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訥亭[1][2]（西班牙語：Nadine Hwang，1902年3月9日—1972年2月16日），民國初年北京名媛，曾在奉系軍閥及北洋政府任職，並曾是美國劇作家娜塔莉·巴尼的隨行人員及情人，二戰期間被納粹關入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二戰後曾與比利時歌手內莉·穆塞-福斯移居委內瑞拉，後因病返回比利時生活，並最終在布魯塞爾逝世。
生平
1902年3月9日，黃訥亭出生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父親黃履和是中國駐西班牙外交官[a]，母親朱麗葉·布魯塔-吉利亞爾是比利時人。因《西班牙民法典》對新生兒的國籍實行血統主義，而按照《比利時國籍法》當時的規定僅新生兒的父親為比利時國籍時方可獲得該國國籍，因此黃訥亭自出生便為中國國籍。黃訥亭的舅舅胡利奧·布魯塔是一位翻譯、作家和記者，長期在歐美報紙擔任西班牙政治和社會生活專欄作家。1902年6月5日，黃訥亭在馬德里的皮拉爾聖母教堂內受洗[4]。
1904年，因父親黃履和的工作調動，黃訥亭全家遷居古巴哈瓦那[4]。1905年，黃訥亭的妹妹黃瑪賽在哈瓦那出生。不久，又因父親工作調動，全家遷回馬德里[5]。大清國駐日斯巴尼亞使署位於馬德里貝拉斯克斯街，但黃訥亭一家居住在馬德里郊區休達利內亞爾的花園別墅中[b]。黃訥亭姐妹在馬德里並沒有到學校讀書[c]，而是按照當時歐洲上流社會女孩教育的習俗，在家中由家庭教師教導，課程主要是家務管理、藝術培養、社交禮儀等等，除漢語和法語這兩種父母的母語外，還學習了英語、德語和西班牙語[3]:168。
1913年秋，時任中華民國駐日斯巴尼亞公使館臨時代辦的黃履和被調回國，黃訥亭一家乘法國遠洋航遞公司的郵輪從馬賽出發，經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橫渡印度洋在斯里蘭卡科倫坡換乘英國海輪，經新加坡、香港抵達上海，在上海修整2天後航行抵達天津，歷時39天。1913年8月23日，黃訥亭一家抵達北京。回國述職的黃履和不久後被任命為外交部任職，在東總布胡同安家[6]。黃訥亭姐妹回國後在法國人開辦的聖心學堂讀書[3]:169-171。根據澳大利亞媒體在1936年末黃訥亭隨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時對其的採訪，她在中國期間曾通過芝加哥漢密爾頓學院的法律專業函授學業並獲得學位[7][8]。黃訥亭姐妹活躍於北京的各個高檔場所，參加跳舞、騎馬、擊球、開汽車等活動，是北京交際界的中心人物[9]。
1921年，黃訥亭考入軍校，畢業後成為北洋軍中的一名上校。1925年，黃訥亭隨中國政府派出的金融使團訪問歐洲，並在巴黎學習駕駛飛機，回國後加入中國空軍[9]。根據黃訥亭1933年接受《巴黎午報》的採訪，她曾以榮譽上校身份服役的軍隊隸屬於山東軍閥張宗昌[10]。張宗昌為奉系軍閥，1925年10月後開始擁有空軍武裝[11]。
1926年，黃訥亭擔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潘復的機要秘書[8]，負責與歐洲新聞界的關係[10]。1926年，黃訥亭作為Lu Yiao[d]將軍所率中國政府財政調查使團的隨員第一次訪問英國[8]。1926年秋，黃訥亭父親黃履和因病在北京去世[13]。根據1927年的報道，黃訥亭曾被出任總理的潘復提名為經濟信息辦公室新聞秘書[14]，並曾被派遣到美國俄勒岡州開展交流工作[9]。
1927年《星期畫報》第75期刊登黃訥亭照片，介紹稱其「博習方書，擅長交際，文名播海外，芳蹤遍歐西。其尊人介卿先生，為外交界老前輩，故女士之學業以及一切娛樂方術，能得風氣之先。中國婦女『能卓然自立如女士者』其鮮也。」除北京外，黃訥亭姐妹也經常到天津參加舞會，侯福志《民國時期的天津跳舞場》一文將兩姐妹列為天津城「最早的一批舞客」[9]。在美籍日裔藝術家野口勇的傳記《野口勇：東與西》（Noguchi East and West）中曾提到野口勇於1930年曾在中國與黃訥亭結識，野口勇描述其為「少帥張學良軍中的漂亮中尉」[15]。不過在1933年黃訥亭接受《巴黎午報》的採訪中，自稱1926年後已不再擔任任何中國官方職務[10]。
1933年，黃訥亭遷居法國巴黎。到達巴黎後，黃訥亭拜訪了當地婦女團體，就中國東北地區局勢[e]發表自己的看法，為宣傳中國文化，黃訥亭曾在巴黎上台演戲。媒體稱她「想讓我們了解和愛她的祖國，神秘而古老的中國、文明的搖籃，我們西方人無法完全理解的微妙之處。中國找不到（比她）更優雅、更有魅力的大使，也找不到（比她）更忠於職守的大使[9]。」《自由之聲》1933年12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稱黃訥亭是「一個不尋常的女人」，曾在中國參加過戰爭，「目前在法國從事中法經濟和文化領域的聯絡工作」[16]。
1934年[9]，黃訥亭成為僑居巴黎的美國劇作家娜塔莉·巴尼的隨行人員，偶爾擔任巴尼的司機，並成為巴尼的情人。巴尼定期組織文學沙龍，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大群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齊聚巴尼的沙龍，其中不乏法國文學領軍人物、英美現代主義者，也就是所謂「迷惘的一代」。黃訥亭也是這些沙龍的常客，她享受巴黎為她提供的波西米亞式生活。然而正如海倫娜·內拉（Helene Nera）的著作中提到的，因為她華人的身份，以及巴尼眾多情人和仰慕者的嫉妒，黃訥亭遭受了令人窒息的種族主義歧視[17]。在有關巴尼的眾多傳記中，黃訥亭常被提及，她被描述為「盜版」亞洲美女，或者被描述為易裝癖者[7]。
1940年，娜塔莉·巴尼為躲避納粹影響逃到佛羅倫薩[17]。黃訥亭則一直生活在巴黎，直至1944年被納粹逮捕[7][18]。
1944年，黃訥亭被納粹逮捕，原因尚不清楚[7]。1944年5月13日，納粹運輸囚犯的火車從巴黎東站出發，四天後包括黃訥亭在內的567名婦女被運抵菲爾斯滕貝格，最後被關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黃訥亭在集中營的囚犯編號為「39239」，被要求佩戴代表政治犯的紅色三角臂章。黃訥亭被迫為西門子公司從事強迫勞動。黃訥亭在集中營結識了雷切爾·克勞斯母女，她們是原本家住荷蘭的英國人，當時女兒艾琳僅有九歲[19]。根據艾琳·克勞斯的回憶，她母親和黃訥亭都熱愛詩歌，而她們母女是因黃訥亭的幫助才得以從集中營倖存。為了紀念黃訥亭，艾琳按約定給自己1971年出生的女兒起名叫「娜汀」（Nadine）[20]。
1944年聖誕平安夜，比利時籍歌劇歌手內莉·穆塞-福斯（Nelly Mousset-Vos）作為集中營囚犯被安排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與法國囚犯一起唱聖誕頌歌。幾首歌后，黃訥亭在黑暗中說了句「唱《蝴蝶夫人》的歌」，內莉隨後演唱了該歌劇的《晴朗的一天》唱段。黃訥亭在內莉唱完後從暗處走出來親吻了內莉，並對她說「上帝對我們很好。」根據內莉的日記，正是她與黃訥亭的這次相遇，以及她們這段戀情支撐她挺過集中營的恐怖，最終得以倖存下來。內莉被納粹逮捕前曾作為古典歌手巡迴演出，並曾發行唱片，表演曲目包括德彪西、米約、瓦格納、普契尼等人的歌曲和詠嘆調，戰爭期間曾擔任抵抗納粹活動的信使。1945年3月，內莉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營，兩人被迫分離[21]。
1945年4月28日，黃訥亭在「白色巴士行動」中被解救[9]。「白色巴士行動」是瑞典紅十字會和丹麥政府於1945年春開展的一項旨在營救納粹控制地區的集中營囚犯並運至瑞典的行動[22]。黃訥亭被「白色巴士」解救後被帶到了瑞典南部城市馬爾默，並在那裡被瑞典新聞攝影師拍攝入這次營救活動的紀錄片[21]。
剛到馬爾默的黃訥亭身上傷痕累累，但她並沒有接受護士的幫助，而是如其他人一樣走路。紅十字會在馬爾默博物館[23]設立的檢疫中心，獲救的倖存者得到了由其館長提供的食品和衣服等[18][24]。
1944年夏天，黃訥亭獲准可以離開瑞典，但她留在了歐洲[18]。1945年，黃訥亭經瑞典移居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並開始與內莉同居。1940年代末，兩人遷居南美洲委內瑞拉，並以表姐妹的身份在卡拉卡斯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內莉曾在比利時駐委內瑞拉大使館工作[25]，而黃訥亭則在加拉加斯一家銀行的秘書處工作。黃訥亭的公寓經常成為朋友和熟人的聚會場所。據何塞·拉斐爾稱黃訥亭「是一位出色的廚師，有着特別的優雅」，表演的中國舞動作非常細膩，有這齣眾的智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才能[18]。1960年代，黃訥亭因一場疾病而大量服用藥物，並在痊癒前又不幸中風。1969年[18]，因黃訥亭健康狀況惡化，與內莉返回歐洲生活[21]。
1972年2月16日，黃訥亭病逝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後安葬於布魯塞爾[9][18]。1985年，內莉去世後被安葬在了布魯塞爾的另一處墓地[21]。
紀錄片
瑞典人馬格努斯·格滕在其2011年製作的《希望港》[26]，2015年的《每一張臉都有一個名字》[25]和2022年的《內莉與訥亭》三部紀錄片中講述了黃訥亭的生平[21]。
備註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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