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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友梅（1884年1月7日—1940年12月31日），字思鶴，又字雪明，中國音樂教育家及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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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友梅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即後來的中山縣）石岐興寧里的一個詩書之家，與孫中山算是同鄉。他的父親蕭煜增是一名私塾老師，曾中過舉人。最初父親給他取的名字是乃學，取「乃學與仕」之意，後改為友梅。1889年，蕭友梅一家移居澳門，蕭友梅進入陳子褒的灌根草堂學習四書、算術、英文、日文。1892年左右，他們家開始和當時也在澳門的孫中山來往，孫蕭二家本是世交，蕭友梅對孫中山行世叔之禮。1899年，他前往廣州的時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1]。
1901年（一說為1902年[2]）至1909年間，他前往日本，就讀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東京音樂學校，後來又在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學習教育[2]，選修鋼琴和聲樂[1]。1906年，他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和廖仲愷、汪精衛等人有來往。在日本搜捕孫中山時，蕭友梅將孫中山藏在了他位於東京的家中，時間長達一個多月。1910年3月和5月兩次到北京保和殿參加留學生畢業殿試，成為「文科舉人」，同年11月份前往山東、山西等地視察學務[2]。後來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成為大總統後，蕭友梅也被委任為大總統府秘書員[3]。
袁世凱上台後，蕭友梅辭職，並在孫中山、蔡元培的幫助下於1912年前往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學習音樂，1919年10月22日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17世紀以前中國管弦樂隊的歷史的研究》[2]，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獲外國大學博士學位的人。[3][4]
1920年，蕭友梅回國，9月獲聘教育部編審員、北京高等師範附設實驗小學主任[5]，創辦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體育專修科（1920）並先後任北大管弦樂隊指揮（1922）、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教務主任（1922）、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主任（1926）[5]。1927年6月，中華民國教育部以「有傷社會風化」、「浪費國家錢財」為由停辦北京所有國立院校的音樂專業，北大音樂傳習所解散，蕭友梅辭職，和蔡元培（當時也是北大音樂傳習所所長）南下[5]。
1927年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蕭友梅籌建中國第一所專業高等音樂教育機構，即國立音樂院，蕭友梅任教務主任。音樂院改組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後，他正式擔任校長，但1929年夏發生的學潮使得中華民國教育部於1929年7月25日下令國立音樂院臨時停辦、成立改組委員會。蕭友梅因此在當月辭職，前往莫干山療養。8月19日，他得到復聘。1931年7月，他寫信給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邵元沖，要求回復學校的大學建制，之後又多次向教育部提出類似要求，但都沒有被採納。[6]
他是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主要成員，九一八事變後寫出《從軍歌》，是中國最早的抗日救亡主題歌曲之一[5]。此外，1931年9月23日下午蕭友梅成立了國立音專抗日救國會，和黃自一起帶着師生到浦東、松江為抗日義勇軍募捐，募得1089元，並匯給了馬占山。[2]
抗戰期間，蕭友梅多方奔走，試圖將學校遷往內地以避戰火，但沒有成功。為了避免遭到日軍迫害，他改名蕭思鶴繼續授課。1940年，汪精衛試圖請他擔任教育部部長，但遭到拒絕。同年12月31日，蕭友梅因結核菌侵入腎臟，病逝於上海，數日後中央社發布訃告：[5]
| “ |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蕭友梅近在滬病逝。蕭氏早年受知於國父，加入同盟會。30年來教授音樂，誨人不倦。抗戰軍興，國立音專毀於炮火，奉教部命在滬繼續興辦，雖環境艱苦，蕭氏迄未稍息。近日敵偽在滬橫行，環境日惡，憂勞成疾，終致不起。蕭氏身後蕭條，幾無以為葬。該校師生，將請求中央與教育部，優以撫恤。 | ” |
他死後葬於萬國公墓（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墓碑上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蕭友梅博士之墓」，碑文由葉恭綽撰寫。司徒喬曾打算給蕭友梅畫像，但因病去世。1982年11月27日，上海音樂學院成立60周年紀念日上蕭友梅青銅像落成，雕塑家為劉開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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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友梅亦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早掌握西方作曲手法，並進行創作的作曲家之一。一生作了100多首歌曲：《今樂初集》、《新樂初集》等。尚有鋼琴曲、管絃樂曲、大提琴、弦樂四重奏、合唱曲等。此外他也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歌《卿雲歌》的作曲人。
在過去多年，著名中國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林聲翕曾跟從他學習和聲，而他也曾出版很多教材：《風琴教科書》(1924)、《鋼琴教科書》(1925)、《小提琴教科書》(1927)、《和聲學》(1927)、《普通樂學》(1928)等。除此之外，還發表了超過50篇音樂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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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31日蕭友梅因為肺病在上海去世，由「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集資將其安葬在萬國公墓。20世紀五十年代發布遷墳公告，由於蕭友梅親屬未看到公告，致使蕭友梅墓地、墓碑（葉恭綽題寫）遭夷平消失。2006年經過有關單位請示統戰部，於2007年在北京香山腳下公主墳村蕭友梅家族墓地建立了蕭友梅衣冠冢和紀念碑，以供人們瞻仰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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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善德稱：「蕭友梅先生頗有德意志民族固有的嚴謹作風。」他當校長的時候，董竹君的女兒夏國瓊因違反校規而被開除學籍，董竹君找到蔡元培代為求情，但被蕭友梅拒絕。[2]
蕭友梅任校長時十分清廉。學校欠發薪水時，他先將工資發給別的教職工，而不領自己的工資。[6]
蕭友梅任校長時的1929年夏發生了學潮。當時學校在暑假加收住宿、水電、練琴費等共計八元。而此時南京政府的《專科學校組織法》使得國立音樂院降格為音樂專科學校。師生之中有不滿情緒，因此前往南京請願。洪潘、蔣風之、陳振鐸、冼星海等參與學潮。其中，洪潘宣稱蕭友梅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音樂教育家」，認爲蕭友梅的思想是「你有錢就來學音樂，沒有錢就不要來學音樂」，要求開除蕭友梅。後來，學校鎖琴房、斷水電，對煽動、參與學潮的師生停發錄取、錄用通知書，其中就包括冼星海和陳振鐸。[6]
廖輔叔回憶道：「學潮平息之後，有一個參與鬧事的積極分子曾經對人說，那位插手學潮的老師給他打包票，事成之後，送他出國留學」，顯示煽動、參與學潮的師生動機複雜。[6]
熊樂忱稱：「我與星海都是蕭友梅先生的兩度學生，蕭先生為星海安排工作，解決困難……那次學潮，從感情上來說是不幸的事件，無怪蕭先生（特別是對星海）十分傷心……1929年他要收暑假留校同學的費用，並採取不明智的手段是缺乏考慮的。但為人不可能無過錯，誰也不能保證沒有一點缺點錯誤，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或降低蕭先生對我國音樂教育事業的偉大功績。他為我國音樂教育事業奠定基礎，培養出大批音樂人才，誰也不否認的。」[6]
聶耳曾公開敵對、批評蕭友梅。一說這是因為聶耳在1934年報考國立音專時被校方以「曾在明月歌劇社奏樂」、錄取他有損學校聲譽的理由拒絕。此說缺少證據支持。1935年6月3日，聶耳在日本東京中華青年會館舉辦的第五次藝術界晚餐會做了一次名為《最近中國音樂界的總檢討》的講演，宣稱：「中國樂壇可以分為三個陣營：一個是代表中國的封建意識的保守的音樂家群，受政府豢養的學院派，如國立音樂院的蕭友梅等便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的工作，是死命製作古典的歌曲，供政府及一些學校採用……作品內容枯燥，結果除供政府御用之外，一點也得不着大眾的歡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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