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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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是一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向政府官員和特殊人士提供特定物品供給和生活服務的制度[註 1]，其中高級幹部終身可以享受此類特殊待遇[1][2][3][4][5]。這一制度建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由中央政府正式施行，並維持至今[1][3][4][6]。
歷史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決定在北京建立香山農場（今稱巨山農場）[1]。1950年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隨後蘇聯派出了兩位醫療保健與食品營養研究方面的專家前往北京，對香山農場的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議[1]。香山農場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管理，為高級幹部提供農產品特供，建立起中央首長食品特供制[1]。特供體制產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譬如「中南海」香煙的前身就是毛澤東選定的2號特供煙，而建國初期的茅台酒是省級部門才能獲得的特供酒[4]。
至中國大陸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1960年7月30日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擬訂了《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8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同意報告內容並發至中央各部、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科學院等機關單位[6][7]。11月9日，中共中央將該報告下發至全國各地區時，將「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改為「特需供應」，並認為此報告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自此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面向高級幹部的特供體制[3][6][7][8][9]。以下是部分人士對饑荒時期特供的回憶。
-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0]
-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裡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飢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11]。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12]
- 歷史學家王曾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時稱，看到高幹身份的北京大學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心裏就生氣[13]，而「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里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14]
此後，在中國社會長期物資缺乏，普通民眾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背景下，特供範圍擴大，涉及的有煙草、酒、服裝等，譬如為毛澤東個人特供的物品中還包括湖南醴陵的「毛瓷」和江西景德鎮的「7501毛瓷」[15][16][17][18]。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
改革開放後，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出台，其中提到高級幹部的水電費應自理，公私混用不能分別裝電錶、水錶的，根據水電的實際消耗，按比例合理分攤[2][19]。198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要求取消特供食品，但未獲落實[20]。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嚴禁在商業廣告中使用國家機關名義的緊急通知
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出《關於嚴禁在商業廣告中使用國家機關名義的緊急通知》，對經營者炒作特供、專供概念，特別是對使用含有「國家機關特供」等字樣的包裝及標籤現象進行整頓[4]。此後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每隔一兩年就要整頓一次，但效果並不十分理想[4]。2007年，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提出要改革高級幹部待遇終身制，但未獲響應[2][19]。
2013年3月，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等5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嚴禁中央和國家機關使用「特供」「專供」等標識的通知》[21]。11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出台《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但未能解決特權問題[2][19]。11月29日，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要求各地不准生產標註「特供」、「專供」、「專用」、「特製」、「特需」等字樣的白酒[22]。
特供制度與食品安全
有觀點認為，食品特供制度是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原因之一[3][5][24][25]。享受特供的官員恰恰是那些具有監管職責的官員，或者具有督促監管官員依法行使權力職責的官員，但由於他們享受着特供食品，從而不會有積極性查處不法商販[3]。2011年，中國作家趙麗華表示，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她認為「特權階層自己吃好了，卻不管老百姓有沒有吃好。如果全國取消特供，那些特權階層的人也必須要跟大家一樣，到菜市場去買菜，這樣的話，那些人就會考慮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孩子、他的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安全的問題。」[25]
另一方面，市場上也存在「假特供」問題，隨着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但凡有點名氣的產品，紛紛打起特供、專供的旗號，涉及的產品也由以前的煙酒擴大到茶、飲料、食品乃至其他日用品[4]。在所謂「特供酒」造假領域已形成集包裝生產、灌裝、銷售等完整犯罪鏈，並通過電話直銷、網絡直播帶貨、混於軍用品中等形式銷售[26]。涉及的被造假的酒包括五糧液、茅台等品牌，聲稱的特供形式包括所謂紀念活動中專用酒、軍隊專供酒，而這些假酒的原材料根據需要和售出的價格可分為使用低端酒以次充好、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兌等[26]。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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