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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運動（簡稱上山下鄉），又稱知青下鄉、下放插隊、下鄉插隊、插隊落戶、插隊勞動、知青下工、插隊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政治運動，發生於1950年代至1978年[1]、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高潮，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上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到農村去定居和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2][3]學術界對此次運動的評價較為否定，但各界評價也存在一定爭議。[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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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從1950年代便被倡導，至1960年代展開。發動知青到農村去，理論上是為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郟縣一批中學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年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的《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所寫的按語中為此寫道：[9]
| “ | 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 ” |
毛澤東的這段話，此後被廣泛用於動員知識青年離開城市。1955年上半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召開第三次團代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到會並做報告，號召「青年人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到那裡安家落戶。」胡耀邦責成團中央辦公廳物色墾荒發起人。8月20日前後，着手組建墾荒隊，從數百個報名青年中選定60名成員。8月28日，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正式成立，楊華任隊長，龐淑英、李連成、李炳恆、張生任副隊長。1955年8月30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北京團市委在北京市工人俱樂部禮堂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胡耀邦作了題為《向荒地進軍》的著名講話，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隨後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開赴黑龍江省蘿北縣墾荒。1956年5月4日，北京青年集體農莊在蘿北縣建立。6月8日，胡耀邦來到北京青年集體農莊視察。[10][11]1957年，劉少奇寫成了《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並於當年4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指出從事農業是中小學畢業生就業的主要方向。[12]
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願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為典型模範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文革開始前，1960年代初期，「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認為政治不可靠，在升學和就業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們更願意參加上山下鄉，不僅是因為缺少出路，還有人也是希望通過參加上山下鄉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於城鄉巨大的差異，1966年至1968年之間，大批知青趁文革爆發，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紅衛兵，有的躲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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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期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踩剎車的時候。
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儘管毛澤東等領導人已經一再呼籲「複課鬧革命」，要年輕人回歸正常生活，但覆水難收，社會震盪和混亂仍然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留在城中，失學、無業，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毛澤東在夏天也訓斥了北京的五名紅衛兵代表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上山下鄉」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動，工業化期間發生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此類非正常的行為乃是現代歷史上所罕見的。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上山下鄉的目的地很多，包括雲南、貴州、湖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時，一些幹部子女通過參軍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鄉，或者到諸如北京郊區這樣的地方落戶。
在當時，很多青年是「滿懷熱血」地響應號召、主動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跟隨時代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強制離家、遷往農村的。與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較，知青們普遍感覺在農村生活艱苦，他們在貧困的農村地區當然無法繼續接受正常的知識教育，文化生活也幾乎為零，與當地農民的關係也遠非融洽。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1968年底，中蘇關係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裡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十個「生產建設兵團」及西藏、江西、廣西的三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三個農墾師。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後經歷25年，知青總數達2000萬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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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從軍、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3]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初，國務院允許知青返城，此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並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也有很多知青，為了回到原來的城市，和在當地結婚的丈夫或妻子離婚。以後他們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尋親，造成很多悲歡離合。據統計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後，似乎並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而引發的大規模混亂。相反，由於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有人認為，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和鼓勵個體戶經營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知青返城後產生的就業壓力的一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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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宣傳的典型事跡有：[14]
- 知青下鄉當了赤腳醫生，走村串寨，為農民送醫、送藥，看病、治病。[14]
- 知青下鄉當上了民辦小學或耕讀小學老師，鄉村有了朗朗的讀書聲；這一類知青被農民推薦出去當工人、讀大學，農村孩子都捨不得知青離去，知青毅然放棄回城進大學的機會，留在了農村。[14]
- 知青為老鄉引進了打麵機、拉電線為村寨通電、建了小水電站、利用良種良法增加農產、用氣象知識務農、用科學方法養家禽、用科學方法防止病蟲害。知青還為農民理髮、教識字、辦政治夜校、成了畜牧員。[14]
- 知青由於勞動積極，被貧下中農們推選為記工員、保管員、會計，有的甚至還當上了生產隊長，大隊黨支部委員、副書記之類的職務。[14]
- 知青在鄉村組建毛澤東思想小分隊，走村串寨演出樣板戲，豐富農村的文化生活。這條事例在當年總是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報道中放在最前面重點宣傳。
作家葉辛後來指出，「當過知青的都知道，所有這些事跡，又都是經過篩選以後整理出來的。更主要的是，培養赤腳醫生、民辦教師、農技員、農科員、土電工這一類事情，外來的知青們不做，當地的回鄉知青和農村青年也都能承擔」。[14]
從1971年開始，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問題開始不斷揭露出來，同時政府部門開始在城市中將部分工作分配給下放的知識青年。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領導幹部強姦女知青的事件，據中央軍委在《國發（1973）104號》通報，[15][16]黑龍江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姦女知青有50多人，內蒙兵團被姦污的女知青有299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209人。不過這樣回到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多數是通過關係得到回城的機會的。也有一些女知識青年被姦污以後得到提拔，例如江西省星子縣隘口公社女知識青年楊水嬌被縣委書記姦污以後提拔到公社書記，後來又當上了江西省委委員，文化大革命以後，楊水嬌揭發縣委書記史松明和大隊書記陳述靜都參與姦污女知識青年。被指控搞政變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曾指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而毛澤東逝世使知識青年問題暫時被擱置。
據國務院知青辦1973年的數據，自1969年以來迫害知青案件2.3萬餘起，其中姦污女知青案約占到70%[17]。典型案例為駐西雙版納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二團張國良連長[17][18]，強姦30餘名女知青、猥褻17名女知青，調查組為了包庇，對受害女性做思想工作並要她們「實事求是」，至1973年李先念副總理狠批「張國良那個連長，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你還把他當幹部......討論來討論去就是處理不下」，張國良才伏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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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王小波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
這一時期，青年思潮從紅衛兵的狂熱逐漸向理性批判轉變，社會底層的生活給予他們新的視角。獨立的思想探索在艱險的環境下頑強地進行，奠定了文革後續階段青年思潮流派的基本格局[19]。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一直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 小說（另見傷痕文學）
- 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雨》和長篇小說《雪城》及據此改編的這兩部同名電視劇反映了東北知青（北大荒兵團戰士）的生活。梁曉聲的電視劇《年輪》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 葉辛所寫的小說以及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孽債》，描述的1990年代時，上海知青在西雙版納插隊時所生的兒女，來到上海尋找親生父母的故事。早期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及其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 阿城：中篇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 姜戎：長篇小說《狼圖騰》，以自己在內蒙古插隊時的見聞寫成。
- 史鐵生：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 王小波：中篇小說《黃金時代》
- 作家老鬼：長篇小說《血色黃昏》
- 韓東：長篇小說《紮根》、《知青變形記》
- 廖亦武：《毛時代的愛情》
- 韓少功：《馬橋詞典》
- 電影
- 電視劇
- 紀實
- 歌曲
- 李春波：小芳，被認為是描寫知青在農村戀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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