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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瑪·高德曼（英語：Emma Goldman；1869年6月27日—1940年5月14日，依舊曆生於1869年6月15日，或作埃瑪·戈尔德曼），無政府主義政治活動家、作家。她是二十世紀前半葉北美與歐洲的無政府政治哲學發展中的一位關鍵角色。
埃瑪生於俄羅斯帝國考那斯（現屬立陶宛）的一個猶太家庭，後於1885年移居美國[2]。在乾草市場事件後，埃瑪深受無政府主義吸引，並成為了無政府哲學、婦女權利與社會議題等領域的作家及著名演說家，吸引了成千上萬名聽眾[2]。她與她的愛人無政府主義作家亞歷山大·貝克曼曾謀劃暗殺亨利·克雷·弗里克，藉以作為行動宣傳[3]。刺殺行動終告失敗，貝克曼被判處22年徒刑[4][5]。高德曼亦在隨後數年間，因「煽動暴亂」及非法散布節育相關資訊而多次入獄[6][7]。1906年，高德曼創辦無政府主義刊物《大地》。
1917年，埃瑪和貝克曼因密謀「誘使人們不登記」新頒布的徵兵法案再度入獄兩年。出獄後，兩人與其他248人再度一同被捕，並被驅逐到俄國。埃瑪最初支持使布爾什維克上台執政的十月革命，但在喀琅施塔得起義之後她改變了看法。她批評蘇聯以暴力鎮壓異見者，並於1923年出版了一本詳細闡述她感受的書《我對俄羅斯的幻滅》。後來她輾轉英國、加拿大和法國，又寫了一本自傳《過我自己的生活》，這本自傳分兩卷分別在1931年和1935年出版。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埃瑪又來到西班牙支持當地的無政府主義革命。她最終於1940年5月14日於加拿大多倫多逝世。
究其一生，埃瑪被支持者譽為思想自由的叛逆女人，被反對者貶為出於政治動機的謀殺犯和暴力革命的倡導者[8]。她的寫作和演講涉及各種社會問題，如監獄、無神論、言論自由、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婚姻、自由戀愛主義及同性戀。儘管她將自己與第一波女性主義及其對女性參政權的爭取劃清界限，但她確實開創了將性別政治納入無政府主義的新思想。幾十年的默默無聞後，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學者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她的興趣，埃瑪也自此成為了無政府女性主義的標誌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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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曼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科夫諾（現立陶宛考那斯）的一個猶太教正統派家庭[9]，母親叫陶貝·比諾維奇（Taube Bienowitch），陶貝與埃瑪的父親相識前另有一段婚姻，並生下了埃瑪的兩個姐姐海倫娜（1860年）和列娜（1862年）。陶貝的第一任丈夫死於結核病，他死時她極為悲痛。埃瑪後來寫道：「無論她曾有多少愛，這些愛都隨着她15歲時與之結婚的那個年輕人一同消逝了」[10]。
陶貝的第二段婚姻由她的家人包辦，埃瑪評價這段包辦婚姻「從一開始就有問題」[10]。陶貝的第二任丈夫，亞伯拉罕·戈爾德曼，在婚後沒多久就將陶貝第一任丈夫的遺產用來投資一家企業，且很快就賠得血本無歸。隨之而來的財政問題，加上二人之間的感情距離，使這個家庭的成員之間多有不和。每當陶貝懷孕時，亞伯拉罕都非常希望懷上的是男孩，因為他認定生女孩將進一步導致家庭內事業的失敗[11]。陶貝和亞伯拉罕最終的確生了三個男孩，但是他們兩人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也就是埃瑪[12]。
埃瑪·戈爾德曼生於1869年6月27日[13][14]。她的父親用暴力懲罰他的孩子——當他們不聽話的時候就打他們。他曾用鞭子鞭打最叛逆的埃瑪[15]。她的母親幾乎從不安慰幾個孩子，也很少要求亞伯拉罕下手輕些[16]。埃瑪後來推測性挫折可能對她父親的暴躁脾氣有着很大的影響[10]。
埃瑪與她同父異母的姐姐海倫娜和列娜的關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年長的海倫娜為她的弟弟妹妹們提供了他們的母親所沒有提供的安慰；她讓戈爾德曼的童年充滿了「任何曾有過的歡樂」[17]。但列娜就對她的弟弟妹妹們疏遠又不友善[18]。後來又有幾個男孩加入了三姐妹一行：路易斯（死於6歲）、赫爾曼（生於1872年）和莫伊舍（生於1879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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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德曼一家在埃瑪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搬到了帕皮萊，她的父親在那裡經營一家旅館。當她和姐妹們勞動時，她與一個名叫彼得魯什卡的僕人成了朋友，這個僕人激起了她 「最初的情慾感」[20]。後來埃瑪在帕皮萊目睹了一個農民在大街上被人用鐵皮鞭鞭打，這件事對她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創傷並讓她終生厭惡暴力的權威[21]。
七歲時，埃瑪隨家人搬到了普魯士的柯尼斯堡（當時仍屬德意志帝國），隨後她就讀於當地的一家實科中學。在這所實科中學中，埃瑪遇到了一位用尺子打學生的手來懲罰不聽話學生的老師，這位老師尤其針對埃瑪。此外，還有一位老師試圖猥褻埃瑪，在埃瑪的反抗下這位老師隨後被解僱。她在德語老師的幫助下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願意免費借給她書，帶着她去歌劇院玩的導師。作為一位富有活力的學生，埃瑪隨後通過了一所文理中學的考試，但是她的宗教老師拒絕給她提供良好行為的證明導致她無法入學[22]。
再後來，戈爾德曼一家舉家移到了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亞伯拉罕在那裡開了一家又一家生意慘澹的商店。戈爾德曼一家的貧困迫使孩子們提前工作，為此埃瑪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如在束腰店裡賣束腰[23]。十幾歲的時候，埃瑪懇求她的父親送她回學校讀書，但他卻把她的法語書扔進火里，並大聲訓斥埃瑪：「女孩不需要學很多東西！猶太人的女兒只需要知道如何準備魚丸、切細麵條，以及給男人生很多孩子就夠了！」[24]
不過，埃瑪並沒有放棄學習，由於沒有辦法去學校就讀，她只能開始進行獨立的自主學習，並很快開始研究她周圍的政治動盪，她對負責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虛無主義者尤為感興趣。刺殺之後的政治動盪讓埃瑪十分好奇，她試圖徹底地了解這種政治動盪，但在當時由於年幼未能成功[25]。後來，她讀了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並將其中的女主人公薇拉當作自己的偶像。她接納了虛無主義哲學，離家出走，在社會上自由地生活並組織了一個縫紉合作社。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打動了埃瑪，並成為了她創作的靈感源泉[26]。
與此同時，她的父親堅持認為她應該做一個家庭主婦，他試圖安排她在15歲時結婚。父女在這個問題上不斷爭吵；他抱怨她正在成為一個「放蕩」的女人，而她堅持說她將只為愛情而結婚[27]。在束腰店裡，她曾被許多俄國男人，包括一些軍官性騷擾。曾有一個男人把她帶到酒店房間，進行了埃瑪在自傳中所述的「暴力接觸」[28]，不過另外兩位傳記作家直接將其定為強姦[27][29]。這段經歷讓埃瑪發現「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接觸可以如此殘酷和痛苦」並因此深深震驚[30]。埃瑪自覺這段經歷讓她永遠地改變了對與男性交往的看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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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埃瑪的姐姐海倫娜計劃搬到美國紐約州，與她的妹妹列娜和她的丈夫團聚。埃瑪也想跟着海倫娜去美國，但她們的父親一開始堅決不同意。即便海倫娜提出讓她來付埃瑪的票錢，亞伯拉罕仍嚴詞拒絕。絕望中埃瑪威脅如果她去不成紐約，她就要跳涅瓦河。最終亞伯拉罕同意了二人的請求。1885年，海倫娜和埃瑪抵達紐約市的移民入口，克林頓城堡[31]。
二人隨後在州北羅徹斯特列娜和她丈夫塞繆爾的家中定居。隨着聖彼得堡的反猶太主義日趨嚴重，亞伯拉罕帶着一家剩下的人在一年後也來到了羅徹斯特。一開始埃瑪在裁縫店裡當女裁縫，每天花十幾個小時縫製大衣，周薪2.5美元。後來她要加薪，但老闆拒絕了，於是她辭職並在附近的一家小商店裡又找了一份工作[32]。
埃瑪在商店做工時，遇到了同在商店工作的男人雅各布·克什納，他與她一樣喜歡讀書、跳舞和旅行，同時也對工廠單調的工作感到枯燥。兩人感情發展迅速，他們於四個月後的1887年2月結婚[33]。然而，自他搬到埃瑪家住後他們的關係就開始變差。新婚之夜上，她發現他是陽痿；自此之後二人在情感和身體上愈發疏遠。不久，他變得嫉妒且多疑，並威脅說要自殺，以免她離開他。與此同時，埃瑪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她周圍的政治動盪中，特別是與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處決後的活動以及無政府主義的反權威政治哲學實踐中[34]。
婚後不到一年二人就離婚了，克什納懇求埃瑪回心轉意，並威脅道如果她不原諒他就下毒自盡。於是他們短暫重歸於好，但不到三個月後她再次與他離婚。埃瑪的父母認為她的行為放蕩不羈，拒絕讓埃瑪進家[35]。她只得一手拎着縫紉機，一手拎着裝有5美元的袋子，離開羅切斯特，向東南方向的紐約市走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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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個城市的第一天，埃瑪就遇到了兩個大大改變她生活軌跡的人。在激進分子的聚集地薩克斯咖啡館，她見到了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貝克曼，貝克曼邀請她一同聽當晚的公開演講，她答應了。當晚的演講的主講人是激進出版物《自由》報的編輯，「行動宣傳」策略——使用暴力以求改變——的擁護者約翰·莫斯特[37]。她被他熱情的演說所打動並與莫斯特相識，在此之後莫斯特長期照料她的生活，訓練她進行公開演講，大力鼓勵她，告訴她：「當我離開時，你將取代我的位置」[38]。她首輪公開演講之一的地點就位於羅切斯特。在說服海倫娜不要把她的演講告訴他們的父母后，埃瑪發現她上台後腦子一片空白。她後來寫道：[39]
[突然之間]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一瞬間，我看到了我在羅切斯特三年的每一件事：加森工廠，它的苦役和羞辱，我婚姻的失敗，芝加哥的犯罪……我張開嘴。帶着強烈的激情的，我從未說過的話越來越快地從我的口中湧現出來……觀眾消失了，大廳也消失了；我只意識到我自己的話語，我的狂喜之歌。
埃瑪對這次經歷感到興奮，在隨後的活動中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公眾形象。不過沒過多久她就發現自己在演講獨立性的問題上與莫斯特爭論不休。在克利夫蘭的一次重要演講後她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重複莫斯特觀點的鸚鵡」[40]，並決心在舞台上獨立地表達自己。當她回到紐約時，莫斯特勃然大怒並對她說：「誰不支持我就是反對我！」[41]隨後，她離開了《自由》報的編輯團隊，加入了另一家《自治》報的編輯團隊[42]。
與此同時，埃瑪與貝克曼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她親切的稱呼他為「薩沙」。不久，他們就成了戀人，二人與他的表弟莫傑斯特·費佳·斯泰因及埃瑪的好友海倫·明金一同搬到了42街上的公寓中居住[43]。雖然埃瑪和貝克曼在後來遇到了許多困難，但二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因無政府主義原則和對個人平等的承諾而團結在一起[44]。
1892年，埃瑪、貝克曼和斯泰因三人一起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開設了一家冰淇淋店。經營了幾個月後，二人的精力又被西賓夕法尼亞匹茲堡附近的霍姆斯特德罷工所吸走[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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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瑪和貝克曼一同經歷了霍姆斯特德罷工。1892年6月，卡內基鋼鐵公司與鋼鐵工人聯合會之間的談判破裂，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霍姆斯特德的一家鋼鐵廠一時成為了全國關注的焦點。當時，這家工廠的主管是一位尖銳的工會反對者，亨利·克雷·弗里克。當最後一輪談判在6月底失敗後，管理層關閉了工廠並將工人鎖在外面，工人們隨即進行了罷工。隨即公司開始招募工賊，同時僱傭平克頓警衛保護工賊。7月6日，300名平克頓警衛和武裝起來的一群工會工人間爆發了激烈的一場戰鬥。7名警衛和9名工人死於12個小時的槍戰之中[47]。
當時，美國全國的大多數報紙表示支持罷工者。但埃瑪和貝克曼仍下定決心暗殺弗里克，他們期望這一行動能激勵工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貝克曼決定去執行具體的暗殺計劃，並讓埃瑪留在外面，以便在他入獄後解釋他的動機，即貝克曼負責行動，埃瑪負責相關的宣傳工作[3]。安排好相關事宜後，貝克曼隨即動身前往匹茲堡，他計劃在路上必經的霍姆斯特德射殺弗里克[49]。
與此同時，埃瑪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女主人公索尼婭的經歷，決定通過賣淫來資助該計劃。她具體思索道：「索尼婭為了養活她幼小的兄弟姐妹而成為了一名妓女……敏感的索尼婭可以出賣她的身體，那麼為什麼我不能？」[50]後來有一天，埃瑪在街上引起了一個男人的注意，他把她帶到一家酒館裡，請她喝啤酒，又給了她10美元，最後告訴她她沒有掌握「訣竅」，並勸她放棄這個行業。埃瑪「驚得說不出話來」[50]。她後來寫信給她的姐姐海倫娜稱自己生病了，又向她要了15美元[51]。
7月23日，貝克曼攜帶一把便攜式手槍進入弗里克的辦公室，隨後向其連開三槍，又刺傷了他的腿。一旁的工人們不但沒有加入他的行列，還將其打暈後交給了警察[4]。貝克曼隨後被判謀殺未遂[52]，獲刑22年[53]。在他服刑期間，埃瑪飽受思念折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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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7日，高德曼因中風而癱瘓，雖然聽力不受影響，但已經無法說話[55]。隨後幾個月病情稍有好轉，但5月8日再次中風，5月14日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享壽70歲。[56][57]她的遺體被運回美國，安葬在芝加哥西郊的一個墓園裡。
高德曼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編寫了無數小冊子和文章。她寫了6本書，包括一本自傳。[58]
-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0.
-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Drama. Boston: Gorham Press, 1914.
-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and Co., 1923.
- My Further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and Co., 1924.
- Living My Life. New York: Knopf, 1931.
- Voltairine de Cleyre. Berkeley Heights, New Jersey: Oriole Press, 1932.
-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ISBN 978-0-394-47095-5.
-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ume 1 –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ISBN 978-0-520-08670-8.
-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ume 2 – Making Speech Free, 1902–190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ISBN 978-0-520-22569-5.
-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ume 3 – Light and Shadows, 1910–191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SBN 978-0-8047-7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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