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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1905－198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讓-保羅·夏爾·艾馬爾·薩特（法語：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編劇、政治活動家、傳記作家、文學評論家。他是存在主義、現象學哲學的關鍵人物之一，也是20世紀法國哲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學說等也影響及社會學、批判理論、後殖民理論、文學研究。儘管試圖拒絕，他還是獲得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他總是拒絕官方榮譽，並表示「作家不應該讓自己變成一個機構」。[1]
 | 此條目包含過多僅特定讀者會感興趣的過度細節內容。 (2019年8月10日) |
薩特還因與著名女權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家、作家西蒙·德·波娃之間的開放式關係而聞名。兩人一起挑戰了他們成長過程中的文化、社會假設和期望，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思想。壓迫性的、精神上破壞性的一致性（mauvaise foi，字面意思是「惡意」）、「真實」的「存有」方式之間的衝突成為薩特早期作品的主要主題，這一主題體現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法語：L'Être et le Néant，1943年）。[2] 薩特在其作品《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介紹了其哲學思想。（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1946年）。
薩特於1905年6月21日生於法國巴黎的富裕階層家庭，是家裡的獨子。他的父親，讓-巴蒂斯特·薩特是法國海軍工程師，母親是安妮-瑪麗·薩特（婚前姓史懷哲）[3]。薩特的父親在薩特1歲零3月時去世，他的母親在丈夫去世後帶着薩特前往阿爾薩斯，在做德文教師的外祖父家裡生活，儘管他日後排斥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裡的知識氛圍讓薩特在寫作和文學上受益很多。四歲時，薩特由於角膜翳導致右眼斜視，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來有些醜陋。
薩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學校上學，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長讓薩特直接上8年級（最低年級是1年級預備班），但很快以基礎太差而被要求從1年級開始就讀。祖父則在一氣之下讓他退了學，請老師在家給他上課，這使得薩特接觸同齡人的時間推遲了幾年。10歲時薩特進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學校，後來轉到了拉羅舍爾公立學校，3年後，他又隨外祖父重新就讀亨利四世學校。在就讀了2年後家裡讓他轉到了路易大帝學校，可能因為後者的文科預備班較好。不久薩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在這期間，薩特讀了笛卡爾、康德、柏拉圖等人的主要著作。這對他後來有了不小的影響。巴黎高師每年有戲劇演出活動，這使薩特開始重新對戲劇喜好起來。並寫了他的第一個獨幕劇《我將有一個好的葬禮》。薩特在大學期間通過朋友關係認識了在索邦大學就讀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後來被稱為薩特的「終生伴侶」。當時他們都在準備中學教師資格考試。
1929年，薩特在一個氣象台里服兵役，為期1年半。1931年4月，薩特去了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在高中教哲學，同時寫作小說和哲學論文。
1933年，薩特前往柏林，進修胡塞爾的現象學。1934年，薩特在柏林寫了《論自我的超越性》（或譯《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發表了《影像論》（或譯《想像》，L'Imagination）這是薩特對現象學研究後的論文。
1936年，薩特完成了一部關於偶然性的文學作品的第三稿。薩特將它定名為《憂鬱》，起初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絕。後又幾經周折，在朋友的幫助下出版社終於又重新接受了這份作品。但名字受建議改為《噁心》（Nausea）。1938年4月，《噁心》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雖然不是特別暢銷，但評論界反應不錯。
在小說《噁心》出版之前，薩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幾個短篇的約稿，於是《牆》、《艾羅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繼發表，而《房間》和《親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瑪出版社將《一個工廠主的童年》、《艾羅斯特拉特》、《牆》等其他幾篇已經發表的小說合在一起，作為小說集《牆》出版。這本小說集非常受歡迎，薩特也真正的開始有名氣起來。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法國和英國發布命令總動員，薩特在波爾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點集合。薩特先在南錫受訓，然後調派到布魯馬斯，成了氣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觀測到的風向通知炮兵連，其他時間則用來閱讀和寫作。1940年6月21日，薩特隨部隊轉移到阿爾薩斯，在法德邊境時被德軍俘虜，那天是薩特35歲的生日。在薩特被俘幾個小時後，法德之間的停戰協議開始生效，這種偶然性如荒誕戲劇般在薩特身上重演。薩特開始被關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錫之間的巴卡拉。8月中旬時，他被遣送至德國特里爾的一個戰俘營。在戰俘營期間，薩特讀了馬丁·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並撰寫、組織了話劇《巴理奧納》。最終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為理由，使德軍軍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逃出戰俘營。薩特回到巴黎後創辦了一個抵抗組織，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法語：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薩特想和其他抵抗組織聯合起來，但卻被當作是「法奸」而遭拒絕。1941年薩特解散了這個組織，但在兩年後薩特又獲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組織，為《法國信使報》和《法蘭西文學》做工作。
1943年薩特完成並出版了他的哲學專著《存在與虛無》（法語：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薩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寫進這本哲學專著中。寫作是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的，因為煤炭短缺和電力供應不足，薩特就到住所附近的花神咖啡館，用乙炔照明來寫作。書問世後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職業哲學家都關注着這本書。但《存在與虛無》從一開始就難以為學術界正統權威所接受，他們覺得這本書過於離經叛道，不能入哲學的殿堂。這本書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使得存在主義成為195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潮，而這本書也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
戰爭期間，薩特還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法語：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第一、二卷。書名最初定為《魔鬼》，卷首語是：「我們是痛苦的，因為我們自由！」以後書名改為《自由之路》，並在「二戰」結束前陸續完成了這本書的第一卷《理性時代》（又譯《懂事的年齡》或《不惑之年》，法語：L'Age de Raison）和第二卷《延緩》（又譯（緩期執行，法語：Le Sursis）。小說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的精神狀態，但重點卻在描繪主人公和情婦如何支配他們的自由：她是否應當流產，他是否要與她結婚。小說的前兩部於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靈之死》（又譯《痛心疾首》，法語：La Mort dans L'âme）則於1949年發表。第三部中政治和哲學色彩明顯的變得厚重起來，使這小說的續集不是很成功。《痛心疾首》是薩特在抗德勝利之後創作和發表的，期間薩特在思想上、政治上、倫理上、與蘇共和法共產生了分歧。他試圖建立第三政治勢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敗後，不得不與法共既聯合又鬥爭，思想上充滿矛盾，政治立場曖昧不明。他的小說原構思為布呂內和重傷復員的馬蒂厄聯手領導戰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凱歌，所以原題名《最後的機會》。但贊尼事件使他對法共極為失望，小說無法繼續，戛然而止，只得將《最後的機會》更名為《痛心疾首》，在讀者面前展示出一條望不到盡頭的「自由之路」。
薩特對創造戲劇也充滿興趣，在這之前他只在戰俘營寫過《巴里奧納》。1943年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題為《蒼蠅》（法語：Les Mouches）的劇本。這個劇本是為了喚起法國人的自由意識，也是為了薩特當時一個叫奧爾加的情人。奧爾加當時在學演戲，希望薩特能為她寫一本劇本。《蒼蠅》取材於古代傳說，但薩特對這個傳說作了改造。劇本通過了德國的審查後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評，並讓奧爾加開始出名，但德國很快查覺了這部戲的含義，不久後便停止了演出。這次成功使薩特倍受鼓舞，並開始構思新的劇本。1944年，薩特的新戲《間隔》（法語：Huis-clos，又譯《密室》）公演。這部戲只有三個演員，同時自始至終同時在舞台上。大致情節是：三個人，一男兩女，他們死後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裡。每個人都需要其中另一個人，而每一個又都妨礙另外兩個人彼此依靠，最後終於沒有任何一個人達到自己的願望。這次演出大獲成功，戲劇中的台詞「他人，就是地獄！」（法語：L'enfer, c'est les autres）成為薩特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之一，薩特甚至受邀進行一個關於《間隔》的演講。而後薩特又創造了一些戲劇，包括1946年《死無葬身之地》（法語：Mort sans sépulture，薩特戰後的第一個劇本），1946年《畢恭畢敬的妓女》（法語：La Putain respectueuse，或譯《可敬的妓女》，曾改編拍攝為同名電影），1948年《骯髒的手》（法語：Les Mains sales），1951年《魔鬼與上帝》（法語：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薩特本人非常喜歡這本劇本），1953年《基恩》（是對大仲馬戲劇《基恩》的改編），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阿爾托納的死囚》（法語：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在傳記小說上，薩特於1944年完成《波德萊爾》（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讓·熱內：戲子與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該書原為讓·熱內一本書的序，完成時卻長達578頁，成為自有書籍史以來最長的一篇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薩特主編了評論雜誌《摩登時代》（法語：Les Temps modernes），編輯部成員有西蒙·波娃、雷蒙·阿隆、米歇爾·萊里斯、莫里斯·梅洛-龐蒂、阿爾貝·奧利維埃和讓·波朗等。而後薩特開始被人稱為存在主義者，並開始越來越出名。薩特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後來則開始接受。1945年10月，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講。演講中薩特向公眾闡明了些基本觀點，指出存在先於本質：「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爾所說的人的實在性。」薩特引用了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稱這正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而這時期，薩特關於文學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張，認為作家須通過作品對當代社會、政治事件表態，從而保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並提出：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的口號。為了更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薩特寫了《什麼是文學》一書，分6期連載於1947年的《現代》雜誌上。薩特試圖論證散文較之詩歌而具有的優越性，並提倡一種對作者與讀者皆屬自由行為的實用文學，宣稱作家的責任在於塑造世界。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法語：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執行委員，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但不久就和其領導人胡賽之間產生分歧並且日趨嚴重。第二年四月，薩特自己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大會上宣布同胡賽對着幹。而此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介於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倍受兩方面的攻擊。
1950年代初期，薩特在政治上逐漸傾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同路人。1952年夏，共產黨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發生的罷工失敗，對薩特造成很大的刺激。薩特撰寫並發表《共產黨人與和平》試圖說明共產黨和工人間的關係，分析造成罷工失敗的根源。文章分成三個部分，而到最後成了頌揚共產黨的文章。薩特新的政治立場雖然得到編輯部大部分人的贊同，但仍導致一些人離開了《現代》雜誌，其中包括梅洛-龐蒂。
1952年，阿爾貝·卡繆的《反叛者》一書由於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薩特的決裂。（另一說法是：《現代》雜誌一個叫尚松寫的關於《反叛者》的評論文章惹怒了卡繆，而卡繆卻把這篇文章歸怪罪到薩特身上。）
1954年5月，薩特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訪問了蘇聯，發表了後來自己也承認是「撒謊」的演講。1955年9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到中國訪問。對他來說中國是一個陌生的國度，而在中國，除了幾個法國文學專家外，人們對薩特也幾乎一無所知。11月2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觀感》，薩特在法國《觀察家》上也發表文章《我所看到的中國》談到他對中國的感受。
1956年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薩特譴責了蘇聯軍隊和對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並與共產黨決裂，但在政治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現代》雜誌的匈牙利問題專期，薩特寫了《斯大林的幽靈》一文反對蘇聯干涉。但他又認為，蘇聯仍然是血肉築成的社會主義。1954年，薩特公開反對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支持秘密發行的出版物《為了真理》，並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主要內容是，法國士兵有權不服從命令，拒絕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因為簽名者共有121人，所以又稱為《121人宣言》）上簽名，同時又發表《左派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起來》的演講，當局因此指控其「有害國家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報紙《革命報》主編的邀請下薩特和波伏娃訪問了古巴，稱讚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並感嘆「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訪問巴西，在里約熱內盧大學直接對戴高樂和馬爾羅作了抨擊，受到了巨大的歡迎；也同時使得薩特被視為叛徒和法國之敵。退伍老兵在香榭麗舍大道遊行，高呼「殺死薩特」。薩特回法國後不久就遭到了起訴，但因為其影響力而不了了之。之後薩特不斷受到暗殺的威脅，但仍然堅持自己立場，並親自上街參加遊行和靜坐示威。
1960年，薩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實用整體理論》，第二部分則一直沒有完成。薩特認為這本書討論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自己產生以後又拋棄了的地方。有人認為這是薩特試圖使用存在主義和心理分析法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並闡述其可行性，因此薩特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一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薩特晚年時，他又否認他這本書屬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它只是在某些領域接近馬克思主義。1963年，《現代》雜誌發表了薩特的自傳性小說《文字生涯》（Les mots；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中文譯本），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標誌着薩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學上來，薩特在這本書裡描述時間到他12歲、母親再婚前的童年生活為止，薩特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當時欠出版社一筆錢。1964年，薩特因為《文字生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並最終獲獎。薩特拒絕領獎，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領獎是因為它把作家和文學分等級。
1960年代，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薩特堅決反對越南戰爭，並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譽主席是伯蘭特·羅素。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薩特發表談話，稱蘇聯人為戰犯，表示與蘇聯徹底斷絕關係。他原本暗示反對德國法西斯占領的劇本《蒼蠅》、《骯髒的手》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對蘇聯占領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的熱烈歡呼。1968年5月，法國大學發生了騷亂，反對越南戰爭和校規；薩特與波伏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的行動的聲明，並前往大學發表演講。5月風暴過後，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繫，參加了無產階級左派所辦的報紙，並上街散發。1973年，薩特又擔任了另一份左派報紙《解放報》的主編。
1970年代初，薩特的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明顯的症狀，此時他正寫《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樓拜》。1973年薩特的眼睛幾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西蒙娜·波伏娃和他的養女來照顧。薩特於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終生伴侶」西蒙·波娃在薩特去世後，以薩特最後10年生活為基礎，寫了回憶薩特的作品《永別的儀式》和薩特的書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薩特對西蒙娜·波伏娃的愛稱。
日常生活中薩特喜歡看電影、聽爵士樂，他還經常在巴黎街頭的咖啡店裡寫作，他一生保持着這個習慣。他平時的生活放蕩不羈，嘗試過迷幻劑和安非他命。他常常住在朋友家裡，並與很多女性有過曖昧關係，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薩特去世。但同時薩特從未斷絕同愛人西蒙娜·波伏娃的關係，他們互相訂立著名的「兩年契約」經常擴期，儘管西蒙娜·波伏娃在1947年的美國之旅結識的美國作家艾格林，雙方維持三百多封的「越洋情書」（Lettres à Nelson Algren）。西蒙娜·波伏娃死後和薩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薩特是「左岸」知識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後來卻跟他許多昔日的老友發生爭執，如雷蒙·阿隆、阿爾貝·卡繆、亞瑟·凱斯特萊以及莫里斯·梅洛-龐蒂等。而五十年代積極的政治活動，又使他贏得了「世界良心」的聲譽。同時薩特最終也沒有得到學院派的承認，他是法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聲名如此顯赫而除了在中學執過教卻從未進入高等學府正式任教的哲學家。
薩特的作品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但他自己並不是很樂意得到這個「標籤」）。其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有索倫·克爾凱郭爾、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爾（但海德格爾本人很討厭人們將他和薩特都稱為存在主義者，明確表示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及阿爾貝·卡繆。雖然齊克果是有神論者、神學家，而尼采和薩特都是無神論者，存在主義者在諸如個體的自由，選擇的重要性，承擔作為真實的人類存在的義務，人類生命除人類所賦予的以外沒有其他意義等觀點上觀點都基本相同。
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這種理論和決定論相對，認為人類有絕對的自由。「上帝已死」，這一尼采的名言可以看作薩特哲學的一個基本前提。這個前提的第一個後果是在人的身內身外，都無法找到可以依託的東西。如果確實是存在先於本質，人就不能用一種天生的現有的人性來解釋自己的行動。也就是說，沒有決定論，人是自由的。第二個後果是，在拋棄了上帝這一假設之後，沒有什麼能提供使我們的行為合法化的價值或者命令，因此人無法為自己辯解或者推卸責任。這就是薩特說「人是被判定為自由」時想要表達的意思。因為一個人並不是自願存在於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但同時他要對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4]。
「上帝已死」雖是薩特哲學的一個基本前提——但跟同時代的西方作家一樣，在其的思想中也帶有「上帝」的影子。有學者認為，其是「反有神論」者，而不是持「無神論」。隨之而來的問題可以借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瑪左夫兄弟》一書中提出的問題「如果沒有上帝，那麼所有事情都是允許的。」這句話來表達。要理解薩特的自由，我們要知道另外兩個重要的概念：「自在」（l'en-soi），或自在的存在；「自為」（le pour-soi），自為的存在。「自在」是「是其所是」，「自為」是「是其所不是」。舉一個例子，刀子的存在是為了切割東西，它的存在有一個目的；然而人類的存在並沒有任何目的――因為「上帝已死」――所以人類要為自己的存在創造價值，因此「存在先於本質」。人是面向未來，具備無限可能的「自為」主體，而不是封閉的。薩特又提到了「焦慮」和「眩暈」。薩特認為，人們感到焦慮，恰恰是因為人們的自由，人們感到了自由，但是無從選擇。比如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面臨攻讀研究生和就業之間的選擇。他不能依賴任何東西作出選擇，包括上帝，這樣便沒有任何因素使得他的選擇成為一個必然。繼續學業或就業，一切都要靠自己。而「眩暈」則是「焦慮」的一種，人們在懸崖旁感到眩暈，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可以選擇自殺――跳下去，而跳與不跳都由一個人自己決定。這是人類自由的表現。在「眩暈」這個例子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薩特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超越性」。超越性表現在人類在有多個選擇的時候可以設想每個可能的後果，這樣人類能夠自己做出選擇。
薩特的另外一個概念是所謂「錯信（mauvaise foi）」。他把「錯信」描述為「半透明狀態」，他對錯信的描述可以跟其對潛意識的反駁聯繫起來理解，錯信不能僅僅理解為自己欺騙自己，因此，通行的"自欺"是一個有問題的譯法。他否認潛意識的存在，以為不過是一種「錯信」。這也可以跟其對「本質」，「中心」的反感聯繫在一起。他不認為存在什麼超驗的「本質」，因而人是「必然自由」的。他認為錯信是人對自己的自由的逃避和否定造成的。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約會，女人很清楚男人懷有親近她的企圖。因為她的自由，她必須在順從和拒絕之間做出選擇，可是她故意否定自己的這個自由，男人說的每一句話，她只理解其中的表面含義。[5]
| “ | 她不想理解人家對她說的話的言外之意，如果人家對她說：「我如此的欽慕您」，她消除了這句話深處的性的含義……與她說話的人在她看來似乎是真誠和恭敬的，就和桌子是圓的或方的，牆紙是藍的或灰的一樣。 | ” |
| ——《存在与虚无》. 三聯出版社. 1998: p.90. | ||
另外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有關人類的責任。一個人在做出選擇的同時，他也向其他人推薦他的選擇。他有選擇的自由，也就要為所有的後果承擔責任。一個例子是在二戰時期的某個法國家庭裡，父親為德國人工作，兩個兒子中大兒子去世了，小兒子留在母親身邊。小兒子知道自己對母親非常重要，不能離開她。但是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法國人，他希望到英國參加法國的抵抗力量，解放自己的祖國並為哥哥報仇。這樣，小兒子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去問薩特，而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選擇，無論後果如何，你都要為其承擔責任[4]。晚期，他的思想有所改變，把目光更多的放在社會這個宏觀的層面上。也開始承認，自由本身是有所限制的，要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是難以實現的。他嘗試對馬克思哲學進行改變，把馬克思哲學和人學聯繫起來。其思想內容比較豐富，若想全面理解，還需要對海德格爾對「存在」的分析和胡塞爾的「意向性」結構分析進行研讀。而對物質世界，他持一種模糊的，但又直接的實在論觀點。他受過德國哲學的薰陶，行文上頗為晦澀。其哲學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虛無」（nothingness）是人的意識作為「對己存有」（For-Itself）之根本特質，人在朝向未來，投射出理想的自我之時，他便不再只是當下的自己，這時，他從理想的狀態回頭看自己，而否定眼前的自己。
否定自己，就是將眼前的自己虛無化。但是，人們藉以否定當下狀態的理想既然尚未實現，所以也是一種虛無。如此一來，人生徹頭徹尾都由虛無所貫穿。然而，虛無不表示否定生命的意義。
相反地，薩特認為，這樣才能肯定人之為人的意義。因為，假若人只是固定不變的物體，則他將任人擺佈，這難道不是對人最大的否定嗎？或許我們用「缺乏」（lack）來解釋「虛無」的涵義會更為恰當。當人心中有個理想，因而對照出現狀的種種缺失時，他就是處於一種「缺乏」（lack）的狀態。
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文指出，人的存在，是自己創造自己。[4]
| “ | ……人首先存在，碰到各種遭遇，世界起伏不定，然後限定自己。因為，人在開始時一無所有，只是後來才成為甚麼。 | ” |
| ——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 ||
| “ | ……因此無所謂人性，因為沒有上帝去創造這個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他不是想像中（conceive）的自己，而是意欲（will）成甚麼才是甚麼；他存在之後，才能想像他自己是什麼，這是在他躍進存在之後意欲的（what he wills himself to be after this thrust toward existence），人除自我塑造之外甚麼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 ” |
| ——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 ||
對「我」來說，其他的人就像一個賊，要將「我」的世界偷去，將我納入他們的軌道中，成為一個「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成為一個對象或東西。於是，我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主體，而是他人的奴隸，從一個「對己存有」（being-for-itself）墮落為一個在己存有。我怎樣重新得到自己的自由，得到自己的主體性呢？
在此唯一的辦法是：將他人對象化。如果他人只是對象（object），是在己存有，那麼我就不會成為他的對象了。我可以通過我的「看」（look，眼光），將他人的世界粉碎，將他人的自由去除。但這樣的做法，是不能一直成功的，因為他人的存在是一項無法化除的事實，他人不是我所造出來的，而是我所遇到的。他人留在那裏，威脅着我，隨時用他的「看」（look，眼光）來作為反擊。
終於，人際關係成為一種互相對象化的循環；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我藉着將他人對象化來肯定自己，然後他人又將我對象化來肯定他自己，然後我又將他人對象化來肯定我自己……如是下去，沒有了時。故薩特認為，人際衝突與交通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人不僅要將他人（Other）作為一種事物對象來支配，且要將他人（Other）作為一個自由的存有（對己存有）來支配。換言之，人既要把他人（Other）作為一個自由的存有來佔有。這是人的一種極大的欲望（desire）。我們志不只在他人的身體（作為在己存有的身體，Body），還在於他人自己。
例如在戀愛的愛撫（caress）行為中，我們所「得到」的，並不像吃了一個蘋果之後的「得到」，但我們仍然要愛撫，仍然期望在愛撫的行為中有所得。照薩特看法，愛撫（caress）是我們期望自己能將他人同一（identify）的一種行為。
然而，所有這些要「佔有他人」的目的，終歸是會失敗的。因為這些目的本身都有矛盾。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支配他人，將他人佔有。但當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做時，人又無法不同時變成他人的對象（object），為他人所佔有。此所以「佔有他人」這種目的終歸會失敗。
在薩特的筆下，人與人之間「你看我，我又看你」的情形是有其特殊的哲學意義的。既然當一個人發覺自己正被他人的眼光看着的時候，他就會覺得不安，他變成了別人的對象，為別人所佔有；於是，為着要重新肯定自己，他就反看（look back）那個看他的人，重新將那人轉化為自己的對象，只有這樣他才能再次覺得自由。
結果，人際關係就只是在鎮壓他人（sadism）與被他人鎮壓（masochism）的情況中轉來轉去。人和人之間沒有真正的交通，每個人都看不見對方，只是孤獨地自我掙扎以成就自己的自由。
薩特的人生哲學討論了存在者面對的五種處境（situation）：
薩特並用「鎖鏈下的奴隸」的故事說明人的處境（《存在與虛無》第4部分，第1章，II）。
鎖鏈下的奴隸是自由的，他可以立志砸斷鎖鏈，這意味著：「鎖鏈的意義本身，是根據他選擇的目的而顯現」；「選擇」繼續當奴隸，或者「選擇」冒最大的危險，跳出奴隸的地位。
當然，奴隸將不能獲得主人的財富和生活水準，但是這些不會是他的謀畫的對象。他只能夢想擁有這些財富，他的現實性（facticity）就是世界以另一個面貌向他顯示出來，以致於他應該面對，和解決不同的問題。特別是，他必須從根本上在奴隸的地位上自我選擇，甚至因此給這種「微賤的拘束」一個意義。
舉例說，他「選擇」了反抗，那麼「奴隸的地位」對這種反抗來說，自始就不是一種障礙，它就只能透過反抗方可獲得其意義和伴隨的逆境。
因為反抗和在反抗過程中死去的奴隸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free life），因為一個自由謀畫（free project）而啟發的處境（situation）是充實的和具體的，因為這個人生迫切和首要的問題是：「我能否達到我的目的？」是因為所有這些，奴隸的處境與主人的處境是不可比較的。兩者中的任何一種環境事實上都只能對在處境中的對己存有（for-itself）來說，並從對己存有（for-itself）對其目標的自由選擇（free choice）出發，才可獲得其意義。
對己存有（for-itself）是有時間性的（temporalization），這意味著他本來「一無所有（it is not）」，他「自己創造自己」。在單一個自由謀畫中堅持不懈，並非永不改變該謀畫。相反，我們看到，我從事的謀畫可以永恆不斷的更新。「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薩特用多種文學形式進行了成功的創作，並對文學批評和自傳文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劇本作為傳達其哲學的一種手段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著名的台詞「他人即地獄」 （L'enfer, c'est les autres）即出自於其中之一的《間隔》（法文：Huis-clos，又譯《禁閉》）[6]。除了《噁心》外，薩特的另一部主要小說是《通往自由之路》三部曲，其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他的思想發展產生的影響，並提出了一種不那麼理論化、更實踐的存在主義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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