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書鴻（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別名廷芳、鴻，伊爾根覺羅氏[1]:19，杭州駐防鑲黃旗人[2]:181，生於今浙江省杭州市，中國畫家，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後改稱敦煌研究院）所長。因一生致力於敦煌藝術研究保護等工作，被人稱作「敦煌的守護神」。
生平
常書鴻出身杭州駐防城（杭州旗下營）的旗人家庭。出生前，祖父已逝世。據他的祖母所說，祖父是東北黑龍江鑲黃旗的蒙古族人，受派來杭州駐防，是一位小軍官。父親是黑龍江八旗工藝廠的錄事。辛亥革命時，家庭使用的漢姓為常姓。祖母自稱為「我們常家」[2]:181—182。不同自述中，他的祖母說法略有不同，祖母稱祖父是東北熱河頭田佐鑲黃旗的滿族人，姓伊爾根覺羅氏。祖父從熱河派駐杭州，為世襲雲騎尉[1]:19[3]。
常書鴻的三叔是一位癱瘓的殘疾人，依靠繪畫補貼家用。自幼，常書鴻和他的兄弟即幫助三叔進行繪畫工作，填顏色、摹寫畫稿[2]:183。而為解決家庭經濟困難，常書鴻學會用炭筆畫人像。最初，常書鴻在親戚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後進入在涌金門內運河下的時敏小學。在校期間，和同學陳永安學習中國畫[2]:186。
高小畢業後（大約在1920年），常鴻書在父親的要求下報考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浙江大學工學部)染織科[2]:186—187。
在校期間，常書鴻參加了由豐子愷等組織的西湖畫會。1923年（自述為1920年[2]:188），畢業並留校任美術教員。後於1925年與陳芝秀結婚[4]，育有一女常沙娜，一子常嘉陵。
1925年，任省立工業專科學校美術教員，1927年，學校轉為國立浙江大學工學院，任本科美術教員。1927年攜妻子赴法國留學，先後在里昂和巴黎學習繪畫。在法國期間，常書鴻曾在巴黎舉辦個人畫展，獲得過法國美術沙龍三枚金獎、兩枚銀獎，並當選為法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偶然在巴黎看到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後，常書鴻對中國存在的藝術大為驚訝，決定回到中國，準備致力於敦煌藝術研究工作[4]。
1934年，在巴黎發表藝術宣言《雷諾阿的勝利》。
1936年常書鴻先於妻子兒女，隻身輾轉回到中國。曾在北平藝專任教，由於七七事變爆發，隨學校轉移至重慶，後任中華民國教育部美術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其間受到于右任、陳凌雲和張大千的幫助，開始與梁思成、徐悲鴻等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
常書鴻於1943年3月到達敦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1944年由中華民國教育部批准成立，常書鴻任首任所長。據稱是由於財政緊張，1945年研究所被教育部解散，莫高窟被移交給敦煌縣政府管理。但常書鴻於其他幾位同事繼續在敦煌從事保護、發掘和臨摹的工作。
有人認為是由於無法適應敦煌較為清苦的生活，也有人認為是兩人在藝術上、生活上的追求產生了分歧，妻子陳芝秀於1945年4月以「去蘭州看病」的理由，留下兩個孩子後離家出走。兩人先後在蘭州的報紙上發布啟事，宣告離婚[4]。
1945年到1949年間，常書鴻等人除進行保護、發掘、臨摹等工作外，還在蘭州、重慶、上海、南京等地舉辦過幾次敦煌壁畫臨摹作品的展覽。還在重慶招收有志於敦煌藝術研究的助手。1947年與助手李承仙在蘭州結婚。後與李承仙育有一女常沙妮（早夭），一子常嘉煌。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於當時政策對宗教持否定態度，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還俗，「自食其力」。在敦煌的藝術研究者也被要求開荒勞動，常書鴻等人的藝術研究工作陷入停頓。
據稱是常書鴻向時任中央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寫信，表明了他對敦煌現狀的不滿。1950年由西北軍區政治委員會接管莫高窟，並要求用「批判地研究」敦煌藝術。1951年莫高窟歸文化事業局管理，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1951年4月在北京舉辦敦煌文物展覽，其中展出了臨摹壁畫3655幅。展覽受到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人的表揚。後在印度、緬甸、日本再次舉辦展覽。並對中國西部地區石窟進行考察。
1956年7月1日常書鴻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甘肅省文聯、美術家協會主席等職。
1959年到1962年籌建蘭州藝術學院，並擔任院長。
1963年到1965年主持加固莫高窟崖壁、棧道加固工程。
隨着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常書鴻和妻子李承仙被批判，據稱曾在批判大會上被毆打。後被打為「反革命」分子、走資派，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監督勞動。
1969年3月因遭遇車禍赴蘭州治病。據稱回敦煌後主要進行餵豬等勞動。
據稱是1970年，周恩來應到中國訪問的英籍作家韓素音的要求，常書鴻被恢復黨籍、恢復名譽，並治療疾病。後移居蘭州。
1978年常書鴻被恢復敦煌研究所所長職務。1979年任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
1982年，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研究所名譽所長，並移居北京。同年10月，與李承仙合作，為浙江大學創作油畫《攀登珠峰》。
1983年任東京藝術大學客座教授。
1984年5月被檢查出患有腦血管方面的疾病，後在住院期間摔倒導致骨折。
1985年到1988年應邀赴日本訪問。其間與李承仙合作，為東京棗寺、奈良法隆寺進行宗教畫創作。
1990年赴日本舉辦畫展，被授予創價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92年再次赴日本訪問並進行繪畫創作，獲得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和名譽館長。
回到中國後，進入北京協和醫院繼續治療。並在住院期間寫作回憶錄。回憶錄於1993年8月完成。
1994年4月6日在北京進行回憶錄首發式。據稱當時常書鴻已陷入昏迷。同年6月23日在醫院逝世。
貢獻
常書鴻在敦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貢獻：
- 清理洞窟 將一部分被沙土掩埋的洞窟清理出來，並將洞窟、塑像統一編號，為後人研究提供方便
- 修復文物 對一部分損毀的壁畫、塑像等進行修復，對崖壁、棧道進行加固
- 發掘文物 在清理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物（如文書、絹畫等）
- 通過臨摹、編輯出版畫冊、撰寫論文等方式，向外部介紹敦煌藝術，提高中國在敦煌研究領域的水平
畫作
著作
-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回憶錄
弟子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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