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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又稱《商子》,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頗有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第二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在《漢書》中錄有二十九篇,但現在僅存二十四篇(另有兩篇有目無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實在商鞅死後,說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書中保留了商鞅法家思想遺著,並記錄了商鞅的言行,約為戰國末年商鞅後學編成。《韓非子》與司馬遷都曾提到過這部書。
《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五卷。現有二十六篇,其中第十六篇存目無文,第二十一篇有錄無文,實存二十四篇。《商君書》有嚴可均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詁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群書治要》卷三十六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二十四篇半。
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四庫提要》)。《商君書》中《更法》、《錯法》、《徠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後之事,顯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庫提要》雲「殆法家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應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其中著重論述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着重論述商鞅一派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論述了大量弱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為帝王穩固政權而剝奪百姓人權的觀點。例如:《商君書》認為,國家與人民是矛盾的關係。人民強大,則國家虛弱;想要國家強大,則必須削弱人民。[1]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制服本國的人民。[2]只有使人民思想單純、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才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會牢固。[3]《商君書》認為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4]《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鬥。[5]
去強篇敘述了捐納制度:「粟爵粟任則國富。」靳令篇:「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
關於《商君書》的校釋,有清人嚴可均校本,近人王時潤《商君書斠詮》、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蔣禮鴻《商君書錐指》、高亨《商君書註譯》等。茲擇要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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