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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保羅·托馬斯·曼（德語：Paul Thomas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 德國作家，192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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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托馬斯·曼生於德國呂貝克，是商人托馬斯·約翰·亨利希·曼的兒子，亨利希·曼（1871年生）的弟弟。他的母親朱莉亞·曼（娘家姓氏席爾瓦－布翁斯）有一半的巴西血統。除了海因里希和托馬斯外，她還生育了朱莉亞（1877年生），克拉（1881年生）和維克多（1890年生）。這樣的家庭百般具備——正如托馬斯·曼多年後描述的那樣，他的童年時光「幸福且受關注」。
他的父親1891年死於在當時屬於無藥之症的膀胱癌。在他的遺囑中他決定變賣他的公司和他們在呂貝克（德國北部城市，位於漢堡附近）的住房。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依靠賣得款項的利息來支付日常花銷。
儘管青少年時代的托馬斯·曼並非是一個缺乏天賦的孩子，但是，他對於學校的課程表現地毫無興趣。他更願意致力於發展其由來已久的對於寫作的愛好，並以散文隨筆和作文的形式參與其與他人共同編輯出版的雜誌《春天風暴》。在一封保存下來的1889年的信中，當時只有14歲的托馬斯·曼在信的末尾屬名「托馬斯·曼，抒情戲劇詩人」。這反映了托馬斯·曼對於自己將來當作家這件事是很認真的。1894年，出於對卡塔麗諾依姆中學的反感和厭惡，他在完成了中學第七年課程後離開了那裡，並遷居慕尼黑。他的母親和兄弟姐妹已經先於他一年搬到那裡定居。
托馬斯·曼的父親去世後，孩子們被指定了一位監護人。這位監護人認為，托馬斯·曼離開學校後應該選擇一個正當的職業。托馬斯·曼順從了這一意願，並且在此之後任職於一家火災保險公司。在辦公桌前的工作對於托馬斯·曼來說極其無聊和不具挑戰。一則關於他的軼事至今仍無爭議。是說，在他謄寫清單時偷偷從事寫作。托馬斯·曼的處女作是於1894年發表的一篇題目簡潔的短篇小說《墮落》。這篇小說發表於一本名為《社會》的雜誌並受到好評。
1895年，托馬斯·曼放棄了在火災保險公司的工作，開始在慕尼黑應用技術大學學習。最初，他心裡想着的是選擇從事記者這一職業。中學時期的毫無目標，依然在他大學學習期間延續。當1896年托馬斯·曼年滿21歲時成年時，他有資格從父親所遺留下來的財產中獲得每個月160到180馬克的零花錢。這樣，他就有了足夠的收入。托馬斯·曼決定從那些被動的教學活動中把自己解脫出來，成為一名自由作家。
和亨利希一起去意大利的想法一經產生，就很快付諸於行動。目標是羅馬。1897年，兄弟二人在位於羅馬東面的小城Palestrina租住了一套房子。托馬斯·曼在這一時期創作了幾部中篇小說，其中包括《矮個子弗里德曼先生》。並且開始了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創作。
托馬斯·曼曾為某組織的一份名為「20世紀——為德國的生活方式和全民福祉所辦的報紙（Das Zwanzigste Jahrhundert – Blätter für die deutsche Art und Wohlfahrt）」的刊物做過一些零星的工作。哥哥亨利希有一段時間也任該刊物的編輯。但很快，托馬斯·曼就放棄了這份工作。充斥該報刊的種族主義基調，以及刊物中所包含的反猶太主義色彩，很不適合將其介紹給讀者。過後，兩兄弟也不願意讓人談及這一段往事。取而代之是，托馬斯·曼於1898年在諷刺類刊物「最簡單（Simplicissimus）」編輯部工作了一年。
1901年，托馬斯·曼的第一部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一個家族的衰落》出版了。小說一經發行馬上就在讀者和文學評論界引起了積極的反響和共鳴。然而，很快在呂貝克就傳開了，小說當中的大家族以及所提及的人物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城裡的真人真事。小說出版不久，就流傳出了一份名單，泄露了小說中所對應的現實中的人物。曾有一家呂貝克的當地書店因為備有可出借的小說人物解密名單而顧客盈門。
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是托馬斯·曼創作的有極大影響的作品之一。28年後，就是由於這本書的創作，瑞典學院授予了托馬斯·曼諾貝爾文學獎。
1903年，兄弟亨利希和托馬斯·曼間產生了不和的跡象。托馬斯·曼感到，哥哥亨利希不認可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作為還擊，托馬斯·曼貶低亨利希的作品「即無聊又無恥」。儘管兩人沒有斷交，在之後的幾年裡也有和好的嘗試，不過在關於藝術在文學中角色的公開討論中，兩人儘量避免衝突。
1904年，托馬斯·曼認識了卡特琳娜（更為熟悉的名字是卡提亞）並向她求婚。這件事令人十分吃驚。托馬斯·曼在此之前並沒有跟女性有過親密往來，更不要說像他哥哥那樣有過「風流韻事」了。關於自己的性傾向問題，托馬斯·曼雖然從來沒有明說，不過也沒有隱藏。是他自己決定要過一種當時普遍認可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對「少年」和同性關係的傾慕流露在作者的筆記和眾多文學作品中，如《布登勃洛克家族》（Hanno/Kai Graf Mölln），《Tonio Kröger》（Tonio Kröger/Hans Hansen）和《威尼斯之死》。
在托馬斯·曼長期不懈的追求和求婚之後，直到1905年2月11日，卡提亞才終於與托馬斯曼結婚。婚後他們前後有了6個孩子：女兒Erika（1905年），兒子Klaus（1906年），兒子Golo（1909年），女兒Monika（1910年），女兒Elisabeth（1918年），兒子Michael（1919年）。其中次子戈洛·曼是一名史學家與哲學家。
1912年醫生懷疑卡提亞患了肺結核，必須在瑞士達沃斯的一家結核病療養院長期療養。托馬斯·曼在療養院看望了妻子。療養院的氣氛，卡提亞對醫院病人的描述和作者自己在醫院的印象賦予作者以靈感，使他創作了《魔山》（1913年—1924年，1915年曾中斷）。
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有不少文學家很支持。在給哥哥亨利希·曼的信中他寫道：
「我必須對物質生活方面的大變動做好準備。如果戰爭再繼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我真的會，如人們所說得那樣，被徹底「毀」了的。」然後他又寫道：「以上帝的名義！難道我要反對這些由大事件帶來的特別是精神上的大變革嗎？難道人們不要心懷感激，被允許經歷這種難以預料的大事情嗎？」
托馬斯曼認為戰爭原則上是必要的。戰爭可以摧毀世界上「最可惡的警察國家」——沙皇俄國。
在他的《戰爭中的思考》一文中他為有軍國主義傾向的同行辯護。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赫爾曼·黑塞，和羅曼·羅蘭，都反對戰爭。此時的托馬斯·曼跟他哥哥斷絕了往來。
1922年6月24日，外交部部長瓦爾特·拉特瑙遇刺身亡。該事件促使托馬斯·曼更加堅定地公開支持共和制和它的價值觀。在「關於德意志共和國」的講話中他第一次表明了他的警示者和新制度支持者的身份。他認為，民主與人文主義是統一的。如果人們要遵循人文主義，就要學會人與人之間民主地相處。
1924年，托馬斯·曼出版了長篇小說《魔山》。小說立即大獲成功。之後又出版了《無秩序和早先的痛苦》和《關於婚姻》。1925年作家着手創作《約瑟夫四部曲》。小說的原型是那些非常令托馬斯曼着迷的年輕人。1927年，托馬斯曼認識了他孩子好友，17歲的Klaus Heuser。對於Klaus Heuser，作家這樣描述：「他是我作為一個人所能體會到的最後的激情。」約瑟夫身上或許就帶有他的影子吧。
托馬斯·曼，作為德國文學界的一顆明星，作為普魯士藝術學院「詩歌部」的最早成員，也努力改善文學的聲譽。特別是他反對當時限制作家創作自由的「反骯髒無品味法」。在漫畫「詩歌院在工作中」，托馬斯·曼被醜化為抄襲者，剽竊格哈特·霍普特曼作品中的某些成分。漫畫展示了托馬斯·曼是如何拿着紙和筆站在這位自然主義作家身後越過他的肩膀看他創作的。
1929年，托馬斯·曼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對此，他自己並不感到吃驚。幾年前人們就猜他會得獎，他本人更是於1927年就期盼該獎了。1929年11月12日下午，好消息終於從斯德哥爾摩傳到了托馬斯曼那裡。托馬斯曼並不很高興，因為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幾乎只考慮了他的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這主要是因為委員會中的關鍵人物，瑞典文學家弗雷德里克·博奇，不但不讚賞《魔山》，還在幾篇評論文章中痛批了一番。獎金數額達20萬馬克，比今天的50萬歐元還多。其中一部分被用來償還由兩個孩子Erika和Klaus的多國旅行所造成的高額債務。Klaus Mann曾說，「我們雖然沒得到錢，但此事卻令我們很高興」。一部分用來支付託馬斯曼的房子。又購置了兩輛車，一輛敞篷別克，一輛是Horch（奧迪的前身）。在斯德哥爾摩就有記者提醒托馬斯曼一家把錢「留在外面」，他們雖然沒理解為什麼，但還是將一大部分留在了瑞士。當他們1933年離開德國時，托馬斯曼失去了大部分不動財產。
在1919年1月19號德國的人民代表委員會的選舉上，也就是魏瑪共和國的開端，托馬斯·曼保留了他的一票，然而他卻跟他兄弟一樣，屬於在Aufruf gegen den Unmut上簽下名的顯要人士之一，在這份文件中，人民被勸告貢獻他們的力量給這個共和政體。
雖然在這裡人們因簽名連署而結合起來，這對兄弟卻直到1922年才因亨利希的一場重病而和解，這場病使托馬斯·曼回想起兄弟之間的關係比他們之前所討論的財產分配還重要。
在1930年9月的議會大選中納粹分子的得票率增長驚人。托馬斯·曼跟其他納粹黨的懷疑者們一樣以不信任的眼光關注着這支政治勢力的發展，決定發表講話「呼籲理智」。這次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的講話被稱為「德意志致詞」而載入史冊。在多數由社會民主黨和共和黨成員組成的聽眾中混入了不少納粹分子，他們企圖吵鬧擾亂會場但沒有得逞。托馬斯·曼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
他質問，是否這就是德意志，是否「納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種低級的，純種的，思想單純的，腳後跟行軍中啪啪作響的，幼稚聽話的，激情盪漾的真誠；這種高度的全民族的單一化在一個成熟且經驗豐富的文化民族裡，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實現。」場內掌聲如雷，可是講話沒有引起外界的關注。托馬斯·曼屬於反對納粹主義的社會名流，由於他在國外的聲望他的表態有很重的分量。可是，他的許多呼籲卻沒人聽。
1933年2月托馬斯·曼和他妻子做了一次國外長途旅行，先到了巴黎，後到瑞士的阿羅薩。在1933年5月10日的焚書運動中托馬斯·曼的書倖免於難，可他哥哥亨利希就沒那麼幸運了。當普魯士藝術學院「詩歌部」的成員被要求對納粹政府發誓效忠時，托馬斯·曼毅然放棄了他的職務。他和他妻子決定先不回德國。
因為托馬斯·曼和家人必須將不動產留在德國，所以下決心離開德國並不容易。由於托馬斯·曼當年把斯德哥爾摩獎金的很大一部分轉賬到了瑞士，又帶出了國內的現金，所以經濟上並不拮据。托馬斯曼的出版社也再三請他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不要離開德國人民，並願意出版他的新書。
他流亡的第一站是法國，最終全家搬到瑞士住在蘇黎世附近的屈斯納赫特。托馬斯·曼的人身自由因他德國護照的過期被限制。納粹分子要求托馬斯·曼回到慕尼黑，然後才給他延護照，其實是想逮捕他。1934年，37名德國知名人士被剝奪了國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在此之列。托馬斯·曼雖然倖免，但是財政部以托馬斯·曼在跟出版社所簽合同中偷稅的名義沒收了他在慕尼黑的房產和家具。
1934年和1935年去美國的旅行是托馬斯曼一家作的最早的兩次。美國人對這位著名作家很感興趣，同意他無需有效護照入境。60歲的生日他又是在屈斯納赫特過的，瑞士人非常隆重地為他慶祝了一番。1936年11月19日托馬斯·曼在捷克斯洛伐克領館申請加入了捷克國籍。在日記中他簡短記載了這次經歷，稱它為「奇怪事件」。幾星期後他們被剝奪了德國國籍（同時包括他的妻子卡提亞和兒子Golo，女兒伊麗莎白，兒子麥克爾）。同時納粹還剝奪了托馬斯·曼於1919年被波恩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稱謂。該稱謂直到戰後1946年12月13日才得到恢復。
托馬斯·曼及家人遷居到美國的同時，在奧地利發生了一系列事件，最終導致了奧地利被納入德國版圖。1938年2月21日，當托馬斯·曼到達紐約時記者請他對該事態發展表態並問，是否他覺得流亡生活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紐約時報第二天發表了托馬斯·曼的回答：[1]
美國流亡生活的第一站是普林斯頓（新澤西）。托馬斯曼在那裡的大學獲得了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同時他也從事一部關於歌德的小說《羅德在魏瑪》的創作（1939年出版）。
隨着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托馬斯·曼的事務更多了。他是眾多移民助救機構的成員，如「猶太基督難民委員會」，「獨神教教務委員會（Unitarian Service Committee）」。1940年托馬斯·曼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節目「德國聽眾」中發表講話。他把所得的酬金捐給了「不列顛戰爭福利基金會。」眾多重要講話包括1945年1月14日的那一次。
1941年托馬斯·曼舉家遷往加州洛杉磯近郊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加入美國國籍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托馬斯·曼才取得了美國國籍。從1943年到1947年，托馬斯·曼致力於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講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萊弗金的一生》（Doktor Faustus, Das Leben des deutschen Tonsetzers Adrian Leverkühn, erzählt von einem Freunde）的創作。在創作的前期工作中，托馬斯·曼閱讀了音樂學方面的教科書，看了莫扎特、貝多芬、柏遼茲、雨果·沃爾夫 以及阿爾班·貝爾格的傳記。 他跟他同時代的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勛伯格，艾斯勒取得了聯繫，讓他們對自己在作曲方面的問題進行指導。馬丁·路德時代和三十年戰爭的文獻和歷史，以及漢斯·雅各布·馮·克里斯托·格里梅爾斯豪森的作品和中世紀的諺語集都屬於小說的準備材料。小說主人公「Leverkühn」諧音為「lebenskühn」（一生不畏）。托馬斯·曼想讓讀者這樣來理解這個多側面的人物。他稱該書為他「一生的懺悔」， 後來他這樣寫到：
當戰後幾家報紙推薦托馬斯·曼當任第一位聯邦德國的總統時，他懷着驚訝的心情拒絕了這種想法。不過他自信且用他特有的幽默說：「只要我狀態還不錯的話，我有一種貴族的天才來起到對外象徵的作用。」這種想法到底能否實現是很成問題的。托馬斯·曼人為造成了他跟戰後德國的隔閡：在他的公開信中「我為什麼不回德國？」他提出了德國人有集體罪的觀點。結果，恐嚇信和對《浮士德博士》的批判紛至沓來。[來源請求]
托馬斯·曼在小羅斯福總統逝世後（1945年）在美國日益失望。1951年6月美國眾議院指責托馬斯·曼是世界上斯大林和他黨羽的最大同情者之一。這更加堅定了托馬斯·曼回歐洲的決心。如同別的德國移民漢斯·艾斯勒和布萊希特一樣，托馬斯·曼必須對他的行動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前進行交待。整一年後，1952年6月，托馬斯·曼一家回到了瑞士。
早在1949年托馬斯·曼便借歌德200周年誕辰紀念活動之際訪問了德國，到了法蘭克福以及魏瑪。公眾對托馬斯·曼的訪問抱着懷疑的態度，不過托馬斯·曼卻說：「我不分占領區。我的訪問是對德國的訪問，德國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不同的占領區。」從瑞士出發到德國的訪問很快成了一項常規。1954年托馬斯·曼繼續他1922年便開始的長篇小說《大騙子克魯爾的自白》的創作。該部作品未能全部完成。席勒逝世150周年之際（1955年），托馬斯·曼發表了雜文《試分析席勒》（Versuch über Schiller）並發表講話。呂貝克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1955年7月20日托馬斯·曼被確診患了血栓。治療沒能起到效果。托馬斯·曼於8月12日由於動脈硬化症在蘇黎世的醫院逝世，享壽80歲。
托馬斯·曼一生都記日記。1933年之前的日記被他焚毀了，只有1918年至1921年的部分倖免遇難，因為裡面含有關於小說《浮士德博士》構思。日記所包含的時間段實際為1918年至1921年和1933年至1955年。根據作者的遺願，他的日記1975年即他100周年的誕辰日才可已出版。讀者的期望很高，但在日記出版以後，卻大都十分失望。除了人們現在終於在日記里可以找到關於托馬斯·曼同性戀傾向方面所謂「白紙黑字」的證據外，作者很私人的自白也引來了人們對他自戀狂的批評。不過既然沒有規定，什麼可寫入日記，一個作家如不在日記里，又可以在什麼地方顯示他的孤芳自賞呢？無論如何，托馬斯·曼的日記是重要的見證，它顯示了作者私人的一面，有利於人們對他的全面認識。
托馬斯·曼作品的影響難以簡短概括。他的生活和作品生前就很受爭議，死後也是如此。
有人批評他的作品缺乏天賦和想象。這一點跟他的工作方式有關。他的作品不是創作力突然迸發的成果，而是長年累月以頑強毅力一點一滴積累的結果。作品中描述的人、景、事大都有現實依據，故事情節很少是憑空創作的。這些情節在一個新情節中的融合，廣泛聯想和語言上的精確描寫使得托馬斯·曼的作品成為一種閱讀享受。有人輕蔑地稱他的作品是「教育性的資產階級的產品」。
他文學上的成就，典型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辯才為他樹敵不少。他跟有些同事的關係十分緊張。羅伯特·穆西爾，其實很受託馬斯·曼推崇，庫爾特·圖霍夫斯基嘲諷他是一個「大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稱他為一個「忠於政府的資產階級的拿定薪的作家」。艾弗烈·德布林稱他把「燙衣縫上升到了藝術原則」。他特別跟赫爾曼·黑塞和雅各布·瓦瑟曼保持友好關係。由於他大多數文學創作的原型是他親戚圈、名人圈裡的人，使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早於1920年代，托馬斯·曼就公開反對極端右翼勢力。1933年，納粹奪權後，他跟納粹的關係一開始並不明確。雖然他的房子和其他財產被沒收了，當局甚至對他下了逮捕令，但不少人認為，當局還是希望這位世界知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回國的。1934年他的小說年輕的約瑟夫仍然允許由柏林S·菲舍爾出版社出版。托馬斯·曼在公開反對當局之前也猶豫了很久。1936年2月，他以一份在新蘇黎世報發表的對Eduard Korrodi的公開信，同時在他女兒Erika推動下，與德國當局決裂。接着他被剝奪國籍，慕尼黑的財產也被拍賣。
在托馬斯·曼誕辰100周年之際，學者探討了為何托馬斯·曼沒有弟子的問題。文學家Peter Pütz撰文《托馬斯·曼對於當代德國文學的影響》一針見血地指出：托馬斯·曼的影響「不在於傳習而是對立」。由於無人可以跟他平起平坐，所以只能是反對他。文學評論家馬塞爾·萊希-拉尼基總結說：「不少作家稱，對他們來說沒有人比《魔山》的作者更無關緊要—但他們又憤怒又大概也很妒嫉是用着顫抖的聲音這樣說的。」
蘇珊·桑塔格回憶初見托馬斯·曼，「那時我覺得自己是成年人，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軀殼裡。後來，我又覺得自己像一個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軀殼裡的孩子，我的那種認真熱情的品質在我的童年時期就已經完全形成，它使我現在仍繼續認為現實還未到來，我看到我的前面還有一片很大的空間、一條遙遠的地平線。」
譯本有：托馬斯·曼中短篇小說全編，灕江出版社，2002年
《佛羅倫薩》（Flor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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