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草市場事件
1886年5月4日星期二，在芝加哥干草市场举行的劳工示威、发生的爆炸事件及两者的一系列后续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乾草市場事件（英語：Haymarket affair），又稱乾草市場暴亂（Haymarket riot）、乾草市場屠殺（Haymarket massacre）、乾草市場慘案，為發生於1886年的一場美國大規模工人集會及包括隨後發生的爆炸案在內的一系列事件[2][3]。當天的示威集會最初是一場和平遊行，目的是支持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罷工的工人及回應前一天警方殺害多位麥考密克收割機公司工人[4]。一位不明人士在警方即將驅散群眾的時候，向警方投擲了炸彈。炸彈爆炸及隨後一系列槍擊造成七名警察以及至少四名民眾死亡，另有多人受傷。
上述事件引發了後續訴訟，八名無政府主義者遭判處共謀罪。證據在於被告之一可能製造了炸彈，但是受審的所有被告都證明他們沒有拋擲炸彈[5][6][7][8]。後來其中七位被判處死刑，另外一位被判十五年徒刑。七位被判死刑者中有兩位後來被伊利諾州州長理察·占士·歐格司比減刑為無期徒刑，另外有一位在牢獄中自殺以逃避絞刑。其他的四位被判死刑者在1887年11月11日被絞死。1893年，伊利諾州的新州長約翰·彼得·阿爾特吉爾德赦免了所有活著的被告並批評了這次審判[9]。
乾草市場事件一般被認為意義重大：它是5月1日舉行的國際勞動節的起源[10][11]，也是美國工人階級對社會不滿而發動的大動亂的高潮。勞工史學家威廉·阿德爾曼認為：
沒有哪個事件能比芝加哥的乾草市場事件對伊利諾伊州、美國乃至世界勞工史的影響更大。它始於1886年5月4日的一次集會，但其結果影響至今。雖然美國歷史教科書中收錄了這次集會，但很少有人準確地介紹這一事件，也很少有人指出它的意義[12]。
該事件發生地於1992年被指定為芝加哥的地標[13]，2004年又樹立了一座雕塑。此外，1997年，在福雷斯特公園被告人的埋葬地上建起的乾草市場烈士紀念碑被美國政府指定為國家歷史地標[14]。
南北戰爭後，特別是長期蕭條後，美國的工業生產規模迅速擴大。在當時的主要工業中心芝加哥，數以萬計的德國和波西米亞移民以每天1.5美元左右的工資受僱於此。當時的美國工人普遍平均工作時間略多於60小時，每周工作六天[15]。由於芝加哥是工業中心，其也迅速成為許多勞工組織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中心[16]。芝加哥的雇主們採取了各種反工會的措施：開除工會成員並將其列入黑名單，不准工人進入工作場所，招募工賊，僱傭間諜、暴徒和私人保安部隊，加劇工人內部的民族矛盾等以分裂工人[17]。這一時期的商業利益得到主流報紙的支持，但遭到勞工和移民者媒體的反對[18]。
在1882年至1886年經濟放緩期間，各類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組織十分活躍。拒絕社會主義和激進主義，但支持八小時工作制的勞工騎士團組織從1884年的7萬人發展到1886年的70多萬人[19]。在芝加哥，大多數是移民的幾千名工人以奧古斯特·施皮斯主編的德語報紙《工人報》為中心組成了無政府主義運動。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則經營着一支部分軍事化的革命力量，其武裝部分配備有炸藥。其革命戰略的核心是相信，反對警察和奪取主要工業中心的成功行動將導致大量民眾支持工人，並能得以發動革命，摧毀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20]。
1884年10月，行會與工會聯盟召開大會，會上一致確定1886年5月1日為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成為標準的日期[21]。隨着選定日期的臨近，美國工會準備舉行總罷工，支持八小時工作制[22]。
1886年5月1日，數千名參加罷工和參加全美各地舉行的集會的工人唱起了《八小時》一歌，這首歌的副歌反映了大動亂時期的社會思想：「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自由分配」[23]。分析指出全美參與罷工的工人約在30萬[24]至50萬[25]之間。在紐約約有1萬人上街示威[26]，在底特律則有1萬1千人[27]，在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同樣有1萬餘名工人出動[27]。在運動的中心芝加哥，有約3萬至4萬名工人上街罷工[24]，而參加各式抗議和遊行的總人數可能達到了8萬人[28][29]。僅芝加哥木材廠就有1萬名工人遊行[25]。儘管參與者可能高達8萬人，但今仍不能確定國際勞動人民協會的建立者，無政府主義者阿爾伯特·帕森斯和他的妻子露西·帕森斯及他的家人究竟是否曾在密歇根大街組織過罷工[24][30]。
呼籲於5月4日在乾草市場舉行集會的第一版傳單（左）及第二版傳單（右），修改後的傳單去除了「工人們武裝起來，全力以赴！」（Workingmen Arm Yourselves and Appear in Full Force!）的字樣
5月3日，奧古斯特·施皮斯在麥考密克收割機公司工廠外的集會上發言，他建議罷工工人「團結起來，支持他們的工會，否則他們不會成功」[31]。經過周密的計劃和協調，到當天下班之前，總罷工基本上保持了非暴力狀態。然而，當下班鈴聲響起時，一群工人湧向大門，與工賊對峙。儘管施皮斯呼籲各方冷靜，但警察仍向人群開槍。兩名麥考密克工人被當場打死（一些報紙的報道則稱有六人死亡）[32]。施皮斯後來作證說：「我當時非常氣憤。我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這種屠殺人民的行為，其明確目的是為了挫敗八小時運動」[31]。
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對警察的這一暴力行為感到憤怒，他們迅速印製並散發傳單，呼籲第二天在乾草市場廣場（下簡稱為乾草市場）舉行集會，當時的乾草市場是倫道夫街和德斯普蘭斯街拐角處附近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這些傳單用德文和英文印製，稱警察因商業利益謀殺了罷工者，並敦促工人尋求正義。第一批傳單上有這樣的字樣：「工人們武裝起來，全力以赴！」當施皮斯看到傳單時，他說除非把這句話去掉，否則他將不會在集會上發言。因此除了幾百張傳單沒來得及銷毀外，其他的第一批印製的傳單都被銷毀，後來印製並散發的新傳單上刪掉了這兩句話[33]。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總共散發了約2萬張修訂後的傳單[34]。
5月4日晚，集會在一場小雨中和平地開始。奧古斯特·施皮斯、阿爾伯特·帕森斯及塞繆爾·菲爾登三人站在德普蘭斯街廣場附近的一輛馬車上[13]，向趕來的人群發表講話，當時約有600至3000人在場[35]，大量執勤的警察在附近觀看他們的演講[13]。
保羅·阿夫里希，一位專門研究無政府主義的史學家，指施皮斯具體進行了包含如下部分的演講：
在某些方面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觀點：召開這次集會的目的是為了發動一場暴亂，因此所謂的「法律和秩序」方面為此進行了相應的戰鬥準備。然而，讓我一開始就告訴大家，召開這次集會並不是為了任何這樣的目的。這次集會是為了闡釋八小時運動的總體情況，並對與之有關的各種事件進行說明[36]。
在施皮斯的演講之後，激進英語周刊《警鐘》的編輯、亞拉巴馬州出身的[37]帕森斯向人群發表了講話。人群十分平靜，以至於順道觀看的市長老卡特·哈理森選擇提前回家。帕森斯講了近一個小時，然後走下台，讓當晚的最後一位發言者，英國社會主義者菲爾登進行了一段簡短的十分鐘的講話。由於天氣越來越差，這時許多人已經選擇離開[37]。
發表於5月4日的《紐約時報》的一篇名為〈芝加哥街頭的騷亂和流血事件……12名警察死亡〉文章稱，菲爾登講了20分鐘，他的話「越說越野，越說越暴力」[38]。《紐約時報》另一篇發表於5月6日，標題為〈安那其的紅手〉的文章則指「無政府主義者的惡毒教義今晚在芝加哥結出了血腥的果實，在天亮之前，至少有十幾個堅強的人將自己的生命獻祭給了約翰·莫斯特先生的教義」，這篇文章將罷工者稱為暴民，並在工人一詞上加上引號[39]。
5月4日晚10點30分左右，就在菲爾登結束演講時，警察集體趕來並列隊走向演講者的馬車，命令集會者散去[40]。菲爾登堅持認為整個集會保持了和平的氛圍。警察一方的約翰·邦菲爾德督察則當場宣布：
隨後，一枚具脆皮金屬外殼，內部裝滿了矽藻土炸藥的自製炸彈被扔到了列隊前進的警察面前[42]，並由一根導火索引燃[43]。它的導火索短暫地燃燒了一下，隨後爆裂開來，四散紛飛的金屬破片連同炸彈本身炸死了一名名為馬蒂亞斯·J·德根的警員，同時重傷了其他六名警察[35][38]。
目擊者稱，炸彈爆炸後，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立即爆發了大規模的槍戰[44]。但關於誰先開槍以及人群中是否有人向警察開槍，說法大相徑庭。史學家保羅·阿夫里希稱警察向逃跑的示威者開槍，之後重新裝彈，然後再次開火，造成4人死亡，70多人受傷。而據5月4日《紐約時報》報道，示威者首先開始向警察開火，警察隨後還擊[38]。沒有爭議的是，在不到5分鐘的時間裡，除了傷亡人員，廣場上便空無一人。邦菲爾德督察在他的事件報告中寫道，他「下達了停止射擊的命令，擔心我們的一些人在黑暗中會互相射擊」[45]。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警員告知《芝加哥論壇報》稱「大量的警察被彼此的左輪手槍打傷。……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戰，當一些警察離開兩三步後，旁邊的人就會掏出他們的左輪手槍互射」[46]。
在本次事件中殉職的警察
最終，衝突造成七名警察及至少四名工人當場死亡，另有一名警察在兩年後死於與當日受傷有關的併發症[55]。時至今日，這次衝突仍是芝加哥警察局歷史上最致命的一次警察殉職事件。大約60名警察在這次衝突中受傷。他們和其他一些受傷的人一起被抬到附近的一個警察局。警長邁克爾·沙克後來寫道，受傷工人的數量「基本上超過了警察一方[受傷]的數量」[56]。《芝加哥信使報》則描述了「瘋狂大屠殺」的場景，並估計至少有50名死傷的平民躺在街上[57]。至今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平民受傷，因為許多人害怕被捕而不敢就醫。他們可能在醫院外儘可能地醫治了自己[38][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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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的衝突之後，美國掀起了一場嚴厲的反工會鎮壓，大動亂亦被平息。雇主恢復了對工人的控制，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長被恢復到10小時甚至更長[60]。社區和企業對警察進行了大力的支持，許多人捐獻了數千美元作為他們的醫療費用或協助他們的工作。由於炸彈的投擲者並未被查出，整個勞工和移民社區，特別是德國人和波西米亞人，都受到了長期的懷疑。警方對與無政府主義有關的人員的住宅和辦公室進行了突擊檢查。數十名嫌疑人被逮捕，其中許多人只是與乾草市場事件有一點關係。芝加哥警方無視搜查令等法律規定，對芝加哥的勞工活動家進行了為期八周的大搜查，搜查他們的會議廳和營業場所以找出他們與事件的關聯。這些搜查與檢查重點聚焦於乾草市場集會上的發言者和《工人報》。一小群無政府主義者被發現在事件發生的同一天參與製造了與當天的炸彈類似的炸彈[61]。
報紙報道宣稱，無政府主義煽動者是「騷亂」的罪魁禍首，這一觀點在當時被驚恐的公眾所採納。隨着時間的推移，關於這一事件的新聞報道和插圖變得更加詳盡。報道從只有本地報紙報道逐步演變至國際性報紙參與報道。當時在業主、新聞界和其他社會成員中，形成了一種鎮壓無政府主義煽動者是必要之舉的共識，而工會組織，如勞動騎士團和手工業工會則迅速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劃清界限，否定暴力策略，認為暴力策略是自取滅亡[62]。另一方面，許多工人認為平克頓偵探事務所的人應該對此負責，因為該機構秘密滲透了勞工團體並使用暴力手段破壞罷工導致矛盾激化[63]。
警方當時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投擲炸彈是一次有組織的密謀；但他們一直很難證明這一點。5月5日上午，警方突襲了《工人報》的辦公室，逮捕了編輯奧古斯特·施皮斯和他的兄弟（後者未被起訴）。同時被捕的還有編輯助理邁克爾·施瓦布和排字員阿道夫·菲舍爾。警方經過搜查發現了要求工人復仇的傳單和其他控方認為有罪的證據[64]。
5月7日，警方搜查了路易斯·林格的住所，發現了一些炸彈和炸彈製造材料[65]。林格的房東威廉·澤利格也被逮捕，但他與警方合作，指認林格是炸彈製造者，因此沒有被控[66]。施皮斯的一位合伙人，巴爾薩澤·勞同樣被懷疑可能是炸彈製造者，並在奧馬哈被警方所擒後帶回芝加哥。經過審訊，勞表示願意與警方合作。他聲稱，幾位被告曾試驗過炸彈，並指控他們在《工人報》上發表了他所說的暗語，「Ruhe」（德語，意為「和平」），作為在乾草市場廣場上的使用武器的暗號[64][67]。
魯道夫·施瑙貝爾特是警方認為的炸彈投擲者的主要嫌疑人，他之前曾兩次被捕。5月14日，當他被警察認為很有可能投擲了炸彈時已離開了美國[64][68]。威廉·澤利格駁倒了州政府的證據並為控方作證，因此沒有受到懲罰。1886年6月4日，其他八名嫌疑人被大陪審團起訴，並以謀殺德根的從犯身份接受審判[69]。在這些人中，只有兩個人在炸彈爆炸時在場：報紙編輯奧古斯特·施皮斯和塞繆爾·菲爾登曾在5月4日的集會上發言，並在炸彈爆炸前遵從警察的命令走下馬車離場。《工人報》的排字員阿道夫·菲舍爾和著名的活動家阿爾伯特·理查德·帕森斯兩人在集會開始時在場，後者還曾在集會上做了一小時的演講，但炸彈爆炸前均已離場，爆炸發生時他們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聚集地澤普夫廳。帕森斯認為針對他們的證據都很薄弱，但他們後來自願自首並被起訴以聲援被告[64]。第五個人是施皮斯的助理編輯邁克爾·施瓦布，被起訴的原因是他在爆炸發生時正在另一個集會上發言。第六個人喬治·恩格爾和第七個人路易斯·林格與乾草市場的集會根本沒有關係，恩格爾在事發當天正在家中打牌，林格是被其夥伴澤利格譴責的頭腦發熱的炸彈製造者，二人均因其過往好戰的激進主義被捕並被訴。最後一位是奧斯卡·尼伯，是一名出生在美國的德裔公民，與《工人報》有聯繫，試圖在乾草市場事件後恢復該報的運作[70]。
八名被告中，有五名——施皮斯、菲舍爾、恩格爾、林格和施瓦布——是德意志出生的移民；第六名尼伯是在美國出生的德裔公民。其餘兩人，帕森斯和菲爾登，分別出生於美國和英國，具有英國血統[68]。
在公眾和媒體對被告抱有極端偏見的氣氛中，伊利諾伊州訴奧古斯都·施皮斯等一案於1886年6月21日開庭，一直審理至8月11日[71]。該案由約瑟夫·加里法官進行審理；加里法官在法庭上公開敵視被告，不斷為控方做出裁決，甚至沒有保持基本的禮節。分開受審的被告的反議均被駁回[72]。被告方的律師包括西格蒙德·蔡斯勒和威廉·珀金斯·布萊克。對陪審團的選擇異常困難，前後耗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並召集了近一千人。所有工會成員和任何對社會主義表示同情的人均不獲選。被告方因此用盡了無因迴避更換陪審團成員。由於被告方的無因迴避，數百名陪審員的任命被駁回，法院因此任命了一名法警，由他來選擇最終的陪審員，而非隨機在被更換的陪審員中選擇最終的陪審團。事實證明，法警自己也有偏見，他選擇了那些根據其社會地位和對被告的態度似乎有可能認定有罪的陪審員。最後，一個由12人組成的陪審團被選成入座，其中大多數人公開承認對被告方有偏見。加里法官宣稱儘管陪審團有偏見，但如果證據支持的話，被告方仍會被宣判無罪，以此拒絕以偏見為由重選陪審團[72]。由朱利葉斯·格林內爾領導的控方認為，由於被告沒有積極勸阻投擲炸彈的人，因此他們作為共謀者同樣負有責任。陪審團聽取了118人的證詞，其中包括54名芝加哥警察局的成員和被告菲爾登、施瓦布、施皮斯和帕森斯的證詞。當時的工人普遍認為平克頓偵探事務所的人混入了罷工的隊伍，阿爾伯特·帕森斯的兄弟在庭上就宣稱有證據表明平克頓偵探事務所與炸彈有關[63]。
邁克爾·沙克警監領導的警方調查人員對從一名警察的傷口中取出的鉛片進行了化學分析。他們報告稱，這枚炸彈外殼上的鉛片與在林格家中發現的炸彈外殼上的鉛片成分一致[43]。從傷口中取出的金屬螺母和外殼碎片也與林格製造的炸彈中的螺母和外殼可能爆炸後產生的碎片大致相符[64]。沙克根據這些以及一系列的訪談得出結論，無政府主義者多年來一直在用炸藥和其他爆炸物進行試驗，在想出在乾草市場使用的有效炸彈之前完善了他們的炸彈設計[64]。
在宣判前最後一刻，案情說明中被發現沒有包括關於過失殺人的內容，陪審團因此再次被召回並被重新給出了一份案情說明[73]。
陪審團判決所有八名被告有罪。在判決下達前，尼伯向法庭訴說稱，沙克的警隊是芝加哥最惡劣的犯罪團伙之一，他們洗劫房屋，偷竊錢財和手錶。沙克當場大笑，而尼伯反譏道：「不要笑，沙克警監。你是他們中的一員。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必須在這指出，如果追根到無政府主義的定義，你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74]。法官加里最終判決七人絞刑，一人有期徒刑十五年。這一判決激起了勞工和工人運動家及其支持者的憤怒，導致了世界各地的抗議，並使被告在同情者中被認定為「烈士」。另一方面，新聞界將無政府主義者描繪成嗜血的外國狂熱者，加上沙克警監1889年出版的聳人聽聞的記述《安那其和無政府主義》，激發了公眾對罷工者的廣泛恐懼和反感，以及普遍的反移民情緒，並最終導致公眾輿論兩極分化[75]。
《紐約時報》5月4日一篇題為〈安那其的紅手〉的文章將事件描述為「無政府主義者惡毒教義」的「血腥果實」[76][77]。《芝加哥時報》將幾名被告稱為「暴亂、掠奪、焚燒和謀殺的大顧問」；當時的其他記者將被告描述為「血腥的畜生」、「紅色流氓」、「硝酸甘油無政府主義者」、「血腥的怪物」、「懦夫」、「謀殺犯」、「賊」、「刺客」以及「惡魔」[78]。記者喬治·弗里德里希·帕森斯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美國中產階級對勞工激進主義的恐懼，並認為工人的麻煩只能怪他們自己[79]。愛德華·艾威林稱：「如果這些人最終真被絞死了，那也應該怪《芝加哥論壇報》」[80]。領導調查的沙克因涉嫌在該案中偽造證據而被開除，但後於1892年復職[81]。
該案於1887年被上訴至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82]，隨後又在約翰·倫道夫·塔克、羅傑·阿特金森·普賴爾、本傑明·巴特勒將軍和威廉·珀金斯·布萊克代理被告的情況下上訴至了美國最高法院並要求移審，但均被駁回[83]。
在上訴無效後，伊利諾伊州州長理察·占士·歐格司比於1887年11月10日將菲爾登和施瓦布減刑至終身監禁。在預定執行絞刑的前夕，林格在牢房裡用一個偷運進牢房的雷管自殺。據報道稱，他把雷管像雪茄一樣含在嘴裡，隨後的爆炸把他的半邊臉炸掉了，他在痛苦中又活了六個小時[84]。
1887年11月11日，林格自殺後的第二天，四名被告——恩格爾、菲舍爾、帕森斯和施皮斯——身穿白袍、頭戴頭罩被押上絞架。隨後他們開始唱起當時國際革命運動的頌歌《馬賽曲》。包括阿爾伯特·帕森斯的妻子露西·帕森斯在內的被告的家人試圖見被告最後一面，不過他們被逮捕並被搜身以確定是否攜帶有炸彈（但最終並沒有發現任何一枚炸彈）。據目擊者稱，在這四人被絞死前，施皮斯曾大喊：「終會有一天，我們死亡的沈默，會遠比今天你們所要壓制的言論更為宏亮有力！」[85][86]隨後恩格爾和菲舍爾也高喊：「為無政府主義歡呼！」，帕森斯隨後請求發言，但被絞刑開始的信號所打斷。目擊者報告稱，四人在活板門被打開並被吊起後並沒有立即死亡，而是慢慢地被繩子勒死，這讓在場的觀眾們明顯感到震撼[86]。
儘管八名無政府主義者被判共謀罪，但真正的炸彈投擲者並未被送上法庭，「沒有任何律師的解釋可以使一場缺少主犯的共謀審判看起來完全合法」[87]。包括詹姆斯·喬爾和蒂莫西·梅瑟-克魯澤在內的史學家認為證據表明施瓦布的姐夫魯道夫·施瑙貝爾特可能是真正的炸彈投擲者[88]。
芝加哥歷史學會建立了乾草市場事件數字集以存儲與乾草市場事件和相關法律程序有關的文件集[89]。
美國及國外勞工運動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普遍認為這是一場不公正的審判，甚至可能造成了嚴重的冤獄。小說家威廉·迪安·豪威爾斯、著名律師克拉倫斯·丹諾[90]、詩人兼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劇作家蕭伯納和詩人威廉·莫里斯等知名人士強烈譴責這一審判。1893年6月26日，伊利諾伊州州長、進步派人士、德裔移民約翰·彼得·阿爾特吉爾德簽署了對菲爾登、尼伯和施瓦布的赦免令[91]，稱他們是「歇斯底里、被買通的陪審團和有偏見的法官」的受害者，並指出州政府「從未發現是誰扔的炸彈殺死了警察，而且證據並未顯示被告和扔炸彈的人之間有什麼聯繫」[92]。阿爾特吉爾德還指責芝加哥政府沒有追究平克頓偵探對罷工工人多次使用致命武力的責任[93]。阿爾特吉爾德有關勞工的行動最終導致他沒能連任州長[94][95][96]。
審判結束後不久，無政府主義者戴爾·盧姆從批判的角度寫了這次案件的審判史[97]，1888年喬治·麥克萊恩從相反的角度寫了另一本審判史，1889年警監邁克爾·沙克在麥克萊恩之後又寫了一本。在等待判決期間，每名被告都寫了自己的自傳（這些自傳後來於1969年被史學家菲利普·福納編篡並出版），阿爾伯特·帕森斯的妻子露西·帕森斯隨後寫了一份關於他丈夫的傳記。事件發生五十年後，亨利·戴維寫了一部乾草市場事件史，隨後保羅·阿夫里希於1984年進行了一系列的學術研究並出版了多部書籍，1988年布魯斯·尼爾森寫了關於該事件的社會史，2006年勞工史學家詹姆斯·格林寫了有關該事件的通俗史[97]。
克里斯托弗·泰爾在《芝加哥百科全書》中寫道，由於缺乏有關爆炸案的可靠證據，「控方把重點放在了被告的著作和演講上」[98]。他還注意到這次的共謀罪的訴告在法律上前所未有，且審判中法官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黨派立場、所有陪審員都承認對被告有偏見。史學家卡爾·史密斯寫道「圍繞着審判的恐懼和憤怒的感情在一開始就排除了正義的幌子之外的一切」[99]。史密斯注意到學者們一直認為這次審判「臭名昭著」、「未能得到公正審理」[100]。在一份對被告方相對持更批判態度的回顧中，史學家喬恩·蒂福特認為「乾草市場的悲劇在於美國的司法系統並沒能保護那些最需要保護的天殺的傻瓜們……。最需要國家保護的是那些說話太多、太瘋狂的、天殺的傻瓜們」[97]。史學家蒂莫西·梅瑟-克魯澤重審了審判記錄後認為訴訟程序在當時是公平的，他的這一觀點挑戰了歷史上的主流觀點[101]。
史學家內森·費恩指出，工會活動在乾草市場事件前顯示出了活力，並於1886年芝加哥勞工黨的成立達到了高潮[102]。
費恩觀察到：
事實是，儘管5月4日的炸彈投擲事件後警察進行了鎮壓，報紙煽動了歇斯底里的情緒，並動員了有產階級，而芝加哥的工薪階層只是聯合了他們的力量並加強了抵抗。保守派和激進派的中央機構——工會和勞動騎士團各有兩個——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單一稅者和改革者、本地出生[……]和外國出生的德國人、波西米亞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都在乾草市場事件後的夏天第一次在政治領域走到了一起……。勞動騎士團的成員增長了一倍，在1886年秋季達到4萬人。芝加哥工人在勞動節當天的遊行人數在全國領先[102]。
在事件一周年之際的1887年5月4日，《紐約論壇報》發表了對參議員利蘭·斯坦福的採訪，斯坦福在採訪中承認了「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衝突正在加劇」這一共識，並闡述了勞工騎士團為改善勞工條件所倡導的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工業體系的願景[103]。後來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整理了這次採訪的內容及斯坦福在參議院提出的促進合作社的法案[104]。 民眾則繼續施加壓力，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1888年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大會上，聯合會決定為縮短工作日再次開展運動。1890年5月1日被確定為工人為實現八小時工作制而進行罷工的日期[105]。
1889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會長龔帕斯寫信給正在巴黎進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第二國際。他向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通報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計劃，並提議為實現普遍的八小時工作制進行國際鬥爭[106]。為龔帕斯的信件，第二國際通過了一項決議，呼籲在某一天進行「大規模的國際性遊行示威」，以促進各地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的進展[107]。鑑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計劃，第二國際將1890年5月1日作為是次示威的具體日期[108]。
第二國際通過該決議的一個次要目的是為了紀念乾草市場的烈士和其他與1886年5月1日的罷工有關而被殺害的工人。史學家菲利普·福納寫道：「毫無疑問，與巴黎大會通過的決議有關的每個人都知道1886年美國5月1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舉行的示威和罷工[……]以及與乾草市場的悲劇有關的事」[108]。
第一個國際勞動節取得了驚人的成功。1890年5月2日《紐約世界報》的頭版專門報道了這一事件。其使用的兩個標題分別是「文明世界所有貿易中心的歡呼雀躍工人的遊行」和「各地工人共同要求過正常的一天」[109]。倫敦《泰晤士報》列舉了二十幾個舉行示威的歐洲城市，並指出在古巴、秘魯和智利也有集會活動[110]。1891年，五一勞動節正式成為了一項年度節日。
在墨西哥，公眾對五月一日與乾草市場烈士的聯繫一直很強烈。1921年5月1日，時處墨西哥的瓊斯夫人寫道「『節日』之日」標誌着「芝加哥的工人因要求八小時工作制而被殺害」[111]。1929年，《紐約時報》將墨西哥城的五一節遊行稱為「紀念1887年在芝加哥被殺者的年度遊行」[112]。
乾草市場事件的影響並不僅限於促成了每年五月一日的慶祝活動。活動家和政治理論家埃瑪·戈爾德曼在閱讀了關於該事件和處決的文章後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她後來將乾草市場事件描述為「激發我的精神誕生成長的事件」。她認為乾草市場的烈士們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影響者」[113]。她的朋友亞歷山大·貝克曼也將乾草市場的無政府主義者描述為「強大而重要的鼓舞」[114]。此外，包括伏爾泰琳·克蕾和世界產業工人的創始人之一的比爾·海伍德在內的其他一些人同樣因乾草市場事件開始轉向無政府主義或革命社會主義。戈爾德曼在給史學家麥克斯·奈特勞的信中稱，乾草市場事件喚醒了「成百上千人」的社會意識[115]。
雖然控方承認沒有任何一個被告直接參與了爆炸案，但也提出了林格製造了炸彈的論點，兩名控方證人（哈里·吉爾默和馬爾文·湯普森）試圖以此暗示炸彈投擲者得到了施皮斯、菲舍爾和施瓦布的幫助[116][117]。被告則聲稱完全不知道炸彈投擲者的身份。
包括羅伯特·賴策爾在內的幾位活動家後來曾暗示他們知道炸彈投擲者的真實身份[118]。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對炸彈投擲者的真實身份進行了推測：
- 魯道夫·施瑙貝爾特（1863–1901年）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是邁克爾·施瓦布的姐夫。炸彈爆炸時他在現場。芝加哥警察局總監弗雷德里克·埃伯索爾德於1886年6月14日簽發了一份手寫的詳細通報，以謀殺和煽動暴亂的罪名逮捕了他[119][120]。施瑙貝爾特與其他幾名被告一起被起訴，但在開庭前逃離了芝加哥，後來又逃離了美國。他是警探們認定的主要嫌疑人，州政府的證人吉爾默作證說他看到施瑙貝爾特扔了炸彈，並在法庭上根據一張照片指認了他[121]。施瑙貝爾特後來從倫敦寄來兩封信，否認了所有控告，並在信中稱：「如果我真的扔了這個炸彈，我肯定會大大方方地承認自己的罪行，但真的不是我扔的，我甚至沒有過這種想法」[122]。他是本次事件中最常被認為是真兇，且最廣為人知的嫌疑人。弗蘭克·哈里斯在1908年根據本事件演繹的書籍《炸彈》中也認為他是兇手，在書中他從施瑙貝爾特的角度寫起，以施瑙貝爾特在臨終前的懺悔作為開場。然而，哈里斯的這些描寫均為虛構，認識施瑙貝爾特的人就這一點激烈地批評了這本書[123]。
- 喬治·施瓦布是一名德裔鞋匠，於1924年去世。德裔無政府主義者卡爾·諾爾德聲稱他在與其他活動家的通信中了解到施瓦布是炸彈投擲者，但並沒有給出具體的證據。史學家保羅·阿夫里希也對他有所懷疑，不過阿夫里希也指出，雖然施瓦布事發時確實在芝加哥，但他剛來沒幾天；這點與其他人稱炸彈投擲者是芝加哥的一個知名人物的說法相矛盾[124][125]。
- 喬治·門格（1840年左右出生）是一名德裔無政府主義者、馬車夫，他在芝加哥郊外擁有一個小農場，1883年從巴伐利亞移民美國後一直在那裡居住。他與帕森斯和施皮斯一樣，是匹茲堡大會的代表和國際工人協會的成員。門格的孫女埃達·莫勒曾給阿夫里希寫信稱，她的媽媽曾告訴她她的祖父是炸彈投擲者。門格在1907年前的某天死於一場沙龍發生的火災中。阿夫里希根據他和莫勒的通信認為有「很大的可能性」默默無聞的門格是真正的炸彈投擲者[126]。
- 一些無政府主義活動家認為是政府派來的一名內奸投擲了炸彈。阿爾伯特·帕森斯相信炸彈投擲者其實是警察或者平克頓偵探事務所派來的，目的是打擊勞工運動。但是，這一觀點與幾名活動家稱炸彈投擲者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說法相矛盾。露西·帕森斯和約翰·莫斯特均不相信炸彈投擲者是警察或平克頓事務所派來的。戴爾·盧姆稱「把乾草市場的炸彈歸咎於平克頓偵探事務所」是「愚蠢的」行為[127]。
- 人們還普遍懷疑是一名心懷不滿的工人投擲了炸彈。阿道夫·菲舍爾曾被問及是否知道是誰投擲了炸彈，他回答道：「我想可能是某個興奮的工人」。奧斯卡·尼伯則說是「某個怪人」投擲了炸彈[128]。後來的州長阿爾特吉爾德認為炸彈投擲者可能只是個心懷不滿的工人，與被告或者無政府主義運動都沒什麼關係，只是私下裡對警察的行為不滿。在他的赦免聲明中，阿爾特吉爾德稱，警察對工人的屢次暴行招致了這次報復，並補充稱：「邦菲爾德督察才是真正對警察的死亡負有責任的人」[129]。
- 克勒馬納·許茨被紐約的無政府主義者、詐騙犯弗蘭茲·梅霍夫認定為炸彈投擲者，梅霍夫在一份書面陳述中聲稱，許茨曾經承認自己投擲了乾草市場的炸彈。梅霍夫的律師奧古斯特·瓦格納在梅霍夫被處決的前一天從紐約給辯護律師威廉·布萊克發了一封電報，聲稱知道炸彈投擲者的身份，布萊克試圖用這封電報推遲行刑的日期，但被州長歐格司比拒絕。人們後來得知，在對梅霍夫的保險欺詐案的審判中，許茨是對梅霍夫不利的主要證人，所以梅霍夫的書面陳述從未被史學家認為是可信的材料[130]。
- 雷諾·「大個子」·克魯格在爆炸後的混戰中或在第二天的另一場騷亂中被警方擊斃，他曾被列為嫌疑人，但同樣沒有證據支持[131][132]。
- 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酒館老闆約翰·菲利普·德魯斯報告了一個神秘的外來者，據稱，在爆炸案發生的前一天，他在自己的酒館遇到了一個陌生人。這個人背着一個挎包，正在從紐約前往芝加哥的路上。據德魯斯說，這個外來者對芝加哥的勞工狀況很感興趣，反覆指着他的挎包說：「你很快就會聽到那裡的一些麻煩」[133]。帕森斯曾利用德魯斯的證詞暗示炸彈投擲者是由東海岸的資本家派來的[134]。德魯斯的陳述中並沒有有關這個人的更詳細的信息。
林格、施皮斯、菲舍爾、恩格爾和帕森斯被葬於芝加哥市郊福雷斯特公園的德意志瓦爾德海姆公墓（後來被合併至森林之家公墓）。施瓦布和尼伯在死後同樣被葬於此，七人最終以「烈士」的身份於此團聚。1893年，雕塑家阿爾伯特·魏納特為七人修建了乾草市場烈士紀念碑。又一個世紀後，該紀念碑被美國內政部收錄至《國家史蹟名錄》。
包括埃瑪·戈爾德曼在內，許多20世紀的勞工運動家選擇在死後葬在乾草市場烈士紀念碑附近[135]。
2016年10月，森林之家公墓挖出了一個時間膠囊，裡面有若干與乾草市場事件有關的材料[136]。
1889年5月30日，由芝加哥聯合俱樂部出資，雕塑家約翰內斯·格勒特製作的九英尺（2.7米）紀念銅像，乾草市場警察紀念碑，在乾草市場廣場的中央落成[137]。馬蒂亞斯·德根的兒子弗蘭克·德根為雕像揭幕[138]。1927年5月4日，乾草市場事件發生41周年後，一輛路面電車躍出街道，撞向雕像並造成雕像受損[139]。駕駛員稱，他「因看到那個警察舉着胳膊而感到噁心」[139]。芝加哥市政府於1928年修復了這座雕像並將其移至聯合公園[140]。20世紀50年代，肯尼迪高速公路的建設需要拆除大約50%的舊乾草廣場，因此，在1956年，雕像被再度移到了一個專門為它建造的、接近原本位置的平台上[140]。
1968年5月4日，乾草市場事件發生82周年後，警察和示威者在銅像附近抗議越南戰爭的活動中發生了衝突，隨後雕像被人用黑色噴漆塗污破壞[141]。1969年10月6日，在「憤怒之日」抗議活動前不久，該雕像被地下氣象員放置在其兩腿之間的一枚炸彈摧毀。爆炸所產生的聲波打破了附近的近100扇窗戶，並使得雕像的碎片散落到了下面的肯尼迪高速公路上[142]。雕像於1970年5月4日被完全重建並再度揭幕，但5個月後再次被地下氣象員炸毀[141][142]。之後這座雕像又再次被重建，時任芝加哥市長的理查德·約瑟夫·戴利僱人在再次重建的雕像前站崗以免再發生炸彈襲擊[142]，該項事務每年花費達67440美元[143]。雕像本身於1972年被移至芝加哥警察局總部的大廳中，1976年又被移至芝加哥警察學院的封閉庭院中[141]。而其原本的基座仍在乾草市場廣場附近，並在30年的塗鴉破壞和老化後變得破敗不堪，且成為了無政府主義的地標[141]。2007年6月1日，雕像被重新置於新的基座上，馬蒂亞斯·德根警官的曾孫女傑拉爾丁·多塞卡在芝加哥警察局總部親手為其揭幕[138]。
1992年，當年菲爾登、施皮斯和帕森斯演講位置一旁的人行道上立起了一塊銅質標牌，上面寫道：
在這裡，勞工和產業家之間十年的鬥爭達到了頂峰，造成了一場許多工人和警察慘死的衝突。1886年5月4日，參加勞工集會的觀眾們聚集在克蘭巷口，而當一支警察隊伍走到德普蘭斯街時，一枚炸彈從巷子南面飛來。由此導致的審判使勞工運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並在許多城市開創了「五一」工人集會的習俗。
市長李察·米高·戴利，立於1992年3月25日
2004年9月14日，戴利市長和芝加哥警察工會主席等當地工會領導人一同為芝加哥藝術家瑪麗·布羅格的紀念碑揭幕。該紀念碑高15英尺（4.5米），外形類似當年勞工領導人演講時使用的馬車[144]。這座紀念碑可能會成為擬議中當地「勞工公園」的中心，象徵乾草市場的集會和言論自由。該項議案還包含一個國際紀念牆、人行道上的標牌、一個文化塔、一片座位區和一批橫幅，但相關施工尚未開始[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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