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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1887年—1939年3月17日）字筱泉（又作小泉），號小翁，雲南省河西縣西鄉小街（今峨山彝族自治縣小街街道）人，中華民國軍事將領。[1][2]
范石生早年隨父親讀書，後從伯父兼學中醫。1903年中秀才。後入雲南優級師範學堂，其間加入中國同盟會。畢業後，在普洱兩等小學堂任教，後因病辭職，回家鄉治療。病癒後，范石生赴昆明，經世交李鴻祥介紹入新軍蔡鍔部任文書。後來，范石生於1909年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丙班。因為成績優異，范石生和朱德等人同時被選入特別班。范石生和同學朱德、鄧泰中、楊蓁等結拜為兄弟。[2]
1911年畢業後，范石生到新軍第十九鎮七十五標任見習排長，見習期滿後轉為少尉排長。同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10月28日，蔡鍔、謝汝翼、劉存厚、范石生、楊蓁等十多人秘密開會，決定1911年10月30日舉行起義，推蔡鍔任起義軍總司令。范石生、楊蓁因已秘密聯絡駐巫家壩的七十三標、七十四標，故持槍護送蔡鍔赴巫家壩。昆明重九起義勝利後，隨即派軍隊開赴滇南，范石生隨趙復祥部赴建水，滇南不久便光復。河口督辦押解五十萬兩餉銀途經蒙自，被趙復祥截留三十萬兩歸入蒙自道庫，引起趙復祥部官兵發生搶銀譁變。後來，趙復祥部官兵四散，僅范石生率一個排駐蒙自，未離開駐地。雲南省派羅佩金到蒙自善後，范石生隨羅佩金到雲南省城，編入顧品珍部，升為上尉連長。[2]
1915年袁世凱稱帝。雲南護國軍討袁。范石生當時正任顧品珍部的營長，被編入蔡鍔所率的護國軍第一軍，進軍四川。護國戰爭中，范石生立下戰功而升為炮兵團團長。討袁勝利後，護國軍部隊在成都改編，顧品珍部改為滇軍第六師，范石生任該師參謀長。1920年，滇軍為爭奪四川而同川軍開戰，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范石生對顧品珍所制定的作戰方案提出異議，顧品珍拒絕採納，范石生稱顧品珍「孺子不可教」，顧品珍十分生氣，乃免去范石生職務，驅逐出滇軍。范石生返回昆明後，便卸去軍職。[2]
不久，唐繼堯任命范石生為少將參議，隨鄧泰中率領的第一縱隊進入四川。滇軍被川軍擊敗，唐繼堯撤銷第一縱隊編制，所部由昭通守備司令蔣光亮指揮。范石生回到昆明，途中獲楊蓁的密信，約定倒唐，乃回到昭通，聯絡營長徐德、楊延培等人驅逐了團長周懷植，范石生直接掌握該部隊，自稱定滇軍後備司令。顧品珍驅逐了唐繼堯後，不滿范石生，但范石生獲金漢鼎、鄧泰中等維護。顧品珍乃取消了范石生的司令稱號，任命其為十六團團長。[2]
1921年，唐繼堯準備返回雲南重奪大權。此時，顧品珍已被孫中山任命為北伐軍滇軍司令，范石生為北伐先遣司令，楊希閔、楊蓁、金漢鼎分別為一、二、三路司令，率部駐雲南、貴州、廣西邊界，阻止唐繼堯回雲南。唐繼堯部突然從廣西進入雲南，以土匪吳學顯作為內應，內外夾擊顧品珍，將顧品珍打死於天生關鵝毛寨，唐繼堯重新控制雲南。顧品珍逝世後，副總司令張開儒率領1萬多人入貴州省盤縣，致電孫中山稱願充當北伐前驅，並將部隊分別編為5個旅，范石生任第八旅旅長，進軍桂林。[2]
1922年，陳炯明發動六一六事變，孫中山離開廣州赴上海，號召討逆。張開儒所率滇軍抵達柳州後，內部產生分歧，部分人想留在廣西，重新整軍返雲南倒唐，而張開儒、范石生則主張東下討伐陳炯明，雙方不斷爭論，因此部隊停滯不前。孫中山派杜韓甫、劉德澤催促滇軍儘快東下討陳，杜韓甫因病未能前往，乃致信范石生。范石生收到來信後，即決心討陳。滇軍經范石生、張開儒堅持，並獲多數同意，乃東下占領梧州。陳炯明被迫撤離，滇軍隨即收復廣州，迎接孫中山回到廣州。范石生因立下戰功而升任直轄滇軍第三師師長。[2]
1923年，桂軍司令沈鴻英投靠吳佩孚，率部進軍廣州，滇軍奉孫中山的命令出擊，迫沈鴻英退兵韶關。范石生因在此戰中立功而升任直轄滇軍第二軍軍長。1923年底，陳炯明反攻廣州，陳炯明手下的洪兆麟部攻至廣州安地石龍車站。孫中山親臨前線，防守石龍車站左翼大花橋一帶的范石生部在范石生帶領下擊退陳炯明部。戰後，孫中山為范石生親筆題寫「功在國家」四個字，並將一柄軍刀贈與范石生。大本營授予范石生上將軍銜。[2]
1925年1月，陳炯明趁孫中山北上，發布動員令集結兵力組成「救粵軍」，派出三路軍隊進攻廣州。唐繼堯呼應其用兵，指派胡若愚、龍雲率滇軍三萬多人進攻廣西，又派四萬人進攻廣州，準備一舉攻占兩廣地區，廣州政府將精銳軍力投入國民革命軍東征，與陳炯明指揮的救粵軍對決。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於北京。唐繼堯隨即通電在雲南就任元帥。廣州政府將范石生的建國滇軍第二軍作為「定滇軍」發兵廣西省協助新桂系軍「援桂討唐」。起初，范石生部在戰爭中不斷取勝，但范石生軍內發生兵變，前敵總指揮楊蓁被刺殺。定滇軍失去指揮官後軍心大亂，部隊潰散，殘部撤入廣西，獲新桂系同情而駐紮平馬。[1][2]也由於范石生兵力遭受重損，因此未參與楊希閔的反廣東政府計畫，使該軍得以殘存。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國民政府所轄武力進行更名改編，范石生的建國滇軍第二軍更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成為駐留廣東省的北伐軍總預備隊。應范石生的要求，周恩來派出中國共產黨黨員趙貫一（趙薪傳）、王振甲（王西平）、韋濟光、夏崇先、馬季唐、饒繼昌、李靜安、向鎮弼等進入范石生部，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政治部。1927年清黨開始，范石生對此進行抵制，使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中完好無損。[1][2]
1927年7、8月間，第十六軍奉命投入第二階段北伐，向北進至湖南郴州。8月南昌起義後，10月朱德率二千多人的殘部進入湘粵贛邊進行游擊戰爭，不久便因不斷戰鬥而僅剩約八百人。朱德得知第十六軍范石生部駐湘南，便致信范石生；同時范石生也得知朱德率部正在附近活動，便派人尋找朱德。雙方取得聯繫。1927年11月21日，朱德赴第十六軍第四十七師師部駐地汝城，和范石生派出的代表曾曰唯談判並達成協議：一、合作後，朱德部隊的編制、組織不變，要走隨走；二、南昌起義軍改用十六軍四十七師一四○團番號。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師副師長兼一四○團團長；三、按一個團的編制，先發一個月薪餉，並立即發放彈藥和被服。 不久，范石生又委任朱德為第十六軍總參議。在范石生部，朱德可以自由活動，進行政治宣傳，並在附近地區組織赤衛隊及農民自衛軍，開展土地革命。[1][4]
1928年初，范石生突接蔣中正命令：「已發覺在范軍隱蔽着王楷其人，即系共匪朱德的化名，飭范立即解除其武裝，將朱逮捕，解京正法。」 范石生乃通知朱德離開，贈給朱德數萬元現洋及各類軍需裝備，並且讓朱德帶走了一個營的兵力。范石生還交給朱德一封信稱：「孰能一之？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為了避免部隊遭受損失，你們還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最後的勝利是你們的，現在我是愛莫能助。」此後，朱德率部赴湘南，後來到井岡山同毛澤東實現會師。[1][4]
朱德離開第十六軍之後，范石生即稱病到廣州休養。1929年初，第十六軍被改編為第八路軍第五師，范石生任師長，隨後該師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51師。1929年底，51師移駐襄陽，范石生任師長兼襄樊警備司令。賀龍、周逸群率中國工農紅軍在創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後向四川、湖北交界區域發展，蔣中正命范石生率部前往參加圍剿，范石生命第152旅派隊尾隨，不與中國工農紅軍接觸，以應付蔣中正的命令。[2]
1932年4月，中國共產黨黨員馬曜赴湖北襄陽看望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一師副營長、堂兄馬健甫。在襄陽，馬曜與第五十一師師長范石生見面，馬曜還決定在范石生部策動襄陽兵變。後來，馬曜的策反未能成功。1932年秋，馬曜離開襄陽回上海，向中國共產黨組織匯報了策反未能成功的情況。馬曜離開襄陽不久，其策反工作暴露，范石生部的幾位下級軍官遭到殺害。[1]
1932年，范石生辭職，1934年獲准，被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閒居廬山。1937年七七事變後，范石生回昆明行醫，不問政事。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石生乘坐黃包車外出行醫，途中遭楊維騫、楊維襄兄弟槍擊，范石生身中13槍，當場死亡。[1][2]
案件發生後，楊維騫、楊維襄兄弟自首，聲稱是「子報父仇」。他們的父親即楊蓁。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作出判決，楊維騫殺人後自首，判處有期徒刑九年零五月，剝奪公權九年；楊維襄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一月，緩刑三年。1943年5月，國民政府對楊維騫實行特赦，楊維騫獲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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