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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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園始建於1952年。陶然亭公園的所在地，金朝是金中都東部的城廂區，明朝、清朝為窯廠，專門燒制宮殿及城牆所用磚瓦。元朝、明朝、清朝，許多士大夫在陶然亭地區及附近，依傍高崗、土台、池塘、樹林，先後興建私家園林。[2]陶然亭周圍，有不少勝跡，陶然亭西北有龍樹寺，寺內建有蒹葭簃、天倪閣、看山樓、抱冰堂等建築，是名流遊憩之所，清朝道光之後其名聲堪與陶然亭相匹。陶然亭東南有黑龍潭、龍王亭、哪吒廟、刺梅園、祖園；陶然亭西南有封氏園；陶然亭正北有窯台；陶然亭東北有香冢、鸚鵡冢、醉郭墓、賽金花墓等等。[3]
1940年代末，陶然亭周邊名園已坍塌殆盡，陶然亭地區遍布荒冢，蘆葦叢生。據說，陶然亭附近先後兩次發生「怪鳥」事件。光緒二十年四月（1894年），附近居民忽聽見鳥聲如雷，疑是「蛟蜃」出世，故將其稱為「大老妖」，或稱「大妖鳥」，傳得人心惶惶。清廷聞訊後，調兵窮捕數月，無一所獲。民國五年（1916年）夏，又有居民聽見鳥聲大作，和22年前的「怪叫」相似，民眾由此再度傳聞有「妖鳥」，北京人前往陶然亭一帶觀看者終日不絕。搜捕時，從蘆葦叢中發現了鳥巢，鳥見人來，展翅悲鳴，遭警兵用槍擊墜，原來此鳥是只普通的夜鷺。這隻夜鷺被製成標本，陳列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內，供遊人參觀。[3]
1949年後，北京市人民政府疏浚北京內外城的河道，改造了龍鬚溝。1952年4月到10月，在陶然亭地區挖湖推山，開拓成陶然亭公園。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都北京市最早興建的一座現代園林。郭沫若題寫了 「陶然亭公園」門額。[3]1955年，陶然亭公園對社會開放。[4]如今這是一座融合了中國古典建築和現代園林藝術，突出中國「亭文化」的公園。[1]
陶然亭公園占地面積59公頃，其中水面17公頃。陶然亭公園管理處隸屬北京市園林綠化局，為全民所有制事業單位。陶然亭公園管理處內設10個職能科室：辦公室、計財科、經營管理科、勞動教育科、基建綠化科、保衛科、組織紀檢科、宣傳科（團委）、離退科、工會。下設12個隊級單位：文化隊、園藝隊、遊船隊、園務隊、護園隊、名亭隊、後勤服務中心、陶然亭公園食品店、園藝公司、陶然江亭商貿有限公司、陶然亭公園商店、陶然花園酒店。[1]
北京有俗話稱「要想成陶然亭，要想散紫竹院。」指男女朋友若同去陶然亭公園則會談成，若同去紫竹院公園則會分手。[5]也有說法是「成不成，陶然亭；散不散，紫竹院。」[6]
陶然亭公園有東湖、西湖、南湖，三湖之間分別有榭湖橋、玉虹橋、雲庵橋橫跨。被三湖環抱的湖心島上，除了西南角土台上的慈悲庵、陶然亭之外，還有北部的錦秋墩，以及東南部的燕頭山，這兩座小山與慈悲庵鼎足而立。錦秋墩頂上有錦秋亭，此地為花仙祠遺址。錦秋亭南的山麓上有「玫瑰山」，其地為香冢、鸚鵡冢、賽金花墓遺址。錦秋亭北的山麓的松林內，有高君宇、石評梅墓。燕頭山頂上有覽翠亭，和錦秋亭形成對景，覽翠亭西南的山下有澄光亭，覽翠亭北山下有常青軒。[7][3]
陶然亭是清朝的名亭，舊時又稱「江亭」（因創建人江藻而得名），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擔任窯廠監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內西側創建該亭，取唐代詩人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中「更待菊黃家釀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詩意，為該亭題額「陶然」。[1]
陶然亭建成後，江藻常邀好友來此飲酒聊天，來的人逐漸增多，小亭子不能容納，江藻便和朋友們集資擴建，拆除亭子改建為軒，建成了如今的三間敞軒，但仍沿用「陶然亭」之名。[8]《光緒順天府志》載：「陶然亭，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監督廠事江藻建。亭坐對西山，蓮花亭亭，陰晴萬態，亭之下菰蒲十傾，新水淺綠，涼風拂之，坐臥皆爽，軟紅塵中清涼世界也。」[9]
如今，陶然亭東面外檐下的黑底金字的匾額是齊白石題寫的「陶然亭」，兩旁抱柱上的楹聯「煙藏古寺無人到，榻倚深堂有月來」為翁方綱所撰，翁同龢書寫。亭東側內檐下的抱柱上朝西懸掛「慧眼光中，開半畝紅蓮碧沼；煙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風。」是康熙十八年進士沈東田所撰，現代書法家康雍書寫。亭西側的內檐下朝東懸掛木紋底金字的「陶然」二字匾額，為江藻書寫，署「康熙乙亥仲夏，漢陽江藻題并書」；兩旁抱柱上朝東懸掛楹聯「似聞陶令開三徑，來與彌陀共一龕」是林則徐所撰，黃苗子重寫。亭梁上有蘇式彩繪：採菊圖、八仙過海、太白醉酒、劉海戲金蟾。亭內兩側的牆上還有很多石刻。[3][8][9]陶然亭的牆壁間嵌有石刻4方：南壁東為江藻撰文並書丹的《陶然吟引並跋》刻石及其族兄江皋撰文並書丹的《陶然亭記》刻石，江藻自題陶然亭詩中的後兩句是：「愧吾不是丹青手，寫出秋聲夜聽圖。」南壁西為譚嗣同書《城南思舊銘並敘》刻石及王昶的《邀同竹君編修陶然亭小集》刻石。北壁為彭八百的《水仙花圖》4幅。[3][2]陶然亭西面外檐下懸掛采自郭沫若題寫的「陶然亭公園」中的「陶然亭」三字匾額，落款「郭沫若」。兩側對聯為「煙籠古寺無人到，樹倚深堂有月來。」[3]
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二年間，王昶曾經和錢坫、徐書受、金翀、張彤、王復、胡元瑾共同邀請朱筠在陶然亭聚會設宴。王昶作《陶然亭小集詩》，其子王肇嘉將此詩用隸書書寫，刻石嵌在陶然亭內的牆壁上。文化大革命期間，該石刻被砸為兩截。為了恢復舊跡，陶然亭公園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原刻石的拓片重新刻石，嵌在陶然亭南壁上。[10]
翁方綱在北京任職期間，曾與黃景仁同游陶然亭、窯台，並且為陶然亭撰寫楹聯「煙藏古寺無人到，榻倚深堂有月來」。如今，這副楹聯懸掛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但不是翁方綱的原作，而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慈悲庵住持靜明請翁同龢補書。[11][9]
1811年，林則徐第三次進京會試，中二甲第四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14年，林則徐派充國史館協修。1814年到1819年間，林則徐多次參加陶澍等人組織的宣南詩社的活動。宣南詩社多在陶然亭活動，所以可以推斷林則徐應多次來過陶然亭。1821年，因父親重病，林則徐辭官回籍。1822年，林則徐又赴京補官，在北京等待上諭期間，林則徐獨自來到宣南詩社經常聚會的陶然亭，寫下了公認的陶然亭第一聯：「似聞陶令開三徑，來與彌陀共一龕。」[12]如今陶然亭懸掛的該對聯已不是林則徐原作，而是黃苗子補書。[9]
慈悲庵是一座漢傳佛教寺院，創建於元朝，位於陶然亭公園中心島的西南角。慈悲庵又名大悲庵，元朝、明朝時名為觀音庵。慈悲庵於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到清朝光緒初年，慈悲庵僅剩三間大殿，光緒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如今的規模。[3][9]清朝以來，因此處風光自然，一直是名士、文人聚會遊覽之所。[13]林則徐、龔自珍、秋瑾等人生前都常來這裡吟詩、游賞。[1][9]戊戌變法中的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曾在此多次集會，戊戌變法失敗後被處決的康廣仁埋葬在附近。章太炎反對袁世凱稱帝，也被囚禁在慈悲庵附近的龍泉寺。[3]
五四運動前後，少年中國學會在此活動，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先後到過這裡。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鄧中夏、羅章龍、蕭三及「輔社」在京成員，在慈悲庵集會商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會後在慈悲庵山門外的古槐樹前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團五個團體的20餘名代表在慈悲庵北廳召開聯席會議，討論五四運動以後的鬥爭方向及各團體聯合的問題。1921年7月、8月間，李大釗通過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租賃慈悲庵南房兩間，開展秘密活動，到1923年間，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等人常來此參加會議。[3][1][9]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慈悲庵建築已破敗。[13]
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隨着陶然亭公園的創建，慈悲庵也獲得修繕。[13]1976年，慈悲庵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損。1978年至1979年，慈悲庵作為革命紀念地獲得重修，原址全面恢復，陶然亭恢復為敞軒形式，《陶然吟》仍嵌於陶然亭牆壁中，並恢復了革命陳列室，後又開闢了陶然亭公園園史陳列室。[13][9]1984年，對慈悲庵進行修葺油飾，並且增建遊廊，但未改變基本格局。1994年至1995年，兩次進行油飾維修。2003年，複製了慈悲庵內的碑石。[9]
1978年至1979年重修慈悲庵時，立有一碑，嵌在牆內。碑文如下：
慈悲庵
慈悲庵創建於元，明清時曾幾次重修，一八九四年成此布局。
五四運動後，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等同志，曾先後在此從事革命活動，為了保護這一革命紀念地，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按原狀修复，一九七九年十月竣工。
陶然亭公園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慈悲庵的庵基為梯形台，高一丈余。牆上嵌有石刻「城市山林」四字，一說為翁同龢所書，一說為中華民國議員王玉樹所書，此碑原來嵌在慈悲庵東北角台基牆上，1978年重修之後不知去向，如今的石刻系根據原石刻拓片複製。山門朝東，院內有四個小院。庵內西側的三間敞軒便是陶然亭。慈悲庵總面積2700平方米，建築總面積800餘平方米。主要建築有觀音殿、准提殿、文昌閣、陶然亭等。[3][13]院內還有遼代和金代的石質經幢。慈悲庵作為展覽館對外開放，2015年重新開放前，常年舉辦「陶然亭公園園史展」、「科舉文化展」（設在文昌閣）、「愛國主義教育展」。其中，「陶然亭公園園史展」展出了陶然亭公園的石刻、墓碑、出土文物。[1]慈悲庵珍藏有清朝翁同龢的「城市山林」四字石刻、李鴻馗的「可以遠眺望」五字石刻。[2]「愛國主義教育展」則展出有關少年中國學會等史料。[1]2015年7月1日，經過修繕的慈悲庵重新開放，並舉辦首個展覽「紅色夢——慈悲庵革命事跡展」。修繕後的慈悲庵占地面積2500平方米，文物建築面積800餘平方米，新增古建築開放面積280平方米。[14]
- 山門：坐西朝東。門上的石匾題為「古剎慈悲禪林」，落款為「康熙乙亥」。山門外有一株古槐樹，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鄧中夏、羅章龍、蕭三及「輔社」在京成員曾在該槐樹下合影，這張照片現存首都博物館。原樹已枯，1979年春重新移植。[9]進入山門，可見懸匾刻有「招提勝境」四個大字，似乎是新制。[3]
- 影壁：山門內立有一座影壁，影壁後面（西面）有一金代經幢。影壁後面為慈悲庵的前院。[9]
- 觀音殿：位於前院北側。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1979年，觀音殿按原格局翻建。觀音殿坐北朝南，面闊三間，為慈悲庵的主殿。觀音殿和准提殿處於同一條南北中軸線上，規制相仿，但觀音殿的殿基比准提殿殿基高出60多厘米，並且觀音殿帶有殿廊，觀音殿頂飾有脊獸，包括獅、麒麟、海馬等等。觀音殿內原來供奉西方三大士（阿彌陀佛、大勢至菩薩、觀世音菩薩）的藤胎泥像。清朝道光二十八年，殿額為「大自在」；清朝康熙四十三年，殿額改為「自在可觀」。兩旁對聯「蓮宇岧嶢，去天尺五臨韋曲；蘆塘淼漫，在水中央認補陀。」此聯語為清朝曹學閔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所撰。[15][9][3]1986年10月，在觀音殿設立了「陶然亭公園園史陳列室」，內設「陶然亭公園園史展」，內容分為「悠久的歷史」、「革命紀念地」、「陶然亭的新生」三部分，如今展覽布置及內容已變更。[3]
- 准提殿：位於前院南側。1979年，准提殿按原格局翻建。准提殿坐南朝北，面闊三間，與觀音殿相對。南北兩向開門，北面有牆而無窗，正中一間為門，和觀音殿的殿門相對。「准提」為梵語音譯，意為「清淨」。准提殿原來供奉准提等三位菩薩。殿額是「准提寶殿」，兩側對聯是「法雨慈雲眾生受福，金輪寶蓋兩戒長明」。如今，該殿為陶然亭公園碑刻陳列室。[16][9][3]准提殿前面（北面）西側檐下立有一通石碑，刻有「陶然亭」三個魏碑體墨綠色大字，是袁俊手書。[9]
- 月亮門：從前院向西穿過一道月亮門，便是後院。後院有西廳、北廳各三間，其中位於後院西側的西廳便是陶然亭。
- 陶然亭：坐西朝東，面闊三間，前後有廊，進深大約9米，總面積90平方米。1978年重修，保存了原有格局。[9][3]
- 遊廊：1984年增建，平面呈曲尺形。南自陶然亭北側起，與陶然亭西側外廊之間有門相通；向北再折向東，直達慈悲庵北廳（周恩來紀念室）的西山牆，西山牆不開門。
- 寶瓶門：在陶然亭北側與慈悲庵北廳西山牆之間，有一寶瓶門。
- 文昌閣：位於慈悲庵東北隅，為兩層樓，高約10米，進深一間（4.4米），上下均為面闊三間（8.1米），下層前出抱廈一間，總建築面積83.28平方米。樓上南面有廊，可供遊人憑欄遠眺。文昌閣的木質梁檁棟枋的外露部分，還有亭、廊的天花，均飾有彩繪。抱廈外檐懸掛「文昌閣」匾，兩側柱上懸掛對聯「爽氣抱西山，窗外峰巒挑筆陣；文光凌北斗，花間樓閣接天梯。」此聯原是清朝光緒九年二月五日（1883年）徐琪所撰，今為現代重製品。抱廈內的門上懸掛「因材而篤」匾（自左向右書寫），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黃生芝為文昌閣所獻，今為現代重製品。樓上現存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靳丹題寫的「帝鑒有德」匾一塊。原來樓下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樓上供奉玉皇大帝。清朝時，每三年舉行一屆大考，全國舉子匯集北京，住在北京南城的會館中，閒暇時到慈悲庵遊玩，來此求籤問卦，希望考試順利。考試結束後，考中的舉子還會到此還願。過去文昌閣還有卜算命運用的「文昌靈簽」，每個簽上都題有一首七絕詩，合為「文昌閣籤詩」一百首，據說為清朝文人紀曉嵐所寫。[17][9][3]如今，文昌閣內的神像已無存，文昌閣改為舉辦「科舉文化展」。[1]
- 李大釗紀念室：慈悲庵南房中的最西一間。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中共中央指導中國北方的工作，便在陶然亭慈悲庵院內租借兩間僧房，秘密開展中共黨組織活動。1921年夏，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之妻金綺病逝，正逢陳愚生開會回到北京，李大釗便親赴火車站接他並告知其此噩耗，陳愚生極為傷心。李大釗安慰陳愚生，並親自參加了金綺女士的葬禮。葬禮結束之後，李大釗便與陳愚生商量，借陳愚生為妻子守墓的名義在慈悲庵院內租借兩間僧房。實際上，當時李大釗代表中共中央指導中國北方的工作，在此處秘密從事中共黨組織活動。1989年，為紀念李大釗誕辰100周年，陶然亭公園在慈悲庵院內開闢李大釗紀念室。如今，李大釗紀念室內的擺設是按照李大釗當年在此工作時的原狀布置。[18][19]
- 周恩來紀念室（五團體會議室）：為慈悲庵的北廳，東接文昌閣，西接遊廊，位於觀音殿正北。此廳坐北朝南，面闊六間，東、西次間分別向南開一門。1920年8月16日，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團五個團體的20餘名代表在此召開聯席會議。李大釗、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等人出席。會上李大釗、周恩來等人都作了發言。與會者討論了各團體聯合，共同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徹底改造中國社會。此次會議結束後，發表《改造聯合約章》及《改造聯合宣言》兩份文件。此次會議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理論、組織、思想上都有貢獻。如今屋裡恢復了當年開會時的物品擺放情況。西牆上方懸掛一塊黑底金字的小匾，上題「陶然亭」三字。匾下有一幅畫《劉海戲金蟾》，是清朝畫家傅雯在乾隆九年以手指創作的指畫。此畫兩側掛有張照珏題寫的對聯：「爽氣挹山嵐萬葦清風帶古寺，高蹤懷水部一輪明月照江亭。」東牆上懸掛當年開會時的照片，為「覺悟社」社員諶小岑在會議進行時拍攝的照片放大而成。[20]
- 綠蔭畫境：內檐下懸掛黑底金字的「綠蔭畫境」匾額，外廊柱懸掛蔡錦泉題寫的楹聯：「升高喜見諸天月，入座微聞百和香。」如今此處為愛國主義教育展室，其內藏有高君宇和石評梅墓的原墓碑及有關介紹。[21]
- 遼代經幢：名為「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建於遼道宗壽昌五年（1099年）。這是為紀念慈智和尚而建。幢身刻有慈智和尚的生平。幢上的記文稱：「慈智俗名魏賬，漷陰縣人，二十歲落髮於憫忠寺，壽昌四年三月九日卒化，壽昌五年四月十三日，葬於燕京東郊。」漷陰縣即今通州區南半部。慈智和尚俗名魏震，遼道宗年間曾進宮講法，獲賜「紫衣慈智」稱號。慈智和尚圓寂後的第二年，其弟子為紀念他，在他墳前建此經幢。幢高2.52米，幢身是八角柱體，八面都有漢字音譯梵文刻寫的經咒。明朝的黑窯廠基址位於遼朝燕京的東郊，窯廠在挖山取土時挖到慈智的墓地，慈悲庵僧人便將石幢移入庵內的西院。江藻興建陶然亭時，又將石幢移到方丈院中的文昌閣前。1912年10月19日，魯迅來陶然亭時，曾聽慈悲庵僧人介紹遼幢的歷史。1964年，歷史學家郭沫若到陶然亭時表示，遼幢和金幢很有歷史價值，是測定金中都城址位置的重要坐標，還是北京歷史上的一處重要的水準點。[22][3]
- 金代經幢：原來在北殿階下的左邊，如今位於慈悲庵山門內的影壁後面（西面）。該幢因刻陀羅尼，故為陀羅尼幢。幢身為八面型。幢身交錯刻有4尊佛像，4段梵文、漢文兩種文字的陀羅尼。4尊佛像均為螺髻、袒胸、盤膝坐像，頭後有火焰環，手勢各異。4段經文分別為《觀音菩薩甘露陀羅尼》、《淨法界陀羅尼》、《智炬如來心破地獄陀羅尼》。但有一面的經文已模糊，僅可見「天會九年」等字。中國歷史上僅有北漢皇帝劉鈞和金朝皇帝完顏晟用過「天會」年號，但北漢僅存在29年，統治地區不及北京，故學術界認為該經幢為金代遺物。清朝康熙初年，金幢已經有所損壞，康熙六年修補重刻。[23][3]
- 重修黑窯廠觀音庵碑、重修黑窯廠慈悲院碑記：觀音殿前方的東側原來有田種玉撰寫的《重修黑窯廠觀音庵記》碑，為康熙初年重修慈悲庵時所立，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斷石已無存，因拓片字跡不清而未重刻。觀音殿前方的西側立有《重修黑窯廠慈悲院碑記》，2005年重刻，原碑是清朝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慈悲庵時所立，碑文由步青雲撰寫。《重修黑窯廠慈悲院碑記》中慈悲庵始建於遼朝的說法不足信，現根據田種玉撰寫的《重修黑窯廠觀音庵記》認定慈悲庵始建於元朝。《日下舊聞考》載，「慈悲庵，康熙二年重修，侍讀北平田種玉碑謂，創於元，沿於明，則招提勝境由來舊矣。」[3]
准提殿的碑刻陳列室內，收藏着許多陶然亭公園歷史遺存的碑刻。其中主要有：
- 彭八百的畫蘭石刻三塊：原來嵌在方丈院文昌閣前西牆上，都是中堂長幅，一大兩小。畫的是蘭、竹、石，還有不少人題寫的詩文和題記。這三幅畫是1933年中秋節在陶然亭舉辦宴集時，參加者的集體創作，畫家彭八百作畫，吳佩孚等人題字，吳佩孚題字為：「竹本虛心，是吾師」。[2][3]
- 都門勝地：「都門勝地」石刻是張伯英題寫，內容帶有題記的性質，乃張伯英為王玉樹重修陶然亭而作，題寫時間在1935年中秋節之後。[3]
- 皆大歡喜：「皆大歡喜」石刻原來是陶然亭南房方丈室的門額，1934年陳爾錫題寫。[3]
- 康心孚墓碑：于右任題寫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採用墨玉製作。當時以墨玉制碑還很少見，如今已多見。[3]
- 賽金花墓碑：「趙靈飛之墓表」是潘毓桂為賽金花所立。[3]
- 前彩雲曲、彩雲圖、後彩雲曲：是一組記述賽金花生平的石刻，共三塊，原來嵌在陶然亭北牆，為王玉樹1937年所建。 「前彩雲曲」為記述賽金花生平的長詩，為樊增祥作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不少內容並不符合實際。「後彩雲曲」是樊增祥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為自己所作的「前彩雲曲」撰寫的續篇，也為一首長詩。「彩雲圖」石刻上有彩雲像，為張大千繪製，是為樊增祥的「彩雲曲」（「前彩雲曲」、「後彩雲曲」）長詩而作。樊增祥逝世後，其親筆書寫的「彩雲曲」手本被一位收藏家董士恩獲得。1936年，「彩雲曲」中的女主人公賽金花逝世，葬於陶然亭。曾在1934年為重建陶然亭作出貢獻的王玉樹，為表達故都北平的人士對賽金花的懷念，從董士恩處借來這些字畫，製做成石刻，嵌在陶然亭內的牆壁上。[3]
- 魁星圖：「魁星圖」石刻原是慈悲庵文昌閣內供奉的魁星像。魁星取「魁」字形而成，魁舉足而起其斗，即「魁星踢斗」。魁星像頭部像鬼，一隻腳向上翹起像「魁」字的大彎勾，一手捧斗像「魁」字中的「斗」字，一手執筆意為用筆點定中試者姓名，僅缺少「捧斗」之手。仔細看可以發現此圖是由代表孔子思想的「克己復禮，正心修身」8個字構成。[3]
明朝皇帝朱棣曾在陶然亭地區設立一座黑窯廠，專管燒制磚瓦事務。因為黑窯廠前面的一座小山上建有較為高大的窯神廟，故人們將這座小山稱為「窯台」，年深日久窯台便成了黑窯廠的代表。[24]
清朝康熙年間，該窯廠交給窯戶自行打理，後來衰敗。清朝乾隆年間，有人自發在窯台上搭設涼棚，棚內設茶具，不少人喜歡來此登高品茶，留下許多登窯台的詩，比如王漁洋在《黑窯廠登高》中寫道：「寒雲蕭瑟古今哀，攜客同登萬里台。」「窯台登眺」漸成北京南城知名的觀景地點。[24]
清朝康熙五年八月（1666年），龔鼎孳邀汪琬、王士禎、李天馥、陳維崧等人在窯台設宴，為奉詔外遷隴西道的董文驥餞行。同年九月九日重陽節，龔鼎孳又邀請上述人士在窯台登高。這兩次聚會中，多人均有詩作。龔鼎孳所作《窯台重陽會》：[25]
去天才五尺，韋杜古城南。
野樹隱殘寺，夕陽搖遠潭。
荊高能狂歡，王謝總清淡。
慚愧雙蓬鬢，年年此盍盞。
中華民國年間，窯台地區漸變荒蕪，遊人日少，然而每日清晨不少京劇演員來此吊嗓子練功，包括京劇大師譚鑫培。1940年代，京劇界一厥不振，窯台茶館走向荒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陶然亭公園於1961年重修了窯台茶館，並在1982年和1984年兩次修繕。如今，窯台茶館的院內還擺放着一塊出土的唐代窯煉。[24]
雲繪樓、清音閣原來是清朝乾隆年間建於中南海東岸的一組建築。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這組建築已經破舊不堪。[26]
1954年，由於施工需要，中南海內的雲繪樓、清音閣面臨拆除。建築學家梁思成鑑於這組建築造型優美、形式獨特，便提議保留，獲總理周恩來肯定。兩人便親自到陶然亭選址，將雲繪樓、清音閣遷建至陶然亭公園的西南部的武家窯遺址。遷建過程中，這組建築的磚、瓦、木、石上都編上序號，成為古建築異地遷建的較成功例子。[27][26][28]
《日下舊聞考》記載：「蕉雨軒南曰云繪樓，樓西有室曰韻磬。又西南為清音閣。」「雲繪樓三層北向。聯曰：『道堪因契真佳矣，畫豈能工有是夫。』又曰：『眾皺峰如能變化，太空雲與作沉浮。』清音閣聯曰：『宮商之外有神解，律呂以來無是過。』閣上下與雲繪樓通，有門曰印月，門外東南則船塢也。」「乾隆二十五年御製雲繪樓詩：『棣通景物斗韶妍，又見魚鱗效遠天。水墨丹青爭獻技，東皇寧許一家專。』」「乾隆二十六年御製韻磐居詩：『風水相吞吐，磐聲出碧粼。自稱宮與角，底辨主和賓。似矣彭茲口，居然泅水濱。東坡笑李渤，蓋是特欺人。』」[29]
雲繪樓共三層，坐西朝東，樓北有間屋名為「韻磬」。清音閣共兩層，坐南朝北，上下層之間有題字為「印日」的兩個門相通。雙層遊廊分別往東面、北面延伸，各連一座複式涼亭，這兩座涼亭相連而又獨立。遷建後的雲繪樓、清音閣帶有中國江南風格。清音閣西牆上有一塊《遷建竣工題記》石刻，記錄了這組建築的遷建過程。[26]
2015年8月13日，雲繪樓、清音閣開始免費試開放，舉辦雲繪樓、清音閣陳設展。該展覽自2014年3月開始籌備，依據《清代中南海檔案》及專家的建議，仿製清宮家具、字畫以及宮廷建築內部裝飾，首次恢復了清朝雲繪樓、清音閣的內部陳設。[28]雲繪樓、清音閣的開放屬於北京市2015年重要民生實事項目第26件，同期開放的共有北京市屬公園的10處古建築，包括陶然亭公園慈悲庵、雲繪樓·清音閣、水榭，北海公園碧海樓，頤和園益壽堂，香山公園致遠齋、韻琴齋，北京動物園暢觀樓，景山公園綺望樓。[30]
水榭又名曠怡樓，建於1975年9月，占地面積約500平方米，位於湖東岸邊，是一棟遊船形狀的小樓，水榭東西兩端有山石、竹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曾作為歌舞廳、錄像廳。1998年左右，成為北京紅十字會的辦公樓。2010年代，北京紅十字會遷出。2015年，正值陶然亭公園對社會開放60周年，水榭對遊客開放，展出《陶然亭公園園史展》，分為「江亭雅集」、「都門勝地」、「城市山林」三部分，展出文物複製品4件，拓片3件，碑刻1件，文獻6本，照片近300張，並在視頻放映廳放映《一日一陶然》、《城市山林》、《公園記憶》三部電影。[30][4]
瑞象亭原來是北京市西城區南橫西街上的聖安寺的建築。從元朝開始，聖安寺便是北京官員、文人游賞之所。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出資重修聖安寺。重修後的聖安寺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築依次為山門、天王殿、瑞象亭、大雄寶殿。殿上匾額均是乾隆帝御書。聖安寺內原有的三尊三世佛像移至靜明園供奉，其他佛像均重加塑飾。[31]
北平和平解放後，聖安寺改為私立聖安小學，後來為宣武區南橫街第一小學、宣武區少年科技館。文化大革命中，聖安寺遭受嚴重破壞。後來，聖安寺內保存完好的瑞象亭遷至陶然亭公園西門內北山頂。[31]
該亭如今以「聖安寺瑞像亭」的名義被列為西城區普查登記文物。[32]
中央島上有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家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評梅的墓碑。[1]
1921年至1923年間，李大釗在慈悲庵院內租借兩間僧房作為革命活動場所，高君宇等人多次在陶然亭一帶開展革命活動。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病逝，終年29歲。中國共產黨北方組織根據其遺願，將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碑有一首海涅的詩：「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生前曾將該詩作為座右銘寫在相片背後送給石評梅。高君宇病逝後，石評梅將這首詩作為悼詞懸掛在靈堂上，並刻在高君宇墓碑上，還在一旁寫下：「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33]
在一次山西同鄉會上，石評梅結識了高君宇，此後感情日深。高君宇逝世給石評梅帶來沉重打擊。無論寒暑，無論早晚，石評梅總來高君宇墓憑弔、掃墓，雪天還常在墓碑前的雪地上寫下「我來了」三字。三年後，石評梅因悲傷過度又患乙型腦炎而病逝，終年26歲。後來，其親屬根據其遺願，將她葬在高君宇墓旁。[33]石評梅墓碑上刻有「春風青冢」。[3]石評梅墓碑第二級基石正面豎刻着：[9]
石評梅先生諱汝壁，前清光緒二十八年陰曆八月十九生於山西平定。幼聰慧，長好文學，而長有致力教育以改造社會之志……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體育及國文教員，女子部學級主任，六年之間，勞績卓著。有《濤語》、《禱告》、《偶然草》數書行世。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肺病歿於協和醫院。年二十有七，葬於北京宣武門外陶然亭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周恩來總理曾親自到此悼念高君宇、石評梅。陶然亭公園建園初期，高君宇、石評梅墓遷到南郊人民公墓，直至1956年周恩來總理考察北京市規劃圖時指出：「革命和愛情並不矛盾，留這它對年輕人也有教育。」故1956年8月，在彭真的關懷下，高君宇、石評梅遷回陶然亭公園。鄧穎超曾7次來此悼念高君宇、石評梅。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君宇、石評梅的愛情被視作資產階級溫情，墓碑遭到推倒，墓地長時間未受保護。直至1973年，在鄧穎超的關懷下，高君宇的遺體才被火化，骨灰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1984年，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園林局、北京市文物局在陶然亭公園重修高君宇、石評梅墓。1986年，共青團北京市委等16個單位共同出資，在高君宇、石評梅墓原址興建了高君宇、石評梅的半身大型雕像。1994年，高君宇、石評梅墓被命名為「宣武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8年被命名為「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33]
賽金花墓原來位於陶然亭公園中央島錦秋墩南坡上，其東邊原有香冢、鸚鵡冢。1936年籌辦賽金花墓時，潘毓桂、張次溪、齊白石等名流均參與。賽金花墓是用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1.8米高的花崗岩碑。陶然亭公園建園時，賽金花墓遷至郊外公墓，但墓碑及有關石刻保留在陶然亭公園，如今在慈悲庵內展出。墓碑上有樊增祥撰文並書丹的《前彩雲曲》，樊增祥撰文、張伯英書丹的《後彩雲曲》，張大千繪製的《彩雲圖》。[9][7][3]
位於陶然亭北。醉郭名為郭瑞，字雲王。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郭瑞眼見清朝政治之腐敗及帝國主義之兇殘，便佯裝瘋癲，謳歌往來於市，人稱「醉郭」。郭瑞死後，《京話日報》的彭翼仲出資為其辦理喪事，將郭瑞的遺體埋葬於此。「醉郭之墓」四字由彭翼仲題寫，墓志銘由林琴南撰文、祝椿年書丹。如今，此墓已無存，墓碑在慈悲庵內展出。[2]
陶然亭西側的小丘坡上的叢冢中有座香冢，清朝初年立，是為紀念一位杜十娘式的「義妓」而建。碑陽銘刻篆書「香冢」兩字。碑陰銘文為：「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終，明月缺。鬱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以上為隸書，其後有「題香冢碑陰」五個行書小字。其後又有行書七絕一首：「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與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3]
實際上這位所謂的清朝「義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墳，全是當時一位張姓御史偽造的，以歌頌理想中的愛情絕唱。[7]
鸚鵡冢位於香冢旁邊，曾兩度出現在錦秋墩上。傳說清朝道光年間，有位名叫張春陔的侍御，見清朝政治日益腐敗，便屢次上書皇帝，但奏摺或被扣壓，或轉回他手中，他一怒便在錦秋墩下埋藏了自己的文稿，並堆起小墳頭以示諷刺。日久年深，此冢變為平地。[3]
此冢第二次出現據說是在晚清，有位名叫鄧完白的學者，養了一隻非常可愛的鸚鵡，他每天給鸚鵡餵水餵食。他家還養了一隻大狸貓，有一天他正和友人在客廳談話，大狸貓撲上去咬死了鸚鵡。友人對鄧完白說：「常聞陶然亭的錦秋墩上，早年有過一座鸚鵡冢，只是現在沒有了，你何不將這死去的鸚鵡埋在那裡，以續前人的故事呢？」鄧完白便將鸚鵡埋葬在此。[3]
原址位於湖心島上的錦秋墩頂上，現已無存，原址現為錦秋亭。花神廟又稱花仙祠，是一座「裡面有十二仙女像」的三楹小房，四周「繞以短垣」。清朝道光年間，詩人何兆瀛在《上巳邀同人宴集自作》詩中稱：「花仙祠畔吹瓊管，尚有何人擪指聽。」[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4年8月北京市政府拆除東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拆下的構件運到陶然亭公園保存，1955年這兩座牌樓在公園內按原樣重新組建。兩座牌樓的遷建獲得了周恩來的關照[34]。
文革期間1966年，歷史學家傅樂煥在此投湖自殺。1971年，江青到陶然亭公園視察。同年9月，在江青指令下，以「牌樓是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為由，將這兩座牌樓拆除[34]。
2011年，陶然亭公園重新建起了這兩座牌樓。因為原有構件已全部散失，故此次為全部新建，外觀仿照了原牌樓的形制[34]。
1985年，在該公園內西南部興建「華夏名亭園」，成為該公園的「園中之園」，占地10公頃，集中仿建了中國各地名亭十多座。華夏名亭園由北京市園林設計研究院設計，獲北京市優秀設計一等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城建系統優秀設計一等獎、全國優秀設計金質獎。[1]
華夏名亭園內，按照1：1的比例仿建了中國六省九地的古代名亭，包括「醉翁亭」、「蘭亭」、「鵝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滄浪亭」、「獨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多座。[4]
2015年，正值陶然亭公園對社會開放60周年，陶然亭公園在華夏名亭園的展廳里開始舉辦《中國名亭文化展》。展覽以水墨長卷的風格展示了亭的「建築之美、水墨之美、書法之美、文字之美」。展覽還展示了中國四大名亭——陶然亭、湖心亭、醉翁亭、愛晚亭的手工製作的木雕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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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亭 -
滄浪亭 -
獨醒亭 -
鵝池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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