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的特遣隊（德語：Sonderkommandos，德語發音：[ˈzɔndɐkɔˌmando]，字面意思為「特殊小隊」）是由納粹德國滅絕營犯人構成的勞工隊。組成特遣隊的囚犯通常為猶太人，他們在死亡脅迫下協助處理猶太人大屠殺毒氣室受害者。[1][2]須注意在1938年至1945年間，黨衛隊也有名為「特遣隊」的特設單位（SS-Sonderkommando），由黨衛隊的數個部門組建而成，與在押犯人組成的滅絕營特遣隊並無關係。
死亡工廠的工人
特遣隊成員並不直接參與殺人；殺人的工作由黨衛隊負責，而特遣隊的主要任務[3]為處理屍體。[4]大多數情況下，特遣隊隊員是在到達集中營後立即徵召的，隨後在死亡威脅下被迫上工。關於他們將要從事的任務，納粹事先不會給出任何告知。令特遣隊隊員懼怕的是，他們有時會在處理的屍體中發現自己的家人。[5]隊員們沒有拒絕任務或退隊的手段，除非自殺。[6]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景中， 特遣隊隊員會被委婉地稱作「猶太勞力」（Arbeitsjuden），[7]還有些時候他們被稱作「幫手」（Hilflinge）。[8]1943年，比克瑙集中的特遣隊達到了400人；而當匈牙利猶太人於1944年到達集中營時，特遣隊的人數增長至超過900人，以適應屠殺滅絕的班次數增加。[9]
德國人需要特遣隊員保持勝任工作的身體狀況，因此為他們提供的生活條件比其他在押者更為整潔：特遣隊有自己的住宿營房，隊員可以保留與使用各種各樣的東西，比如毒氣室受害者帶來的食物、藥品和香煙。和一般犯人不同，特遣隊員通常不會被衛兵隨意殺害。特遣隊員的生計和效益取決於他們維持納粹死亡工廠運作的效率。[10]他們在滅絕營中生存的時間比其他犯人稍長——但只有少數活到了戰後。
由於特遣隊員對納粹的大屠殺政策瞭然於心，他們被認為是「身藏秘密者」（Geheimnisträger），住處與被用作奴工的其他犯人隔開。[b][11]根據黨衛隊政策，每隔三個月，在滅絕營的殺人區域工作的特遣隊員會近乎全員送入毒氣室，以確保保密性。然而，有些隊員因為擁有專業技能，能夠存活一年以上。[12]特遣隊新隊員的任務往往是處理前任隊員的屍體。據研究計算，從一座集中營組建首批特遣隊到集中營清場，大約會經歷14代特遣隊員。[13][頁碼請求]
1943年至1944年間，個別特遣隊員可以得到書寫工具，因此得以記錄他們在比克瑙的部分體驗和所見所聞。這些文檔被埋藏在焚屍爐地下，戰後重見天日。據辨認，這些手稿的作者有五人：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扎爾曼·萊文塔爾（Zalman Lewental）、萊布·朗夫斯、哈伊姆·赫爾曼（Chaim Herman）與馬塞爾·納賈里。前三人使用意第緒語寫作；赫爾曼使用法語；納賈里使用希臘語。其中的大部分手稿存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國家紀念博物館的檔案館中；赫爾曼的信存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被驅逐者協會（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檔案館中；格拉多夫斯基的一份文檔存放在聖彼得堡的醫學軍事博物館，還有一份存放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中。[14][15] 其中一些手稿由貝·馬克編成《奧斯威辛捲軸》（The Scrolls of Auschwitz）出版。[16]另一些手稿由奧斯威辛博物館出版，題為《在罪案的夢魘之中》（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17]
奧斯威辛捲軸被認為是關於猶太人大屠殺最重要的證詞之一，因為其中包括了在比克瑙毒氣室工作的同期目擊記述。[15]
下文的記述被埋藏在奧斯威辛焚屍爐下面，是由在集中營起義中身亡的特遣隊隊員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在1944年10月7日所寫：
致找到這些記錄的人，我求你一件事情，這也是我寫作的實質目的……那就是我在地獄的日子、我無望的明天，將會在未來呈現其意義。我傳達的只是發生在比克瑙-奧斯威辛地獄中的一部分。你將會意識到現實是怎樣的……從這一切你將會了解到我們民族是如何滅亡的。[18]
據記載，在曾被迫在納粹滅絕營工作的成千上萬名特遣隊員中，只有不到20人活到了解放並能夠作證（不過有些來源聲稱的人數更多[19]）。其中知名的有亨里克·陶貝爾、菲利普·米勒、丹尼爾·本納米亞斯（Daniel Behnnamias）、達里奧·加巴伊、莫里斯·韋內齊亞、什洛莫·韋內齊亞、安東尼奧·博爾德林（Antonio Boldrin）、[20]薩穆埃爾·維倫貝格、阿布拉姆·德拉貢（Abram Dragon）、大衛·奧列爾、亨里克·曼德爾鮑姆以及馬丁·格雷。除此之外被確認的倖存者最多還有六七名，但他們沒有證詞記錄在案。後來在一些集中營還發現了被掩埋和隱藏的特遣隊員記述。[21]
起義
在萊茵哈德行動期間建造的滅絕營中，有兩起已知的特遣隊員起義。
- 特雷布林卡
第一場起義於1943年8月2日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爆發、100名囚犯成功逃出。[22]他們複製了營地軍火庫的鑰匙，從庫房偷走了20到25把步槍、20枚手雷、以及幾把手槍。下午3時45分，700名猶太人發動了一場持續30分鐘的叛亂，攻擊滅絕營的黨衛隊守衛和特拉夫尼基人。[23]營地的建築物被燒毀，一個油罐被引燃。配備武裝的猶太人攻打正門，其他猶太人試圖翻越圍欄。然而，全副武裝的衛兵們集中火力攻擊囚犯，幾乎將起義者屠殺殆盡。約有200名猶太人[24][23]逃出了滅絕營，[c]但由於他們沒有切斷電話線，黨衛隊得以從四個不同的城鎮調派援兵，設置路障。[23]半數逃亡者死於乘車或騎馬的納粹的追逐。[25]
倖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蘭家鄉軍游擊隊員送過河，[26]其他人則得到波蘭村民的幫助和供養。[25]700名參加起義的特遣隊員中，有100人成功逃出滅絕營，其中已知活到戰後的有70人。[27]倖存者包括合著了「特雷布林卡回憶錄」的里哈德·格拉扎爾、希爾·拉伊赫曼、揚凱爾·維爾尼克、以及薩穆埃爾·維倫貝格。[28]
- 索比堡
特雷布林卡起義兩個月後，一場相似的起義於1943年10月14日晚在索比堡一號營爆發。[29]特遣隊隸屬於「勞動犯」（德語：Arbeitshäftlinge），即運作滅絕營所需的一般奴隸勞工（如在到達中心工作、處理受害者的物品、組建工作小組等）。[30]在來自明斯克的蘇聯猶太戰俘亞歷山大·佩切爾斯基的領導下，[31]特遣隊員秘密殺害了11名德國黨衛隊軍官，制服了集中營的看守人員，並奪取了軍械庫。[32]起義原計劃殺死所有黨衛隊和特拉夫尼基看守，從滅絕營大門走出；然而由於刺殺行動被發現，犯人們不得不冒着被槍殺的危險逃生。
荷蘭歷史學家，索比堡倖存者尤勒斯·斯海爾菲斯估計，一號營的600名特遣隊員中有300人在起義中逃走。其中158人被衛兵殺害，或者被環繞滅絕營的雷區炸死。107人在黨衛隊、國防軍或 秩序警察營的追捕中喪生。另有53人逃亡後因其他原因在1945年5月前喪生。目前已知的起義倖存者只有58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10人。索比堡毒氣室所在的三號營中的特遣隊員未參加起義，於起義次日被全數殺害。
索比堡的起義後來被改編為電影《逃出索比堡》。
1944年10月，奧斯威辛二號營的特遣隊員在四號火葬場起義。先前的幾個月，猶太女青年從韋克塞爾聯合金屬廠（Weichsel-Union-Metallwerke，位於奧斯威辛一號營和二號營之間工業區的一座軍火工廠）走私小包的火藥。最終，這些火藥沿着走私鏈條，被傳到了四號火葬場特遣隊手中。隊員計劃先摧毀毒氣室和火葬場，然後發動起義。[34]
然而在1944年10月7日上午，集中營的抵抗組織提前警告四號火葬場的特遣隊員，說他們將被殺死。特遣隊員用兩架機槍、斧頭、刀具和手雷攻擊了黨衛隊和囚監，造成衛兵3人死亡，12人受傷。[35]一些特遣隊員從營區逃生，但大多數在當天晚些時候被重新抓獲。[13]在那些沒有死於起義本身的人中，有200人後來被迫脫光衣服，面朝下躺在地上，然後從後腦勺槍殺。當天共有451名特遣隊員被殺害。[36][37][38]
文學作品和媒體中的描寫
總體而言，特遣隊的早期形象是不光彩的。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奧斯威辛：一個醫生的目擊報告》（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一書中寫道，當其他囚犯正被餓死的時候，特遣隊享受着配有吊燈和燭光的盛宴。尼斯利是一位公認的納粹勾結者，曾協助約瑟夫·門格勒在奧斯威辛囚犯的身上做醫學實驗。他在二號火葬場的中有一間辦公室，似乎應該能夠很好地觀察特遣隊的行動；但是，他對火葬場中的一些實物描述嚴重失實，降低了他在這方面的可信度。歷史學家吉德翁·格賴夫認為尼斯利的著作屬於有關特遣隊的 "流言與其他錯誤和誹謗性的說法"之列，只是由於缺少倖存的特遣隊員第一手證詞，才讓這類說法得以盛行。[39]
在《溺水者與獲救者》中，作者普里莫·萊維將特遣隊描繪為距勾結者只有一步之遙。儘管如此，他要求讀者不要譴責。「因此，我要求我們對'火葬場的烏鴉'的故事要有憐憫和嚴格的思考，但要暫緩對他們的判斷。」[40]萊維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間是在第三營/莫諾維茨（丁腈橡膠廠）度過的，可能沒有直接接觸過特遣隊。他的描述據稱是根據尼斯利的說法描繪的。
菲利普·米勒是少有的在戰爭中倖存的特遣隊員之一；更為不同尋常的是，他在特遣隊中服役的時間比大多數人長得多。他在《奧斯維辛的目擊者：毒氣室中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中描述了自己的經歷，於1979年出版。他在書中講述了多起事件，包括他怎麼試圖進入毒氣室，好與一群同胞一同赴死；但一個女孩阻止了他自殺，要求他活下來做證人。[41]過去幾年中，一些對特遣隊更為同情的記述得以出版。首先是吉德翁·格賴夫自己的著作《我們欲哭無淚》，其中包括對前特遣隊員的詳盡且時而痛苦的採訪。格賴夫用君特·安德斯的詩歌《你會怎麼做？》（An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作為此書的序言，指出沒有經歷過特遣隊的處境的人，無權對他們作出裁決：「你不能，我不能！我們沒受過那樣的折磨！」[42]
第一部描繪特遣隊起義的劇作由盧多維克·布魯克斯坦在1947寫成。布魯克斯坦於1920年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切沃（今屬烏克蘭），1944年5月在錫蓋特被捕，送往集中營。布魯克斯坦的劇作題為《夜班》（Nacht-Shicht），於1948年至1957年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意第緒語劇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43]
1996年，在道格·休斯執導下，紐約MCC劇院製作了劇作《灰色地帶》，是一部探討特遣隊員的道德困境的戲劇作品。[44]該劇後來由製作人提姆·布雷克·尼爾森改編為同名電影。[45]該片的基調與大部分情節基於尼斯利的著作，將特遣隊的成員描繪成跨越了界限，從受害者變為加害者的人。比如片中的特遣隊員霍夫曼（大衛·阿奎特飾）在一名微笑的黨衛隊員注視下，在脫衣室將一名男子活活打死。尼爾森明確表示，這種道德模糊性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下的我們每個人自己，也許會有這樣的行為，因為我們是人。但我們不是聖化的受害者。」[46]
2014年的「小說化」回憶錄《破鏡》探討萊一名前特遣隊員為了獲得寬恕和終結所付出的努力：「善良的人可以被迫做錯事，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不那麼善良。」這位倖存者這樣評價自己，「但這也並不意味着錯的就不那麼錯。」[47]
2015年由奈邁施·拉斯洛指導的匈牙利電影《索爾之子》詳細描述了一名特遣隊員將一個死掉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兒子，並試圖埋葬這個孩子的故事。該片在第68屆戛納電影節上贏得評審團大獎。影片主演蓋佐·勒里格對一名記者將特遣隊員說成「半受害者，半劊子手」的說法表示憤怒。他說，「話必須說明白，他們100%是受害者。他們沒有犯下喋血罪行，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殺戮。他們一到場就遭到了死亡威脅。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他們和奧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樣，都是受害者。」[48]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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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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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焚燒屍體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焚燒屍體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將人送往「淋浴間」
參見
註解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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