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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軍八旗（滿語：ᡠᠵᡝ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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ᡤᡡᠰᠠ，穆麟德轉寫：ujen coohai gūsa[參2]或 滿語：ᡠᠵᡝᠨ
ᠴᠣᠣᡥᠠ，穆麟德轉寫：ujen cooha[註2]，烏真超哈[參4]），本稱八旗漢軍[註3]，簡稱漢軍[註4]，旗下之人稱漢軍、漢軍人或漢軍旗人，外八旗旗分的一種，是清代八旗制度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參7]。
漢軍八旗的前身主要為早期滿洲八旗中的漢族人丁，起初地位不高。在崇德年間，因鑄造和使用火炮的能力而被清太宗皇太極獨立編旗，開始在八旗中扮演「炮兵部隊」的角色。除火炮技能外，漢軍八旗在入關後在熟悉地形、收集情報、招降納叛等方面也有先天優勢，因此成為了清朝問鼎中原的急先鋒[參8]。清朝中期，隨着八旗人口的不斷增長，生計問題開始凸顯，清廷遂強令資歷最淺的、入關後歸附清廷的漢軍旗人脫離八旗組織以緩解旗內生存壓力，只有入關前歸附的遼東「陳漢軍」獲得了保留。至清中後期，八旗族裔界限消逝，漢軍旗人也被滿洲影響、同化。
漢軍八旗的主要來源是明末主動歸附或在之後的戰爭中被後金及其後身清朝俘獲於遼東的人丁[參9]，以漢人為主，也有少部分漢化女真人和曾入明為官的蒙古人等等[參10]，起初均編隸於滿洲八旗之下[參11]。由於清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對漢人的種種苛政，起初的地位並不高。清太宗皇太極繼位後，便力圖改變這種狀況，漢軍的始建就是體現之一[參12]。
天聰五年（1631年）以前，後金軍中尚無大炮，攻城時難免會受到很大阻礙。於是在該年，皇太極因永平之戰俘獲的王天相會造炮，命其鑄造紅衣炮，並始編漢軍一旗，旗纛為青色，由額駙佟養性率領這支「重兵」[參4]。漢軍之所以在滿語中被稱為「重兵」也正是由於歸降漢人鑄造、掌管火炮而得名，因此可知漢軍創製之初扮演着八旗軍隊中「重炮兵部隊」的角色[參4][參3]，火炮對於後金軍隊的重要性也使得漢軍地位獲得了提高[參4]。
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漢軍擴建為二旗，旗纛仍為青色。兩年後（1639年）再增至四旗，旗纛為純青鑲黃、純青鑲白、純青鑲紅和純青色。不過，無論是漢軍一旗、二旗還是四旗時期，旗下人丁的本籍均屬滿洲旗分之下，當時漢軍的旗色只是為了對兵種加以區分[參13]。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由於清朝取得松錦大戰的勝利，將此戰降人和之前大凌河降人編立佐領，與原先的漢人佐領一同組建漢軍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相同，至此漢軍開始擁有獨立的旗籍[參14]。
漢軍八旗是促成清朝征服中原的關鍵性角色。尤其是在清軍入關之後，對中原的地形和敵情的了解方面，漢軍要相較滿洲更為熟悉[參8]。而且面對着上百萬的抗清武裝力量，漢軍越來越顯示出比滿洲八旗更強悍的戰鬥力，使得他們成為了清朝入關後南征西討的先鋒。尤其是在攻城和南方多山地帶，滿洲騎兵不得施展，漢軍便成了清朝征服這類地區的主力部隊[參8]。
漢軍還牽制着新附漢人所組成的武裝力量——綠營[參8]。清軍入關後，民族矛盾加劇，若使滿洲人直接控制新附漢人往往難以達到目的，有時甚至降而復叛，因此清朝統治者或委派漢軍軍官統領綠營；或將前明歸降軍官編入漢軍，並令其率領原部參戰[參8]。以漢軍來維繫對綠營的統領既達到了控制之效，又可收征戰之功，使得綠營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參8]。
更能明確表現漢軍八旗的作用莫過於對漢軍人才的直接任用，這些人在清軍南征的時候，對於瓦解抵抗勢力的意志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以期讓抗清勢力認識到歸降清朝也有可能像漢軍一樣獲得重用[參15]。比如，編入漢軍鑲黃旗的前明降臣、大學士洪承疇在華南地區的經略就使得一度膠著的西南方面戰機逐漸逆轉[參15]。另外，隨着清朝兵鋒向南延伸，滿洲八旗的兵力越發捉襟見肘，於是漢軍也成為了駐防八旗的重要部分之一。漢軍在關內地區一般和滿洲、蒙古八旗混合駐防，三藩削平後，漢軍又進駐福建、廣東沿海各省[參15]。
清朝占領關內以後，漢軍八旗又對局勢的穩定起到了一個重要的作用，他們幫助滿洲統治者適應中國國情，因地制宜，繼承明制[參16]。其中范文程、寧完我、張存仁、洪承疇等幾乎以「特別顧問」的身份影響着皇帝和大批滿洲貴族。在大政方針上，除涉及滿洲貴族的特權問題外，其他方面諸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係上均能夠有所提議，並被採納[參16]。另外，由於急需說漢語之官員對內地進行治理，曾一度設置漢軍專缺破例進行遴選，一時間各地總督、巡撫多為漢軍出身[參17]。在這一時期，民族矛盾仍然尖銳，並非照搬明制就能夠直接解決，所以漢軍對清朝統治者的輔佐成為了滿洲和漢人中間的一個緩衝點[參18]。漢軍在二者中間找尋出一條既不冒犯滿洲貴族特權，又將政策調節到漢人可以容忍的底線[參18]，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沒有漢軍八旗的從龍輔佐，清朝統治者未必能夠奪取中原地區，並建立穩固統治[參18]。隨着清朝政局的逐漸穩定，滿洲統治者經驗的逐漸豐富，漢軍的作用才開始降低[參18]。
漢軍八旗因戰功封有很多知名世家，如李永芳、范文程、佟養性、石廷柱、尚可喜、耿仲明、沈志祥、張大猷、鮑承先、祖大壽、馬光遠、蔡士英、孫得功、王世選、左夢庚、施琅等家族。有「尚、耿、石、李、佟、祖、蔡、王」八家為「漢軍八大姓」一說[參19]。雖然漢軍在外八旗中通常被認為地位次於滿洲、蒙古八旗，是整體地位最低的[參12][參20]，尤其是清朝中期漢軍專缺裁撤後，漢軍出仕只能遞補漢缺，但漢軍世家的待遇還是很高，世家子弟在某些情況下可因功勳家族出身而享受破格補滿缺入仕的優待[參21]。
康熙末年，由於八旗人丁的滋生，生計問題開始突顯。清朝統治者對此的解決方式之一，便是強令資歷較淺的漢軍脫離八旗組織[參22]。這批人由於來源複雜、並仍然保留着強烈的漢族風俗而一直被清朝統治者另眼相待[參23]。乾隆七年（1742年），清高宗正式下令這批漢軍出旗，除「從龍入關」的遼東漢軍（俗稱陳漢軍）不在出旗之列外，漢軍八旗組織中的其餘部分，如入關後歸附者、原屬於三藩所部者等等皆在出旗之列，因此所謂的「漢軍出旗」實際上是新漢軍被強令脫離八旗組織[參24]。雍正元年（1723年），漢軍與漢人家奴壯丁共計44萬餘人，約占當時八旗人丁總額的72%。至出旗後嘉慶元年（1796年）的再度統計，已降至總人口的43%，可見漢軍出旗之規模是巨大的[參25]。
新漢軍出旗後，留在八旗之內的已基本是陳漢軍後裔，他們早在清初就已滿化，從滿俗說滿語，來華法國傳教士白晉在其著作《康熙大帝》中將他們稱作「韃靼化的漢人」[參26]。乾隆末年，由清朝官方編纂的《國史列傳》中更將漢軍名人列入《滿名臣傳》之中[參27]。至清末，旗內滿洲、蒙古、漢軍之界限更是早已消逝[參28]，旗人群體產生了共同的心理狀態[參29]。故而在民國之後，漢軍後裔大都選擇認同滿族[參30]，已不被漢人看作是同胞[參30]。若以古推今、因其祖先來源於漢人而稱其為漢族人的話，可能會招致對方的不悅[參31]。漢軍後裔認同滿族者以平南王尚可喜之裔較為知名，在清朝時期尚氏家族曾用滿姓沙格達氏[參32]，近年來還有媒體報道過尚氏後人並提及其滿族身份[參33]。此外，清代曾隸屬於滿洲正白旗的明朝開國元勛常遇春九世孫常朗後裔也認同滿族[參34]。
八旗制度中包衣組織的旗鼓佐領有時在一些文獻中也稱「漢軍」，如包衣漢軍、旗鼓漢軍、內務府漢軍等，或直接簡稱漢軍[參35]，但實際上旗鼓佐領是滿洲旗分下的包衣組織，並不是漢軍八旗的一部分[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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