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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洋政府武力镇压国共两党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三一八慘案發生於1926年3月18日，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武力鎮壓請願群眾的事件。[1]:370軍閥馮玉祥西北軍（正式名稱「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日艦炮擊國民軍，而西北軍開炮還擊，日本等國認為違反《辛丑和約》，對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在北京發動示威，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學生進入天安門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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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21日，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大總統曹錕，逐清末帝溥儀出故宮，懸賞緝拿吳佩孚，成立國民軍，並歡迎孫中山北上。然而馮軍只有不足4萬兵力，北臨張作霖入關，南面吳佩孚反擊逼近北京，不得不採取張作霖意見，聯合皖系，讓既無軍隊又無勢力的前國務總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2]
1924年5月3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規定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簽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取消中東鐵路除商務外的一切特權等等。蘇聯在協定中表示承認外蒙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尊重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並答應從外蒙撤軍。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良好並正式建交[3]。
1925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總書記斯大林親自下令：「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協的兩派」，「揭露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奮鬥。」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8號記錄》關於中國問題的指令是：「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而特別是鐵路總罷工的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加劇。」斯大林還有令：「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愈有力愈強大。」[4]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確定送給馮玉祥部國民一軍價值348萬6,596盧布的軍火，飛機10架；國民二軍價值70萬1,789盧布軍火，飛機10架；國民三軍308萬2,795盧布的軍火；另調撥價值74萬1,000盧布的毒氣彈供馮調撥使用，甚至許諾給馮2,000萬盧布的外匯。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布置：
北京新中央政府應由馮玉祥及溫和派組成，建立純國民黨政府則不可能。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國民軍得到步槍55,857支，子彈約5,800萬發，大炮48，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藥品等等。[5]1925年3月17日，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加入駐北京外交團，並出任該團領袖。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將領郭松齡在馮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隸灤州發動兵變，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回師關外，直逼瀋陽。12月24日，郭松齡兵敗被俘，次日張作霖下令將其殺害，然後率令奉軍南下入關，挺進京津。
1926年，張作霖檄調敗退山東之李景林和張宗昌「直魯軍」攻其南；張作霖更遣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1]:368。2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日艦砲戰[1]:369。日本人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1]:369。3月12日，馮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聯合援引《辛丑和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時限期「最後通牒」[1]:370。八國公使團向北京政府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否則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武力威脅中華民國北京政府。
1926年3月16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外務部接到列強外交團之「最後通牒」後，經緊急磋商即於當日午夜答覆，稱「最後通牒」內容「超越《辛丑條約》之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因為按《辛丑條約》，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線炮台應予以一律削平，對水道並沒有相關條文規定。公使團對此並未作答辯。段祺瑞乃勸馮部停止布雷[1]:370。
 | 此章節偏重在某些見解、事件或爭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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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在北京發動示威，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
3月16、17日，國共兩黨在北京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組織者隨即率領群眾衝擊國務院，作為守門的衛兵，馮玉祥的國民軍沒有開門。憤怒的群眾遂有團圍、翻牆抓人等舉動，受到衛兵阻攔，因此雙方發生口角，相持五、六小時，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當夜，總指揮韓麟符向李大釗匯報群眾情況，李「即表示同國民軍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們還是要爭取國民軍的」。
3月18日，數千北京學生和市民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諜」[1]:370。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於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即「318」抗議大會），號稱十萬人抗議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着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着「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和約》[1]:370。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1]:370。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組織者又一次要求與會者去國務院示威。群眾不願意去，害怕被鎮壓。李大釗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麼樣！」但與會者中僅有數百眾跟隨前往。作為參與者的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1]:370。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從側門離開。而事件發生時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這時執政府衛隊長乃下令開槍[1]:370。牆裡頭最先打響了三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1]:370。有記者披露，示威者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臨時執政令》則認為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被擊斃學生和市民達47人[1]:370。傷者150餘人[1]:370，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
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的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6]。 清華大學一年級生韋傑三下腹部被槍傷四孔，三日後去世[7]；大學部學生、學生會評議部長、清華劇社社長、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何鴻烈，於同年十二月傷病復發去世[8]。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北京的防衛主要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負責。
有來源稱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9][10]。也有來源稱三一八當天段祺瑞沒有去現場，後來也沒有出現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與稱段祺瑞長跪悼念遇難學生的史料時間不符[11]。段政府又稱示威學生為「暴徒」[12]。有回憶者稱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後在家中也吃葷，在其他場合吃素只是與信佛有關[13]。
強大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1]:370-371。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徐謙等乃避入蘇聯使館[1]:371。李大釗、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這就伏下後來張氏父子查抄蘇聯使館契機[1]:371。
1926年4月9日，鹿鍾麟率國民軍以段祺瑞暗通奉系為罪名包圍國務院，段祺瑞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執政府倒台。4月17日奉軍占領北京。奉軍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報刊，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書刊，搜捕反對人士。
目擊三一八慘案的世界日報記者張友漁到世界日報館上班時訴說了慘案的情況，力主新聞安排到頭版。次日，《世界日報》頭版全版報道這個慘案的情況，大字標題《段政府果與國民宣戰矣》。並一連五天，該報均以一版全版報道這個慘案，同時刊登劉和珍等人的遺照，引發社會巨震。《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來源請求][14]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15][14]。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有關文章。[查證請求]
全國輿論沸騰[1]:370。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3月20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1]:370。執政段祺瑞亦明令撫卹死者，醫治傷者[1]:370。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着又怎麼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在北京廣泛傳播。
時為清華研究院學生吳其昌，在慘案發生後撰成《宋代學生干政運動考》，2.8萬字，發表於《清華學報》3卷2號，是研究中國古代學生運動的最早之作[7]。
上海、天津、廣州、桂林，長沙、南昌等地及海外的華人和留學生組織各種抗議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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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慘案是為民國史和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慘案[1]:370。究竟是誰下令開槍，至今仍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是段祺瑞[查證請求]，但無實據。傅斯年說是鹿鍾麟，傅斯年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16]」還有人[誰？]指出是總理賈德耀。北京的防衛是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即段祺瑞執政府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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