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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個體（英語：superorganism，又稱超有機體）是一個由許多有機體組成的有機體系。這通常意味着是一個真社會性動物的社會單位，在那裡社會分工被高度專業化，且個體無法獨自長時間地生存。螞蟻是在這樣的超個體中最有名的例子，而裸鼴鼠則是真社會性哺乳動物的著名例子。超個體的技術定義是「一組媒介，它們能夠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以產生由集體支配的現象，」[1]這些現象包括「蜂群想要的」任何活動，例如螞蟻採集食物或者蜜蜂選擇一個新的巢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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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2]的蓋亞假說以及詹姆斯·哈頓、弗拉基米爾·維爾納茨基和Guy Murchie的工作表明，可以將生物圈當作為一個超個體。然而，嚴格的生態研究顯示，在生物社區內很少或根本沒有自我控制，並且這些社區通常很容易失去平衡或者完全改變成不同的事物。而系統科學和複雜系統的動態性則反駁和平衡了這個觀點。
超個體在控制論特別是生物控制論中是重要的。它們表現出一種「分布式智能」形式的系統。其中，具有有限的智能和信息的個體媒介能夠集中資源，以完成超出個體能力的目標。在生物中這種行為的存在對於軍隊和管理應用已經有許多影響，並且正在被積極研究。[3]
19世紀的思想家赫伯特·斯賓塞創建了關注社會組織的術語超機體現象（在他所著的《社會學原理》中，第一章的標題是「超機體的演化」[4]），儘管這顯然是在生物和社會之間的對比，而不是共同點：斯賓塞探究將整體性的社會看作為一個社會有機體，並區別方法。其中，社會並不表現得像一個生物。[5]對斯賓塞來說，超機體現象是相互作用的生物體（即人類）湧現出來的屬性。而且，正如D. C. Phillips所表明的，存在一個「在湧現和還原論之間的區別」。[6]
同樣，經濟學家卡爾·門格爾詳述了很多社會發展的演化性質，儘管不曾放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門格爾表明，許多社會機構的產生，不是因為「社會目的論的成果引起的，而是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主體經過無數的努力後獲得的非計劃的結果。」[7]
斯賓塞和門格爾都認為，因為是個人在選擇和行動，所以應該認為任何社會整體絕不是一個有機體，儘管門格爾更明顯地強調了這一點。斯賓塞用機體思想來從事社會結構的擴展分析，同時承認它主要是一個類比。因此，對斯賓塞來說，超機體思想在生物學和心理學之上最好地指明了社會實體的不同層面，而不是與一個有機體一對一的相同。
不過，斯賓塞還認為，「每一個規模可觀的生物體是一個社會」。它使有的人相信，問題可能是術語上的。[8]
在1917年，人類學家阿弗烈·克魯伯沿用了術語超機體現象[9]。Marshall（2002）分析了社會方面的超個體概念[10]。
問題仍然是「什麼被視為個體？」。一些生物學家，例如理查德·道金斯，他們提出被選擇所作用的單位是基因。[11]也有人認為是一個生物的整個基因組。艾德華·威爾森表明，對蟻群和其他的社會型昆蟲來說，被選擇的是作為繁殖實體的群體，而不是它的個體成員。這可以適用於一個疊層石的細菌部分。由於基因交流，它是由一個單一的基因庫以某種方式組成的。蓋亞理論家，例如琳·馬古利斯，他們認為這同樣適用於在整個地球中細菌基礎的共生發源。
這將會出現，由類似Daisyworld的計算機模擬所產生的生物選擇同時發生在多層次上。
有些科學家提出，人類個體可視為「超個體」；因為一個典型的人體消化系統包含1013至1014個微生物，其宏基因組（「腸道微生物組」）載有的基因數量至少是人類基因的100倍[12]（參見人類腸道微生物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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