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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1849年德意志革命（德語：Deutsche Revolution 1848/1849），其最初階段亦被稱作三月革命（Märzrevolution），原本是在1848年於諸多歐洲國家爆發的大規模革命的一部分。它們是一系列在德意志邦聯及整個奧地利帝國境內爆發的鬆散抗議；其所展現的泛德意志主義，更是普遍對繼承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領土的德意志邦聯內39個獨立邦國分裂且專制的傳統政治結構表達了不滿。革命者中，中產階級大多支持自由主義；而工人則為改善工作及生活條件尋求激進的改革。當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出現分裂時，支持保守派的貴族便將其鎮壓。為了逃避政治迫害的自由主義者被迫逃亡，並在之後被稱為「48年的人」；其中大量逃亡者選擇移居美國，遍布威斯康星州至德克薩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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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的基礎早在1832年哈姆巴赫慶典時就已奠定；面對嚴苛的稅收與政治審查制度，公眾騷亂開始大幅增長。對於共和主義者來說，在當日採用作為今日德國國旗使用的黑紅金三色作為共和運動以及德語人口的團結之象徵，也是哈姆巴赫慶典值得注意的。
為了促進民主改革的行動，在德意志諸邦國內迅速傳播並爆發了不同的革命。在法國巴黎，由工人及手工業者領導，並於1848年2月22日至2月24日爆發，導致路易·菲利普國王被驅逐並流亡英國的革命亦激發了德意志諸邦國的革命。在法國，1848年革命被稱作「二月革命」。革命從法國燃遍歐洲大陸，不久即由1848年3月13日在維也納的大規模示威為起點於德意志全境爆發，致使奧皇斐迪南一世的首相梅特涅親王辭職並流亡英國[1]。此示威的時間也是「三月革命」之名稱的由來。人人自危的德意志諸邦國君主害怕受到與法王一樣的遭遇而選擇至少暫時接受革命者的要求。在德意志南部與西部均發生了大規模集會與示威；人民要求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人民武裝自由，出版自由，成文憲法與議會。
奧地利帝國在1848年是最具有話語權的德意志邦聯成員。她被認為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儘管其早已於1806年被拿破崙勒令解散且未能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起死回生。奧國的政治在1815至1848年一直被梅特涅首相主宰。1848年3月，一場在維也納由大學生主導的大型街頭示威被德意志諸邦國的報刊競相報道。早在1848年2月9日於巴伐利亞境內也發生了一次重要的示威活動，但相對此次示威則較小[2]。於維也納示威的大學生是受自由主義牧師安東·費斯特在大學內的講道鼓舞[2]。示威學生要求成文憲法及由男性普選的制憲議會[3]。作為回應，奧皇和梅特涅首相命令軍隊粉碎示威。軍隊當示威者靠近皇宮附近的街道時開火併造成數人死亡[2]，工人階級亦隨後加入學生示威者並引起了武裝叛亂。下奧地利議會要求梅特涅首相辭職，儘管皇帝不情願，梅特涅首相還是因無人支持而被迫辭職並流亡英國[4]。
斐迪南指派的新首相是名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奧地利政府也於4月底起草了憲法；但人民對此表達不滿，因為大多數人仍沒有投票權。1848年5月26日至5月27日，維也納的市民回到街頭並設立路障，為可能到來的軍隊鎮壓做準備。奧皇已攜家眷逃至因斯布魯克，並在那裡被忠於他的蒂羅爾農民保護着度過了未來數月[4]；他也分別在5月16日與6月3日發表了兩條宣言，向人民做出讓步[5]。他把帝國議會改為由人民選舉的立憲會議，但其餘的讓步則是不切實際的，並被普遍認為在日後造成了德意志邦聯的重組與德國統一[4]。
皇帝於8月12日重返維也納[6]，但工人階級也在不久後的8月21日再次上街抗議高失業率與政府降低工資的法令；軍隊亦在8月23日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火數次[6]。9月下旬，兼任匈牙利國王的奧皇斐迪南一世派遣奧地利和克羅地亞軍隊前往匈牙利鎮壓當地的民主革命[7]。然而奧軍在9月29日被起義軍擊敗，維也納的市民也在10月6日至7日抗議皇帝在匈牙利的行動[8]。奧皇在10月7日再次逃離維也納，居住在帝國東部摩拉維亞的奧洛穆茨鎮[9]；他也於1848年12月2日退位並贊成由其侄子弗朗茨·約瑟夫繼承皇位[10]。
巴登的憲法自由早在1811年就已實現，但其憲法卻於1825年被貴族統治者撤銷[11]。1830年，巴登的利奧波德成為大公國的統治者後，即在憲法上，教育上，民事和刑事法律上帶來了民主改革；巴登大公國更於1832年加入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關稅同盟[11]。1848年二月巴黎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出後，歐洲各地，包括奧地利帝國和德意志各地區都發生了革命。儘管進行了各種改革並被認為是德意志境內最自由的國家[11][12]，巴登大公國卻在德意志境內最先發生民眾騷亂。巴黎在二月的消息傳到巴登後，當地幾位無組織的農民燒毀了本地貴族的豪宅並威脅他們[12]。1848年2月27日，一個來自巴登的議會在曼海姆通過了一項要求提出權利法案的決議。符騰堡王國，黑森-達姆施塔特公國，拿騷公國和一些其他德意志邦國也通過了類似的決議。這些運動出人意料地獲得了強大的支持，並迫使大量邦國君主無條件接受「三月的要求」（德語：Märzforderungen）。
維也納的三月革命是德意志各邦革命的催化劑。民眾要求選舉出代議政府和一個統一的德意志，而德意志各邦國的統治者則由於恐懼而不得不承認改革的要求。他們批准了1848年3月31日至1848年4月4日在法蘭克福自由市聖保羅教堂舉行，負責起草被稱為「德國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要求」的新憲法的議會[13]，且大多數出席議會的代表都是立憲君主[13]。巴登方面派出弗雷德里希·黑克和古斯塔夫·斯特魯維兩位民主人士前往議會[14]。由於他們站在少數人一方且缺乏相關進展，感到沮喪的二人於1848年4月2日出面抗議[14]。德國持續的罷工與革命高潮促使議會通過了要求組建國民議會的決議。1848年4月8日，議會通過了普選和間接（兩輪）表決制度的選舉法[15]。新國民議會被確定，1848年5月18日，809位代表中的585人在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就座，召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政治立場中間偏右的記者卡爾·麥凱當選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副主席[16]。
巴登持續着由自由主義者煽動的混亂；出於對事態擴大的恐懼，巴登政府開始擴軍並向鄰邦尋求援助[14]。巴登政府試圖通過逮捕巴登民主黨領袖兼新聞記者約瑟夫·費克勒以鎮壓起義，但卻適得其反地引起了民眾的憤怒和抗議活動的增加，並導致1848年4月12日爆發了全面的起義[14]。巴伐利亞王國政府在普魯士軍隊的幫助下於坎德爾恩市鎮壓了弗雷德里希·黑克領導的起義軍，結束了這場被稱為「黑克起義」的暴動。然而好景不長，巴登於1849年5月再度爆發革命，而這次起義則與普法爾茨的起義緊密相關。
1849年春，當革命高潮再起時，起義於1849年5月6日在萊茵蘭的埃爾伯費爾德開始[17]。然而，當卡爾斯魯厄爆發騷亂時，起義便很快再次蔓延至巴登地區[18]。由於巴登和普法爾茨（當時屬於巴伐利亞王國的一部分）僅由萊茵河隔開，起義也主要發生在萊茵河沿岸的邊界，所以它們被視為同一個起義的兩個部分。1849年5月，巴登大公被迫離開卡爾斯魯厄並尋求普魯士的幫助[11]，普法爾茨和巴登也同時成立了臨時政府。臨時政府在巴登的條件較為理想，因為公眾和軍隊都強烈支持政府的憲政與民主改革[19]。軍隊強烈要求起草憲法並大力支持革命，國家政府也能夠充分提供軍火和財政資助，但普法爾茨地區的條件卻與此不同[20]。普法爾茨歷來擁有比德國其他地區更多的保守派中產階級，他們普遍反對革命[21]；普法爾茨的軍隊亦不支持革命且缺乏供給。當起義政府接手普法爾茨時，整個地區既沒有團結一致，亦沒有充足的國庫[22]。人們的武器僅限於私人持有的火槍，步槍以及體育用槍[23]；臨時政府派人到法國和比利時購買武器，但均未成功。法國政府更是禁止向巴登和普法爾茨出口武器[20]。
臨時政府首先任命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律師，民主人士和代表約瑟夫·馬丁·雷夏德為普法爾茨軍事負責人[24]。普法爾茨第一任軍事總指揮丹尼爾·芬納·馮·芬內伯格是前奧地利軍官，他曾在1848年起義期間指揮維也納的國民警衛隊[25]；但他很快被在1830至1831年波蘭起義軍內任職參謀官的菲利克斯·拉奎爾所取代[26]。最後，路德維克·米羅斯拉夫斯基被賦予普法爾茨武裝部隊的最高指揮權，而弗蘭茲·斯奈德則被賦予戰場指揮權[27]。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效力於臨時政府的軍官是赫爾曼·馮·納茲梅爾。赫爾曼·馮·納茲梅爾曾是負責管理柏林軍火庫的前普魯士軍官。1848年6月14日，他因拒絕向起義者開槍而被視為英雄；儘管他為此被判15年有期徒刑，但他卻於1849年逃走並隨後加入了普法爾茨的起義軍[28]。
普法爾茨和德國各地的民主黨人認為巴登和普法爾茨起義是德意志人民爭取憲法權利的一部分。巴登軍隊中的一名少尉弗朗茨·西格爾是一位民主人士，也是臨時政府的支持者，他制定了一項保護卡爾斯魯厄和普法爾茨改革運動的計劃[29]：他建議動用一支巴登的軍隊前往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並宣布霍亨索倫共和國的成立，然後向斯圖加特進軍；在成功煽動斯圖加特和整個符騰堡王國支持革命後，軍隊將前往紐倫堡並在弗蘭肯紮營。然而，西格爾未能說明將如何對待國民議會所在的法蘭克福自由市，而這對為立憲而戰的革命樹立泛德意志性質必不可少[29]。
儘管西格爾提出了建設性的計劃，革命政府並沒有發起行動；卡爾斯魯厄和巴登的起義也一度被巴伐利亞軍隊鎮壓。隨後，來自巴登的律師和民主人士勞倫斯·彼得·布倫塔諾領導了臨時政府並掌控絕對權力[30][31]。他任命路德維克·米羅斯拉夫斯基負責普法爾茨的軍事行動。布倫塔諾負責巴登革命政府的日常事務，米羅斯拉夫斯基則在普法爾茨一邊負責調動軍隊[32]；然而他們並未很好地合作，例如米羅斯拉夫斯基決定廢除萊茵河上一條大橋的收費項目，因為該項目僅由巴登方面進行[31]。也正因為他們的不協調，米氏的起義軍在巴登的烏布斯塔特-魏黑爾戰敗。他被迫率軍越過巴登南部山區撤退，並在巴登和瑞士之間邊界的穆爾格鎮與普魯士軍隊進行了最後的戰鬥。米氏和其他倖存者越過邊境逃到瑞士[31]，而起義軍的總指揮官隨後流亡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參加了兩地的起義。 1848年5月10日，他和卡爾·馬克思從科隆啟程並目睹了起義。 從1848年6月1日起，恩格斯和馬克思成為《新萊茵報》的編輯[33]。 不到一年之後，普魯士政府因支持憲法改革於1849年5月19日停辦該報。1848年底，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會見後來擔任巴登和普法爾茨臨時政府成員的卡爾·路德維希·約翰·德斯特。他是一位醫師，民主人士與社會主義者，也曾擔任共產主義者同盟科隆社區的醫生。二人與其會面後，馬克思身負任務前往巴黎[34]，恩格斯則留在普法爾茨。
1849年，恩格斯在埃爾伯費爾德與起義民眾一起安放路障，準備與試圖鎮壓起義的普魯士軍隊作戰[35]。在前往埃爾伯費爾德的途中，恩格斯收集了索林根市的工人在格拉夫拉斯市的軍火庫繳獲的兩箱步槍彈[35]。恩格斯等人一度逃至凱撒斯勞滕市[36]，並於6月13日在那裡加入了由800名工人組成，由前普魯士軍官奧古斯特·威利希所組建的軍隊。工人團與其他革命團體合併為一支三萬餘人的反抗隊伍，並有效抵禦了強悍的普魯士軍[37]。身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恩格斯堅決支持德意志的革命[38]；他也隨後與所在的軍團參與了整個普法爾茨的革命。然而起義軍仍在8月份普魯士軍抵達後被擊敗；工人團的倖存者穿越了邊界前往安全的瑞士，而恩格斯本人直到1849年7月25日才抵達瑞士。向身在倫敦的馬克思和眾同志表示他於革命倖存後[36]，恩格斯以一位難民的身份開始撰寫他的革命經歷。他發表了「為德意志帝國憲法而戰」一文[39]。
此外，由於普魯士軍輕鬆鎮壓了起義，許多南德人開始認為普魯士王國將取代奧地利帝國成為南德的主導力量[40]。對兩地起義的鎮壓與起義的失敗結束了德國在1848年春爆發的革命。
1848年3月，人民聚集在柏林，要求「向國王致辭」。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出人意料地口頭接受了示威者的所有要求，包括議會選舉，憲法和新聞自由。他承諾「普魯士向德意志前進」。然而，在3月13日，當警方對公眾示威的警告被忽視之後，軍方攻擊了一眾在蒂爾加滕區舉行會議後返回的人群，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於是一次大規模的示威在3月18日爆發。當示威過程中兩槍被打響後，民眾擔心首都內能夠調遣的2萬名士兵中的一部分將會被被用來對付他們，隨即開始豎立路障。一場持續了13小時並造成了數百人死亡的戰鬥接踵而至，直至部隊接到命令撤退為止。在這之後，腓特烈·威廉四世試圖向公眾再次保證他將重組政府，並批准了公民的武裝權利。3月21日，國王通過柏林的街道，並在城內的腓特烈斯海因公墓出席了不幸遇難的平民起義者的集體葬禮。國王本人，部長們與將軍們身着象徵着革命的黑紅金三色服裝。同時，計劃在被普魯士統治的前波蘭王國領土起義的波蘭囚犯也被釋放，在全城遊行並受到了人民的熱烈歡迎。示威期間遇難的254人被列在御林廣場的靈柩台上。大約4萬人陪同這些倒下示威者的靈魂到達腓特烈斯海因公墓。
1848年5月18日，被選舉的的立憲國民議會聚集在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議會的官方名稱為「全德意志國民議會」，亦稱作「法蘭克福國民議會」[41]，議會的代表均由184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由德意志各地民主選舉產生。議會代表包括122名政府官員，95名法官，81名律師，103名教師，17名製造商和批發商，15名醫師和40名土地所有者[42]。 議會由自由派主導，並被稱作「教授議會」，因為大多數代表具有學者背景。一位波蘭出身的工人階級代表與他的蒂羅爾同事一樣，沒有受到任何重視。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自1848年5月18日起便努力設法團結德意志諸邦，並制定憲法。然而大會無法通過任何決議，並墜入了無休止的辯論[43]。1848年5月22日，另一個民選議會聚集在了柏林市[15]，他們由1848年4月份的一部允許兩階段表態的普選的法律選出[15]。大多數被選入柏林議會（另稱普魯士國民議會）的代表都是資產階級自由民或自由主義派官僚。他們着手「與國王達成協議[15]」來撰寫憲法，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單方面強制執行君主憲法以削弱民主力量。此憲法仍於1848年12月5日生效[44]。柏林議會亦在同日解散，由「君主憲法」控制下的兩院立法機構取而代之。這個立法機構由普魯士上議院和一個地方議會組成。日後的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在此時被選進由君主憲法選出的第一個地方議會。
在薩克森王國首都德累斯頓，民眾上街要求國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參與選舉的改革，社會公正的建立和成文憲法的撰寫[45]。1849年4月30日奧古斯特把德累斯頓的自由派議員驅逐，任命一個強硬立場的政府，新政府決定以武力恢復秩序；5月3日示威者已在全市築起108個街壘，國民自衛軍也背棄政府，國王和大臣逃到首都外的要塞，請求普魯士幫助恢復秩序；此時，被驅逐的自由派議員成立新政府，城外大批革命者來保衛新政府。[46]起義的人群中不乏有聲望者，如擔任宮廷樂師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熱衷於參與德累斯頓革命，支持民主共和運動，他亦在1849年5月3日至9日的德累斯頓起義中支持臨時政府；[47]他把革命視為一種手段，認為能夠完成自己作為世界藝術天才的使命創造最佳條件；在革命中，他忙著製造手榴彈並在教堂上觀察普魯士軍隊。[46]1849年5月9日，瓦格納與起義領導人一起離開德累斯頓前往瑞士以免被捕。 他在瑞士，意大利和法國巴黎流亡多年，並最終在政府取消對他的禁令後回到德國。參加起義的還有俄羅斯革命家米哈伊爾·巴枯寧和德國工人階級領袖斯蒂芬·波恩[47]。
然而，此次革命普魯士以閃電之姿，以火車把軍隊運送到德累斯頓，5月9日大約5000名普魯士和薩克森士兵進程、拆毀街壘，擊潰保衛城市的3000餘名革命者。250名起義者陣亡、400人受傷、869人被捕；多達6000人被審判，罪狀溯及1848年3月，其中727人被判徒刑，有97%在薩克森本地人。有將近2000名起義者像華格納一樣逃到瑞士。[48]也有薩克森居民選擇移居美國。他們在德克薩斯州登陸並創建了德裔德克薩斯人社區，一些人居住在城市，但更多人在西德克薩斯成為了富裕的農場主。
自1830年的革命事件發生以來，薩克森王國即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其擁有兩院立法機構和一個有效的立法部門，其憲法作為政府基礎一直延續到1918年德意志帝國解體。1848年的革命也為薩克森帶來了普遍且更得民心的改革[49]。
萊茵蘭、黑森-萊茵、盧森堡和普法爾茨共同有着1795年後被拿破崙統治的歷史。拿破崙的軍隊摧毀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在他統治下建立的社會，行政和立法措施更擊垮了從前神職人員與貴族在此地的封建統治[50]。儘管萊茵蘭的土地並非最優良的耕地，但林業卻是一個傳統的強大產業[51]。農業的相對匱乏，18世紀後期封建結構的消除，以及強大的伐木業對萊茵蘭的工業化直接作出了貢獻。受益於馬克伯爵領地附近的煤炭資源和通向北海的萊茵河河道，萊茵河左岸的土地在19世紀成為了德國最主要的工業區。至1848年，亞琛，科隆和杜塞爾多夫已高度工業化，擁有數種不同類型的工業[50]。19世紀初，萊茵蘭9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包括伐木業），但至1933年只有12％仍從事農業生產[52]。至1848年，萊茵蘭湧現了大量的工人與無產階級，且相較於同時期的法國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與活躍的從政傾向。儘管其他德意志邦國在1848年的起義由資產階級自由派領導，萊茵蘭的無產階級早在1840年就已公開反對資產階級[53][54]。
普魯士在1848年已牢固控制作為王國西部領土的萊茵蘭，其在此地的統治歷史最早更可以追溯到勃蘭登堡時期的1614年通過繼承獲得的第一片領土[55]。如上所述，在拿破崙時代，萊茵河左岸被納入法蘭西帝國，其封建政治結構解體；但1814年拿破崙戰敗後，作為戰勝國的普魯士接管了整個萊茵河西岸。普魯士政府把萊茵人當作臣屬和外地人，並試圖重建被當地人摒棄的封建體制[56]；於是1848年在萊茵蘭的大部分起義都有着強烈的反普魯士色彩。然而，萊茵人注意到了1848年5月18日普王在柏林宣布將成立一個可能進行民主改革的聯合議會[57]。儘管聯合議會的選舉是間接性且建立在擁有選舉議員權利的男性普選之基礎上的，萊茵人仍對這一進展抱有希望，並未參加在德意志其他地區早期發生的起義。
然而，普魯士政府錯誤地認為這是此地人民對其專制政府的忠誠，便開始向其他在城市與領地內發生叛亂的邦國提供軍事援助以鎮壓叛亂：例如鎮壓了在德累斯頓，普法爾茨，巴登，符騰堡，與弗蘭肯等地的叛亂；但普魯士人很快意識到他們需要更多的兵力以支持軍事行動。理所當然地接受了萊茵人的忠誠，普魯士政府與1849年春在威斯特法倫省和萊茵省召集了大量預備役人員作為國家憲兵[53]。這一行動旋即遭到了反對：召集國家憲兵的命令影響到了所有40歲以下成年男性，因為這樣的命令只能在戰爭期間進行，所以它即是非法動員軍隊[58]。普王在這之後解散了聯合議會的第二議院，因為其在1849年3月27日通過了一個不受歡迎的憲法[59]；這使得包括大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內的所有萊茵人站起來保護他們認為正在悄然消失的政治改革[53]。
1849年5月9日，起義在萊茵蘭的埃爾伯費爾德，杜塞爾多夫，伊瑟隆和索林根相繼爆發。杜塞爾多夫的起義在第二天即被鎮壓；而埃爾伯費爾德的起義者展現了強大的毅力。起義者中15000名工人上街豎立路障，勇敢地抵抗前來鎮壓並徵集國家憲兵的普魯士軍[60]。普軍最後僅在埃爾伯費爾德徵集了40名人員[61]。城市裡組建了公共安全委員會以組織公民反抗；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本地的民主人士和律師，一位律師兼民主人士恩斯特·赫爾曼·赫克斯特更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許多普法爾茨臨時革命政府成員也在埃爾伯費爾德起義的領導人之內。
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無法就一個共同的計劃達成一致，更不要說團結參與起義的各個群體。覺醒的工人階級只想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公民與準軍事組織也組織起來支持起義，他們由奧古斯特·維利希等人領導。1849年5月17日至18日，一批來自特里爾市和鄰近鄉鎮的工人與民主人士沖入普魯姆的軍械庫為革命者取得武器。上層資產階級被無產階級的行動震驚，他們開始從憲法改革運動中分離出去，並把其領導人描繪成嗜血的恐怖分子[62]。大多由小資產階級組成的委員會領導層亦開始動搖；他們寧可放棄革命並破壞公共財產也不願再組織各種抗議活動。公共安全委員會也在此時開始嘗試平息改革與示威運動[62]。
在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失去了威信，因為他與最寵愛的情婦洛拉·蒙泰茲，一位無法被貴族與教會所接受的舞者與女演員具有開放關係[63]。她試圖在一位信奉新教的總理幫助下進行改革，但反而激怒了當地的天主教保守派。2月9日，保守派走上街頭抗議，而這次示威開啟了1848年革命的先河。這是在自由主義抗議浪潮中的一個例外，因為保守派只想要擺脫洛拉·蒙泰茲，而沒有任何其他政治訴求；而支持自由主義的學生則利用這次機會加強他們對政治改革的訴求[63]。學生們在巴伐利亞王國各地為了憲法改革而示威，就像德意志其他地區的學生們一樣。作為回應，國王試圖進行一些較小的改革，但這些都不足以平息抗議的浪潮。國王於1848年3月16日遜位於其長子馬克西米利安二世[63]，並抱怨道：
「儘管我不想放棄權力，但我不想再統治了。我是為了不成為奴隸而成為主人。」
路德維希是1848年德意志革命中除奧皇外唯一退位的統治者。儘管他推行了一些改革，但中央政府仍在之後掌控着權利[64]。
1848年3月6日，在巴登大公國的海德堡，一群自由主義人士計劃選舉德意志國民議會。這個議會的雛形在3月31日於法蘭克福自由市的聖保羅教堂內確定，議會的成員要求自由選舉出一個全國性的議會，並得到了德意志各邦的一致同意。最終議會在5月18日在聖保羅教堂內開幕。在第一屆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的585名代表中，很多是教授（94人，以法律背景出身為主），教師（30人），或受大學教育者（233人），而政治家、農民與工人出身者則很少，因此又被稱為「教授會議」。約400名代表可以就其政治派系確定，而派系則通常以他們的會議地點命名：
在自由派政治家海因里希·馮·加恩的主持下，議會開始實施其雄心勃勃的計劃，即以現代憲法為基礎建立統一的德國。然而，問題從一開始就離不開地方主義，對地方主義的支持甚至大過泛德意志主義；除此之外普奧矛盾也是一個巨大的絆腳石。
值得一提的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1848年6月14日決定成立德國海軍，此決定對德意志在未來的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很重要。
奧地利大公約翰被選為臨時帝國領導人，這是對建立臨時行政權力的一個嘗試；然而，由於大多數邦國都未能充分認識到統一的新政府的必要性，這個方案未能實行。當普魯士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問題上未經議會事先同意而擅自表達政治意圖時，國民議會更在公眾眼裡失去了聲望。類似的問題也在奧地利擅自動用武力鎮壓維也納起義時出現。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無力感由1848年丹麥衝突的辯論反映了出來。和1848年許多其他事件一樣，此衝突亦由街頭示威引起。3月21日，哥本哈根的民眾上街要求民主憲法[65]。然而荷爾施泰因和南石勒蘇益格絕大多數人口使用德語，所以基爾市和整個荷爾施泰因的公民根本無從得知哥本哈根的動亂。荷爾施泰因的民眾發動起義，獲得了自治權，同時建立了與德意志邦國更為密切的外交關係。1848年3月24日，人們在荷爾施泰因建立了一個新的臨時自治政府，並建立了擁有7000名士兵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軍隊。針對此事件，德意志各邦統一支持兼併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施泰因兩地。普魯士王國更派出軍隊支持這一獨立運動，但卻在英俄兩國試圖以國際壓力結束戰爭時，果斷地忽略了國民議會的要求。普魯士人在瑞典王國的馬爾默簽署了和平協議，同意撤走在石、荷兩地的軍隊並同意丹麥的其它要求[66]。馬爾默條約在德意志邦聯內引起極大的驚愕，並引起了辯論，但它無力控制普魯士。 1848年9月16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以多數票承認了馬爾默條約[67]。此次投票後，國民議會的公眾支持大幅下降，激進共和黨人公開表示反對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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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關於在未來實施的憲法的討論已經開始。以下均為主要問題：
1.統一的德國領土是否應該包含奧地利在德意志邦聯內的領土？如果這麼做，會在憲法上讓奧地利帝國在邦聯之外的領土分離出去。
包含奧地利的方案被稱為「大德意志方案」（共計7000萬人口）；另一個方案則是排除奧地利，讓普魯士王國獲取帝國領導權的「小德意志方案」。
最終，當奧地利帝國總理決定為帝國實行中央集權的憲法時，代表們不得不放棄「大德意志方案」的構想。
2.統一的德國政治體制應該是世襲君主制，還是選舉君主制，甚至是共和國？
3.統一的德國應該是由相對獨立的各邦組成的聯邦，或者是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所掌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儘管3月革命的成果促使諸多德意志邦國做出了妥協，法蘭克福議會的討論一直持續至了1849年3月27日保羅教堂憲法通過。憲法規定統一的德國將成為君主立憲制邦聯國家，具有聲望的普魯士國王將擔任世襲制的國家君主，但君權受限，是兩院制度，人民有普遍且平等的選舉權。然而後一項提案只獲得了290張贊成票，另有248票棄權。有28個邦國承認此憲法，但奧地利帝國，普魯士王國，薩克森王國，巴伐利亞王國和漢諾威王國等較大的邦國均不承認此憲法。其中普王以「君權神授」的論點，反對這個憲法裡，由人民賦予君王權力的論調。
1848年底，包括奧托·馮·俾斯麥在內的普魯士貴族和將領們重新掌控了權力。他們並未被3月的革命擊垮，而是選擇暫避風頭。保守派將軍弗里德里希·格拉夫·馮·弗蘭格爾率領軍隊進入了柏林，並促使普王立即重返貴族勢力一方。普王於11月解散了新的普魯士議會，並提出了他自己的憲法。此憲法以議會為基礎，但仍維護國王的至上權威；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憲法制訂了由三級投票制的普選選舉的上議院和下議院。此投票法與納稅數量有關，因此超過80%的選民只控制了1/3的席位。1849年2月，國民議會代表團在柏林會見了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並根據此憲法授予其德意志的皇冠。普王向代表團表示，他對此感到榮幸，但他只可在貴族，其他邦國的君主與各個自由市的同意下接受此皇冠。但後來他在寫給在英國的親戚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諱地說道，他為被授予一個被革命的惡臭與污垢糟蹋的「溝渠上的皇冠」而感到了巨大的侮辱。
不久後，奧地利與普魯士分別撤出了他們在議會內的代表，使得議會成為了一個辯論會。激進的代表們被迫前往斯圖加特，並在那裡召開了一個殘缺的議會直至其被符騰堡軍隊驅散。在薩克森，普法爾茨與巴登，支持立憲的武裝起義只持續了短暫的時間，因為當地軍隊在普魯士軍隊的援助下迅速擊垮了起義者。領導者與參與者一旦被逮捕將面臨長期徒刑。
1848年試圖統一德意志邦聯的革命因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所反映的德國統治階級的不同利益而遭到失敗；議會的成員更無法組成一個促進具體目標的政治聯盟。議會內的第一次衝突即在代表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內發生：溫和的自由派想起草憲法，而小部分激進派則希望議會宣稱自己為立法機構。代表們根本無法克服分歧，也從未嘗試採取明確的行動以促進目標的統一或引入民主規則。當法國革命是在一個已成形的民族國家內發生時，德意志邦聯內的民主派與自由派則必須面對建立民族國家與法治社會的雙重問題，使得他們無法承受[68]。
當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5月18日開幕時，代表們選舉海因里希·馮·加恩為大會的第一任主席。他受到了政治立場中間偏右的聯盟黨的支持與一部分溫和左派的影響，因此他能夠控制250位代表[69]。他強烈支持德國統一，但他堅持認為國民議會需要得到高度反動的君主支持。此外，在有能力實現德國統一的國家中，普魯士王國是唯一的候選者，儘管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大多數代表均不信任普魯士專制政府的意圖。
國民大會無權提高稅率，只有依賴善意君主們的意願；且由於許多代表在各邦國政府內兼職，他們不願意提出激進的改革方案以免激怒邦國君主；除此之外他們即既不能為起義者籌集資金也無權強制執行他們可能考慮通過的法律。百餘名激進分子認為武裝起義是必要手段，對國民議會的爭論失去了興趣，選擇離開議會並組織地方武裝以促成「真正的革命」。然而沒有官僚的支持，他們籌集不到資金。溫和派自由主義者害怕失去為君主服務的機會，很快斷定只有通過協商引領政治上的進步；但普魯士軍隊無視一切改革要求，並在1849年將所有激進派驅趕出了國民議會。
議會代表仍然積極計劃改革，但代表之中的幾個主要分歧漸漸顯現出來並阻礙了改革的推動。幾個典型的例子有「大德意志」與「小德意志」的倡導者，天主教徒與新教徒，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支持者。然而造成議會瓦解的主要衝突則是溫和派與自由主義者的目標。溫和派倡導撰寫民主憲法，而自由主義者爭取與反動君主進行協商以促進改革。不同的利益集團開始暗地裡聚集以決定他們的策略。與此同時，德意志諸邦國的統治者逐漸意識到他們不再受到壓力。儘管巴伐利亞國王因革命下台，但那僅僅是來自廣大群眾壓力的結果的一部分。當武裝起義的威脅消退後，各邦國君主意識到德意志統一將無法實現，因為沒有君主願意放棄對權力的追求。當各邦國的統治者平息了起義後，他們遵循普魯士的方法，逐一召回了在議會內的代表。儘管只有普魯士能夠憑藉其壓倒性的軍力阻止各邦君主攻擊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但它也有着自己的政治利益。
奧地利帝國在鎮壓了倫巴底-威尼西亞王國內的起義後，哈布斯堡皇室已準備好對付德意志各邦。由於無法召集軍隊且缺乏人民的支持，議會對奧地利的權力束手無策。1849年5月31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解散。至此，從1848年3月起革命者的成就在所有德意志邦國內被逆轉。到1851年，革命時所確立的公民基本權利幾乎在所有邦國內遭廢除。最後，由於國民議會內各派之間的分歧，自由主義者謹慎的態度，左派試圖鼓動大規模支持的失敗以及君主派勢力的壓倒性優勢下，革命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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