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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最初分布於西至河湟、北至燕山–大漠、南至秦嶺–江淮分水嶺的文明。黃河和長江並稱爲中華以及漢族文化的母親河,孕育了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1][2]黃河文明是所謂「四大古文明」之一。
黃河文明於新石器時代已經非常發達,這一時期著名的代表文化有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之後發展為分布更廣的龍山文化,奴隸制時期經發展和多方融合,黃河文明發展表現為夏商周王朝。黃河史前文化為在黃河中、下游繁榮的古代文明,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發展為夏、商、周的青銅器文化。
人類的歷史,可追溯至200萬年前。那時候的人類仍屬於直立人。考古學家在中國境內的多處地方發現這些遺跡,包括:元謀、祿豐、周口店等的地方。當時他們住在山洞,磨製石器,生火取暖。並且群居生活,是最初的生活模式。
在智人時代,已經開始出現文明的制度。他們會織縫衣物(直立人基本上是不會穿衣服的)和有文明的葬禮,對於日後的夏商周朝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基礎。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已經開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獻記載有第一個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開始出現,形成氏族公社。陶器和玉石和文化開始興起。
大約在前10050年,黃河流域開始由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但直到前7050年,新石器時代文化依然發展緩慢,在這長達3000年的時期,生產技術落後,仍然處於狩獵採集經濟階段,人口數量少,遺址面積小,聚落遺址面積一般在數千平方米[3]。
但從前7050年開始,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快速發展,呈現出連續發展且具有鮮明階段性的特徵。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時代可劃分為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即前仰韶時期(前7050~前5050)、仰韶時期(前5050~前3050)和龍山時期(前3050~前2050)[3]。前仰韶時期遺址數量少且分散;仰韶時期的遺址數量顯著增加,分布範圍擴張至黃河及支流谷地;龍山時期的遺址分布空間進一步擴張至丘陵地帶[3]。
又名大地灣文化,約存在於公元前6000年~前5050年之間,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關中及丹江上游地區,是仰韶文化的前身之一。其中最著名的遺址是位於秦安縣的大地灣遺址,那是一處距今8120多年前的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遺址總面積32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平均2米,現已出土陶、石、骨、飾等珍貴文物8000多件,刷新中國六項考古之最,有目前已知最早的「水泥」地面大廳,最早的地畫、最早的宮殿等。大地灣遺址從公元前6120年開始,到公元前2900年為止,時間跨度3000多年,歷經老官台文化及仰韶文化兩個時代,文化積澱極為豐富,其中大地灣一期文化是黃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仰韶文化(公元前5050年~公元前3050年),是1921年在河南省仰韶村發現的以彩陶(在紅底上描繪出彩色的陶器)為特色的文化。
仰韶文化遺址集中分布在陝西省、甘肅省、河南省和山東省,仰韶時期的遺址規模明顯增大,大型聚落遺址出現,多數遺址面積在數萬到數十萬平方米,少數遺址面積超過百萬平方米。在關中、晉南和豫西北地區為主的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一些規模較大的中心聚落,局部區域甚至出現了仰韶文化城址[3]。
仰韶文化前期(公元前5050~公元前4050)以紅陶為主流,代表遺址為陝西西安市半坡,被稱為仰韶半坡類型文化,該文化處於母系社會,農村已有階級分化現象。當時以粟黍生產為主的經濟方式在黃河中游地區出現。粟黍農業經濟方式的建立,促使人類擺脫了依賴狩獵採集資源的限制,而轉為依靠農業生產獲得穩定的食物供給,促使人口數量的快速增加。粟黍農業人群隨後在黃河及支流河谷廣泛擴張,向西擴張至青藏高原東北邊緣,向東影響至山東沿海一帶[3]。
仰韶文化中期(公元前4050~公元前3550)出現了使用滑輪的仰韶廟底溝類型文化,廟底溝文化從中原地區快速擴張,對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發展影響很大,以人口擴張為驅動力,大量向周邊地區移民,影響所及,北到河套和、南到江漢,向西至青藏高原東北部,向東則至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3],在地理和文化上為夏商乃至秦漢以後的華夏族群地區奠定了基礎。而且,這一時期正是傳說中「三皇五帝」中的炎、黃部落鼎盛時期。廟底溝類型的年代下限直至公元前2780年[4][5]。
仰韶文化後期(公元前3550年之後),又分為半坡後期類型、西王村類型、大司空類型和秦王塞類型等四種文化,而馬家窯文化是源自仰韶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這個時期出現了貧富差距,社會分工和階層分化也有所發展。其後發展為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公元前3050年~公元前2050年),是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發現的以黑陶和灰陶為特色的古代文化,後期也開始鑄造銅器。龍山時期遺址在陝西省、河南省和山東省的分布最為集中,在陝南、豫東北、魯西南的山區、陝北高原,以及晉北的滹沱河流域,都發現了大量的龍山文化遺址[3]。
龍山時期的聚落遺址規模繼續增大,黃河流域出現了大型聚落中心和城址,遺址的面積在數十萬到數百萬平方米,在中原地區和岱海地區分別發現14座和17座龍山時期城址[3]。
(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400年) 1959年於山東省寧陽縣堡頭村發現了一處遺址,隨後在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也有發現,這幾處是大汶口文化的代表遺址。 前期以紅陶為主流,後期黑陶、灰陶成為了主流,後期製作的卵殼黑陶的高柄杯精巧美麗,被山東龍山文化繼承。
由山東龍山文化發展而來,相當於夏商時期。岳石文化是中國黃河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得名於山東平度東嶽石遺址。
關中平原在先周、西周早期的考古文化。
由於農業的發達和技術的進步,這一時期的黃河文明與同時期世界上別的區域文明相比較,顯得更為發達進步。因此黃河文明又被稱為是「早慧的文明」。
這一時期的早期,作為黃河中下游的主要國家商,是這一時期黃河文明的代表。
商朝國家機器高度發展,出現城市並規模化,文字(甲骨文)發達,農業及手工業發達,高度複雜精美的青銅重器的出現既標誌着這一時期生產力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也體現了文化上的高度繁榮,特別是禮制、等級的成熟。商朝的疆域進一步擴大,商朝的文明也開始影響到西部,北部和長江流域。
周朝在制度上大部分繼承了商朝,國力進一步增長,禮教文明更為發達。
商周時期都有中原文明和周邊地區文明相互融合影響的跡象,比如和西北部的半農半牧部落,和西部的巴、蜀文明(如三星堆文明),和南部的長江流域文明和珠江流域文明等。
黃河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區別相當大,因為黃河流域自然條件非常惡劣,氣候變化大。冬季雪線在沿海可以到達杭州灣,和杭州灣同一緯度的世界其他地方幾乎都是亞熱帶氣候,夏季炎熱可以使水稻在黑龍江的呼瑪生長,而在歐洲和美洲同樣緯度連玉米都無法生長。黃河河道變化不定,無法進行正常灌溉,只能種植不需要灌溉的粟(小米),黃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就是粟文化。
黃河流域的先民從與自然鬥爭的經驗中得知,生存只能依靠自己,雖然他們也有原始宗教,也祭祀神靈,但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他們不祈求神靈的幫助,他們認為自然規律(天意)是神靈也無法改變的,因此他們主要發展占卜巫術,力圖預測吉凶,以便依靠自己「趨吉避凶」。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卜巫的結果。
北半球中高緯平均溫度在前7050~前5050達到全新世最高,從前5050開始呈下降趨勢,與黃河流域新石器遺址數量的變化趨勢不一致,說明溫度變化不是影響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發展的主要因素[3]。
但黃河流域早中全新世的降水變化幅度較為顯著,對新石器文化的演化產生了重 要影響。前7050~前5050間的降水量波動劇烈且整體偏低,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遺址數量少且分散;前5050~前3050的降水量達到全新世最高且相對穩定,仰韶文化迅速發展擴張,成為黃河流域的主流文化;前3050~前2050的降水量顯著下降,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分異。雖然如此,龍山時期的黃河流域遺址數量仍出現顯著增長,說明降水變化並非是影響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發展的最關鍵因素[3]。
在龍山文化早期(前3050~前2550),黃河流域降水量顯著下降,溫度也呈下降趨勢。在氣候轉向冷干的背景下,人類需要調整適應環境的生存策略,粟黍農業在龍山時期得到了強化,植物遺存中雜草對粟黍遺存比例的下降。龍山時期出土家養動 物遺存的種類也較仰韶時期明顯增加,進一步顯示龍山早期氣候惡化可能促進了黃河流域生產水平的提升。龍山文化晚期(前2550~前2050),降水和溫度都有所回升,適宜的氣候條件和技術的進步很可能促使龍山晚期文化的再次擴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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