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統一（德語：Deutsche Einigung，發音：[ˈdɔʏtʃə ˈʔaɪnɪɡʊŋ] （ⓘ） ）導致德意志帝國成立，形成了普魯士王國主導且實行聯邦制的統一民族國家[1]。經歷過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以後，1871年1月18日，齊聚法國凡爾賽宮的德意志邦國君主，一致推舉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兼任德意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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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及簡史
今日的德意志地區在拿破崙時代中被稱為「萊茵邦聯」，雖然萊茵邦聯由法國扶持建立，但卻被奉為現代德國國家之雛形。事實上，在很早之前的德語人口就已經能透過貴族之間的聯盟把各種德意志小邦團結起來，不過從1806年開始，奧地利皇帝宣佈以德意志人為主體的神聖羅馬帝國正式解體，讓歐洲傳統的「貴族聯姻」的模式不再適用；在1804年～1815年拿破崙戰爭期間所興起的民族主義則取而代之，說德語的人們開始覺醒到自己應該屬於一個單一民族國家，而不是一個鬆散聯盟，這種想法在19世紀上半葉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德意志的統一還曝露新國家在宗教、語言、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內部差異，表明1871年的統一僅僅是長期聯合過程中的一個時間節點而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自己為「羅馬人皇帝」時，常稱「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通訊中稱「德意志」，而在帝國內高等貴族也稱為「德意志諸侯」，其他歐洲大多數國家則叫他們為「日耳曼」（GERMANY）；自教皇加冕奧托一世，成立神聖羅馬帝國後統領着在崛起之前（800年）便已經存在的東法蘭克獨立君主制小國。這一領土多山，人口相對隔離，在如此長的時間之內發展出基於文化、教育、語言和宗教上的諸多差異。但19世紀的德意志同時也和全世界一樣，在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之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日耳曼人民的神聖羅馬帝國曾擁有超過500個諸侯國，而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後，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退位（1806年8月6日）放棄「羅馬人皇帝」的封號，改稱奧地利帝國皇帝，帝國事實上解體。帝國的解體導致法律、行政和政治上的混亂，但舊帝國日耳曼語地區的人民仍然保有共同的文化和法律傳統，而這一傳統也通過參與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共同經歷而得到鞏固加強。這些獨立國家有各自的統治階級、封建制度、傳統以及地方法律。歐洲自由主義思潮挑戰王朝制度和專制制度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為統一提供思想上的基礎；這一思想的德意志版本強調一個地區內的人民傳統、教育和語言統一的重要性。經濟上，普魯士於1818年創立關稅同盟，並於日後擴張至全日耳曼邦聯（Germanic-Confederation）中，減少各國間的競爭。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為公務和娛樂提供便利，在中歐推動德語使用者之間的聯繫，但有時也帶來一定的衝突。
在拿破崙戰爭之後，1814-15年的維也納會議建立外交上的勢力範圍體系，支持奧地利在中歐的霸權，然而維也納的與會者卻沒有意識到普魯士在德意志諸國中實力日益增強，因此也沒有預料到日後普魯士將會就德意志的領導權問題向奧地利發起挑戰。加上因為奧地利皇帝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且奧普兩國同為德意志民族，於是普魯士向奧地利這一舊霸主發起挑戰，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本人排除了「德意志二元方案」、「大德意志方案」和「大奧地利方案」，以沒有奧地利的「小德意志方案」為最終目標，對丹麥和法國民族主義的回應為德國統一提供問題的聚焦點。在三次的王朝戰爭中，普魯士獲得巨大的軍事勝利，把德國人對統一的熱情推到至高點。
俾斯麥先是在1866年把北德意志邦聯擴大，在將南德的小邦收入北德之下，由此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順便讓普魯士王國成為這個小德意志中佔據2/3的政權。史學家們認為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以及其它的一些因素導致圍繞著德意志帝國的外交關係的建立，打破了19世紀中後期的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平衡。增強民族的自尊。這一經歷與普魯士和奧地利在拿破崙戰爭中的共同對抗法國的歷史遙相呼應，尤其是1813-14年的第六次反法同盟，這讓奧地利的繼承國奧匈帝國和德國的關係不至於惡化，德國的二元問題在德國對奧匈的扶持政策下內得到了一個圓滿的解決。
十九世紀初的中歐德語區
1806年之前，中歐的日耳曼語區包括超過300個政治實體，其中大部分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領地。它們大小不一，小至霍恩洛厄家族分支的各個領地，大至諸如巴伐利亞和普魯士這樣邊界分明的王國。統治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帝國自由城市，從強大的奧格斯堡到微小的魏爾德爾斯塔特；教會領地，大小和影響力亦不同，例如富有的賴興瑙修道院和強大的科隆總教區；以及王朝國家諸如符騰堡。如上政權的領土（準確地說應當是這些領土的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倫普魯士都還在帝國之外擁有其他土地）組成神聖羅馬帝國，國家數量有時超過1,000個。自15世紀起，在絕大部分時間中，帝國的選帝侯們都選舉哈布斯堡王朝家長為神聖羅馬皇帝。在日耳曼語諸國中，神聖羅馬帝國的行政和法律機制為地主和農民、國與國之間和國家之內提供一個解決爭議的平台。通過「帝國行政圈」體系，各組國家整合資源，發展區域和組織利益，促進經濟合作和軍事保護[2]。
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1799–1802）中，拿破崙·波拿巴擊敗帝國和其盟友；《呂內維爾條約》、《亞眠和約》和1803年併吞將大量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轉移至王朝國家名下；世俗化的教會土地和大部分的帝國城市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絕滅，居住於這些土地的人民則向新的公爵和國王效忠。這一轉移尤其擴張符騰堡和巴登的領土。1806年，拿破崙成功入侵普魯士，並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擊敗普魯士和俄羅斯聯軍。他訂立《普雷斯堡和約》，皇帝被迫解散神聖羅馬帝國[3]。
在法蘭西帝國的霸權之下（1804–1814），日耳曼民族主義在重組的德意志國家中盛行。因為這般共同經歷，雖然仍然受到法國統治，許多將「德意志」稱作一個國家的說法浮現出來。德意志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說道：
第一的、最始的、也是真正自然的國境線無疑是其內部的界線。那些操着相同語言的人為自然通過許多隱形的紐帶聯繫到一起，這早在任何人類技藝產生前便開始；他們能夠相互理解，亦能使自己更清楚地受到理解；他們應當在一起，並自然為一體且不可分離。[4]
共同語言對於一個國家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但當代（19世紀）德意志史學家則認為，若要結合這數百個政體，語言還遠遠不夠[5]。中歐德語區諸國共同經曆法國霸權時期，決心趕走法國入侵者，重新掌控自己的領土。法國在波蘭（1806–07）、伊比利亞半島和西部德意志的戰役以及1812年對俄羅斯入侵的慘痛失敗使許多德意志人、諸侯和農民對拿破崙的幻想破滅。他的大陸封鎖幾乎摧毀中歐的經濟。俄羅斯的遠征軍包括近125,000名來自德意志的士兵，這一嚴重損失使許多德意志人（不論出身高低）開始設想一個沒有拿破崙的中歐[6]。呂佐夫志願軍這類學生民兵隊伍的出現便體現這一傾向[7]。
在俄國的慘敗使法國對德意志諸侯的控制減弱。1813年，拿破崙在德意志發動戰役，意圖將諸國拉回法國勢力範圍內；此後的解放戰爭在萊比錫戰役（又稱民族大會戰）中達到高潮。1813年10月，超過500,000名士兵在三日內展開激烈戰鬥，這也是19世紀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這場戰役以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薩克森和瑞典同盟的決定性勝利告終，並終結法國在萊茵河東岸的影響力。同盟軍在勝利鼓舞下跨越萊茵河追擊拿破崙，他的軍隊和政府由此垮台，本人亦流放並囚禁於厄爾巴島。1815年百日王朝時期拿破崙短暫復辟。在第七次反法同盟戰役中，威靈頓公爵指揮的英國-同盟軍隊和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隊在滑鐵盧取勝（1815年6月18日）[8]。
布呂歇爾軍在前日剛自利尼成功撤退，在滑鐵盧扮演決定性地位，扭轉戰鬥的局勢。普魯士騎兵於6月18日夜晚追擊戰敗的法軍，為同盟鎖定勝局。從德意志的角度看，布呂歇爾軍在滑鐵盧的表現以及德意志諸國在萊比錫的協同作戰成為民族自尊和熱情的聚合點[9]。這一闡釋在19世紀成為親普魯士民族主義史學家「普魯士神話」的核心[10]。
在拿破崙失敗之後，維也納會議在權力平衡的基礎上建立一套新的歐洲政治及外交體系。這一體系將歐洲劃分為不同勢力範圍，而在一定程度上這抑制一些民族的訴求，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11]。大體來看，擴大領土的普魯士和在1803年併吞之後整合出的其他38個國家歸入奧地利帝國勢力範圍內。會議建立鬆散的德意志邦聯（1815–1866），由奧地利領頭，擁有一個「聯邦議會」（稱Bundestag或Bundesversammlung，為一個任命領袖組成的會議），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會議。鑑於哈布斯堡王朝在傳統上擁有帝國中的重要位置，奧地利皇帝便成為議會的名義總裁。然而，這一人設的奧地利霸權卻沒有考慮到普魯士於18世紀在帝國政治中的崛起。在勃蘭登堡選帝侯於該世紀初自命為普魯士國王之後，他們的領地範圍通過戰爭和繼承逐漸得到擴張。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的實力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中更加明顯地展示出來[12]。在瑪麗亞·特蕾西亞和約瑟夫二世試圖在神聖羅馬帝國中重塑哈布斯堡霸權的同時，腓特烈則相應地於1785年創建「諸侯聯盟」（Fürstenbund）。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德意志二元問題深深植根於舊帝國的政治之中。這一關於勢力範圍的爭奪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或「馬鈴薯戰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神聖羅馬帝國終結之後，這一競爭仍然影響19世紀民族主義運動的成長和發展[13]。
聯邦議會雖有議會之名，但它卻完全不能視為一個廣泛且大眾的選舉代表集合。許多國家沒有憲法，而在有憲法的國家（例如巴登大公國），嚴格建立於財產基礎上的選舉權僅僅適用於一小部分的男性人口[14]。此外，這一不實際的解決方案無法反映普魯士的全新地位。雖然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耶拿-奧埃爾斯特會戰中慘敗，但在滑鐵盧卻又完成強勢的回歸。由此，普魯士的領袖們希望能夠在德意志政治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15]。
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在拿破崙時代由於德意志人的共同經歷而得到刺激，一開始與自由主義思想相結合，改變德意志諸國之間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關係[16]。在此背景下，能夠感受到這一運動深深植根於拿破崙時代的經歷[17]。學生組織和群眾示威（例如於1817年10月在瓦爾特堡的示威）使中歐的德語者愈發團結。此外，在解放戰爭期間許下的明確和不明確的承諾也使人對人民主權產生期望，並且使人廣泛參與到政治中來，但許多承諾在和平到來後卻沒有得到實現。學生組織的騷動使保守派領袖諸如克萊門斯·梅特涅開始擔心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1819年3月德意志戲劇家奧古斯特·馮·科策布死於一個追求統一的激進學生刺殺，而在1819年9月20日，卡爾斯巴德法令頒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領導[18]。
保守勢力對於刺殺行為感到十分憤怒，梅特涅也藉此通過法律，進一步限制媒體，遏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由此，這一系列法令使學生組織轉入地下，限制民族主義出版物的出版，擴張對媒體和私人的審查，並通過禁止大學教授鼓勵民族主義討論而限制學術傳播。這些法令成為約瑟夫·格雷斯的小冊《德意志與革命》（Teutschland und die Revolution，1820年）的主題，他在其中表示通過反動手段來壓制公眾觀點的自由表達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當的[19]。
經濟合作
另一大統一德意志諸國的重要制度——德意志關稅同盟幫助創造在經濟上的統一。1818年普魯士財政大臣漢斯·馮·比洛最初構想普魯士的關稅同盟；此後關稅同盟將許多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王朝的土地連結到一起。在此後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內，許多德意志國家也加入其中。這一同盟在德意志諸國之間削減貿易保護壁壘，尤其是促進原材料和成品的運輸，於是跨境運輸貨品變得更加容易，購買、運輸和銷售原材料的成本也變得更加低廉。對於新興的工業中心來說這相當重要——大部分工業中心都位於萊茵蘭、薩爾河和魯爾河河谷地帶[20]。
至19世紀初，德意志的道路狀況已經惡化至令人震驚的地步。國內和國外的旅者都對「軍道」（Heerstraßen，軍用道路，原先的作用是為運輸軍隊提供便利）的狀況叫苦不迭。但在德意志諸國不再是軍事叉路之後，道路的狀況得到改善；普魯士的硬面道路長度從1816年的3,800公里（2,400英里）增加到1852年的16,600公里（10,300英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碎石路的發明推動的。至1835年，亨里希·馮·加格恩已稱這些道路為「國民的命脈」，並預測它們將會促進自由、獨立和繁榮[22]。人們四處流動，在火車、旅館、參觀或諸如巴登-巴登的浴場這般的時髦度假地相互接觸。水上交通也得到改善。在拿破崙的命令下，撤銷萊茵河上的封鎖，而到1820年代，蒸汽機則使內河船從不便的人力和畜力牽引系統中解放出來。至1846年，有180艘蒸汽船定期往返於德意志河流與博登湖，一系列的運河從多瑙河、威悉河和易北河延展開去[23]。
這些改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重要性方面卻無法與鐵路相提並論。德意志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將鐵路和關稅同盟稱作「連體雙胎」，強調二者之間的重要關係[24]。他並不孤單：詩人奧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作詩頌揚關稅同盟，在詩的開頭他列舉一系列商品，這些商品相比政治和外交對德意志統一的作用更大[25]。德意志帝國的史學家日後稱鐵路是統一國家的第一個指示；愛國主義小說家威廉·拉貝則寫道：「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條鐵路建設時建立起來」[26]。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鋼鐵怪獸」持有熱情的態度。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認為將柏林至波茨坦的旅程縮短幾個小時有什麼益處，而梅特涅則直接拒絕搭乘火車。其他人則思考鐵路是否是威脅景觀的邪惡力量：尼古拉斯·雷瑙1838年的詩作《致春》（An den Frühling）即哀嘆火車摧毀德意志森林的純樸靜謐[27]。
巴伐利亞路德維希鐵路是德意志第一條乘運或貨運鐵路，1835年建成，連接紐倫堡和菲爾特。它的長度只有6公里（3.7英里），並只在日間運營，但卻獲得很大收益並且廣受歡迎。在三年內便鋪設141公里（88英里）的鐵軌，而1840年則是462公里（287英里），至1860年達到11,157公里（6,933英里）。由於缺少一個地理上的中心（例如國都），鐵路便以網狀分布，在區域內連結城鎮和市場，連結區域與區域，等等。隨着鐵路網的擴張，運輸貨物的成本更低：在1840年每噸/公里為18芬尼，而在1870年則為5芬尼。鐵路的影響是即刻的，例如原材料可以來往魯爾河河谷而無需裝卸。鐵路通過創造商品需求和推動貿易促進經濟活動。1850年，內河運輸裝載貨量是鐵路的三倍；而到1870年這一情況則發生逆轉，鐵路裝載量是內河的四倍。鐵路還改變城市的面貌和人們旅行的方式。它的影響超越社會階層，從貴族至平民。雖然一些較遠的德意志省份直至1890年代才連入鐵路，但在1865年之前，絕大多數人口、製造業中心和生產中心都已經連入鐵路網[28]。
當旅行變得便捷、快速和廉價，使德意志人開始看到除了語言之外的其他統一因素。格林兄弟編纂一本大詞典，並且搜集一系列的民間故事和寓言，顯示出不同區域內故事的相似性[29]。卡爾·貝德克爾出版歐洲不同城市和地區的旅行指南，指明居住地和目的地，並包括城堡、戰場、名建築和名人的簡史。他的指南還包括旅行的距離、不應旅行的道路以及徒步旅行的路線[30]。
奧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的詩句不僅表達德意志人民在語言上的統一，還表現地理上的統一。在《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正式名稱為《德意志之歌》中，法勒斯萊本號召德意志諸國君主承認德意志人民的一統特性[31]。其他愛國歌曲如馬克斯·施內肯伯格的《守護萊茵河》則將注意力集中至地理上，而不僅僅是共同語言中的「德意志性」。施內肯伯格創作《守護萊茵河》是為了對法國稱萊茵河為「天然東部國境」做出回應。歌曲的副歌部分，以及其他愛國詩歌如尼古拉斯·貝克的《萊茵河》（Das Rheinlied），號召德意志人民保衛自己的領土和家園。1807年，亞歷山大·馮·洪堡提出民族性反映地理的影響，將景觀同人民聯繫到一起。與這一思想同時發生的是保護古城堡和史跡的運動，這一運動主要集中於與法國和西班牙發生頻繁衝突的萊茵蘭地區[32]。
三月革命前及十九世紀自由主義
在德意志1848年革命前奧地利和普魯士成為警察國家並廣泛進行審查的時期後來稱作「三月前」（Vormärz），指的是1848年的3月。在這段時間內，歐洲自由主義的發展勢頭增長；其議程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議題。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歐洲自由主義者希望能在民族主義原則下達成統一，推動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擴展男性選舉權，等等。他們的激進程度則取決於他們對於男性選舉權的立場：選舉權越廣泛便越激進[33]。
雖然保守派反應強烈，統一的思想仍然與人民主權思想在德語地區結合一起。1832年5月的哈姆巴赫慶典與會者超過30,000人[34]。它原先稱為一個鄉鎮集會[35]，參會者則到此頌揚友愛、自由和國家一統。他們來到巴伐利亞普法爾茨的哈姆巴赫小鎮，並向高處的哈姆巴赫城堡廢墟前進，舉着旗，敲着鼓，歌唱着，花了上午至中午的一大段時間到達城堡，聽取從保守到集錦的民族主義者的演講。演講的大致內容表明1830年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和七月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存在本質差別：德意志民族主義聚焦於教育民眾；當人民獲得教育，知道需要什麼，他們便會去實現之。哈姆巴赫的言辭着重強調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溫和性：重點不在於「法式」民族主義式的構建壁壘，而是在不同群體之間構建情感橋梁[36]。
和1819年科策布遇刺之後一樣，梅特涅利用哈姆巴赫的群眾示威來推行保守的社會政策。1832年6月28日的《六條》主要重新強調君主權威的原則。7月5日，法蘭克福議會投票通過另外10條，重新強調現有的審查規則，限制政治組織以及其他公眾活動。此外，邦國同意對受到動亂威脅的政府提供軍事支持[37]。卡爾·馮·威德帶領一半巴伐利亞軍至普法爾茨以「鎮壓」該省份。多名哈姆巴赫的演講者不幸被捕、經審判後入獄；其中一人，法學生和學生組織代表卡爾·海因里希·布呂格曼（1810–1887）遣送普魯士，判處死刑，但後來得到赦免[34]。
還有一些因素使民族主義在德意志的崛起變得複雜化。人設因素包括德意志邦聯成員之間的政治敵對，尤其是奧地利與普魯士，以及商業和貿易利益與傳統土地所有者和貴族利益之間的社會經濟競爭。自然因素包括1830年代初廣泛的旱災，1840年代的旱災以及糧食危機。工業化和製造業的變遷使問題更加複雜；人們為了尋找工作而離開農村和小城鎮，在周中轉移到大城市工作，而在周末的一日半返回[38]。
平民百姓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錯位，轉型過程中的經濟困難，以及氣候災難的壓力都使中歐的問題變得嚴重[39]。1840年代中期，馬鈴薯枯萎（與愛爾蘭大饑荒亦相關）和連季的糟糕氣候導致食物危機，而大部分政府都未能成功應對，許多人開始感到富人和有權勢之人對他們的問題沒有任何興趣。擁有權力的人更關心的是日益增長的動盪、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社會上的躁動，以及知識階層的不滿。審查、罰款、關押和驅逐似乎都無法遏止之。此外，顯然奧地利和普魯士都希望成為統一之後的領導者；雙方也都遏制另一方推動統一的動力[40]。
最初努力
相當重要的一點是，1817年的瓦爾特堡抗議和1832年的哈姆巴赫慶典都沒有對統一做出任何清晰的計劃。在哈姆巴赫，許多演講者的立場展現出他們截然不同的政綱。他們僅為統一的理念而走到一起，而對於如何統一卻沒有明確的計劃，僅僅模糊地稱「人民」若能夠得到適當的教育將會自己實現統一。宏偉的演講、旗幟、興高采烈的學生和野餐並沒有轉化為全新的政治、官僚或行政機器。許多人提到對憲法的需求，但在討論中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文檔。1848年，民族主義者尋求補救這一問題。[41]
1848–49年廣泛的革命（主要為德意志）尋求德意志在單一憲法下的統一。革命者向多國政府施壓（尤其是萊茵蘭政府），希望能夠有一個議會會議負責起草憲法。最終，許多左翼革命者希望這一憲法能夠建立男性普選制、永久的全國議會，以及一個可能在普魯士國王領導下的統一德意志。由於普魯士是德意志諸國中實力最強且領土範圍最大的，這看起來符合邏輯。總體來看，中右翼革命者希望能夠在各國內擴大選舉權，或許進行鬆散的統一。他們施加的壓力最終導致一系列的選舉，這些選舉的投票要求各自不同，例如普魯士三級選舉制度，給予一些選舉集團（主要是較為富有的擁有土地的人）更大的代表權[42]。
1849年3月27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通過《保羅教堂憲法》，並在次月授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凱撒」（皇帝）頭銜。腓特烈·威廉以多個理由拒絕。他公開回復自己不能在各國（王侯）沒有同意的狀況下接受皇冠；而在私下他則擔心其他王侯的反對和奧地利或俄羅斯的軍事干預。同時他還對於從一個民選議會接受皇冠的概念持有根本性的厭惡態度：他不會接受一個「黏土」皇冠[44]。雖然自由派試圖解決的投票權限制問題仍然存在，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仍然得以起草憲法，並在「小德意志」方案上達成協議。自由派沒有能夠獲得自己希望的統一，但他們也得以取得局部勝利——能夠同德意志王侯在許多憲政問題和改革問題上進行合作[45]。
對於法蘭克福議會對德意志建國的貢獻，德意志歷史學者們在數十年來有一定的爭論。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起勢的學派認為，德意志自由派在法蘭克福議會上的失利使資產階級被迫向保守派（尤其是保守的容克地主）妥協，最後導致20世紀德國歷史中所謂「德意志特殊道路」（Sonderweg）理念的出現[46]。這一觀點還認為由於在1848年未能完成統一，在1871年建立民族國家過晚，最終延緩積極的民族價值觀的發展。希特勒時常號召德國民眾為自己的偉大國家而犧牲一切，但他的政權卻沒有帶來民族主義：它僅僅是利用德國社會的內在文化價值觀而已，而這些價值觀在今日仍然普遍[47]。此外，1848年的「失敗」認可德意志中產階級對貴族理念的潛在渴望，於是這一群體並沒有自覺地發展出現代化的計劃[48]。
而近些年來的學術研究則否定如上的觀點，認為德意志和其他國家相比並沒有什麼「獨特道路」——這一觀點在編史上稱作例外主義[49]。現代史學家認為在1848年自由派的政客們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們的許多觀點和計劃後來進入俾斯麥的社會計劃中（例如社會保險、教育以及選舉權拓展）。此外，獨特道路的設想是建構於其他國家的道路（例如英國）是一條標準道路的假想之上的[50]。這一全新的觀點進一步挑戰英國中心的發展模式：對於英國和其他「正常」國家（例如法國或美國）的國家發展研究說明，即使對於這些國家，現代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的。它發展得也並不算太早，大致是19世紀中期至後期的現象[51]。自1990年代末，這一觀點已獲得廣為接受，雖然一些史學家仍然認為「獨特道路」的分析方法對於理解國家社會主義時代有一定的價值[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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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蘭克福議會解散之後，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將軍約瑟夫·馮·拉多維茲的影響之下，支持建立埃爾福特聯盟——一個在諸侯同意下由德意志諸國（不包括奧地利）組成的邦聯。這一由普魯士領導的聯盟將完全消除奧地利對其他德意志國家的影響。在奧地利和俄羅斯（1815年協定的擔保方）的聯合壓力下，普魯士在摩拉維亞小城奧爾米茨的一次會議上宣布放棄這一構想。1850年11月，普魯士（腓特烈·威廉和拉多維茲）同意在奧地利領導下重新建立德意志邦聯。這便是《奧爾米茨條約》，而在普魯士則稱為「奧爾米茨之辱」[54]。
這一事件雖小，但埃爾福特聯盟的設想和《奧爾米茨條約》卻將德意志國家政治影響的問題搬上檯面。這一問題變為不是「是否統一」，而是「何時統一」，而「何時」則取決於力量。法蘭克福議會前成員之一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簡明扼要地概括這一問題：
我們無法迴避這一事實，那便是整個德意志問題只是簡單的普魯士或奧地利的問題而已。在這兩個國家，德意志的生活有其積極和消極的極端——在前者，所有的利益都是國民的和改革性的，而在後者，則是王朝的和破壞性的。德意志問題不是一個憲政問題，而是一個權力問題；普魯士王權完全是德意志的，而奧地利的則不能是[55]。
在這些條件下的統一帶來一個基本的外交問題。德意志（或意大利）的統一將會破壞1815年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勢力範圍體系。這一體系的主要構建者梅特涅、卡斯爾雷和亞歷山大一世（與其外務大臣卡爾·內斯爾羅德設想歐洲應當由四個「大國」來進行平衡與擔保：英國、法國、俄羅斯和奧地利，每個國家占據一定的地理勢力範圍。法國的勢力範圍包括伊比利亞半島以及意大利諸國的一部分。俄羅斯則包括中歐東部及巴爾幹地區的一定影響。奧地利的勢力範圍則跨越前神聖羅馬帝國控制的中歐領土。英國的勢力範圍則是世界各地，尤其是海上[56]。
這一體系是建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諸國分裂的基礎上，而非統一。由此，統一的德意志國家將帶來十分顯著的問題。對於德意志人究竟是誰以及德意志國家的邊境將延伸至何處，並不存在現成的定義；而不論如何定義「德國」，誰將更好地領導和保衛之亦沒有定論。不同的群體對此問題提供不同的方案：在「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方案中，德意志將在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領導下統一；而在「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方案中，德意志將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領導下統一。這一爭論即是最新一期的德意志二元爭論，自1701年普魯士王國建國開始便成為德意志諸國政治和奧地利-普魯士外交的主題，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時間中則將完結[57]。
其他民族主義者對德意志統一運動有很高的期望，而在1850年後對於德意志遲遲無法統一所導致的沮喪情緒似乎使民族主義運動有所失勢。革命派將國家統一與進步聯繫在一起。就如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865年4月10日寫給德意志革命家卡爾·布林德的信中所說，「人性的進步似乎停頓下來，而您以您的超人智慧應當知道為何。世界缺乏一個真正擁有領導力的國家。這般的領導力並不是用來統治其他民族的，而是領導他們在義務之路上前進，領導他們前往各民族的兄弟會，那裡一切由自我主義立起的壁壘都將受到摧毀。」加里波第希望從德意志找到「這般的領導力，跟隨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真正傳統，將貢獻自我以矯正錯誤，支持弱者，犧牲暫時所得和物質優勢，去爭取救濟人民苦痛這一更高尚和更令人滿足的成就。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勇敢的國家來領導我們走向這一方向。它將把所有受苦或熱望更好生活的人以及所有受到外族壓迫的人團結起來[58]。」
德意志統一還被認為是建立一個歐洲聯盟的前提，朱塞佩·馬志尼和其他的歐洲愛國者們在過去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推崇這一構想：
1834年春天在伯爾尼，馬志尼和一些來自意大利、波蘭和德意志的難民建立一個新的組織，具有一個宏偉的名字「青年歐洲」。它基礎的以及同樣宏偉的構想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擴大個人自由的概念之後，需要另一場革命來爭取民族的自由；而他的構想則走得更遠，他希望在遙遠的未來，自由的國家能夠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鬆散聯合的歐洲，由一個聯邦議會來規制其共同利益……他的意圖當然是要推翻1815年維亞納會議的歐洲體系，這一體系重建幾個大國反動的霸權，阻礙小國家的出現……馬志尼希望，但未抱信心，他的獨立國家聯盟構想將能夠在他此生中實現。事實上，青年歐洲缺乏長期的金錢和大眾支持。不過他總是堅守大洲聯合的構想，而獨立國家的建立則是其不可缺少的前提[59]。
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風，無法繼續統治，他的弟弟威廉便於1858年成為普魯士王國攝政王。同時，赫爾穆特·馮·毛奇於1857年成為普魯士總參謀部參謀長，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則在1859年成為普魯士戰爭部長[60]。這一普魯士軍隊內部的權力變革產生重要的後果。馮·羅恩和威廉（威廉對軍事結構產生積極的興趣）開始重組普魯士軍隊，而毛奇則通過簡化作戰指令對普魯士的戰略防衛進行重新設計。1860年，在普魯士軍隊改革的問題上（尤其是關於如何資助普魯士軍隊），由於議會和威廉（由其戰爭大臣代表）都希望控制軍隊的預算，憲政危機爆發。1861年，威廉加冕為威廉一世，在1862年任命奧托·馮·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選擇支持戰爭大臣，最終解決這一危機[61]。
1854-55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和1859年的意大利戰爭破壞英國、法國、奧地利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在這一混亂局面之後，馮·毛奇的作戰重設、馮·羅恩的軍隊重組和俾斯麥的外交影響歐洲勢力平衡的重新構建。通過普魯士軍事支持的外交勝利和由實用主義支持的內部保守主義，即日後所謂的「現實政治」，他們共同使普魯士成為德意志的第一強國[62]。
俾斯麥上任首相之後，於1862年9月30日在普魯士下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表著名的「鐵血演說」，闡述現實政治的內涵：「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錯誤——而是要用鐵與血來解決[63]。」俾斯麥的用詞「鐵與血」時常受外界誤解為德國對血和權力的饑渴[64]。首先，演說中的「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時常視同對政治進程的否定——而俾斯麥本人卻並不支持這一否定[65]。其次，他對於血與鐵的強調並不是簡單地暗示普魯士的軍事實力，而是其他的兩個方面：德意志國家生產鋼鐵和其他戰爭資源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時候使用這些資源的意願[66]。
建立統一國家
在政治地理學上並沒有德意志地區這麼一說。有王國和大公國，公國和侯國，德意志人在其中居住，每個國家各由一個獨立君主統治，國家機制齊全。然而卻有一種潛在的民族意識，希望能夠完成德意志民族的一統，由一個共同的領袖統治。
對鐵與血的需求很快變得明顯。至1862年，當俾斯麥發表演講時，和平泛日耳曼主義之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概念已經由1848年的自由和民主轉為迎合俾斯麥的保守「現實政治」。一貫奉行實用主義的俾斯麥明白統一國家的可能性、阻礙和優勢。他同時也明白將統一國家與霍亨索倫王朝聯繫在一起的重要性，對於一些史學家來說，這是俾斯麥對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的首要貢獻之一[68]。雖然德意志諸國的條約法律不允許俾斯麥單方面採取行動，但精於政治和外交的俾斯麥也明白如此行事的不現實性[69]。為了使德意志諸國能夠聯合到一起，俾斯麥需要一個外部敵人首先對德意志的一個國家宣戰，提供一個戰爭藉口將全體德意志人團結起來。這一機會在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出現。史學家們對於俾斯麥在這場戰爭前的一系列事件中的地位有一定爭議。傳統的觀點（主要由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親普魯士的史學家所持）認為俾斯麥的目的一直便是德意志統一。1945年後的史學家則更傾向於認為俾斯麥操縱事件引發戰爭主要是出於短期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的考慮，而非統一民族國家的宏大企圖[70]。無論如何，俾斯麥既非惡人亦非聖人：通過操縱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他展示出出色的政治和外交手腕，而正是這些手腕導致1872年威廉與他的關係破裂[71]。
三個階段的事件對於德意志的行政和政治統一十分關鍵。首先，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時無子嗣，導致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其次，意大利的統一為1866年普奧戰爭中的普魯士提供重要的反奧盟友。最後，法國擔心受到霍亨索倫王朝的包圍而在1870年對普魯士宣戰，導致普法戰爭。通過俾斯麥的外交和政治領導、馮·羅恩的軍事重組和馮·毛奇的軍事戰略，普魯士向歐洲展示沒有哪個1815年和約的簽訂者能夠保障奧地利在中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建立普魯士在德意志的統治地位，終結二元德意志的爭論[72]。
德意志統一的第一個階段是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1863年11月15日，克里斯蒂安九世登基成為丹麥國王和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泰因大公。1863年11月18日，他簽署《丹麥十一月憲法》，宣布石勒蘇益格公國為丹麥的一部分。德意志邦聯認為這違反1852年的《倫敦議定書》中丹麥與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相互獨立的約定。此外，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人民亦十分看重這一分治關係。德意志邦聯可將兩個公國的種族作為戰鬥口號：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的大部分人口都來自德意志，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德語（雖然石勒蘇益格有一定的丹麥少數族裔）。通過外交手段推翻《十一月憲法》的努力無果，1864年2月1日，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跨境進入石勒蘇益格，戰爭開始。最初丹麥試圖使用古老的土牆（Danevirke）保衛自己的國家，但這最終成為徒勞。他們無法抵禦普魯士和奧地利的聯合軍隊，並且由於違反《倫敦議定書》而無權向北歐的盟友求助。最初在戰爭中使用的手動槍機步槍之一的「針槍」在這場戰爭及兩年後的普奧戰爭中大大地幫助普魯士。這種武器使普魯士士兵能夠在俯臥時發射五次，而前膛裝填步槍則只能發射一次，並且必須站立着更換彈夾。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以奧地利和普魯士聯軍的獲勝而告終，兩國也在其後於1864年10月30日簽署的《維也納和約》獲得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的控制權[73]。
俾斯麥統一德意志的第二個階段事件發生於1866年。與新建立的意大利一起，俾斯麥創造一個外交環境使奧地利對普魯士宣戰。戰爭的前奏大致發生在法蘭克福，兩個國家都在議會上宣布自己是德意志諸國的代言人。1866年4月，佛羅倫薩的普魯士代表同意大利簽訂秘密協定，保證在對奧戰爭中相互幫助。次日，法蘭克福議會的普魯士代表提出計劃，希望訂立國家憲法，建立直選議會，提供普選權。德意志自由派對於俾斯麥和普魯士議會的關係早有所見（俾斯麥哄騙和欺凌議會代表），因此自然對此計劃表示懷疑。他們認為這一計劃只是增強普魯士實力的手段，而非一個先進的改革方案[74]。
1866年4月，意大利軍隊在蒂羅爾和威尼斯邊境活動的消息傳到維也納，關於憲法的爭論陷入擱置。奧地利政府下令在南部地區進行局部動員；意大利則以全面動員作為回應。雖然多方呼籲理智思考和行動，意大利、普魯士和奧地利繼續向着開戰前進。5月1日，威廉將普魯士軍隊指揮權交予馮·毛奇，而他次日也開始進行全面動員[75]。
在議會中，一些中等規模的國家（稱Mittelstaaten，包括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和黑森大公國、薩克森-魏瑪、薩克森-邁寧根、薩克森-科堡和拿騷公國）支持在邦聯內徹底解除動員。這些國家拒絕俾斯麥的軟硬手段，不願支持他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圖。普魯士戰爭內閣也意識到在德意志諸國中他們唯一的盟友是兩個靠近勃蘭登堡的小國梅克倫堡-什未林和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而這兩個國家基本沒有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他們還意識到普魯士只有意大利一個外國盟友[76]。
對於普魯士的強硬策略的反對還在其他社會和政治團體中浮現出來。在德意志諸國，市議會、支持統一的自由派議會成員和商會反對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任何戰爭。他們認為任何形式的衝突只事關王朝的利益，而他們自己的「公民」和「中產」利益則完全無關。普羅大眾同樣反對普魯士的霸權。萊茵河流域的天主教人口（尤其在多元化的科隆地區和人口諸多的魯爾河谷地）繼續支持奧地利。至晚春，大多數重要國家都反對柏林通過武力重新規劃德意志的企圖。普魯士內閣認為德國的一統事關權力，以及誰能夠有使用這一權力的力量和意志。同時，法蘭克福議會的自由派認為德國的一統是相互協商的過程，將會導致權力在多方之中的分配[77]。
雖然許多德意志國家開始站在奧地利一方，它們卻採取防禦性的態度，對普魯士軍隊沒有有效地運用自主權。奧地利軍隊由此要面對在科技上領先的普魯士軍隊，支持它的只有薩克森。法國承諾給予援助，但來得太晚且不足[78]。更為複雜的是，意大利在南部邊境的動員使奧地利需要從普魯士方面調動一部分兵力，在威尼托和亞得里亞海開啟第二戰場，參與第三次意大利獨立戰爭[79]。在薩多瓦村莊附近進行的克尼格雷茨戰役持續一日，以普魯士取得無可爭議的決定性勝利而告終[80]。
為了防止俄羅斯加入奧地利一方，迅速議和是十分重要的[81]。普魯士吞併漢諾威、黑森-卡塞爾、拿騷和法蘭克福市。黑森-達姆施塔特失去一部分領土，但主權得到保全。美因河南邊的國家（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各自簽訂和約，因應要求賠款並組成同盟，進入普魯士的勢力範圍。奧地利和其大部分盟友則排除在北德意志邦聯之外[82]。
在德意志霸權的結束使奧地利將注意力轉移到巴爾幹。1867年，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接受妥協（1867年奧匈折衷方案），使其匈牙利領土與奧地利領土地位平等，建立二元君主國奧地利-匈牙利[83]。1866年的《布拉格條約》對奧地利採取仁慈的態度，奧地利同意大利的關係進行重要的重組；雖然奧地利在戰場上相較意大利更為成功，但他們還是失去重要的省份威尼托。哈布斯堡王朝將威尼托割讓給法國，而法國也正式將其控制權交給意大利[84]。法國公眾對普魯士勝利表示不滿，要求「為薩多瓦復仇」（Revanche pour Sadová），展示出法國的反普魯士情緒——這一問題在普法戰爭前的幾個月逐漸擴大[85]。普奧戰爭還破壞同法國政府的關係。1865年9月，在比亞里茨同拿破崙三世的會晤中，俾斯麥使拿破崙認為（或者拿破崙自認為）法國能夠通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以換取吞併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一些領土。這並沒有發生，使拿破崙對俾斯麥產生了怨恨。
失敗的現實使奧地利對於內部區劃、地方自治和自由主義進行重新的考量[86]。新的北德意志邦聯有自己的憲法、旗幟和政府及行政結構。通過軍事勝利，在俾斯麥影響下的普魯士戰勝奧地利對於統一德國的積極反對。雖然戰爭擊破奧地利對於德意志國家的影響，但同時也使泛日耳曼的統一精神產生分裂：大部分德意志國家都對普魯士的權力政治表示厭惡[87]。
與法國的戰爭
到1870年，普奧戰爭帶來的三大啟示已經變得明顯。首先，通過武力，一個強國能夠挑戰舊的聯盟和1815年建立的勢力範圍體系；其次，通過外交手段，有能力的領袖能夠創造一個環境使敵國首先宣戰，迫使「受害者」一方的盟友進行幫助；最後，普魯士的軍事實力遠超奧地利，因此它是邦聯（或德意志諸國）中唯一能夠保衛各國不受外部介入或入侵的國家。1866年，大多數中等規模的德意志國家都反對普魯士，而到1870年這些國家都被迫使或誘使同普魯士進入相互保護的同盟。如果一個歐洲國家對其中一國宣戰，所有國家都會支援受到攻擊的一國。通過對歐洲政治的巧妙操控，俾斯麥創造一個外交環境，使法國成為德意志事務中的進攻一方，而普魯士則成為德意志權利和自由的保衛者[88]。
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梅特涅和他的保守派盟友們在費爾南多七世名下重建西班牙的君主制。在此後的四十年中，列強支持西班牙王權，但1868年的事件將會進一步挑戰舊的體系。在西班牙發生的革命推翻伊莎貝拉二世，而當伊莎貝拉在巴黎享受奢華的流亡生活時，西班牙的王位仍然空缺。為了尋找合適的天主教繼承者，西班牙向三個歐洲王侯提出邀請，但作為區域權力協調者的拿破崙三世拒絕這三個人選。最後在1870年，攝政提議將王位交給霍亨索倫天主教分支的王侯，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王朝的利奧波德。史學家們將此後的騷動局面稱作「霍亨索倫候選」[89]。
在此後的幾周內，西班牙的提議成為歐洲的重要話題。俾斯麥鼓勵利奧波德接受這一提議[90]。倘若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王朝能夠在西班牙登上王位，這便意味着在法國的兩側都是霍亨索倫王朝的德意志國王。這對於俾斯麥來說是有利的，但對拿破崙三世和他的外交大臣格拉蒙公爵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格拉蒙起草一封言辭尖銳的最後通牒給霍亨索倫王朝的家長威廉，稱倘若任何霍亨索倫王朝的王侯接受西班牙王位，法國政府將會做出回應——雖然回應本身模稜兩可。利奧波德宣布退出，解除這一危機，但法國駐柏林的大使並不願作罷[91]。他直接找到在巴特埃姆斯休假的威廉，要求他保證絕不會再讓霍亨索倫王朝成員成為西班牙王位的候選人。威廉拒絕給予如此肯定的答覆，此後向俾斯麥發出電報，描述法方的要求。俾斯麥利用這份電報——《埃姆斯密電》——為模板，起草一份公開的聲明。他將言詞修改得簡略而尖銳，而在法國方面的翻譯之後產生更大的變更，最後激起法方的憤怒。法國公眾仍然對薩多瓦的失利耿耿於懷，要求開戰[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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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奧戰爭之前和之後，拿破崙三世都嘗試從雙方獲得土地的補償，但作為和談調解人的他最終一無所獲。他希望奧地利能夠加入一場復仇戰爭，並且希望其盟友（尤其是南德意志的國家諸如巴登、符騰堡和巴伐利亞）也能夠加入。隨着1866年的協定使所有德意志國家在軍事上結合到一起（雖未必情願），這一希望最終也落空。於是，法國沒能在德意志諸國的支持下打一場復仇戰爭，而是只能單獨與所有德意志國家開戰[93]。馮·羅恩對軍隊的改革和馮·毛奇對戰略的改革相結合，在同法國的戰爭中起到極好的效果。普魯士動員的速度超出法國的預期，並且其軍隊能夠在特定的地點集中力量（與七十年前拿破崙一世的戰略相似），完全壓倒法國的動員。普魯士軍隊有效利用其鐵路網絡，在到達戰區時已經休息充分並做好作戰準備，而法國軍隊則需要行軍一定距離才能到達戰區。經過幾場戰役後（尤其是在斯皮什倫、沃爾特、馬斯拉圖爾和格拉沃洛特），普魯士擊敗法軍主力，並向重要城市梅斯和法國首都巴黎推進。1870年9月1日，他們在色當俘獲拿破崙三世和他麾下的整支軍隊[94]。
皇帝的被俘和法軍的喪失（全軍前往薩爾的一個臨時戰俘營）帶來的恥辱使法國政府陷入混亂；拿破崙的反對者推翻他的政府，宣布第三共和國成立[95]。德意志最高指揮部希望法國主動議和，但新共和國拒絕屈服。普魯士軍隊便合圍巴黎，並將之圍城至一月中旬，此間持續轟炸但無果[96]。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諸侯和軍事指揮官在凡爾賽宮的鏡廳擁威廉為「德意志皇帝」[97]。在此後的《法蘭克福條約》中，法國失去其大部分的傳統德意志領土（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德語區）；根據拿破崙在1807年對於普魯士的要求進行準確計算，以人口為基礎進行賠款[98]；並接受德國對巴黎和法國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管制，「每一期賠款償清時，德國軍隊相應分階段撤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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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戰爭的勝利成為民族主義的最高峰。在1860年代前半段，奧地利和普魯士都試圖為德意志諸國代言；兩國都認為自己能夠在海外支持，在國內保護德意志的利益。在解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上，兩國都證明自己足夠勤勉。1866年在擊敗奧地利之後，普魯士開始在內部樹立權威，為德意志諸國代言，保衛德意志利益，而奧地利則將其注意力愈發轉移至巴爾幹領土。1871年戰勝法國使普魯士在德意志的霸權上升到國際級別。在擁戴威廉成為皇帝之後，普魯士成為新帝國的領導者。在《凡爾賽條約》（1871年2月26日簽署；1871年5月10日於《法蘭克福條約》中批准）中，德意志南方諸國正式併入統一的德國，戰爭也正式結束[100]。雖然俾斯麥在將德意志從一個鬆散邦聯轉為一個聯邦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居領導地位，他卻並不能攬下全部功勞。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合作傳統以及關稅同盟的經濟協作是統一的重要基礎。三月前時期的掙扎、1848年自由派的影響、馮·羅恩的軍事重組和馮·毛奇的戰略才華也在統一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101]。
政治和行政
新的德意志帝國包括25個國家，其中三個是漢薩城市。它實現「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ösung，不包括奧地利），而非「大德意志方案」（Großdeutsche Lösung，將包括奧地利）。雖然軍事勝利能夠提升士氣，但將多個國家統一為一需要的還遠不夠。它還需要對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行為進行重新思考，並且對「我們」和「他們」進行新的定義。誰將是這個新國家的新成員？他們代表着什麼？他們應當以何種方式組織[102]？
德意志帝國雖然時常有君主聯盟支撐，但它嚴格來說是一個國家的聯盟[103]。
| 邦國 | 首都 | |
|---|---|---|
| 王國（Königreich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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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魯士（Preußen） | 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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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伐利亞（Bayern） | 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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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克森（Sachsen） | 德累斯頓 |
|
符騰堡（Württemberg） | 斯圖加特 |
| 大公國（Großherzogtüm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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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登（Baden） | 卡爾斯魯厄 |
|
黑森（Hessen） | 達姆施塔特 |
|
梅克倫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 | 什未林 |
|
|
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 | 新施特雷利茨 |
|
奧爾登堡（Oldenburg） | 奧爾登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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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克森-魏瑪-愛森納赫（Sachsen-Weimar-Eisenach） | 魏瑪 |
| 公國（Herzogtümer） | ||
|
安哈爾特（Anhalt） | 德紹 |
|
布倫瑞克（Braunschweig） | 布倫瑞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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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克森-阿爾滕堡（Sachsen-Altenburg） | 阿爾滕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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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克森-科堡-哥達（Sachsen-Coburg und Gotha） | 科堡 |
|
|
薩克森-邁寧根（Sachsen-Meiningen） | 邁寧根 |
| 親王國（Fürstentümer） | ||
|
利珀（Lippe） | 代特莫爾德 |
|
羅伊斯-格拉（幼系）（Reuss-Gera） | 格拉 |
|
羅伊斯-格賴茨（長系）（Reuss-Greiz） | 格賴茨 |
|
紹姆堡-利泊（Schaumburg-Lippe） | 比克堡 |
|
施瓦茨堡-魯多爾施塔特（Schwarzburg-Rudolstadt） | 魯多爾施塔特 |
|
|
施瓦茨堡-桑德豪森（Schwarzburg-Sondershausen） | 桑德豪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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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爾德克-皮爾蒙特（Waldeck-Pyrmont） | 阿羅爾森 |
| 漢薩自由市（Freie Hansestädte） | ||
|
不來梅（Bremen） | |
|
漢堡（Hamburg） | |
|
呂貝克（Lübeck） | |
| 帝國直轄領（Reichsland） | ||
|
阿爾薩斯-洛林根（Elsass-Lothringen） | 施特拉斯堡 |
1866年的《北德意志邦聯憲法》在一定語義的修改之後便成為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憲法》。通過這一部憲法，新的德國獲得一些民主制的特點：最顯著的是帝國議會，和普魯士議會不同，通過直接和平等的普通選舉（25歲以上的全體男性）給予公民代表權。此外，選舉基本上不受操縱，這為國家的議會帶來一定的自豪感[104]。然而，立法需要經過聯邦議會的批准，該議會由各國代表組成，普魯士對其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由此普魯士對於兩個議會都施加其影響，將行政權力賦予普魯士國王（皇帝），而後者可以任命宰相。宰相只對皇帝負責，並聽命於皇帝。官方上，宰相作為一人內閣，對國家的所有事務負責；而在現實操作中，國務官員（掌管財政、戰爭、外交等事務的官僚）則行使非正式的權力。除1872-1873年及1892-1894年之外，帝國宰相總是普魯士的閣揆。帝國議會有權通過、修改和駁回法案，但卻不能起草法案（起草法案的權力屬於宰相）。其他國家則保留了自己的政府，但小國的軍隊則歸普魯士控制。大國的軍隊（例如巴伐利亞和薩克森）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權，但在經過大規模改革後要與普魯士的軍事原則相協調，並在戰時歸於聯邦控制[105]。
「獨特道路」的假說將德國在20世紀遇到的困難局面歸因於新帝國薄弱的政治、法制和經濟基礎。普魯士精英地主階級容克在統一國家中保有顯著的政治權力。「獨特道路」假說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獲得這種權力，是由於中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都未能取得革命性的突破。現代對於大資產階級在建國過程中地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否定容克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對於政治和經濟的統治這一說。這一觀點體現了漢薩城市商人階級和工業領袖（在萊茵蘭尤其重要）在帝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106]。
對於威廉時期德國不同群體的其他研究也提出新的觀點。雖然容克階級的確控制軍官群體，但他們對於社會、政治和經濟事宜的控制程度卻並不像「獨特道路」理論者們所設想的那般。東部地區的容克權力受到西部地區大資產階級的制衡，這其中包括銀行家、商人、工業家和企業家，以及日益成長的官僚、教師、教授、醫生、律師和科學家等階級[107]。由此，「獨特道路」理論雖然仍然能夠解釋德國在納粹主義之下的經歷，卻無法主導19世紀的中歐研究。學者們開始研究保守的社會政策（例如俾斯麥的政策）如何吸收或利用1840年代的自由主義革命和1860年代及其後的社會主義元素：帝國的政策反映一種對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謹慎而實際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麥的保守觀念與埃德蒙·伯克的古典保守主義相應和：社會的一些特定成員生來更適合領導，並且這些人通常來自地主和金融階層[108]。
政治機制之外：建立國家
如果說瓦爾特堡和哈姆巴赫的集會缺乏憲法和行政綱要，這一問題已經在1867年至1871年之間得到解決。然而德國人發現，宏大的演說、旗幟和熱情的民眾；憲法、政治重組和帝國上層建築；以及1867-68年修訂的關稅同盟，仍然無法完全實現一個「國家」[109]。
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創造民族文化，這時常（雖然並非必須）要通過刻意的國家政策來促成[110]。在新的德意志國家中，一場「文化鬥爭」（1872–78年）在政治、經濟和行政的統一之後試圖修正德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但缺乏成功。它涉及語言、教育和宗教上的鬥爭。對帝國非德意志人口（包括波蘭和丹麥少數族裔）的德意志化政策由語言開始，尤其是德語，強制教育，以及創造標準化大綱，宣揚和頌揚共同的過去。最後，它還涉及新帝國人口的宗教信仰[111]。
對於一些德意志人來說，「國家」的概念並不包括多元化，而天主教信徒則尤其受到了注意；一些德意志人，尤其是俾斯麥，擔心天主教徒與教宗的聯繫會使他們對國家不夠忠誠。作為首相的俾斯麥試圖通過學校、教育和語言政策來限制羅馬天主教及其政黨組織天主教中央黨的影響力，但成效甚微。天主教中央黨在巴伐利亞、南巴登等傳統天主教要地，以及離開農村投入重工業的離散工人聚集的城市區域穩固紮根，並且試圖保護天主教徒乃至其他少數族裔（諸如波蘭人和阿爾薩斯的法國人）的權益[112]。1873年的五月法令將任命和教育教士的權力攬到國家之下，導致神學院大量關張和教士數量的緊缺。1875年的《會眾法》取締了修會，停止了國家對天主教的補助，並將宗教保障的條款從普魯士憲法中剔除[113]。
德意志化的猶太人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中另一弱勢群體。自1870年來，在受到神聖羅馬皇帝約瑟夫二世解放之後，居於前哈布斯堡王朝領地的猶太人獲得在其他德語區無法獲得的經濟和法律待遇：例如他們能夠擁有土地，並且無需居住於猶太人區。他們還能夠進入大學和從事職業。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時期，許多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壁壘遭到推翻。拿破崙下令在法國統治的領土上解放猶太人。富裕的猶太人和法國猶太人一樣，資助沙龍；許多猶太沙龍資助者在法蘭克福和柏林進行重要的集會，德意志知識分子在其中發展自己的共和主義思想。在此後的數十年內，自法國戰敗開始，對於猶太人和基督徒混合的反對限制這些沙龍在知識上的作用。在沙龍之外，猶太人延續德意志化，他們有意地開始使用德意志模式的着裝和言辭，努力融入19世紀的德意志公共領域。在德意志猶太人中的宗教改革運動反映這一狀況[114]。
到統一時，猶太人在德意志的職業、知識和社會生活領域已經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1880年代和1890年代俄國對猶太人的驅逐使德意志公共領域對猶太人的整合狀況變得複雜。成千上萬的俄國猶太人來到北部城市；他們教育水平和資產狀況都較差，其貧困狀況使很多德意志化猶太人感到沮喪。許多與貧困相關的問題（例如疾病、住房擁擠、失業、曠課和拒絕學習德語等）體現他們與日耳曼基督徒乃至本地猶太人的差別[115]。
在建立國家問題上另一大重要元素是書寫偉大過去的故事，這一責任落到德意志民族主義史學家的頭上，諸如自由主義憲政家弗里德里希·達爾曼（1785-1860），其保守派學生海因里希·馮·特賴茨克（1834-1896），以及其他相對不那麼保守的諸如特奧多爾·蒙森（1817-1903）和海因里希·馮·西貝爾（1817-1895）。達爾曼本人在統一前已過世，但他通過為英國和法國革命編史，將這些革命稱作對建立國家具有基礎性作用，為後來的民族主義編史打下基礎；此外達爾曼還認為普魯士是統一的合邏輯選擇[116]。
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的《十九世紀德意志歷史》於1879年出版，其書名有一定歧義：它將普魯士的歷史置於其他德意志國家的歷史之上，並以普魯士註定將領導統一全德意志的口吻講述德語人群的故事。「普魯士神話」將普魯士稱作德意志的救世主；它稱所有德意志人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而完成這一統一是普魯士的使命[117]。據此，普魯士在將德意志諸國統一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只有普魯士能夠保護德意志的自由免於法國或俄國侵犯。它引申至普魯士於1815年在滑鐵盧從拿破崙手中拯救德意志這一事例，創造經濟統一的表象，並在1871年後將德意志統一於一面旗幟之下[118]。書寫國家歷史是民族主義史學家的職責；這意味着回顧國家的歷史，需要塑造的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這一歷史的過程便是一個記憶與遺忘的過程：選擇一些元素來記憶，即是強調，並且無視或是遺忘其他的一些元素和事件[119]。
蒙森對於《日耳曼歷史文獻》的貢獻為對德意志國家進一步的學術研究打下基礎，將「德意志」的概念拓展到普魯士之外。蒙森是一位自由派的教授、史學家和神學家，並被認為是19世紀末學術界的巨人，他於1863-1866年和1873-1879年在普魯士眾議院擔任議員；並於1881-1884年先後為德意志進步黨和民族自由黨擔任帝國議會議員。他反對俾斯麥「文化鬥爭」中的反猶太主義計劃，以及特賴奇克在其《猶太問題研究》（宣揚對猶太人的同化和德意志化）中時常使用的刻薄言辭[120]。
參考文獻
拓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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