵軍,而策應洛陽的安全。不料當馬勵武部開赴靈寶防守之後,湯恩伯疑心蔣鼎文會吞吃掉他的這一部隊,千方百計向蔣介石要求調回。加上由於蔣鼎文是馬勵武在黃埔第一期時的區隊長,有師生關係;又因馬勵武未能取得十三軍軍長的衣缽,早已不滿意湯恩伯,因之使蔣湯之間的爭鬥更形錯綜複雜。湯恩伯為了這事,赴重慶向蔣介石申訴。他藉口防線太長,兵力不敷分配,而蔣鼎文擁有五個集團軍的兵力(即劉茂恩、李家鈺、孫桐萱、高樹勛等雜牌部隊),又有胡宗南在關中的支援(事實上蔣、胡之間早鬧不和,潼關以內的部隊胡已拒絕東調),硬將馬勵武要了回去,開到南陽附近。」
「4月24日,日軍先後攻佔了長葛和尚橋村和縣城,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昌義率領軍部特務連、暫編第27師(師長蕭勁、黃埔六期)劉耀軍團和新編第29師(師長呂公良、黃埔六期)第86團胡光耀營撤退至許昌城......4月29日,第28集團軍總司令部轉奉湯恩伯電令:命劉昌義軍長指揮趙桂森(黃埔六期)第20師和彭賚良(黃埔六期)新編第42師,第二十九軍軍長馬勵武指揮全瑛第91師和郭文燦第193師,分別於4月30日黃昏前展開於襄城化行、潁橋至禹縣前陳和禹縣譚陳、褚河、大油劉之線,向禹縣馬溝、許昌蓴在店和許昌河街、長葛和尚橋之線攻擊前進;泛東挺進軍陳又新部以主力攻擊許昌半截河、丈地街之線;各部協力夾擊許昌外圍的日軍。」4月30日晨,日軍傾全力進攻許昌,呂公良率新29師激戰至晚,西門、南門相繼失陷,損失慘重。「當天呂公良師長曾急電湯恩伯,請求火速派兵增援。但湯恩伯非但未派來一兵一卒,反而命令劉昌義、馬勵武及陳又新等部停止夾擊許昌外圍之敵的行動。」5月1日晨,呂公良率殘部分東西兩路突圍,但遭敵重兵堵截,團長楊尚武、李培芹陣亡,副師長黃永淮(黃埔五期)被俘,呂公良負重傷而死。7月6日,蔣鼎文、湯恩伯被免職;7月10日,第二十九軍改為軍事委員會直轄部隊,馬勵武被免職,第28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副總司令孫元良(黃埔一期)兼任第二十九軍軍長,暫編第十五軍預備第11師改隸該軍,蔣當翊任師長。
第二十九軍新兵13,000人從河南內鄉縣冒着炎日徒步22天,行軍1,500里到達陝西漢陰縣。1944年9月第二十九軍奉命由陝南漢中出發徒步39天,行軍2,600里於10月26日到達合川集結。喘息未定,又被緊急調往貴州佈防。該軍於11月3日出發,徒步600多公里到達遵義,後轉汽車進入黔南。先頭部隊91師於11月28日抵達獨山,即在黑石關、白臘坡、甲撈河一帶佈防。該師由於未獲補充,僅存2475人,而實際投入戰鬥的不滿千人。11月30日21時,該師搜索部隊在獨山下司與沿黔桂公路北犯之日軍先頭部隊步騎三百餘人接觸,隨即展開激烈戰鬥。在敵後續部隊增援下,搜索部隊方退回黑石關主陣地。12月1日,日軍先頭部隊混入難民群中侵入我黑石關警戒陣地,未幾即展開血戰。戰鬥直至12月2日拂曉,敵雖以數倍之兵力猛攻,仍未能突破黑石關要隘。由於該師參戰人員不多,防衛戰線窄,被敵軍探明後,採取迂迴戰術,由黑石關兩側突入獨山縣城,91師只得由黑石關經白臘坡、甲撈河陣地向平塘方向突圍。進佔獨山之敵未越過深河橋,於12月4日夜開始撤離獨山城。91師部隊於12月8日拂曉收復獨山,又收復了上司、下司、麻尾。至12月10日收復廣西六寨,進而收復南丹,向河池前進。「黔南事變」以第二十九軍勝利告終。孫元良因而首次榮獲青天白日勳章。
1945年5月,二十九軍參加了西南戰場桂境追擊作戰,與國民革命軍第四十六軍、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四軍等部隊先後攻佔河池、黎明關、南寧、賓陽等地。在此期間,孫元良調任重慶衛戍總司令後,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陳金城繼任二十九軍軍長。下轄第九十一師,王鐵麟任師長,駐防廣西宜山;第一九三師,蕭重光任師長,駐防湖南新化;預備第十一師,趙琳任師長,駐防獨山。1945年6月,國軍進行局部整編時,該軍番號和預備第十一師被裁減。第九十一師改隸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第一九三師改隸國民革命軍第七軍。
1948年10月,國軍在湖北重新組建第二十九軍,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兼任軍長,下轄第一九七師、第二三九師、第三〇七師。
1949年2月中旬,二十九軍隨陳明仁由湖北調往湖南,隨後第一兵團部隊進行整編,第一九七師、第三〇七師改隸國民革命軍第一百軍,並於8月4日在長沙隨陳明仁倒戈;第二三九師因並員不足,番號被取消,人員補入其他各軍,自此國軍不再啟用第二十九軍番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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