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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国元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英語：Alexander Hamilton，1755或1757年1月11日—1804年7月12日），美國經濟學家、軍人、開國元勛、政治哲學家，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第一任美國財政部長。他是美國憲法重要的解釋者和推動者，也是國家金融體系、聯邦黨、美國海岸警衛隊和紐約郵報的創始人。他與本傑明·富蘭克林、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約翰·傑伊一起被稱為美國建國國父。
|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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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第1任財政部長 | |
| 任期 1789年9月11日—1795年1月31日 | |
| 總統 | 喬治·華盛頓 |
| 前任 | 新職位 |
| 繼任 | 小奧利弗·沃爾科特 |
| 美軍總指揮 | |
| 任期 1799年12月14日—1800年6月15日 | |
| 總統 | 約翰·亞當斯 |
| 前任 | 喬治·華盛頓 |
| 繼任 | 詹姆斯·威爾金森 |
| 大陸會議代表 （來自紐約州） | |
| 任期 1788年11月3日—1789年3月2日 | |
| 前任 | 艾格伯特·班森 |
| 繼任 | 職位被廢除 |
| 任期 1782年11月3日—1783年6月日 | |
| 前任 | 新職位 |
| 繼任 | 職位被廢除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757年1月11日.svg){kind=small} 英屬背風群島尼維斯查爾斯頓 |
| 逝世 | 1804年7月12日（47歲） 美國紐約州紐約市 |
| 政黨 | 聯邦黨 |
| 配偶 | 伊麗莎白·斯凱勒·漢密爾頓 |
| 兒女 | 菲利普 安吉里卡 亞歷山大 詹姆斯亞歷山大 約翰丘奇漢密爾頓 威廉史蒂夫漢密爾頓 |
| 母校 | 哥倫比亞大學 |
| 宗教信仰 | 長老會, 美國聖公會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紐約州 (1775–1777) 美國 (1777–1800) |
| 服役 |  紐約炮兵部隊 大陸軍 美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775–1776 美國民兵 1776–1781 1798–1800 |
| 軍銜 |  美軍少將美國軍隊總指揮 |
| 參戰 | 美國獨立戰爭 美法短暫衝突 |
漢密爾頓自幼生長在西印度群島的尼維斯的查爾斯敦，是非婚生子女。他小時候成了孤兒，被一個富裕的商人收留。十幾歲時，他被送往紐約接受教育。美國獨立戰爭的開始時，他在民兵組織中扮演了早期角色。他組織了一個炮兵隊，並擔任其指揮官。1777年，他成為華盛頓將軍的高級助手，協助華盛頓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和信件，並因為掌握熟練的法語在協調大陸軍與前來增援的法軍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深得信賴[1]。1781年，漢密爾頓在約克鎮戰役中發揮重要作用，被視為英雄。
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通過費城制憲會議，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在喬治·華盛頓第一任總統期間，他成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在華盛頓政府行政部門裡，漢密爾頓是經濟政策主要構思者。他在聯邦政府主導聯邦政府接管各州債務、建立國家銀行、關稅制度以及（重建）與英國的友好貿易關係等各項事務。他的願景包括由一個強有力的行政部門領導的強大中央政府、強大的商業經濟、支持製造業的國家銀行以及強大的軍隊。因為他的觀點有大批支持者，所以他和約翰·亞當斯於1789年創立了聯邦黨，並成為該黨的領袖，與由主張維護州權、維護農業主義和小政府的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領導的民主共和黨成為競爭對手，成為美國兩黨制雛形。
漢密爾頓雖然推崇英國政制，但是強調建立一個強力的聯邦政府，並成功說服他人，憲法的「默示權力」（Implied powers）賦予了政府發行國債、承擔國家債務與創立美國政府所有的銀行的權力。以此為據，他開徵入口關稅，後來更開徵備受爭議的威士忌消費稅。1794年，他又協助華盛頓平息了為抗稅由西部農民發起的威士忌暴動。
1795年卸任財政部長之後，他回到紐約從事法律工作。然而作為聯邦黨領袖他仍然參與政治事務，並在亞當斯內閣中有巨大影響力。
1798年，漢密爾頓在XYZ事件後動員軍隊，對抗法國，並被任命為一支新軍的指揮官[2]。美法短暫衝突雖然在海上進行得十分激烈，卻從未正式宣戰。最後，總統約翰·亞當斯尋得了避免戰爭的外交解決方案。
後來他與亞當斯政見不合，使得後者在18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落敗。當副總統托馬斯·傑斐遜與阿龍·伯爾角逐總統時，他因為私人恩怨幫助傑斐遜擊敗伯爾，使得傑斐遜當選總統，伯爾當選副總統。在他與亞當斯決裂後，他在黨內只有幾個支持者。1804年，副總統阿龍·伯爾競選紐約州州長，漢密爾頓表示反對。
1804年7月11日，伯爾向漢密爾頓發起決鬥，在伯爾-漢米爾頓決鬥中，伯爾開槍擊中了漢密爾頓，漢密爾頓受到重傷並在隔天去世。
漢密爾頓的外祖父是一個法國加爾文教教徒和醫師，在南特赦令被廢除後來到尼維斯，漢密爾頓的母親蕾切爾·福西特是他七個孩子中的第六個。漢密爾頓的父親詹姆斯·漢密爾頓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是蘇格蘭貴族的後裔，其家族可以一直完整地追溯到14世紀。漢密爾頓的祖父老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格拉斯哥埃爾郡史蒂文斯頓教區的領主。詹姆斯·漢密爾頓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在哥哥的贊助下來到聖基茨島進行蔗糖貿易。
漢密爾頓的母親為逃避第一次婚姻離開尼維斯，來到聖基茨島，並在那裡遇到詹姆斯·漢密爾頓。因為當時的離婚手續極其繁瑣，所以到漢密爾頓出生為止（關於漢密爾頓的出生年說法不一，成年後他和家人的陳述之中，他的出生年份大多被認為是1755年，但是在漢密爾頓去美洲以前的一些文章與文件之中，他的出生年份卻被寫作1757年），其母親並未與第一任丈夫履行過合法的離婚手續，所以漢密爾頓的父母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婚姻關係，因此漢密爾頓和他的哥哥小詹姆斯·漢密爾頓實際上都是非婚生子女。這一身份在後來被漢密爾頓的政敵用於進行人身攻擊。
漢密爾頓幼時在家附近的猶太學校接受了最早的教育，1764年，漢密爾頓隨父母移居聖克羅伊島上的克里斯琴斯特德，但是之後，他父親卻突然離開了漢密爾頓母子，原因不詳。1767年，漢密爾頓母子幾乎同時罹患惡疾，漢密爾頓的母親不幸去世，漢密爾頓則在母親死後逐漸病癒。兩年後，被指定為漢密爾頓兄弟監護人的表兄彼得·萊頓又自殺身亡，漢密爾頓兄弟徹底成為孤兒。母親本來就不多的財產全都被她的法定丈夫拿走。身無分文的兄弟倆分別被兩個家庭收養，從此骨肉分離。後來，好心的親戚把他母親留下的34本書買下來給了漢密爾頓。憑着這34本書，少年的漢密爾頓把自己帶進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和文學的世界，他的自學能力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母親死後，14歲的漢密爾頓開始在紐約商人所開的商行之中擔任職員，這家貿易行主要跟紐約和新英格蘭做生意。當時，歐洲所有國家的貨幣在西印度群島都能流通，漢密爾頓每天根據匯率，把二十幾種貨幣的貨價換算得分毫不差。後來，有三個月的時間，貿易行的主人去紐約辦事，竟然把整個店的生意都交給這個十四歲的孩子打理。漢密爾頓將進出貨、庫存、收支帳款、記賬結算等一系列工作做得井井有條。就是在每天看似流水的作業中，漢密爾頓學到了商業、金融、貿易的第一課，這為他今後能夠出色完成第一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之後，其偶然結交的商人愛德華·史蒂文斯充當漢密爾頓的庇護人的角色。到19世紀末期，有關愛德華·史蒂文斯其實是漢密爾頓生父的說法相當流行。漢密爾頓自學成才，漢密爾頓在打工同時，大量閱讀書報，對數學、法學、哲學、文學都有濃厚的興趣，還自學了拉丁文和希臘文。他又同時在聖克羅伊島的報紙《皇家荷屬美洲公報》上頻繁發表文章與詩歌。1772年8月31日，一場颶風襲卷了聖克羅伊島及周邊區域。10月，漢密爾頓寫給父親的一封描述颶風的信在《皇家荷屬美洲公報》上發表，在當地引發轟動，因看重漢密爾頓的才華，聖克羅伊島的商人們決定集資將漢密爾頓送到北美接受教育。1772年10月，漢密爾頓坐船離開聖克洛伊島經波士頓前往紐約，之後再未回島。
漢密爾頓首先來到毗鄰紐約的新澤西州伊麗莎白的伊麗莎白鎮學院學習，並成功進入當地的上流圈子，結交了威廉·利文斯頓和伊萊亞斯·布迪諾等名流。漢密爾頓曾經申請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前身新澤西學院,但未被錄取，之後大約在1773年年底1774年年初進入國王學院就讀，即哥倫比亞大學的前身。
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閱讀了大量的政治學和法學著作，同時還和舍友羅伯特·特魯普一起組織了一家俱樂部，每周聚會一次交流有關寫作、辯論和演講的技巧，俱樂部的成員還有尼古拉斯·菲什等，這一俱樂部構成了漢密爾頓最初的社交圈子。
1773年12月，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消息傳到紐約後，漢密爾頓立刻前往波士頓進行實地調查，並寫成《對茶的保護和毀壞》一文發表，這是漢密爾頓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章。1774年7月16日，自由之子在國王學院附近聚會，漢密爾頓獲得演講的機會，使其在紐約的政治圈中初露頭角。之後，漢密爾頓又加入對以塞繆爾·西伯里為核心的保皇派的論戰之中，並出版了自己的前兩部作品《對大陸會議決定的全面辯護》 及《農夫一駁就倒》 。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度過了兩年的學生生涯。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爆發後，漢密爾頓決定中斷學業投筆從戎。他加入到紐約青年自發組織的民兵訓練之中，並參加了麥克道爾將軍的隊伍。同時漢密爾頓在《觀察者》報紙上發表了30多篇文章支持革命。1775年8月23日，在英國軍艦炮轟紐約的事件之中，漢密爾頓和同學幫助搶救出了存放在喬治要塞的24尊加農炮，這是漢密爾頓第一次親身經歷實戰。並由紐約州議會任命為炮兵連上尉連長。然而這還是一個空殼部隊，他是一個「光杆連長」，漢密爾頓上任後，還要負責招募士兵，漢密爾頓以其精明強幹的能力，很快就從國王學院的同學中招募到了60多個士兵。組隊後，他每天和士兵們在一起訓練，並自掏腰包為每個戰士配備了一條牛皮腰帶。
他第一次吸引華盛頓的目光是在哈萊姆高地上。當時，大陸軍剛剛經歷基普斯灣之敗，軍心渙散。華盛頓巡查時，只見高地上的戰士東倒西歪，沒人幹活。只有漢密爾頓在指揮他的炮隊認真地修建工事，積極備戰。華盛頓很感動，下馬跟他聊起來，還邀請他去自己的營帳喝茶。在談話中，華盛頓發現，這個年輕人不但會打仗，而且學識淵博，才智過人。在1776年12月的長島戰役中失利的華盛頓為了挽回頹勢，振作士氣。華盛頓決定於1776年12月聖誕節前夜橫跨特拉華河，奇襲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傭兵軍團。漢密爾頓隨大軍撤離紐約時，就染病在身，身體處於虛弱狀態，炮兵隊剩下30多人，大部分火炮在戰鬥中被摧毀，只有兩門輕便小炮還能投入使用。
漢密爾頓是在身體極虛弱的狀態下，被人抬着渡過特拉華河，可是渡過河後，他又興奮起來，指揮炮兵連轟擊黑森軍團軍營。在這場夜襲戰中，華盛頓大陸軍取得了勝利。當英國軍隊趕來馳援時，漢密爾頓又領着炮兵隊向普林斯頓的英軍後衛發起了進攻，再次打了一個漂亮仗。
漢密爾頓出色的表現，得到了上級軍官的欣賞，他的頂頭上司諾克斯將軍想請他當帳前助理，但漢密爾頓更喜歡馳騁沙場，跟在將軍後面當助理不是他的追求，他拒絕了上司的邀請。後來格林將軍也想請他當助理，他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但是不久，華盛頓將軍也來請他當助理，這一次，他實在推不掉了。原來，諾克斯和格林雖然沒能請動他，但他們都在華盛頓面前竭力保舉漢密爾頓，華盛頓為了保證漢密爾頓不再拒絕，給他連升兩級，從上尉提成中校，而且親筆寫了邀請信。這是非常少見的，因為華盛頓的信一般都由助理代筆，他簽簽名而已。帳前助理的設置是華盛頓跟英軍學的。當年，在「法國與印第安人的戰爭」中，22歲的華盛頓就是英軍主將愛德華·布萊德克的帳前助理。助理有點像秘書，做很多文字工作，但也執行戰場上的軍事任務。
華盛頓擔任總司令後，案頭的事太多，比如跟大陸會議、各州、各位將軍的書信往來，各種命令、會議記錄，以及各種行政職責等等，面對繁忙的軍事行動以及行政公務，他對大陸會議說，一定要選有才華、有理想的年輕人來給他當助理，不但替他寫，還要替他想。整個戰爭期間，大約有35個人先後當過華盛頓的帳前助理，一般有5到6個助理同時為他工作。這些助理與華盛頓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同一個屋檐下睡覺，被稱為他的「軍事家庭」，是他最親近的人。華盛頓選助理有三個條件：一是出身紳士階層； 二是受過高等教育；三是忠於革命，品德高尚。1777年3月，22歲的漢密爾頓成為華盛頓的帳前助理，他是這個「家庭」中唯一來自社會底層。
他的管理天才和高效率的工作，讓華盛頓卸下了很多沉重的負擔。在華盛頓的授權下，所有送給華盛頓的文件報告都要先經漢密爾頓的手，由他決定輕重緩急再往上報，很多時候他直接代替華盛頓發號施令。當華盛頓有了什麼新想法，但還未形成剛剛連貫的思路時，漢密爾頓很快就能把它變成切實可行的措施，而且比華盛頓想得更周密。所以華盛頓視漢密爾頓為不可缺的助手，漢密爾頓提出的建議華盛頓都幾乎無保留地接受，但是兩個人都是火爆脾氣，雖然彼此信任，但也時不常發生爭執。漢密爾頓給華盛頓當了四年助理，正是這四年的耳濡目染讓他從軍人成長為政治家。
但是漢密爾頓也有自己的夢想。他的夢想就是馳騁沙場。他不願總是在華盛頓身邊，更不想讓別人認為他的成功是靠與華盛頓的私人友誼。他本來就是炮兵軍官，每天盼着重返戰場。他跟華盛頓提了很多次，要出去帶兵打仗，可華盛頓堅決不許，他認為漢密爾頓的筆比他的劍更有價值。所有的將軍都知道漢密爾頓愛打仗，他們都願幫他。有一次，拉法耶特帶兵去羅得島，臨走前跟華盛頓要人，說想讓漢密爾頓一塊兒去。華盛頓一句話就斷了他的念想：「我負擔不起失去漢密爾頓的代價。」後來，格林將軍去南方前也找華盛頓，希望把漢密爾頓派到他那裡，頂替一個上校團長的空缺。華盛頓卻說：我軍中能衝鋒陷陣的軍官有很多，可漢密爾頓只有一個。你要誰都行，就是不能要他。因為在華盛頓眼裡，漢密爾頓不僅是軍事奇才，也是建設未來美國不可缺少的國家棟梁。他要盡其所能把這個天才護在自己的羽翼下。
1781年2月的一次小小的爭吵終於讓漢密爾頓下定決心離開華盛頓。吵完後，華盛頓馬上派另一個助理去漢密爾頓那兒轉達歉意，但漢密爾頓不願再回頭。他堅決辭去華盛頓助理的職務。華盛頓滿懷惆悵地看着與他朝夕相處了四年的助理離他而去。年輕氣盛的漢密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華盛頓）應該，哪怕只有一次，為他的壞脾氣感到懊悔。」漢密爾頓離開了華盛頓，但沒有離開大陸軍。不久，他就開始不停地寫信給他的華盛頓，要求帶兵打仗。在約克鎮圍城戰役前夕，漢密爾頓預感到這是最後一場大仗，再不參與就沒有機會了。於是，他又給華盛頓送去一封信，信中附上當初大陸會議給他的中校軍銜的任命書。他說：這回再不讓我去，你就把任命書收回吧，我不幹了。這次華盛頓終於答應了他的要求，他決定讓漢密爾頓帶着紐約軍團南下，歸拉法耶特指揮。10月14日夜，漢密爾頓帶着400人悄悄地摸向英軍10號據點。為防止走火，所有的槍都卸下彈藥，只留刺刀。他們用斧頭砍開據點的防護欄，漢密爾頓身先士卒，直入敵營，與敵人展開激烈的肉搏戰。20分鐘後，戰鬥結束。漢密爾頓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為他在獨立戰爭期間的軍旅生涯畫上完美的句號。
1783年9月《巴黎條約》的正式生效，結束了英國對北美十三州的殖民統治。然而剛剛從英國獨立出來的這十三州的原殖民地，馬上面臨着巨大困境，特別是因戰爭產生的巨額的內債外債的負擔。1783年的「美利堅合眾國」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13個獨立國家的鬆散邦聯。沒有統一的貨幣，沒有統一的法律，沒有常備軍，沒有統一的海關，沒有統一的稅收。這個邦聯是根據1777年由大陸會議通過的《邦聯條例》建立起來的。在戰爭期間，大陸會議用於戰爭的開銷除了從法國舉借外債之外，還仰仗各州的捐款資助。戰爭一結束，各州就停止了對大陸會議的財政資助。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導致了大量商家、農戶的破產，在國內，獨立戰爭期間大陸議會以「打欠條」形式從民間徵用了許多財產，戰爭結束後卻無法兌現償還，引發了社會不滿；而在國際上由於美國停止支付一切借款利息，又導致美國發行的債券在歐洲市場一落千丈。華盛頓在遣散大陸軍時候，面臨着如何補發拖欠軍餉的難題，而軍隊對此不滿已經醞釀很長時間。有過軍旅生活的漢密爾頓對此已有洞察，他在1783年2月13日寫給華盛頓的信中表達了這種擔憂[3]。1783年3月15日軍官們首先在紐堡醞釀一場兵變，但由於華盛頓的出面阻止而流產[4]；接着6月又發生了數百名士兵挑起的賓夕法尼亞兵變，以至於華盛頓這次不得不派兵鎮壓。
面對着獨立戰爭之後美國所陷入的生存危機，漢密爾頓認為在北美十三州建立一個統一和強大的中央政府的任務已經是迫在眉睫，只有這樣才能償還內外債，重新振興經濟，使新生的美國度過危機。1786年8月馬薩諸塞州發生的「謝司暴動」更使各州政界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緊迫性。
1786年9月由漢密爾頓牽頭，在馬里蘭安納波利斯召開了會議，與會者來自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特拉華州、維吉尼亞州共12名代表，起草了舉行制憲會議的會議結論，推動了費城制憲大會的召開。
1787年5月25日，來自12個州的55位代表聚集在費城，在當年簽署《獨立宣言》的賓夕法尼亞會議廳（今天的美國獨立紀念館），拉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費城制憲大會的序幕。
大會期間，各州代表們彼此之間唇槍舌劍，為了各自的利益爭論不休。紐約州州長喬治·克林頓明確指示紐約州三人代表團，紐約州的權力絲毫不允許被削弱，喬治·克林頓擔心一個過於強大的聯邦政府會凌駕於各州權力之上而成為新的獨裁政府[5]，紐約州代表羅伯特·耶茨和約翰·蘭辛與克林頓州長同調，而漢密爾頓向大會提交的旨在削弱州權力的" 漢密爾頓方案 "與克林頓州長的旨意和其他兩人發生了衝突[6][7][8]，7月5日羅伯特·耶茨和約翰·蘭辛兩個人退出了大會。7月底，代表們已經精疲力竭，很多人離開費城回家了，有些人回來了，有些人再也沒出現。留下的漢密爾頓也感到很尷尬，因為他一個人沒有代表性，無法投票。他一度也離開了費城。在歸途中，他寫信給華盛頓，表達了極度沮喪的心情，他認為由於各州政客們的自私和狹隘，費城大會註定要失敗。但是在華盛頓的勸說下，漢密爾頓半路折返回費城直到大會結束。
費盡周折的制憲會議歷時4個多月，經各方之間的爭吵、協商和妥協，最後終於完成了憲法草案，1787年9月17日，制憲大會落下了帷幕。華盛頓第一個在憲法草案上簽字，其他代表陸續簽字，每個州的代表都把名字簽在一起。儘管漢密爾一人無法代表紐約州，但是他在這個歷史文獻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華盛頓說：「各州和漢密爾頓中校簽署了憲法。」在最初參加費城會議的55位代表中，13人中途離開，3人拒絕簽字，最後簽名的是39人。
費城制憲大會之後，北美十三各州開始討論表決是否加入聯邦。鑑於紐約州反對建立統一聯邦的勢力很大，為了向公眾闡明美國憲法，說服紐約州公眾支持組建統一的聯邦國家，漢密爾頓與詹姆斯·麥迪遜、約翰·傑伊發表了歷史文獻——《聯邦黨人文集》。
圍繞這是否承認新憲法和加入聯邦的議題，經過「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之間的大辯論，對新憲法的態度紐約州和紐約市出現了分歧。紐約市和紐約州的訴求不一樣。紐約市完全是工商業、銀行業的利益，而紐約州絕大部分地區是自耕農的天下。新憲法對紐約州最大的影響是，聯邦政府將代替州政府統一管理海關並徵收進出口稅。對紐約市的商人來說誰徵稅都一樣，聯邦統一管理海關可以提高效率、降低營商成本，還能提供一個統一的大市場，紐約市工商界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聯邦黨人」的擁戴者。但是對紐約州政府來說，沒有了曼哈頓港口的關稅收入，紐約州政府就失去了財政來源的支柱，這就勢必迫使州政府向其他領域徵稅，從而觸及從事農業經營者們的利益，因此紐約上州也就自然而然地支持「反聯邦黨人」。而德高望重的州長喬治·克林頓堅決反對組建一個大聯邦[5]，他的觀點在紐約州議會上獲得壓倒性的支持。
1788年6月17日紐約州召開州議會，共有65位議員在這次州議會上要表決是否加入聯邦。按照當時的雙方的議員比列是19人（聯邦黨人）對46人（反聯邦黨人）。如果當時馬上投票表決，加入聯邦的議案會被否決。為了避免加入聯邦的議案被否決，漢密爾頓在會議一開始就提議，對憲法逐條審議。作為親自從頭到尾親身參加費城制憲大會，又剛剛寫完《聯邦黨人文集》的漢密爾頓，對憲法的理解輕車熟路，加之從事律師行業，漢密爾頓能言善辯，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有很大的感召力。一方面他通過不厭其煩地逐條解釋新憲法，儘量爭取對立方的議員扭轉立場，另一方面，他也以此來拖延時間等候其他州特別是弗吉尼亞州的議會表決結果，漢密爾頓給麥迪遜一天一封信，要求麥迪遜以最快的速度傳遞信息。他期望其他各州順利通過表決，對紐約州議會形成壓力。
6月21日和6月25日新罕布什爾州和弗吉尼亞州分別批准了憲法。消息傳來，紐約州「聯邦黨人」歡聲雷動，漢密爾頓以此向喬治·克林頓州長表示：如果紐約州堅持不接受憲法，紐約市就要從紐約州分離出去，以獨立市的身份加入聯邦！經過二十多天的反覆辯論以及其他州的影響，「聯邦黨人」代表一個一個地把「反聯邦黨人」代表遊說過來，克林頓州長也意識到，不批准憲法已經不現實了，於是他提出了「有條件地接受憲法」。7月26日，紐約代表大會投票表決。30票贊成，27票反對（有些代表沒投票），「聯邦黨人」以3票之差險勝，這是所有接受憲法的各州中票差最小的州。紐約州在接受憲法時附加了25個《權利法案》條款和35個修憲議案。「聯邦黨人」代表也承諾第一屆國會將討論《權利法案》[9]。
隨着美國憲法的生效，1789年3月4日，第一屆美國國會正式成立。9月25日，國會通過了《權利法案》。11月21日，北卡羅來納接受了憲法，成為第12個州。1790年5月29日，羅得島成為第13個州。至此，最初從英國獨立出去的13個北美殖民地變成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1789年4月30日，喬治·華盛頓就任第一任美國總統，並開始着手組閣政府成員。新成立的美國聯邦政府面臨着如何償還當時來說是天文數字的7900萬美元內外債，新大陸正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重建國家信用，創立金融體系，完善稅收制度，保護自由市場，這是華盛頓政府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對金融財政較為生疏的華盛頓來說，這個職位只能任命一個經驗豐富，而且完全信賴的人選。起初，他打算任命在獨立戰爭期間曾經對大陸軍在財政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金融家羅伯特·莫里斯擔任此職，但是莫里斯婉拒了華盛頓的邀請，轉而向華盛頓舉薦了漢密爾頓。
作為漢密爾頓本人來說，金融行業他並不陌生。在大陸軍的時候，只要一有空閒，他就刻苦攻讀歐洲人的金融學著作，還經常寫信給邦聯議會的財務主管羅伯特·莫里斯，向他請教經濟學問題。獨立戰爭結束後，漢密爾頓自學了三個月的法學課程就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開始了律師行業。1784年，就在英軍撤離紐約市的幾個月後，漢密爾頓創建了「紐約銀行」（今天的紐約梅隆銀行)，他親自製定和起草了銀行的章程，它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漢密爾頓看到了紐約作為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未來，他相信，新大陸的繁榮和富裕離不開高效的金融體系。紐約銀行的總部在華爾街48號，漢密爾頓把家安在華爾街57號。
接到華盛頓的入閣邀請後，漢密爾頓痛快的接受了。他認為這是他施展身手，實現抱負的最佳舞台。歷史學家們認為，雖然華盛頓疏於財經金融，但是任用漢密爾頓是華盛頓政府最大的成就。
1790年1月14日，漢密爾頓向國會提交了長達51頁的《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這是他走馬上任後提交的第一份新國家的年度財政報告。
漢密爾頓在報告中說，政府現在的債務是「自由的代價」。獨立戰爭期間的資金來源不是靠徵稅，而是靠借債。其中，聯邦政府的5400萬負債是在國外發行的外債，2500萬是各州政府向民間舉借的內債。管理債務最有效的辦法是設立專項資金，把固定份額的稅收撥進這個賬戶，用這些錢按時還本付息。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信用。有了信用，不但容易籌措到資金，借貸的成本也大大降低。政府債券在金融市場上的流通為所有的人提供了投資的機會，也為市場注入了極大的流動性，它將最終轉化為財富和資本。所以，公共信用不只是經濟問題，它也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處理得好，「公共債務就是公共福祉」。債務合同是雙方在自願和誠信的基礎上簽訂的契約，一個成熟的政府絕不能賴賬。新國家誕生之前，由於邦聯沒有徵稅權，它無力償還外債，很多州也無力償還內債，美國政府毫無信用。為了扭轉這個局面，第一，聯邦政府將以海關稅收為抵押，承諾償付所有現存公債的本金和利息。如有必要，聯邦將徵收「釀酒稅」（「威士忌稅」）。第二，聯邦政府將把各州還沒有還清的債務「接收」過來，統一管理，統一償還。以上是報告的主要內容。
2月8日，眾議院就此議題開始辯論。2月11日，麥迪遜發言，他表示反對漢密爾頓的第一條措施，也就是償付債務的方法。漢密爾頓的計劃很簡單，那就是聯邦政府向債券持有人兌現支付100%本金和利息，至於債券持有人的債券來源，政府不予問津。
因為各州的債務都是很多年前發行的，債券最原始的持有者都是普通公民，特別是那些大陸軍退伍老兵。當時，各州沒錢給戰士們發工資，只能用債券代替現金，承諾若干年後兌現。可是戰後的經濟一團糟，州政府財源吃緊，無法兌現債券。很多退伍老兵的生活難以為繼，人們對州政府的信用大打折扣，債券價值為此而暴跌。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老兵和其他持有人不得不以遠遠低於面額的價錢將債券出手，換取現金維持生活。
那些低價收購債券的投機家和銀行家的這些債券持有者，他們期待政府最後能還債，聯邦政府成立以後，這種投機活動變得異常活躍，有些投機家跑到偏遠的農村，以低價把債券從老兵手中套出來，轉手獲利。麥迪遜認為：漢密爾頓的計劃無疑使投機行為更猖獗，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不利於社會公平。
對此，麥迪遜提出了自己的「區分」方案。他認為，投機者可以得到在漢密爾頓政策出台前債券升值的利潤，但僅此而已。政策出台後的所有利潤歸原始持有者。簡單地說，比如：一張100美元面額的債券跌到50美元時，原始持有者把它賣給了投機者。隨着經濟漸漸恢復，債券漲到60美元。這時，漢密爾頓的計劃通過了，債券金額又回到了面額的100美元，因為政府要付100%面額。在這100美元中，60美元付給現在的持有者（投機者），因為他們擁有「合同的權利」；40美元付給原始持有者（退伍老兵），因為他們擁有「正義的權利」。
對此，漢密爾頓反駁道：第一、在各州政府無法兌現退伍老兵的薪水時，投機者從退伍軍人那裡廉價得到債券，在某種程度來說，解決了退伍軍人的燃眉之急，但於此同時投機者們也承擔成着風險。市場原則是：證券的購買者擁有獲得未來一切收益的權利，政府如果對此插手干涉，就構成了對自由權和財產權的侵犯；第二、即便真要執行麥迪遜的方案，也是困難重重，因為債券在此期間，已經多次轉手，即便是政府為此花了大量人力、財力也無法做到麥迪遜所主張的「正義權利」。為此，漢密爾頓的關於償還債務方案得到了商界、銀行界以及北方各州的贊同，這些利益團體成了美國建國後最初的「院外遊說團」，他們向議員們不斷兜售漢密爾頓的方案。2月20日，眾議院投票表決麥迪遜的「區分」議案。這是聯邦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對重大分歧的議案進行表決，旁聽席都坐滿了，連副總統夫人阿比蓋爾·亞當斯也來到眾議院旁聽。結果，眾議院以36:13否決了麥迪遜的提議，漢密爾頓在這個方案上獲得了勝利。
但是漢密爾頓的聯邦政府接管各州債務的議案，在4月12日遭到了眾議院31:29的微弱優勢否決。在麥迪遜看來，首先聯邦政府接管所有的債務，意味着將全國的債務均攤到各州身上，這對南方各州，特別是弗吉尼亞這樣農業大州明顯不利。對戰爭期間的積累債務處理，各州情況不同，除了南卡羅來納州以外，弗吉尼亞和其他南方各州在戰後迅速恢復了出口農作物，很快付清了大部分債務。北方各州就不是這樣了，各州都欠着居額債務，舉步維艱。而漢密爾頓的提議無異於將北方的債務轉嫁到南方身上。其次，漢密爾頓的方案側重於商業、銀行業，而沒有將重心放在農業方面。1790年的美國是農業國，90%的GDP來自農業，95%的人口住在農村，議員們的視野自然會面向廣大的農莊，尤其是南方各州。而漢密爾頓的方案明顯有利於北方各州。這次國會的交鋒標示着，「國父們」雖然在建國理念上曾經志同道合，但是在治國策略上開始分道揚鑣，同時也加深了農業與工商業、南方與北方、聯邦與州之間的裂痕，這為後來的南北戰爭埋下了隱患。
1790年6月20日，傑斐遜在他紐約的官邸為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安排了晚宴。在晚宴上就被否決的「聯邦政府接管各州債務」的議案，對立雙方達成了妥協的解決方案。
漢密爾頓出任財政部長時為新國家定了四個目標：一是提高公共信用；二是健全海關管理；三是完善稅收制度；四是建立中央銀行。建立公共信用的目標通過與麥迪遜的私下妥協最終得到了解決。1790年4月，他向國會提出建立海岸緝私隊，也就是後來的「海岸警衛隊」。8月，國會通過法案創建第一支武裝緝私船隊，歸財政部管。這項法案堵塞了走私渠道，國家增加了關稅收入；在稅收方面，漢密爾頓在1790年12月要求國會通過法案，徵收釀酒稅（「威士忌稅」），為此引起很多爭議和騷亂。他專門訓練稅官，組織收稅隊伍。在一些偏遠的山區，收稅官員們甚至帶槍收稅。到1790年年底，漢密爾頓的四個目標已經有三個基本完成。
1790年12月底，漢密爾頓向國會提交了他的《關於國家銀行的報告》，提出了要建立新大陸有史以來第一個相當於中央銀行功能的「合眾國銀行」。當時，美國沒有統一的貨幣。雖然國會創立了美元，但大家更願用歐洲各國的貨幣，最受歡迎的是西班牙比索。建立中央銀行的目的就是建立統一貨幣。漢密爾頓借鑑英國和荷蘭的模式，他的設想是建立中央銀行的啟動資金1000萬美元，政府出200萬美元，通過銷售銀行股票從私人那裡融資800萬美元。他認為這種模式運作高效，雖有私人資本介入，但是政府是大股東，銀行的決策以及運行都由政府執行。在漢密爾頓看來，中央銀行將成為維護公共信用的工具。
在18世紀的美國，對於中央銀行這個概念，很多人都對此很生疏，甚至對銀行沒有好感。最反對建立中央銀行的三個人是：國務卿傑斐遜[10]，眾議院領袖麥迪遜，副總統亞當斯。他們認為，真正對社會貢獻的是經營土地的農莊，銀行除了放債吃利息之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傑斐遜和麥迪遜作為擁有奴隸的大種植園主，對商業和銀行業的鄙視是發自內心的。來自馬薩諸塞的亞當斯按道理應該是代表工商業利益的，但他對銀行卻厭惡至極。他說，銀行是富人剝削窮人的把戲，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工具。在當時的美國，他們三人代表的是大多數「國父」的思想，也是大多數美國人的思想。在18世紀工業革命開始時，漢密爾頓是為數不多的人理解了這個劃時代的革命，他看到了工業是美國的未來，而銀行又是工業的血脈。從這點來說，漢密爾頓的思想要遠遠超前於其他人。
1791年1月20日，建立「合眾國銀行」的法案以壓倒性多數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法案進入眾議院的討論。眾議院領袖麥迪遜再一次反擊，他的理由和上次阻止聯邦政府接管債務時的理由一樣：中央銀行將以犧牲南方為代價使北方獲利。而漢密爾頓則強調：中央銀行是全國，不是地區性，它不僅將促進工商業，也將大大方便農業的融資。雙方對建立中央銀行的爭論最後超出了銀行金融範圍，上升到了是否違憲的大是大非問題。雖然麥迪遜和漢密爾頓共同編輯《聯邦黨人文集》，對憲法做出了權威性的詮釋。但此時的麥迪遜立場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以至於漢密爾頓不得不拿出麥迪遜自己在《聯邦黨人文集》第44篇里所寫的《對若干州的權力的限制》其中的「必要與適當條款」來予以反擊，它明確闡述道：「在法律和推理中，最清楚不過的公理是，當（政府）需要達到某種終極目標，它就應該被賦予達到這些目標所需要的手段；當政府被授予某種廣泛的權力，它也就獲得了所有與實施此權力相關的具體權力。」經過漢密爾頓的遊說，2月8日，眾議院又以39:20的優勢通過了銀行法案[11]。
當議會通過的法案拿到華盛頓總統辦公桌上要他簽字批准時。麥迪遜以此案違憲為由，勸說華盛頓否決此案。傑斐遜也向華盛頓解釋：第一，從嚴格的憲法含義上說，由國家資助的壟斷企業和銀行是對自由的侵犯，也是英式君主制的體現。第二，漢密爾頓設計的中央銀行是北方工商業欺壓南方種植業的工具，因為那百分之八十的私人股份絕大部分將來自北方的投機者。第三，漢密爾頓濫用「必要與適當條款」。「必要」是指「不可替代」，沒它不行。但事實是，即使沒有中央銀行，政府照樣可以收稅和發行貨幣，只要把任務分派給靠得住的私人企業就可以了。中央銀行是「方便的」和「有用的」，但不是「必要的」。第四，中央銀行的設立是以犧牲公眾利益為代價滿足少數金融貴族的私慾，是「非正義」的。所以是違憲的。華盛頓在分別聽取了麥迪遜、埃德蒙·倫道夫、特別是傑斐遜的意見之後，傾向於否決此案，但是華盛頓在做出決定之前，他告知漢密爾頓希望他能提出他自己的意見，以使他更能權衡參考[12]。
為此2月23日漢密爾頓向華盛頓提交了13000字的報告，從各方面闡述「必要與適當條款」的含義，他反駁了傑斐遜對憲法的狹義理解，他的眼光不再只停留在銀行這件事上，而是擴展到所有的公權力。他說：「對政府的定義蘊含着一個天然的原則：每一項賦予政府的權力都是至高無上的，它理應包括所有與此相關的手段。」如果傑斐遜與倫道夫的觀點成立，那麼，「合眾國只能是一個沒有主權的政治協會，或人民只能接受無政府的統治」。聯邦政府不僅有權建立銀行，還有權採取措施應對各種情況，而不是僅限於那些「絕對必要」的情況。人們的社會實踐應該高於某些人的狹隘理論。漢密爾頓的這篇報告是對憲法的「廣義解釋」的代表作，被譽為「對美國憲法最天才的詮釋」。
2月24日，華盛頓花了整整一天讀漢密爾頓的報告，最後被漢密爾頓的報告所說服，2月25日他簽署通過了銀行法案。隨着銀行法案的生效，「第一合眾國銀行」誕生了，為期20年。銀行開售股票的當天，短短一個小時，所有的股票售罄。
1791年年初的銀行法案催生了美國最早的兩大政黨，這兩個政黨分別以國務卿傑斐遜（民主共和黨）和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聯邦黨）為代表[13][14][15]，從歷史角度來看，他們之間的爭鬥與其說是黨閥之爭，更確切地說是如何定位美國的未來。以下是他們的分歧論點：
| 爭論焦點 | 傑斐遜觀點 | 漢密爾頓觀點 |
|---|---|---|
| 傑斐遜支持者和地區 | 漢密爾頓支持者和地區 |
|---|---|
獨立戰爭時期，法國助了美國一臂之力。雖然法國是美國的盟友，但是戰爭結束後，華盛頓的外交目標是與英國儘快修好，這是因為美國與英國的國際貿易占了所有貿易的四分之三，而聯邦政府的財政來源都靠關稅。除了現實的經濟利益之外，華盛頓和漢密爾頓都認為在即將到來的19世紀，英國依然是世界第一號強國，與英國保持友好關係，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就向英國派出公使，希望建立兩國正常關係。經過古弗尼爾·莫里斯與英國的多次談判，英國也向美國派出了公使。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以傑斐遜代表的共和黨和以漢密爾頓代表的聯邦黨截然不同。傑斐遜對法國大革命讚不絕口，甚至親眼目睹了巴黎街頭的血腥場面後，傑斐遜仍然堅信法國革命的理想，他的一句名言是「自由之樹要時不時地用殉道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但是漢密爾頓和華盛頓卻對法國大革命投以懷疑的目光。巴黎的血腥令聯邦黨擔心美國受其影響，但是共和黨仍然認為法國革命的主流是好的，暴力只是瑕疵，他們試圖說服總統向法國表示更強烈的支持。反過來聯邦黨也勸說總統和法國保持距離。
1793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成立後，華盛頓為了避免美國「選邊站」，4月19日華盛頓召集內閣會議，決定美國保持中立，大家也都同意。但是傑斐遜認為直接宣布中立有傷法國的感情，美國可以保持實際上的中立，但不要馬上宣布或乾脆不宣布，而是採取曖昧立場。漢密爾頓反對採取曖昧立場，而是明確地向世界表達美國的中立立場，華盛頓採納了漢密爾頓的意見。4月22日，華盛頓總統簽署了由倫道夫起草的《中立宣言》。在傑斐遜的堅持下，這篇宣言沒有直接提及「中立」的字眼，但明確表示「美國將與交戰雙方都保持友好關係」，並禁止美國公民以任何方式參與戰爭。「中立」雖然是對美國最有利的選擇，但是共和黨人認為，華盛頓向英國屈服，背叛了共和原則。很多人說，既然憲法規定宣戰權屬於國會，宣布中立的權力也應該屬於國會。總統未經國會同意就擅自宣布中立，屬於違憲。漢密爾頓則說，立法部門有宣布戰爭的權力，行政部門有保衛和平的職責，這不違憲。
在這期間，法國派遣的駐美公使埃德蒙·查爾斯·熱內來到美國。他一到美國，就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他希望美國為法國提供戰爭所需的金錢、食物和其他物資，還想讓美國出兵騷擾英屬西印度群島和密西西比河岸的英軍駐地，以減輕法國的負擔。儘管華盛頓政府宣布中立，但熱內在美國期間，參加各種政治聚會，公開向民眾發表演說，號召人們為法國而戰。他的言行得到國務卿傑斐遜的認可。傑斐遜寫信給查爾斯頓的共和黨人，讓他們為熱內提供方便。熱內還鼓動很多美國人武裝私人船隻，到公海上攔截英國商船。一時間，美國民眾也受到他的宣傳鼓動影響。熱內沿美國東海岸北上乘坐的船在途中遇上一艘英國商船，他居然下令劫持這艘在美國海域行駛的英國船，把它像戰利品一樣拖到費城。英國公使喬治·哈蒙德立刻提出抗議，指責美國違背中立原則，並威脅要採取報復措施。國務卿傑斐遜雖然不能公開支持熱內，但在給門羅的信中卻說：當熱內的船和那艘英國船駛入港內，「碼頭上人群涌動，費城從來沒見過這麼大規模的聚會。英國旗被倒懸，法國旗高高飄揚，歡呼聲不斷……還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激動的呢？[16]」
與此同時，漢密爾頓和聯邦黨也緊緊盯着熱內的一舉一動。熱內一開始鼓動美國人去劫英國船，漢密爾頓就密令所有海關官員嚴加防範，只要發現美國商船配備槍炮就立刻扣押，不許出海；如果英國船隻被劫持到美國港口，它們將被送還英國。在華盛頓總統的默許下，漢密爾頓與英國公使秘密會談，向英國重申美國的中立立場，讓英國放心。傑斐遜對這種密談很惱火，他向華盛頓抱怨說，財政部長越權，插手外交事務。但同時，他也與熱內多次密談，向他透露黨爭內幕。有了這些情報，熱內便利用兩黨矛盾煽風點火，挑動大家對華盛頓的不滿。熱內的這一連串舉動既越過了外交家的界限，也使剛剛恢復的英美正常關係再次瀕臨危機。為此7月14日召開的華盛頓政府的內閣會議上，在漢密爾頓的強烈要求下，內閣同意要求法國政府召回這個惹是生非的駐美公使。諷刺的是，就在這時法國又發生了雅各賓派推翻吉倫特派的政變，從屬于吉倫特政府的熱內成了被雅各賓派通緝的犯人，於是熱內不得不要求在美國政治庇護。而漢密爾頓此時又對他伸出援手，勸說總統接受熱內的政治避難的請求。最後熱內終生留在了美國。
熱內事件後，作為國務卿的傑斐遜感到他所主持的外交事務，被漢密爾頓越俎代庖，他本人在外交政策上與華盛頓截然不同的理念，使他在內閣無法再繼續幹下去，他於1793年底向華盛頓遞交了辭呈[17]。
為了清還獨立戰爭中欠下的債務，增加預算收入，國會於1791年3月通過《國產酒稅法案》，這個法案觸及了西部農民的利益，因而引發了西部農民的不滿和大規模的抗稅運動，抗稅運動於1794年達到了高潮，並導致了暴動。以至於華盛頓不得不親自領兵前往鎮壓，漢密爾頓以軍隊顧問身份參與了這次的軍事行動。
1794年12月在協助華盛頓總統平息威士忌暴亂之後，漢密爾頓回到了費城。此時漢密爾頓的權力達到頂峰，政敵傑斐遜離開了內閣，華盛頓總統在內政、外交、軍事上的重大決策幾乎都離不開他，然而1795年1月，他卻向華盛頓提出了辭職。這讓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很多人感到意外。
關於他的辭職，說法不一，有人說是因為他厭倦了政治漩渦，因為他的逞強好勝以及桀驁不馴的性格使他樹立了不少政敵；有人說，在他在平息威士忌暴亂期間，妻子因擔心過度而流產，他很內疚，決心回歸家庭；也有人說因為財政部長工資太低，他無法承擔生活的重負，還是回去當律師有更高的經濟收入。在擔任財長期間，只有華盛頓鼎立支持他，儘管很多人對此頗有微詞，但是在華盛頓面前，人們不得不遵從這位德高望重的國父。儘管華盛頓竭力挽留，然而他的辭意已決。接受了辭職的華盛頓在給漢密爾頓的信中寫道：「在我與你一起經歷的所有事件中，你從沒讓我失望過。你的才華、 人品和忠誠讓我堅信我對你的信任沒有錯。我真誠地祝福你的退休生活富裕美滿。[18]」
漢密爾頓離開了內閣，但在政壇上仍有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華盛頓遇到重大問題時依然向他請教，他也為華盛頓繼續出謀劃策。
1791年，作為在任財長的漢密爾頓與一位23歲的有夫之婦瑪麗亞·雷諾茲發生了婚外情。起因是這位與漢密爾頓素不相識的婦人找上門來，訴說因遭受丈夫家暴，想回紐約但身無分文，因此想求這位政壇名人予以幫忙，於是漢密爾頓去她的寓所，給了她盤纏路費。在那裡兩人發生了關係，兩個人的這段婚外情持續了九個月之久。後來瑪麗亞·雷諾茲的丈夫詹姆斯·雷諾茲（James Reynolds）突然露面，以漢密爾頓破壞其家庭作為要挾（也有說這是夫婦兩人設的圈套[19]）。他要求漢密爾頓答應他三個條件。第一、要漢密爾頓在政府裡面給他一個職位；第二、要漢密爾頓透露中央銀行股票的合理價格區間；第三、賠償錢財。漢密爾頓拒絕了前兩條，只拿出一筆錢了斷此事。
1792年11月，詹姆斯·雷諾茲和同夥雅各布·克林曼（Jacob Clingman）冒充參加獨立戰爭已故老兵的遺囑執行人，騙取政府的補發薪水而被捕入獄[20]。由於雷諾茲握有漢密爾頓用錢擺平性醜聞的把柄，所以想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而得到獲釋。克林曼聯繫上了他的前雇主、國會議員弗里德里克·米倫伯格，聲稱雷諾茲與漢密爾頓參與了非法活動。得到了消息後，作為聯邦黨政治對手的民主共和黨議員的弗里德里克·米倫伯格決定進行調查[20]。他和另外兩位民主共和黨議員亞伯拉罕·維納布爾（眾議員）和詹姆斯·門羅（參議員）先是去監獄面見了雷諾茲，之後又去瑪麗亞家，12月19日他們來到漢密爾頓家[21][22] [23][24]。他們表示說受國會之託來核實這件事。漢密爾頓也沒隱瞞，把他與瑪麗亞的婚外情和盤托出，並出示一些瑪麗亞和她丈夫給他的信。三位議員表示只是想核查財政部長給雷諾茲那筆錢是否挪用公款，他的私生活不是他們調查的內容，他們沒有發現財政部的賬務有什麼問題。於是要求把瑪麗亞那些信件拿去做一份複印件存檔，門羅還做出了保證說，這些信件除了讓華盛頓過目以外不會向其他人泄露。取走了複印件的門羅最後卻將信件拿給傑斐遜看，雖然傑斐遜是漢密爾頓的政敵，但他還是壓下了這些信件，在漢密爾頓任職財長期間，這件醜聞沒有被公開披露。
然而，1797年夏天，民主共和黨報紙《曙光報》撰稿人詹姆斯·T·卡倫德發表了「1796年美國歷史」的一篇文章，以漢密爾頓提供的資料為依據，指控詹姆斯·雷諾茲是漢密爾頓的代理人，消息一出，輿論譁然[25]。《曙光報》撰稿人卡倫德以前曾擔任《賓州公報》的國會記者，後來失去了工作，而且欠了一身債，傑斐遜幫助他在《曙光報》（The Aurora）[26]得到一個職位，並在數年內陸續給他提供資金幫助，於是他專門為民主共和黨撰寫文章抨擊聯邦黨，傑斐遜深知報刊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影響作用，因而放任卡倫德對聯邦黨的攻擊[27]。報刊登出消息之後，7月5日漢密爾頓寫信給三位上門調查的當事人要求核實此事，除門羅以外其他兩人都表示沒有向外界泄露漢密爾頓的這個隱私。漢密爾頓隨後在發表的一本長達100頁被稱為「雷諾茲小冊子」（The Reynolds Pamphlet）中詳細闡述了這一事情的經過[28][29]。漢密爾頓的妻子伊麗莎白雖然原諒了丈夫，但是漢密爾頓的名望卻為此受到重創，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政界的性醜聞。
美法關係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特別是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成立期間，因華盛頓政府宣布中立政策而發生了改變。法國熱月政變後，新上台的督政府在與美國外交代表團談判時發生的XYZ事件在美國國會曝光，美國輿論的親法立場發生了逆轉。隨後兩國在海上相互劫持對方的商船而爆發了海上衝突，為此1798年7月美國國會宣布廢除《美法同盟條約》。
為應付法國可能對美國的侵入，國會決定成立一支一萬人規模的臨時陸軍。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邀請華盛頓擔任陸軍最高統帥，已經告老還鄉的華盛頓無意再度出山，對亞當斯總統的邀請，華盛頓開出了由漢密爾頓以總督察的身份擔任他的副手，並授予漢密爾頓少將軍銜這一條件。由於華盛頓年事已高，賦予漢密爾頓這個職位，實際就是讓他全盤統領陸軍。作為一向大力支持漢密爾頓的華盛頓，也希望以此給因雷諾茲醜聞而灰頭土臉的漢密爾頓在政壇上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此時的亞當斯與漢密爾頓已經產生芥蒂，他並不想讓漢密爾頓介入，但是由於華盛頓的強力要求，亞當斯只好答應。
1799年12月華盛頓去世，成為陸軍最高統帥的漢密爾頓，為了陸軍的組軍運轉，漢密爾頓給多位國會議員寫信，希望開徵多種稅源。在對待法國的態度上，漢密爾頓積極備戰。並建議如果與法國爆發全面戰爭，美國軍隊應該占領法國的盟國西班牙所屬的北美殖民地佛羅里達；而亞當斯則是盡力想迴避戰爭，當他通過外交渠道得知法國並不想與美國全面開戰的信息後，重新開啟與法國的談判。隨着與法國談判的進展順利並最終簽署莫特方丹條約，亞當斯總統認為陸軍已經沒有必要，在他的推動下，美國國會於1800年6月通過了解散陸軍的決定，1800年6月15日漢密爾頓也由此結束了他的軍隊生涯。
亞當斯總統在解散陸軍過程中，遭到了效忠於漢密爾頓的蒂莫西·皮克林國務卿和詹姆斯·麥克亨利戰爭部長的抵制，亞當斯在1800年5月解除了他們二人的職務，因此漢密爾頓與亞當斯關係變得愈加疏遠，並導致聯邦黨最終解散。而亞當斯也在1800總統大選中敗給了傑斐遜[30]。
1804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夕，漢密爾頓反對伯爾參選，伯爾向他下戰書，要與之決鬥；在決鬥中，漢密爾頓身受重傷，於次日身亡[31]。
在美國建國國父們當中，和那些「貴族」國父們相比，漢密爾頓出身低下貧寒，但他卻是最年富力強，最有才華，對美國建國貢獻最大的人。
除了他親身參加獨立戰爭之外，他貢獻的最大亮點是：首先、在獨立戰爭結束後，為使彼此鬆散的北美十三州更加緊密聯合在一起，他率先倡議重組一個統一的新國家，並通過具有歷史意義的「安納波利斯會議」開啟了通往聯邦制憲之路；其次、在費城制憲大會，他與其他國父們一同締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和第一個現代聯邦制共和國。之後又以《聯邦黨人文集》這個劃時代的歷史文獻詮釋了這個美國立國的根本大法，為立國打下框架；第三、在入閣第一屆華盛頓政府後，他用五年的時間設計了美國的金融制度和經濟體系，定義了聯邦政府的職權。如果他沒有入閣政府，美國或許長期徘徊在農業社會時代，是漢密爾頓為美國打開了通往現代工商業的大門，使這個新生國家在剛剛開始學走路的時候就邁進了現代社會。
在憲政以及法制方面，他認為英國傳統的憲政體系和法律系統值得美國繼承發揚，但是在經濟領域上，他又不全盤照抄讓「看不見的上帝之手」去主導經濟的英國傳統模式，而是開創了以國家行政權力的強力干預達到發展經濟的嶄新模式。這個模式不但使新生的美國快速起飛，而且也影響了整個世界。無論是19世紀後半期的德國，還是20世紀二戰後的日本、韓國，這些國家所採用的經濟政策，都能看到漢密爾頓經濟學模式的烙印。在建國後的二百多年中，美國政府時而採用「大政府政策」，時而採用「小政府政策」，漢密爾頓主義始終是美國決策者的一個選項，無論是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還是美蘇冷戰時代的太空發展計劃，都體現出了漢密爾頓主義的精神。
漢密爾頓也是最充滿爭議的人物，這可能和後來當政的民主共和黨一直貶低他有關，他的強勢、直率、桀驁不馴為他樹立了不少政敵，2011年度普利策獎得主羅恩·切爾諾在他2004年出版的《漢密爾頓傳記》中這樣描述道：「這位精力旺盛、才華橫溢、卻頗受非議的國父塑造了這個新生國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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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九個州有名為漢密爾頓縣的行政單位。以下的縣名紀念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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