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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又稱《商子》，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頗有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第二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在《漢書》中錄有二十九篇，但現在僅存二十四篇（另有兩篇有目無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實在商鞅死後，說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書中保留了商鞅法家思想遺著，並記錄了商鞅的言行，約為戰國末年商鞅後學編成。《韓非子》與司馬遷都曾提到過這部書。
《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五卷。現有二十六篇，其中第十六篇存目無文，第二十一篇有錄無文，實存二十四篇。《商君書》有嚴可均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詁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群書治要》卷三十六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二十四篇半。
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四庫提要》)。《商君書》中《更法》、《錯法》、《徠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後之事，顯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庫提要》雲「殆法家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應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其中著重論述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着重論述商鞅一派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論述了大量弱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為帝王穩固政權而剝奪百姓人權的觀點。例如：《商君書》認為，國家與人民是矛盾的關係。人民強大，則國家虛弱；想要國家強大，則必須削弱人民。[1]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制服本國的人民。[2]只有使人民思想單純、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才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會牢固。[3]《商君書》認為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4]《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鬥。[5]
去強篇敘述了捐納制度：「粟爵粟任則國富。」靳令篇：「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
關於《商君書》的校釋，有清人嚴可均校本，近人王時潤《商君書斠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蔣禮鴻《商君書錐指》、高亨《商君書註譯》等。茲擇要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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