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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原名賀文常，字雲卿，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人。中國工農紅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原正國級領導人，於文化大革命時遭到迫害而死。。
提示：此條目的主題不是賀瓏。
| 賀龍 賀文常 | |
|---|---|
 賀龍像 |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59年9月—1967年1月 | |
| 主席 | 毛澤東 |
| 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7年1月 | |
| 繼任 | 曹誠（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8年10月13日 | |
| 總理 | 周恩來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9日—1968年1月1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劉少奇 |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54年6月19日—1954年9月2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雲卿 |
| 出生 | 1896年3月22日（光緒二十二年2月9日） 大清湖南省永順府桑植縣洪家關 |
| 逝世 | 1969年6月9日（73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淀區 |
| 墓地 | 張家界天子山賀龍公園 |
| 籍貫 | 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 |
| 國籍 | 大清（1896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69年）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其他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14年－1927年） |
| 配偶 | 徐月姑（病故） 向元姑 胡琴仙（妾，後改名王琳） 蹇先任（離婚） 薛明 |
| 兒女 | 賀金蓮（女兒，徐月姑生） 賀捷生（女兒，蹇先任生） 賀鵬飛（長子，薛明生） 賀黎明（女兒，薛明生） 賀曉明（女兒，薛明生） |
| 學歷 | 私塾 |
| 職業 | 軍事家 |
| 著作 | 《賀龍軍事文選》 |
| 宗教信仰 | 無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國共產黨 |
| 服役 |  國民革命軍 中國工農紅軍 八路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 |
| 服役時間 | 1916年－1969年 |
| 軍銜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年） |
| 參戰 | 北伐戰爭 第一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賀龍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曾手持兩把菜刀襲擊慈利縣長衛兵，史稱「兩把菜刀鬧革命」。曾任討袁護國軍指揮、湘西護國軍營長、靖國軍團長、四川警備旅旅長、混成旅旅長、建國川軍師長。曾率部與北洋軍閥及四川軍閥楊森作戰。1926年，賀龍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第二十軍軍長。1927年8月1日，他擔任南昌起義總指揮，此後回到湘西，組建紅二軍團，任軍團長，並開闢洪湖蘇區。1936年，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120師師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參加百團大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他任西北軍區司令員，組織後方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1952年，任國家體委主任，開創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事業。1954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59年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文化大革命時，被林彪和康生指控為準備推動「二月兵變」，於1969年6月9日遭迫害致死。1974年，中共中央宣布為賀龍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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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9日，賀文常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1]:1。先祖原籍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賀家灣。遠祖賀崇先，明末隨農民起義武裝餘部來到湖南，在慈利縣九溪衛落戶。清順治十年，桑植縣土家族群眾舉兵起義，清政府派兵鎮壓[1]:1。當時，桑植屬九溪衛巡檢司管轄。賀崇先被迫應徵加入清軍到了桑植，後來就在洪家關定居下來。桑植習俗將居民劃分為「軍、民、客、土、苗」5家，「軍家」是指從軍後在當地落戶的人家，賀氏屬於漢族軍家[1]:2。
賀文常五歲時，在本鄉私塾讀書[1]:3。後因家境貧寒，在家從事輔助勞動，農閒時跟父親學裁縫[1]:4。十四歲時，與人結伴運鹽謀生[1]:4。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1]:7。1916年1月參與領導湘西暴動，發動群眾攻打石門縣城[1]:9。3月，率領鄉鄰21人搗毀芭茅溪鹽局，繳槍12支[1]:10。隨即，組織桑植討袁護國民軍並任總指揮，後任湘西護國軍左翼第1梯團第2營營長。失敗後前往長沙，改名賀龍。在此期間，賀龍因刺殺譚延闓失敗被捕，後獲釋[1]:11。1917年9月，賀龍回鄉組織農民武裝，參加援鄂戰爭，任湘西護法援鄂軍民軍第1路游擊司令[1]:12。12月，因受上級猜忌被解除武裝。返鄉途中在石門、慈利交界的兩水井，與吳玉霖用兩把菜刀襲擊慈利縣長衛兵，奪槍兩支，重新拉起隊伍[1]:13。
1918年起，賀龍任湘西護法軍第1營營長、湘西靖國軍第3梯團梯團長、湘西巡防軍第2支隊司令等職[1]:15。1920年，賀龍在駐防桃源期間與「進步人士」交往，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17。1922年，隨援川軍入川，同四川軍閥部隊作戰，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負責長江防務[1]:18。1923年6月，被孫中山委任為四川「討賊軍」第1混成旅旅長[1]:19，親率部下在涪陵截獲為吳佩孚運送軍火的日本輪船「宜陽丸」[1]:19。11月。後因「討賊軍」內部分裂，作戰失敗，這使他對孫中山依靠地方軍閥能否成功產生了疑慮[1]:22。1924年秋以滇川黔建國聯軍先遣隊名義率部回湘，12月攻占澧州[1]:24。1925年3月任建國川軍第1師中將師長，4月任澧州鎮守使[1]:25、27。1925年年底，由於支持五卅運動，以及轄區內日本輪船貿易虧損，賀龍遭到趙恆惕進攻，被迫率部退到貴州銅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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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賀龍率部加入國民革命軍，任第八軍第6師師長兼湘西鎮守使[1]:32。8月改任第九軍第1師師長，通電參加北伐戰爭[3]，並歡迎由共產黨員周逸群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左翼宣傳隊留在一師工作[1]:35。9月，在所部開辦政治講習所，建立政治機關，並任命周逸群為政治部主任[4]。與此同時，率部攻入湖北，激戰黃金口、斗湖堤，連克松滋、沙市、宜昌[1]:37-40。1927年2月，任獨立第15師師長[1]:40。5月率部參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華逍遙鎮和臨潁小商橋兩敗奉軍。6月，賀龍任第20軍軍長，奉命回師武漢[5]。
1927年7月上旬，賀龍在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分共前夕，會見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1]:50。7月下旬，率部開赴九江，會見譚平山等共產黨人[1]:51。到達南昌後，被周恩來代表中共前敵委員會委任為起義軍總指揮兼第20軍軍長。8月1日，賀龍參與領導南昌起義[6]。國民政府方面則馬上調集軍隊包圍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隊按計劃撤離南昌。8月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著追擊中共部隊[7]。而中共方面，蔣光鼐、蔡廷鍇師在南進廣東途中脫離了部隊[1]:57。又因天氣暑熱，長途行軍，且未鼓動群眾，後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8]。9月，賀龍在瑞金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57-58。南下中共部隊在途中遭粵軍和中央軍夾擊。在部隊到達廣東大埔縣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主力南下進擊潮汕地區，試圖獲得蘇聯共產國際海運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師堅守三河壩。9月23日至10月2日，南下中共部隊到達汕頭。於潮安汕頭戰鬥及揭陽戰鬥過程中，一度攻占潮汕，但最終於湯坑受到大敗[1]:59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後，賀龍經香港轉到上海[9]。
賀龍到達上海後，向周恩來提出返回湘鄂西，獲得批准[1]:60。1928年1月，賀龍返回湘西，與周逸群等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10] 。3月回到桑植後，組織起3000餘人的工農革命軍，攻占桑植縣城[1]:67。4月初，在國軍反撲時作戰失利，隊伍大部失散[1]:67。7月任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和重新組建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11]。9月，因遭人舉報，部隊遭國軍多次襲擊，損失巨大，被迫退入湖北鶴峰山區[1]:69。在姐姐賀英指點下，賀龍決心創建新型武裝[1]:70。1929年1月，賀龍率部襲占鶴峰縣城，創建湘鄂邊蘇區[1]:71。此時接到中共中央《關於軍事策略問題給賀龍同志之指示信》，他謝絕了信中要他離開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見，表示要在當地堅持鬥爭，並對部隊進行思想整頓，反對軍閥主義和「拖隊」等傾向，建立各級政治工作機關[1]:71。不久，指揮紅四軍挫敗湘鄂西民團聯防的多路進攻，擊斃總指揮王文軒，攻占桑植縣城[1]:72。7月，採取誘敵深入和伏擊戰術，殲滅國軍向子云旅，使紅四軍發展到4000餘人[12]。隨後率部向大庸、慈利發展，消滅地方武裝和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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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賀龍率部東進，4日在公安縣南平文廟與周逸群創建的紅六軍會合，任合編的紅二軍團總指揮[13]，指揮所部攻占潛江等地[1]:77。10月起，由於以鄧中夏為首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命令紅二軍團南渡長江配合進攻長沙，部隊接連失利，被迫退到鶴峰、五峰一帶[14]。1931年3月，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他任軍長，率部轉戰荊門、當陽、遠安地區[1]:81。6月攻占房縣，創建鄂西北蘇區。10月率部返回洪湖[1]:82。1932年春，連獲龍王集、文家墩等戰鬥的勝利，使洪湖蘇區進入全盛時期[1]:86。但在夏曦左傾路線影響下，致使紅三軍第四次反圍剿中陷於不利，被迫於10月退出洪湖，繞道豫西南、陝南、鄂川邊轉往湘鄂邊[15]。1933年，曾多次準備在湘鄂邊重建根據地，但都未成功[1]:94。期間，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推行左傾路線和肅反擴大化進行抵制。1934年5月，率部進入川黔邊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陽等地，創建黔東蘇區[1]:95。在此期間，蔣介石曾派遣熊貢卿前來勸降賀龍，但賀龍在報告湘鄂西分局後，將他處決[1]:93。
1934年10月，紅三軍與紅六軍團會師，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16]。11月，部隊攻入湖南，在龍家寨殲陳渠珍2個旅大部，並建立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賀龍任紅二軍團兼軍區司令員[1]: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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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國軍以80餘團兵力，分六路進行圍剿，賀龍採取誘敵深入、殲其一路的戰法，在桑植陳家河殲國軍58師172旅[17]；接着又在桃子溪殲國軍58師師部及174旅，並乘勝東出慈利，連戰連捷。5月，指揮部隊轉向湖北，以一部包圍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區打援，殲國軍41師師部和121旅，俘虜師長張振漢[1]:105。8月在板栗園設伏，殲國軍85師大部，擊斃師長謝彬[1]:107。隨後又在芭蕉坨擊潰國軍陶廣縱隊10個團，徹底挫敗國軍圍剿，並乘勝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1]:107。1935年9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採用分進合擊進攻湘鄂川黔邊。11月，他與任弼時等從湖南省桑植縣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突圍國軍封鎖，開始長征[18]。
1936年2月，在黔西縣城參加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會議，決定兩軍團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之後與任弼時率紅二、六軍團在烏蒙山區與國民革命軍周旋。7月2日，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甘孜，與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會合[19]。紅二、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20]，期間與張國燾鬥爭。10月，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將台堡會師，長征結束[21][22]。11月，指揮所部參加山城堡戰役。12月，賀龍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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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2日，賀龍出席洛川會議，隨後任命為中央軍委前方分會組成人員[1]:129-130。25日，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120師，賀龍任師長，率部參加抗日戰爭[23]。10月起，在雁門關等地打擊日軍[1]:135。在作戰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1]:137。1938年2月，指揮晉西北七城戰役，收復七座縣城，殲日偽軍1500餘人[1]:145。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組成大青山支隊，挺進綏遠開闢大青山根據地[1]:149。1938年12月，賀龍率師主力東進冀中，擴大冀中根據地並進行擴軍[24][25]。1939年4月，指揮齊會戰鬥，與日軍激戰三晝夜，期間遭日軍毒氣彈襲擊中毒[26]。1939年8月，因國共摩擦，賀龍率120師返回晉西北[1]:171。10月，指揮陳莊戰鬥，殲日偽軍1200餘人[1]:174。
1940年2月回到晉西北，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挫敗日偽軍掃蕩。8月，指揮所部參加百團大戰[27]。11月，任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反治安強化運動[1]:194-195。
1942年，賀龍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晉綏軍區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28]:162，兼西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1]:203。在此期間，陝甘寧邊區面臨日軍和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賀龍提出「一手拿槍，一手拿鋤」的口號[1]:208，派359旅到南泥灣屯墾，使部隊基本實現自給[1]:207；統一邊區財政，實行鹽和土特產品統銷制度，克服了根據地的經濟困難[1]:206。1945年，賀龍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29]。
抗日戰爭結束後，賀龍擔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指揮攻占文水等地[30][31]。10月，率部挺進綏南，協同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綏遠戰役，打擊傅作義部國軍[1]:219。1946年7月，指揮晉北戰役，攻克八座城市，殲閻錫山部8600餘人[1]:228。8月，同聶榮臻率部發動了大同集寧戰役[32]，因傅作義的巧妙救援，解放軍的進攻以失敗告終[33]。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會議決定，賀龍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統一領導陝甘寧、晉綏兩個邊區部隊及後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1]:394，保障中共中央後方基地的安全，同時負責整個西北戰場後方工作和根據地建設[34]。賀龍首先同習仲勛、林伯渠、王維舟、賈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人一起，迅速實現了兩區財政經濟的統一。賀龍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並將兩區的銀行、貿易公司合併，成立了統一的西北農民銀行和西北貿易公司。主持了聯防軍後勤工作會議，在軍隊供給上實行統籌統支，將財務部門和供給部門合併，做到財供統一。指示陝甘寧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區專員和縣長兼任站長，負責籌糧、籌款、運輸、供應，使野戰軍走到哪裡，便可以在哪裡得到供應，集中黨政軍民的力量，為前方籌集經費、糧草、被服、彈藥[1]:235，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1]:236，加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地方兵團建設：壓縮機關、充實連隊；在老區動員失散兵員歸隊；在新區動員群眾參軍、組織游擊隊、擴大地方兵團。這樣做一方面可作野戰軍的補充兵團；另一方面也可以升級為野戰兵團。保障了西北野戰軍挫敗國軍重點進攻並轉入外線實施戰略反攻[1]:237。1948年2月，賀龍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9月兼任西北軍政大學校長。1949年2月，任西北軍區司令員[35]。5月，擔任西安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245。
1949年10月，賀龍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司令員[36][1]:251，率第18兵團翻越秦嶺進入四川作戰，以「先慢後快」的作戰方針協同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迫使國軍主力裴昌會兵團投降，攻占西南全境[37][38]。攻占西南後，他組織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整編國軍投降部隊[1]:256，肅清土匪武裝[1]:261，恢復工農業生產等[1]:269。同時，賀龍還部署昌都戰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1]:273。
新中國成立後，體育工作是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主管，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十幾名工作幹部都是由團中央調任。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榮高棠率領中國體育代表團到參加芬蘭赫爾辛基第十五屆奧林匹克運動會。8月21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舉行第二次常務會議，聽取了榮高棠關於中國代表團參加該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和今後如何加速發展中國體育事業的建議。會後，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向劉少奇和中共中央呈遞了《關於參加第十五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報告中建議：在政務院下成立一個與各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1952年9月6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席馬敘倫在呈送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關於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召開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情況的報告》中也建議：在政務院設立一個與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時任中宣部部長，分管文教、體育的習仲勛，曾和賀龍在西北並肩戰鬥。賀龍多次與不安心體育工作的領導幹部現身說法:「我是自願干體育工作的。我當體委主任，是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點的將，是毛主席下的令」「我請示過毛主席：我當體委主任，有沒有人 (事) 權、財權？主席說，有！你需要誰就調誰;經費你找財政部長鄧小平，他是你的老熟人嘛!我說，好，中央給我人權和財權，我就干！」[39]
1952年9月，中央徵得賀龍同意兼任中央體委主任[40]。1952年11月15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討論增設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的議題；周恩來正式提議：為了加強對體育運動的領導，建議賀龍擔任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蔡廷鍇擔任副主任。會議一致通過了這項任命。任命通知書的時間是1952年11月20日。賀龍實際仍在重慶主持西南大區的黨政軍工作，由中央體委秘書長榮高棠負責體委日常工作。1953年4月賀龍到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在會上賀龍提出:「為了把中央體委的機構建立起來和逐步建立、健全各級體委，必須首先解決幹部問題。目前，必須向中央要些『母雞』，從中央、大區、部隊調，作為我們的骨幹。」[39]會後賀龍返回重慶繼續工作。
1954年4月1日 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其中一項議程是審議《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關於加強人民體育運動工作的報告》，由榮高棠代表中央體委向政治局會議匯報工作。
1954年10月下旬，全國各大行政區撤消，賀龍入京正式就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在入京途中說服從西南大區調任國家內務部副部長的蔡樹藩改調國家體委，後被任命為國家體委副主任。賀龍邀請起義將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盧漢來國家體委工作。1954年11月1日，國務院正式任命蔡廷鍇、蔡樹藩、盧漢、黃琪翔、榮高棠為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原西南局宣傳部長張非垢任國家體委秘書長、黃中為副秘書長的任命。1956年，張非垢和黃中晉升為國家體委副主任，張非垢時年33歲，是國務院系統副部級幹部中是最年輕的。[39]
賀龍遵照毛澤東「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提出「體育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1]:291-292，組織多種形式的全民健身運動，舉辦全國運動會，建設基層體育組織[1]:293。1965年1月，向毛澤東推薦徐寅生《關於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1]:305。他注重體育運動作風建設，提出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傷的「三不怕」和思想、身體、技術、訓練、比賽「五過硬」的口號[1]:288，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三從一大」，使中國體育運動水平在短時期內迅速提高，一些項目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乒乓球、舉重、登山、游泳、田徑等項目先後產生了一批世界冠軍和世界記錄[1]:306，籃球、足球、排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310。
1954年6月，賀龍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上當選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41]。除主管體委之外, 還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國務院有關事務、外交和中央機關的定編工作等。兼任國務院編制審查委員會主任，主持機關精簡整編[1]:313。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3月，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出席巴基斯坦首任總統伊斯坎德爾·米爾扎的就職典禮[1]:315。
1959年9月，賀龍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管國防工業[43][44]，1960年任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328。賀龍多次到基層調查研究，狠抓軍工產品質量，尤其重視飛機的生產；並強調自力更生發展國防工業，完善國防工業體系[1]:342。
1963年9月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355，組織了大練兵、大比武等活動[1]:356。1964年8月，在向毛澤東匯報軍隊減薪工作時，提出取消軍銜制，獲毛澤東認可[45]。1964年11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台後，賀龍隨周恩來前往蘇聯訪問，試圖修復中蘇關係。然而在11月7日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招待會晚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到「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係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並與賀龍發生爭吵。隨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議。勃列日涅夫則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酒後胡言。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後吐真言，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蘇中關係因此繼續惡化[46]。
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賀龍對文革中「無限上綱」的作法表示不滿[47]。林彪和康生指控賀龍準備推動「二月兵變」，企圖刺殺毛澤東，又指國家體委是「賀龍的獨立王國」，「混進了大批叛徒、特務和走資派[48]。毛澤東為了了解情況，在中南海游泳池邀約賀龍，對賀龍說：「你不要緊張，我做你的保皇派！」他接着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49]9月6日，林彪受毛澤東委託，就賀龍問題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正式「打招呼」[50]。9月10日，賀去見林[51]。11月13日，賀龍在中共中央軍委接見外地來京串連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要求軍隊院校師生發揚光榮傳統，遵守紀律，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參加上街遊行、炮打司令部等活動[1]:366。
1967年1月，毛澤東決定隔離賀龍，他和周恩來在中南海作了專門研究，要周親自去落實 [52]。1月10日，賀龍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脅的情況下，經周恩來安排，被轉往西山，隨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審查」，受到嚴重迫害[1]:370。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表示：「對賀龍不保了。」[53]
1969年6月8日，賀龍在糖尿病惡化的情況下未被注射胰島素治療，反被注射高滲葡萄糖溶液試圖造成賀龍自殺的假象，9日送301醫院仍被故意延誤診療機會旋即因糖尿病酸中毒病逝[54][55] 。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於1973年底在軍委會上承認在對待賀龍的問題上「搞錯了」，並說「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56]。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表了《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然而這一決定仍有所保留。1975年6月9日，在賀龍逝世6周年之際，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周恩來在追悼會上連鞠7個躬[1]:381。後賀龍的骨灰由北京遷葬家鄉張家界。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1]:382。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為賀龍徹底平反時，稱賀龍為「我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是我軍的創始人之一」。並讚譽他「光明磊落，剛直不阿，顧全大局，豁達大度，平易近人，對革命堅信不移，對困難從無畏懼，始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57]。1996年3月21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紀念賀龍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講話讚譽賀龍「多謀善斷，沉着堅定，機智果敢，具有高超卓越的軍事指揮藝術」、「實事求是，注重深入實際，講求實效，勇於開拓，具有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作風」[58]。
賀龍除「賀鬍子」的外號外，還有「岳飛岳鵬舉」的別稱。早在秋收起義時，毛澤東就曾用「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激勵部下[1]:13。長征到達陝北後，毛讚譽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59]，並對他率領紅二、六軍團低損失完成長征表示欽佩；此後還稱賀龍為「老總」，而在中共將領中，只有朱德、彭德懷、賀龍三人被毛澤東稱為「老總」[60]。此外，賀龍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1]:352。曾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的榮高棠回憶說：「他為了把『三大球』（足球、籃球、排球）搞上去，組織觀摩解放軍大練兵運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還請來世界女子排球冠軍日本隊的教練大松博文來幫助我們進行嚴格訓練。採取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頗有起色。」[61]1995年11月18日，劉華清為賀龍題詞：「開國元勛，世人楷模」[1]:383
1977年，由湖南省縣兩級政府撥款，將桑植縣洪家關賀龍故居按原貌修復。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將賀龍故居列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2]。1989年11月，賀龍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之一[63]。2006年5月25日，賀龍故居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 在張家界市桑植縣洪家關鄉的賀龍紀念館有賀龍全身銅像。
- 張家界-天子山有賀龍巨石雕像。
- 在洪湖市新堤鎮的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聳立在鬱郁的翠柏環抱中的賀龍全身銅像。
- 在劉家坪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館前有賀龍揚鞭策馬銅像，館內有第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的群塑像。
對於賀龍的批評，主要集中於他的舊軍隊出身。陳獨秀在1930年認為「湘鄂交界賀龍的第二軍，系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人數根本不能確定，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及農民組織的關係。」[64]文化大革命時期，賀龍則被冠以「大土匪」、「大軍閥」等進行批判，最終被迫害致死[28]:163。
- 回憶錄
- 《開展淪陷區工作及平原游擊戰部署》1940年7月
- 《抗戰第六周年戰術經驗總結》1943年
-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鬥爭》1962年1月，載《星火燎原（選編之一）》
- 《賀龍口述、自傳》2009當代中國出版社
- 文集
- 《賀龍軍事文選》1989年解放軍出版社
- 《賀龍文選》上下卷1996年軍事科學出版社
賀龍先祖原籍湖北省安陸府鍾祥縣賀家灣。遠祖賀崇先，明末隨農民起義武裝餘部來到湖南，在慈利縣九溪衛落戶。清順治十年，桑植縣土家族群眾舉兵起義，清政府派兵鎮壓[1]:1。當時，桑植屬九溪衛巡檢司管轄。賀崇先被迫應徵加入清軍到了桑植，後來就在洪家關定居下來。桑植習俗將居民劃分為「軍、民、客、土、苗」5家，「軍家」是指從軍後在當地落戶的人家，賀氏屬於漢族軍家[1]:2。據《賀氏家譜》載，賀龍的祖父、曾祖父輩，賀家均有人與谷姓和其他姓氏的白族人家聯姻。因此，有人認為賀龍是白族血統[66]。賀龍祖父賀良仕，武舉出身，原有一定家產；然而到賀龍父親賀士道時，家道中衰。賀士道娶鶴峰土家族婦女王金姑為妻，有五女二子，賀龍排行第四[1]:2。姐姐賀民英（賀英）、賀五妹，妹妹賀滿姑，弟弟賀文掌[53]。
賀龍在家鄉時曾經有一個童養媳徐月姑，生了一個女兒賀金蓮[1]:7。徐月姑在南昌起義期間病故。1920年，賀龍父親被土匪截殺，弟弟被蒸死，族裡按照桑植風俗，要喪事期間給賀龍續娶，以期生子，謂之「喪婚」。這樣賀龍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1]:16，又納了藝人出身的胡琴仙為妾。賀龍後將家眷接到上海。後來向元姑從上海回到家鄉，1949年病故。胡琴仙和賀金蓮被捕。國共合作以後，胡琴仙出獄，化名王琳回到家鄉，晚年定居重慶[67]。長征前，賀龍與蕭克分別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對學生姐妹，賀龍娶了姐姐蹇先任，蕭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生有一女賀捷生，後離婚。1942年，賀龍與薛明結婚，生有一子賀鵬飛，兩個女兒賀黎明，賀曉明[1]:209。
賀龍長子賀鵬飛，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將，曾任海軍副司令員[68]。女兒賀捷生，少將軍銜，曾任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69][70]。有謠言曾稱賀龍之女賀捷生曾在文革中對父親進行大字報批判，但賀捷生本人在2012年3月9日的全國政協討論中對此否認，稱網絡流傳為偽造，並呼籲徹查網絡造假[71] [72]。
- 1979年電影，《曙光》，王天鵬 飾。
- 1980年電影，《元帥之死》，李仁堂 飾。
- 1981年電影，《南昌起義》，高長利 飾。
- 1981年電影，《元帥與士兵》，王天鵬 飾。
- 1982年電影，《戰鬥年華》，高長利 飾。
- 1983年電影，《賀龍軍長》，夏宗佑 飾。
- 1990年電視劇，《賀龍傳奇》，4集，張勇漢 飾。
- 1994年電視劇，《賀龍在武當山》，6集，趙雍 飾。
- 1996年電視劇，《賀龍》，20集，張勇漢 飾。
- 1996年電視劇，《賀龍擂石鼓》，10集，張華 飾。
- 2006年電視劇，《雄關漫道》，20集，杜源 飾。
- 2007年電影，《八月一日》，侯勇 飾。
- 2007年電視劇，《賀龍傳奇》，20集，六小齡童 飾。
- 2017年電影，《建軍大業》，王景春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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