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是抗日戰爭末期重慶（當時為中華民國陪都）文化界人士就時局向國民政府發表的進言，於1945年2月22日刊登於重慶《新華日報》，刊登時列出了312人的署名[1]。
背景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任廳長）遭到撤銷後，在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及文藝界人士的鬥爭下於1940年11月1日成立的[2]。成立時組成人員如下：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陽翰笙、謝仁釗、李俠公。專任委員（10人）：沈雁冰、沈志遠、杜國庠、田漢、洪深、鄭伯奇、尹伯林、翦伯贊、胡風、姚蓬子；兼任委員（10人）：舒舍予、陶行知、張志讓、鄧初民、王崑崙、侯外廬、盧于道、馬宗融、黎東方、呂振羽[3]。
1945年1月，周恩來從延安返回重慶，向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通報中共中央對抗日與爭取民主的綱領性意見，反獨裁、爭民主的聲勢一時掀起，一些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紛紛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此時，王若飛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向文工會提出建議，希望文化界知名人士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引領文化界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文工會主要領導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杜國庠等人當即擬出了六條綱領，由郭沫若執筆，定名為《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全文共1400餘字，內容為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實行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等等。文工會領導人郭沫若、陽翰笙等親自秘密到重慶各處爭取簽名，幾天時間內便徵得312人的聯合署名，署名者中有哲學、自然科學、歷史、法律、文學、教育、出版、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十多個界別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場左、中、右乃至偏右的知名人士都有，既有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有中國國民黨黨員，還有民主黨派成員，一些平時不問政治的人士也參加了署名。[4]
1945年2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有312人簽名的《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為響應這一《進言》，3月12日 ，《新華日報》又刊登了342人聯名發表的《昆明文化界關於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5]。
內容
| “ | 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
「道窮則變」，是目前普遍的呼聲，中國的時局無須我們「危詞悚聽」，更不容許我們再來「巧言文飾」了。 內部未能團結，政治貪墨成風，經濟日趨竭蹙，人民尚待動員，軍事急期改進，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況愈下，以致無力阻止敵寇的進侵，更無力配合盟軍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戰略接近勝利的階段，而我們竟快要成為新時代的落伍者。全國的人民都在焦慮，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們處在萬目睽睽的局勢當中，無論如何是應當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辦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簡單，只須及早實現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為此奔走呼號。政府最近也公開言明，準備提前結束黨治，還政於民，足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國的危機是依然可以挽救的。 然而「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在今天迫切的時局之下， 空言民主固屬畫餅充飢，預約民主亦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應該當機立斷，急轉舵輪，凡有益於民主實現者便當舉行，凡有礙於民主實現者便當廢止，不應有瞬息的躊躇，更不應有絲毫的顧慮。其有益於民主實現者，在我們認為，應該是： 一、由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黨派所推選之公正人士組織一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應付目前時局的戰時政治綱領，使內政、外交、財政、經濟、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進的依據，以作為國民會議的前驅。、 二、由臨時緊急會議推選幹練人士組織一戰時全國一致政府，以推行戰時政治綱領，使內政、外交、財政、經濟、教育、文化等均能與目前戰事配合。 以上二大綱實為實現民主的必要步驟，政府既決心還政於民，且不願人民空言民主，自宜採取此項步驟，使人民有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共挽目前的危機。 更就有礙民主實現者而言，則有犖犖六大端，應該加以考慮。、 一、審査檢閱制度除有關軍事機密者外不應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動之法令皆應廢除， 使人民應享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復。、 二、取消一切黨化教育之設施，使學術研究與文化運動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務活動，切實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並釋放一切政治犯及愛國青年。、 四、廢除一切軍事上對內相尅的政策，槍口一致對外，集中所有力量從事反攻。、 五、嚴懲一切貪贓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積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國家財富集中於有用之生產與用度。、 六、取締對盟邦歧視之言論，採取對英美蘇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與諒解。 以上諸大端如能早日見諸實施，則軍事形勢必能穩定，反攻基礎必能確立，最後勝利也毫無疑問，必能更有把握了。 故民主團結實為解決國內局勢之主要前提，而在今天尤為爭取國際地位的必須步驟。今天的時局雖然緊迫，而國際形勢卻大有利於我們，我們尤應趁此時機，早早決定我們的國策。 目前克里米亞會議已告圓滿結束。四月二十五日並將由中蘇英美法五大國在舊金山召集聯合國會議，法西斯和帝國主義已被普遍地宣布死刑，為全人類開出了民主和平的康莊的大道。 更以軍事而言，蘇聯的大攻勢正以雷霆萬鈞之力，雄師數路趨指柏林。英美聯軍更由西線積極進攻，納粹獸軍巳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不久當在它的巢窟裡面遭受屠戮了。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進軍，也正和歐洲攻勢桴鼓相應。美國的意志，在東方急於要在中國登陸作戰，急於期待陸上力量的大反攻，以期能同時及早解決日本，更是切迫如火。 今天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蘇聯紅軍及英美盟軍的進攻，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屈撓同盟國人民的意志。全世界都在吹奏着勝利進行曲，我們中國人民不願自甘落伍，不願在這世界戰略接近勝利的階段，仍有自私自利、苟且因循、等待勝利、甚至種下未來禍根的做法迎接我們民主勝利的光明的前途。形勢是很鮮明的，民主者興，不民主者亡。中國人民不甘淪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團結，在這個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沒有方法可以阻擋。 我們懇切地希望，希望全國人士敞開胸襟，把專制時代的一切陳根腐蒂打掃乾淨，貢獻出無限的誠意、熱情、勇氣、睿智，迎接我們民主勝利的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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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進言》在重慶《新華日報》、《新蜀報》等發表後，蔣介石大為震怒，痛罵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委員會主任張道藩無能，並質問張「為什麼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產黨拉了過去?」張道藩聲稱是共產黨指示《新華日報》盜用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傳」，保證讓受騙者發表「聲明」作廢。隨後，張道藩派出一大批手下四出造訪簽名者，通過威逼利誘要求他們撤回簽名，另發「聲明」。個別簽名人士因此被迫按照當局要求發表了聲明，比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控制的中國文藝社的參加過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任理事的華林，就因為懼怕打碎飯碗而發表了聲明，但大部分簽名人士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為當局所動，張道藩進行的威逼利誘沒有取得多大成功。比如女作家冰心回答：「如果不同意，幹嗎要簽？中國沒民主就國無寧日。」著名畫家徐悲鴻在張道藩派人要求其發出簽名被盜用聲明之時，堅持立場，明確回復稱「我的簽名沒有被盜用，我對我的簽名完全負責。」後來張道藩親自來訪，徐悲鴻也不為所動。[4][11]「費鞏事件」的發生，更令國民黨當局對《進言》的態度昭然若揭。毛澤東1945年3月3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時提到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與《進言》，稱，「國民黨反動派也在動搖，是兩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聯共，一面反共；一面聯蘇，一面反蘇。蔣介石的欺騙我們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國人壓。赫爾利來延安，美軍觀察組駐延安，這個影響很大，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受到影響。愛金生、高桂滋這些人都說天下是我們的，文化界簽名謝冰心、顧頡剛都參加了。」[12]
1940年代，知名教授費鞏因多次發表文章和演講批評政府、宣傳民主憲政，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並受到監視。1945年2月7日， 費鞏在日記中寫道：「上午浙大畢業同學吳作和來訪，示我以『文化界進言』，要求政府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取消黨治特務及妨礙人身自由之法令、懲治貪污等，列名者有郭沫若、洪深、馬寅初、張申府、柳亞子等數十人。吳來請我具名，即簽名其上。」[13]1945年3月5日凌晨，費鞏因請假一年前往復旦大學講學，在到達重慶千廝門碼頭後當即被軍統特務綁架，先押於重慶警備司令部，後轉至渣滓洞看守所。期間遇害，並被投入鏹水池裡毀屍滅跡。這就是震動西南的「費鞏事件」。[4]
時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務委員竺可楨四處打聽營救費鞏。自3月初得知費鞏失蹤到4月中旬，竺可楨校長在日記里記的全都是營救費鞏之事，比如他走訪重慶警察局、會見重慶衛戍總司令王纘緒時，王表示：「費氏現尚安全未死，惟須偵查清楚後才能宣布開釋。」竺可楨校長在日記中寫道：「此時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類似蓋世太保之機構，真可嘆！「[14][4]
費鞏被關進渣滓洞看守所後堅強不屈。後來有獄卒和被囚人士回憶道，「費鞏教授關押於此，天天痛罵反動派，罵聲傳出牢外。特務們軟硬兼施，滅絕人性地施以酷刑，也無濟於事。」他的囚室牆上刻着「費鞏」，表明其為抗日民主而獻身的勇氣。[4]
張道藩、潘公展向蔣介石匯報稱，文工會是此次簽名的發起者和組織者，蔣介石當即下令解散文工會。1945年3月30日，文工會遭到解散。1945年3月31日，重慶各報紛紛刊登如下消息：「郭沫若先生領導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已於昨日奉政治部張部長命令，予以解散。」1945年4月1日，文工會舉行告別聚餐晚會，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以及國際友人100多名參加了聚餐會。郭沫若在聚餐會的簽名紙上親筆題寫：「始於今日，終於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於1938年4月1日，文工會告別聚餐於1945年4月1日）。該題詞在報刊發表時，最後一句被改成了「摔掉花瓶」。[4]
文工會被解散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迫於各界爭民主、反獨裁的呼聲，蔣介石遂要求張道藩抓緊炮製聲明充當「民意」發表。在張道藩的組織策劃下，《為爭勝利敬告國人——教育文化界聯合聲明》於1945年4月15日在《中央日報》發表，發表時共七百多人簽名，其中除蔣碧微（徐悲鴻之妻，時為張道藩情婦）、梅貽琦、王平陵、華林（即《進言》發表後又發表盜用聲明者）、梁實秋、朱光潛等30多人外，其餘720多人均為改頭換面者或不知名者。聲明發表時，還把正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大學校長、教授會的眾多代表也強行列名其中，如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就是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被列為簽名者中的第二位。1945年10月27日，香港《生日報》評論道，今年2月22日發在《新華日報》上的「聲明」是民主宣言，4月15日發表在《中央日報》上的「聲明」是反民主宣言。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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