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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魏碑 (Wei Stele) 是指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現存的魏碑書體都是楷書,因此有時也把這些楷書碑刻作品稱為「魏楷」。魏碑原本也稱北碑,在北朝相繼的各個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國時間最長,後來就用「魏碑」來指稱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銘」、「摩崖」和「造像記」的形式存在的。
現存魏碑作品的數量巨大,僅僅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這些作品良莠不齊,經過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從中脫穎而出,被視為魏碑的代表作。
「龍門二十品」是指在龍門石窟中發現的北魏時期二十方造像記,這些作品被認為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首先提出了龍門二十品的篇目:
龍門石窟造像記數量多達數千方,其中最傑出的作品流傳還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說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記《比丘慧成爲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和《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像題記》也合稱「龍門四品」。
這件摩崖是北魏書法家鄭道昭的作品,歷來為書家所重。清朝學者葉昌熾認為:「其筆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
這件石碑也是備受書法家們的推崇。清朝學者楊守敬評論說:「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認為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於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據學者趙函則指出:「正書虬健,已開歐、虞之門戶。」認為唐朝書法家歐陽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響。
魏碑是楷書的一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體。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蘊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一樣。鍾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溫雅,北書雄健」;與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一,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讚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1]
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唐朝的書法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一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一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
唐楷達到的高度及其法度嚴謹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後人對楷書的修習變得程式化,楷書的面貌變得標準化,從而喪失創造力。結果,宋朝四位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都沒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書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行書和草書的創作。到了明朝,由於科舉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現了一種稱為「台閣體」的書風。「台閣體」楷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官方字體,追求美觀、大方,同時也要求標準、規範。這種要求抑制了書法家的創作個性。清朝則進一步演變為「館閣體」,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評。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裡面明確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
新魏體由書法家陳祿淵於20世紀40年代末在北魏碑刻書法的基礎上創造,這種字體因首次出現於上海北站而被稱為「鐵路體」、「火車體」[2],1953年進入上海站(老北站)的周華金在陳祿淵的影響下也開始研究北魏碑刻,後來陳祿淵被迫於1957年離開上海,周華金開始在車站書寫各類標語、告示,使這種源於魏碑的字體廣為人知。1964年,上海出版社提出把周華金的字體做成字帖出版,編輯曾與周華金討論該字體是否可稱為「新魏碑體」,但周以他的字不是碑刻為由沒有同意「新魏碑體」的稱呼,編輯最終以「根基來自魏碑卻有創新」之意將這種字體稱為「新魏體」[2]。
1973年,上海字模一廠開始開發印刷新魏體,在數名擅長新魏體書寫的人中投票選擇了韓飛青,韓遂被調到字模廠書寫新魏體字模,1974年完成合計4050個字的字稿,而當時周華金已被邀請到文字六〇五廠書寫另一套字模,但最終六〇五廠的字模未能推向社會[2],韓飛青書寫的新魏體經過標準化後成為現在常用的漢字印刷字體。[3][4]計算機字體產品包括華文新魏、方正魏碑[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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