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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對大清帝國發動的戰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語：Second Opium War；法語：Seconde guerre de l'opium），又稱英法聯軍之役，發生於西元1856年至1860年（咸豐六年至十年）間，因英國與法國認為清朝未有履行之前《南京條約》中的承諾[3]，在亞羅號事件及廣西西林教案為導火線下，組織英法聯軍入侵清朝中國的戰爭，被認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延續；又被英國人稱為「亞羅號戰爭」（Arrow War）、「英法對華遠征」（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英中戰爭」（Second Anglo-Chinese War）。此次戰爭時是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法國的波拿巴王朝復辟（拿破崙三世）時期、以及中國的清朝咸豐時期。
中英兩國對前訂條約詮釋各執一辭，大清水師登上英艇「亞羅」號搜捕海盜，因而發生衝突，引發英法聯軍之役（1856至1858年），結果兩國於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英國得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國，戰事暫告平息[4]:320。第一任使節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魯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遞國書，但途經大沽突遭炮轟，於是1859年至1860年間，戰火再起；英軍擬保留九龍半島駐防，經英國駐廣州領事白加士爵士與兩廣總督交涉後，獲得九龍半島南端（北至界限街）連同昂船洲之租借權[4]:320。英法使團在試圖前往北京確認批准天津條約時，因武裝護衛進京問題與與清政府產生牴牾，後堅持前進，被僧格林沁將軍所率部隊抓捕，多人受到酷刑，導致英法聯軍隨後報復，攻陷北京並火燒圓明園[5]:148[6]:57[7]:44[8]:72 [9]:259。 北京條約之後，中國的開國已成定局。自此正式淪為半殖民地。而以同治中興為界，列強與中國的關係穩定了下來，繼而改變了對太平天國的中立政策。法國對越南的侵略也更加嚴重。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原以為憑藉中英《南京條約》所規定的通商關系，可以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但是，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居於統治地位，以致洋貨經常滯銷。同時，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急劇增長，也直接排擠了其它工業商品的銷售。英國既想儘量擴大鴉片貿易，又想大量銷售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國增闢商埠，開放長江和內地貿易，減輕洋貨轉輸內地的稅收。當時法蘭西王國（奧爾良王朝）也不滿《黃埔條約》中關於只在通商城市設立天主堂的條款，力圖取得深入中國內地傳教的合法地位。
根據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34條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候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根據《虎門條約》中的一體均沾，英、法、美三國在1854年和1856年兩次提出修約要求，俄國也趁機謀求利益；但四國的修約要求並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許，當時英、法正與俄國進行克里米亞戰爭，無暇東顧中國，「修約」問題也就暫時地擱置起來。[10]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以英、法、薩丁尼亞王國及鄂圖曼帝國等國獲勝和奧地利帝國威脅加入戰爭而告結束，俄國在戰爭中受挫，轉向東方發展。同年，美國聯合英、法兩國，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約」。軟硬兼施，一面揚言「各國條約章程，必求更改，否則恐致生事」，一面又表示願將便於在內河作戰的蒸汽炮艇賣給清朝，幫助清廷對付太平天國。最後，咸豐皇帝態度有所鬆動，同意「擇其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變通一二條」，「以示羈縻」，「大段斷無更改」，拒絕全面「修約」。[11]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東民間反抗活動時有發生，《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官員可以住在城邑，由於當時兩廣總督耆英不遵守條約，令英國人七年來無法進入廣州城。後來1849年履新的廣東巡撫兼五口通商大臣葉名琛更對民間反抗活動採取默認態度，對一切外國的申訴置諸不理。加之新上任的皇帝咸豐極度反外。[3]發生於1856年10月的亞羅號事件，以及1856年的馬神甫事件（即廣西西林教案），成為英、法聯合出兵中國的導火線[12]。
1856年10月8日，廣州發生亞羅號事件。廣東水師在廣州海珠炮台附近碼頭檢查裝有走私貨物的「亞羅」號船，並逮捕了船上十二名有海盜嫌疑的中國船員。英領事巴夏禮稱「亞羅號」曾在香港登記，要求釋放全部被捕水手，為水師官員所拒。巴夏禮向公使包令報告中國水師在該船捕人時，曾扯落船上的英國國旗，有損英國的權利和榮譽，要求廣州當局賠禮道歉、釋放人犯。「亞羅」號是中國人蘇亞成於1854年8月建造。蘇亞成非法弄到一張港英執照，並雇用了一名叫亞羅的外國人在船上工作，便稱「亞羅」船。1855年6月，該船轉賣給另一中國商人方亞明。方又領取了一張自當年9月27日起有效期為一年的港英執照，並雇用一個英國人為船長。[13]該船雇用的水手中隱藏着海盜，憑藉港英執照作掩護，從事鴉片走私和搶劫等活動。廣東水師上船搜捕時，該船執照已經過期。但根據1856年5月29日香港頒布的《船舶註冊條例》第十條，船舶在途未返回母港前註冊執照過期並不會影響其所受到的保護，因此在法理上該船仍為港英籍船舶。而兩廣總督葉名琛則認為逮捕船上海盜，純屬中國內政，英國無權干涉，因此拒絕了巴夏禮的要求。葉名琛謂：「亞羅」船為華人所有，船上並未張英旗，此後中國官兵決不無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華船執照。10月10日，即事件發生的兩天後，葉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禮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會葉名琛：「如不速為彌補，自飭本國水師，將和約缺陷補足。」包令再命巴夏禮抗議，限二十四小時承認其全部條件，否則武力從事。葉名琛對英態度強硬，拒絕承認扯落英國國旗、不賠償、不道歉，只答應放人。[14]此舉令英國方面極為不滿，復以英國企圖修改《南京條約》亦遭清朝拒絕。10月23日，英國海軍上將西馬糜各厘（邁可爾·西摩爾）率軍艦三艘、划艇十餘隻、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向虎門口開進，揭開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序幕。[15]
1856年10月23日，英軍開始行動。英國海軍上將邁可爾·西摩爾率領3艘英艦穿越虎門，葉名琛以為英軍自己會撤，連日去校場看鄉試馬箭，下令廣東水師後撤，亦不准開炮還擊。24日英國軍艦轟擊廣東南郊鳳凰崗砲台，砲台守兵奉令走避，炮旋即被毀。25日英軍連連攻陷海珠砲台以及商館一帶，並佔據城外全部的防禦工事[13]:55，直逼廣州城。26日葉名琛關閉粵海關中斷貿易，調集鄉勇團練製造聲勢[14]:166。27日，英艦炮擊督署，葉名琛「危坐二堂，絕無懼色」。29日，英軍攻入城內，搶掠督署後退出，葉名琛因上香免於被俘，向朝廷奏稱「大捷」，又縱粵民火焚城外各國商館及洋行，一艘自廣州開往香港的英國郵船亦遭劫。1857年1月，英軍焚燒洋行附近民宅數千家，後退出省河。
1857年3月，英國巴麥尊內閣通過一項增加軍費和增援遠東英軍的提案。4月20日，巴麥尊任命原駐加拿大總督額爾金及其弟卜魯斯為正副全權專使，率特別外交使團來華。同時，從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英國殖民地共抽兵二千九百餘人，組成遠征軍，以阿希伯納姆為遠征軍海軍司令，開赴中國。此外，英國照會法、美、俄等國，約其聯合出兵。
另一方面，法國籍神父馬賴於1856年2月29日因違禁深入內地傳教，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捕殺，法國方面極為不滿，要求清廷賠償道歉，但為葉名琛拒絕[16]。法國波拿巴王朝於是聯合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出兵清朝。法皇拿破崙三世任命葛羅男爵為特命全權專使，率領一支法國遠征軍開赴中國，令其遠東印度支那艦隊司令里戈·德熱努依里海軍少將率艦隊配合葛羅的行動。英法欲聯合美國，但美國僅以外交支持。而俄國外交代表以東正教團監護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後來則以調停人面目出現，藉機漁利。
1857年9月英法聯軍抵達廣東洋面。11月，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美使列衛廉與俄使普提雅廷齊集香港。12月12日，英、法公使額爾金、葛羅分別對葉名琛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入城、修約和賠款，並限十日內答覆。葉名琛因誤信派往香港的探子傳來的錯誤情報，以為「克里米亞戰爭俄國勝利、英軍鎮壓印度土兵失利、法國在中英衝突中保持中立」，認為英國技窮意在求和、只是虛張聲勢，未予重視。在發出最後通牒的同時，英法聯軍艦隊攻打虎門口。因未遭廣東水師的任何攔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內河，兵臨廣州城下。15日，英法數十艘艦船集結於珠江主航道上，炮擊廣州城。海軍陸戰隊迅速登陸，為攻打廣州城奪取立足點。20日，聯軍艦隊進泊廣州城五仙門外的珠江水面。額爾金和葛羅分乘炮艇從香港趕到。次日與兩國海軍司令在法艦上召開作戰會議，決定於24日正午再次照會葉名琛，限其在48小時內交出廣州城，並將軍隊全部撤到城外三十里，否則武力從事。27日晚，聯軍工兵連、爆破連占領二沙尾，攻城跡象明顯。時葉名琛正在督署為自己舉辦壽宴，葉迷信扶乩，宣稱：「乩語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後便可無事……」此時距聯軍最後通牒僅距一天。28日英法聯軍攻擊廣州，次日攻入廣州城內，清軍與聯軍巷戰。30日，廣東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率清軍退出城外，廣州為英法聯軍占領。
1858年1月5日，兩廣總督葉名琛為聯軍俘虜，被押往印度加爾各答，次年在囚禁中絕食而死。1月9日英法聯軍宣布與剛被復職的廣東巡撫柏貴（實際為傀儡）共同治理廣州，並於2月11日自行解除封鎖和恢復廣州的對外貿易，廣州便一直由英法聯軍控制直到戰爭結束[17]。
1858年3月，四國公使同往上海。兩江總督何桂清要求他們返回廣東。而四國公使決定集結軍艦，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達白河口。4月24日，再照會北京，限六日內派全權大臣談判。直隸總督譚廷襄斡旋拖延。同年4月英法聯軍北上攻打大沽口（位於今天津市濱海新區）。
1857年12月廣州被攻陷後，英法軍意圖繼續北進，強迫清朝簽訂條約。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於3月底以前派全權代表到上海舉行談判，否則，即向白河口進發。3月底清廷拒絕了四國的要求，四國公使決計率領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分批北上大沽口。
1858年4月，英法軍艦載有2600多人抵達大沽口（天津市濱海新區）。5月20日聯軍以6艘砲艇掩護陸戰隊近千人向砲台側面登陸，清軍發砲反擊，殺傷近百聯軍士兵。直隸總督譚廷襄卻棄守逃亡，砲台守軍孤立無援，清軍約300多人戰死，南北砲台陸續被聯軍攻佔。5月26日聯軍沿河到達天津城。[18]。在英、法、美、俄公使的要求下，清朝於5月28日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赴天津議和。談判期間，美、俄公使扮演「調停者」的角色，搶在英、法之前，與清廷分別於6月13日和6月18日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在中俄《天津條約》簽訂以前半個月，黑龍江將軍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脅下，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6月26日和6月27日，清朝與英法兩國分別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公使常駐北京；增開牛莊、登州、台灣、淡水、潮州、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擴大領事裁判權；對英賠款四百萬兩，對法賠款二百萬兩；修改稅則等等。條約規定第二年在北京換約。條約簽定後聯軍於1858年7月陸續南撤。經過第一次大沽口戰役後，僧格林沁奉命加強防務，修復戰後的砲台。[15]
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國公使到達大沽口外，新任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和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奉命進京換約。清政府要求英法公使往北方北塘登陸，並由清軍保護到北京換約，經天津去北京，且隨行人員不得超過二十人，但遭到拒絕。英法代表堅持按照原定計畫，分乘部分武裝護衛艦船再度抵達天津北河口，前往北京互換條約批准書。堅持武裝進京的英、法軍隊在途經大沽炮口之時，遭到了清軍的大炮開火攻擊。雙方不久便展開戰爭。1859年6月25日，英法聯軍發兵進攻大沽口，英海軍司令賀布親自帶領12艘軍艦從攔沙江開往海口，下午3時賀布下令攻擊砲台，清守軍也開始發砲反擊，火力充分發揮下，過不久多艘英法軍艦遭受損傷，賀布本人也受傷。下午4時有4艘聯軍軍艦被擊沉，過了一小時後賀布下令從海口南岸強行登陸，試圖派出海軍陸戰隊從陸上攻占炮台，但是英法海軍陸戰隊登陸後不久就陷入河邊淺灘的淤泥中步履維艱，淪為清軍大炮轟擊的活靶，死傷枕籍。同時英法聯軍也遭到清守軍及從新河來增援的騎兵攻擊，到了晚上聯軍再繼續進攻，但又有死傷。遭遇戰持續了幾個小時，英法聯軍死傷432人，四艘淺水炮艦被擊沉，一艘重傷[19]。經過一晝夜激戰，聯軍遭到慘敗，陸續離開大沽口，向南撤退到杭州灣。這也是鴉片戰爭以來，清軍第一次的勝利[20]。
1859年9月，聯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倫敦，輿論大嘩。英政府舉行了四次緊急內閣會議，在巴麥尊的策劃下，決定再次擴大戰爭。同倫敦一樣，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戰爭狂熱。經過協商，決定繼續聯合出兵中國。11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次任命額爾金、葛羅為特命全權代表，以陸軍中將格蘭特、陸軍中將孟托班為聯軍總司令，率英軍約一萬八千人和法軍約七千人組成一支新的遠征軍，開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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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克靈頓中將從印度加爾各答到香港新任陸軍司令，3月18日指揮英軍第44團特遣隊強佔尖沙嘴一帶，5月19日撤離九龍半島[21]:13。
1860年春，格蘭特、孟托班分別率英、法艦隊駛達上海集結，隨後即開始第三次北上。4月21日，聯軍占領定海舟山。5月27日，英軍占領大連，6月8日，法軍占領煙臺，封鎖渤海灣。7月19日，聯軍完成攻擊大沽口最後作戰準備，7月26日，英、法艦隊於渤海灣會齊後，向北塘方向開進。7月29日，英法援軍大舉來襲，自北塘登陸，迂迴攻擊大沽口炮台。在大沽口擊敗清軍後，北上占領天津。8月23日清朝派欽差大臣桂良、恆祺與聯軍代表額爾金在天津議和，由於駐軍北京問題導致議和失敗。恆祺離開天津後，天津全部清政府官員四散撤離，天津由中國大商人代為管理[22]。
9月2日，清政府再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到通州南張家灣議和。英法提出停戰的主要條件為賠償軍費，先付給兩國現款各三四百萬兩；撤走通州守軍，兩國公使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由巴夏禮隨帶數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闢天津為通商口岸，立即開市貿易等。咸豐帝感到停戰條件過於苛刻，認為公使進京「擁兵而來，顯懷莫測」，因而諭令桂良等「莫顧決裂」，拒絕英法所提要求。[23]
9月6日，咸豐帝下達對英國與法國的宣戰上諭，硃諭軍機處和王大臣綿愉、載垣、端華、肅順等；「嚴飭統兵大臣，整頓師律（旅），調集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24]9月10日，聯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進。咸豐帝得悉英、法公使堅欲帶兵徑赴通州的消息，「決戰」的決心又開始動搖，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取代桂良等為欽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同英法繼續談判，企圖挽回「撫局」。雙方在通州進行會談，巴夏禮除堅持原先提出的條件外，又增加了互換和約時須面見皇帝親遞國書，以及將張家灣的清軍全部撤退等要求。由於雙方爭執不下，談判於17日徹底破裂。巴夏禮隨後乘馬離去。僧格林沁隨後截獲巴夏禮、羅亨利和士兵等39人（26位英國人，13位法國人）[25]。這39人中以英法外交官員為主，也包含僕人、護衛、以及一名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在被僧格林沁抓捕以後，其中大多數人遭到酷刑，最後半數死亡；這成為隨後導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的一個重要因素[6]:57 [7]:44 [8]:72 [9]:259。
9月18日，聯軍先頭部隊自河西務越過馬頭，推進到張家灣附近。咸豐帝再次下諭與英法決戰。僧格林沁率馬步軍在通州列陣以待。與此同時，聯軍先頭部隊與清軍在張家灣交戰，清軍敗退至八里橋。隨後英法聯軍與華北地區清軍主力，包括科爾沁部僧格林沁野戰騎兵、八旗察哈爾、索倫部、甘肅陝西調來的漢軍八旗及綠營、京津地區八旗綠營[22]在通州八里橋決戰。結果清軍大敗，僧格林沁部全軍覆沒，勝保戰鬥中重傷撤退。隨後咸豐帝及皇后宮廷貴妃等人以北狩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莊。
9月22日，恭親王奕訢告知英法聯軍，他受命為全權欽差大臣，要求英法停火談判。 次日，英法聯軍回答，必須釋放巴夏禮等談判人員，才停止進軍。 恭親王謊稱，所有俘虜都平安，但要等到和議達成後才能釋放他們。 兩天後，聯軍總司令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說，若三天內放還全部談判人員並接受聯軍的條件，就停止進攻，否則一定要奪取北京，奕訢當時沒有答覆。
9月30日，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在城外安營紮寨。聯軍約在此時開始擄掠址在城外的圓明園，一位軍官回憶稱像「一個男孩置身於糖果店，被告知想拿什麼都可以拿」。全軍上下參與搶劫，軍紀蕩然，英指揮官雖難堪，但不願落後於完全沒有約束的法軍，下令所有英國官兵上繳贓物，統一拍賣後均分。[26][7]:44
10月5日，聯軍休息整頓後，準備攻城。此時，朝廷的文武百官和有錢人大都逃離京城，全城陷入潰兵和流氓肆意燒殺搶掠的無政府狀態。[27]
10月13日，北京打開城門，向聯軍投降。
從十月八日至十六日，恭親王先釋放巴夏禮等人，然後陸續釋放其他人，最初總共被扣留的有39人，活著回來的只有18人，有21人被虐待致死，有些人的屍體腐爛得認不樣來，還有些人根本找不到屍體。[25]隨行牧師莫吉（R.J.L.M. Ghee）報告
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讓人憐憫的情景了……他們幾乎不能走路，拖著雙腿向前挪動。 他們的手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放在胸前，這還能叫手嗎？ 都已經被扭曲得變了形，有的手腕上的傷口已經潰爛，有的手上被繩索捆綁造成的腫脹還沒有消下去，有的手就像鳥爪子一樣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經壞死萎縮了，人們還了解到，他們身體的畸殘狀況，是由於手腳被浸溼的繩子緊緊捆在一起而造成的。這些俘虜就這樣被捆綁著，任憑風吹日曬雨淋，而且長時間內得不到和水。由於四肢的血液循環被截斷，肌肉腫脹潰爛，傷口化膿，生滿了蛆。這些倖存者的證言全部或部分的發表在英國議會文件或戰爭記載裡，它們表明所有的死者，都是由於這種虐待的結果。[28]
而第八代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得知之前被清軍擄去的英國外交人員被清軍虐待至死後，改為縱容士兵早就開始的搶劫行為，並在搶劫完畢後下令英軍焚毀圓明園作為報復。這一決定固然野蠻，其細節過程亦往往被中國歷史記載所忽略。[28]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從天津攻入北京；在英國、法國軍事和外交壓力下，恭親王奕訢完全接受要求，於10月23日簽訂中英《續增條約》（即中英《北京條約》）和交換中英《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正式換約前夕，英國提出在《北京條約》中增加三條，其中一條就是「廣東九龍司地方併歸英屬香港界內」；該條約第六款規定：「……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併歸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按此，英國強佔新安縣九龍司部分領土，即現在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土地（包括昂船洲在內）[21]:14。1860年，戰爭結束，訂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予英國[4]:320。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聯軍接近北京北郊，6日，英法聯軍士兵開始搶劫西北區的京郊皇家園林圓明園中的清漪園（萬壽山）、靜明園（玉泉山），搶得部分贓物公開拍賣，其餘大部分歸於私有，英女王維多利亞和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亦各得一份。8日，此前被俘虜的巴夏禮等人獲釋。13日，英法聯軍從安定門攻入北京，此為西方軍隊首次占領中國首都。在圓明園，額爾金因被俘虜的39名來使中死亡20名，下令焚燒圓明園報復。英法聯軍再度搶掠，徒手搬運，無法搬走的如瓷器和銅器就地打碎，據保守估計被毀物總值300萬鎊。戰利品方面，有隻北京狗被發現後，由一名英國軍官帶回英國獻給維多利亞女王，並被女王取名為「Looty」（掠奪來的小東西）；而聯軍更是在一間馬車房裡發現了，一七九三年出使中國的馬戛爾尼代表英王喬治三世，送給咸豐帝的曾祖父乾隆帝的禮物，如全尺寸的英國製禮車、天文與科學儀器、兩門英國十二磅榴彈炮，以及數箱彈藥，而這些禮物全都原封不動的被存放在此處 [29]。 10月17日，額爾金及格蘭特照會恭親王，英方要求賠付因「監禁凌虐」而死人員銀30萬兩，並拆毀圓明園宮殿。法使要求恤銀20萬兩，給還各省天主教堂及傳教士墳墓。限定：「10月20日照復，10月22日給銀，10月23日畫押換約」。10月18日，聯軍開始縱火。煙霧瀰漫，連燒三天三夜。[25]
10月16日，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進京。
1860年10月初，英法聯軍洗劫了圓明園[22]。第八代額爾金伯爵得知英國談判代表的遭遇，令英國第一步兵師的官兵放火燒毀圓明園，以教訓咸豐帝。[30][31]大火持續了兩天，300多名太監和宮女葬身火海。聯軍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50天，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暢春園等均被付之一炬。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對此給予強烈譴責，認為此事為「兩個強盜的勝利」[32]。事後英軍貼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罪，即不能逃脫其應有之責任與刑罰。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33]
同時，俄國公使伊格那提也夫應恭親王奕訢之請致書葛羅，正式調停。
而事前英法兩國提出的懲罰方式迥異。英國統帥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的意見是:「這些可憐的俘虜是在圓明園內受虐待，必須將這個園子夷為平地。」法國公使葛羅則認為，圓明園沒有設防，嚴格說來非交戰區，若燒圓明園，不如「直接燒掉紫禁城，這才是對皇帝最好的懲罰。」詹姆斯·布魯斯反駁說：「若燒紫禁城，火勢很容易蔓廷到全北京城，受害的將是北京的無辜百姓，這些被皇帝拋棄的百姓欲迎聯軍進城，聯軍承諾過給他們安全保障。」
由於英軍是主力，英國的意見占了上風。為了說服法國，詹姆斯·布魯斯特別撰文闡述其理由
第一，被囚諸人，手足縛系，三日不進飲食，其受如斯野蠻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對於清國政府國際公法之殘酷行為，不予以久遠之印象，英國國民必為之不滿若現即與之媾和，訂約撤兵而退，清國必以吾國人民為可以任意捕殺無忌，在此點上必須警醒其迷夢也。皇帝避暑行宮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損失，在一月內即可恢復原狀，圓明園宮之為要地，人所共知。毀之所以予清國以打擊，造成慘局者為此輩(咸豐帝)而非國民，故此舉可謂為嚴創清國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28]
1860年10月20日，清朝礙於劣勢，皆接受英法所提之一切要求。10月23日，額爾金、葛羅又要求增加續定條約內容，清朝均予以接受。英法聯軍與奕訢[22]，除了完成《天津條約》的換約外，加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以為《天津條約》的補充。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於10月24日和25日簽訂完畢。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批准書亦同時互換。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有：
（一）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二）辟天津為商埠；（三）准許外國人在中國招聘人口出洋做苦工； （四）割讓廣東新安縣（今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九龍司）給英國；（五）交還以前沒收的天主教堂，法國傳教士在內地任意各省租買土地，建築教堂；（六）賠償英、法的軍費各增加到八百萬兩。
1860年10月28日，咸豐帝批准《北京條約》，並命恭親王等即轉告俄公使，綏芬、烏蘇里等處均照奇咭闊屯之例，借與居住。和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於11月9日先後將軍隊撤出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結束。[15]
1856年，趁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俄國派普提雅廷為公使，與清政府談判邊界問題。1858年5月，俄國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之際，以武力強迫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中俄《璦琿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國，並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作中俄「共管」。但清政府拒絕予以批准並處分了奕山。另一方面，俄國伺機介入調停，普提雅廷先於英法美三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開始撤離北京。俄國新任駐華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調停有功」為由，提出了新的領土要求。14日，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承認了此前一直拒絕批准的《璦琿條約》，並將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亦劃歸俄國；增開喀什噶爾為商埠，並在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館。同時，俄國還將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邊界走向強加給中國。1864年，俄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土地。
戰後，大英帝國為了表揚軍功，對於參戰的海軍與陸軍人員授與了第二次中國戰爭勳章。勳扣有六種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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