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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泰（1880年—1936年10月25日），原名承泰，字鬯卿（暢卿），廣東高州大井鎮大坡山村人，清朝秀才，國民政府高級官員，新政學系重要人物。深受蔣中正信任，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6年10月25日在漢口碼頭被暗殺身亡。
1897年，17歲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高中榜首，有了秀才的功名。1899年，19歲到廣州廣雅書院求學。1901年，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政令之後，廣雅書院改為廣東高等學堂。1902年轉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法政。1905年畢業後任廣州《廣南報》編輯。1908年當選廣東諮議局議員。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當選臨時參議院議員，參加國民黨。1913年當選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1914年春在袁世凱解散國會之後，到上海與國會議員谷鍾秀等人創辦《正誼》雜誌，並與黃興等組織歐事研究會（這是當時一些不認同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理念的國民黨人的組織）。1915年任上海《中華新報》主筆，反對袁世凱稱帝。
1916年初楊永泰在上海聽到護國戰爭爆發的消息後，立即回到廣東，5月1日，岑春煊與梁啓超在肇慶設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楊出任財政廳長[1]，承擔起為護國軍籌款的重任。這主要是因為他是廣東人，在該地頗有影響力，再加上他善於交際，籌備糧草很有門路。數日後，軍務院成立，楊又任軍務院財政廳廳長。護國戰爭勝利後，黎元洪繼任，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肇慶軍務院取消，民初國會重新恢復。以李根源、張耀曾、谷鍾秀等人為代表的舊國民黨人結成了一個新的組織——政學會，希望聯絡更多志同道合者以加強自己的影響力，楊永泰也參與了政學會章程的起草，成為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員。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南方舉起護法運動的旗幟，組織護法軍政府，北京的國會議員紛紛南下廣州，組織非常國會，楊永泰也再次來到廣州。有之前在國會中與袁世凱的鬥爭和護國戰爭中籌措軍需的經歷，楊永泰很受「大元帥」孫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內定楊出任護法軍政府財政廳廳長。但政學會此時已經把寶壓在了西南實力派身上，其組織主要成員李根源、張耀增聽說楊準備出任護法軍政府財政廳廳長後，勸楊永泰不要和孫中山走得太近。之後孫中山幾次催促楊就任財政廳廳長，但楊以各種原因推脫，遲遲不就。隨着護法戰爭的節節勝利，西南實力派在政學派的支持下，1918年非常國會強行通過《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改大元帥單獨首領制為七總裁和議制，排擠孫中山。孫中山憤而辭職，離開廣州。作為政學會骨幹的楊永泰，楊永泰卻得到了岑春煊、陸榮廷等西南實力派的支持，不久出任廣東財政廳廳長，1920年4月，又出任廣東省省長。李根源在爭權鬥爭中敗給了李烈鈞，李烈鈞支持孫中山，原本支持楊永泰和政學系的武力轉而支持孫中山，宣布支持孫中山的陳炯明也回師廣州。
1922年6月國會復會，楊永泰到北京繼續任參議院議員。1923年政學系諸人先是輔助黎元洪反對曹錕賄選。1924年，曹錕等人倒台之後，舊國會被解散，楊永泰與政學系的一幫人都陷入歷史的低谷。楊永泰寄居上海，過上了「寓公」的生活。1925年任善後會議財政委員會副委員長。
1927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參議，為政學系首領之一。1928年黃郛因辦理濟南慘案身心交瘁，萌生退意，在即將隱退時對蔣介石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先生，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吾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針對1929年初中國的四大強藩的不同特點，楊永泰又提出了新的整體解決方案：以軍事手段解決李宗仁、白崇禧（反蔣積極，矛盾難以調和），以經濟手段解決馮玉祥（戰力強大但經濟貧弱），以政治手段解決閻錫山（閻錫山長於政治經濟，但軍事力量較弱，政治聲望不夠），以外交手段解決張學良（遠在東北，內部矛盾重重，與關內軍閥和日俄也有很多矛盾）。
1931年任軍委會秘書長。楊永泰總結前三次對中央蘇區圍剿慘敗與以往的戰爭失利完全不同，因為蔣介石把共黨看成了北洋軍閥，把紅軍看成了與北洋軍閥一樣的軍隊。實際上，紅軍與蔣介石以往遇到的任何軍隊都不一樣，可以說這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的真正「黨軍」。紅軍最大不同是實行政治建軍、思想建軍，兵民一體，因此必須採取新的系統性的策略才能將其徹底撲滅。1932年蔣介石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的時候，楊永泰被提升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書長，成為蔣介石真正意義上的幕僚長。1932年，在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之際，楊永泰向蔣呈遞了一份萬言書，系統陳述了對於「剿共」的意見：
「吾隨先生出師，細觀江西諸地，漸覺共黨不足為慮。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兩者合手，實為一嚴重問題。民眾與共黨合為一家，在於吾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眾為共黨所利用。」
「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里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日益脫離共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共黨實行嚴厲的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吾認為，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1933年5月任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併兼任負責「政治剿共」的行營第二廳，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被蔣介石稱為「當代臥龍」。1934年初楊永泰建議用三民主義、傳統文化和民族復興來對抗共產黨的紅色宣傳，重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教育，同時加強國民的紀律教育，以收拾民心，提升國民素質，這一攬子計劃就是新生活運動。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楊永泰提出「驅虎吞狼」戰略。建議蔣介石在撤銷委員長南昌行營之後，設立重慶行營，在剿共的同時將四川收歸中央。楊永泰、賀國光率領參謀團一行人進入四川。1935年2月，川北駐軍田頌堯與紅四方面軍作戰失利，4月份，楊永泰將其撤職查辦，田也失去了自己的軍隊與地盤，此舉大大震懾了四川的大小軍閥諸侯。為徹底控制川軍，楊永泰向蔣建議，仿照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方法，輪訓川軍各級軍官，以便分化川軍系統。
到1935年，新政學系形成「省府主席十有九，行營主任五占三」的局面。1935年5月，劉鎮華在楊永泰的推薦下，帶着自己的基本部隊到安徽做了安徽省主席。1935年10年，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楊永泰謀求行政院長一職，最終由於政敵的反對未逞。1936年初新政學系的重要人物，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群被調到外交部工作，楊永泰繼任湖北省省長，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推行自己「七分政治」中關於地方治理的部分內容。在楊看來，必須對中國政治做一個徹底的改造，這個改造是一個涵蓋「政本-政綱-政制」的體系。所謂政本，是指人的因素，其要在于澄清吏治、嚴格選人；所謂政綱，是指建立一套嚴密的地方統治機構，制定全面系統有效的地方治理綱領，當時人稱為「管教養衛」的四大綱領；所謂政制，是指各種具體的政策、規章等等。編練保甲，訓練民眾，建立占地達數百萬畝、橫跨四縣的金水農場，籌劃開闢鍾祥水庫，同時還計劃修建武漢長江大橋，利用航空測量來整理田賦。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在漢口碼頭被暗殺身亡。臨死須臾，左右問及遺囑，他說：
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許國，為國而死，夫復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國禍方長耳。
兇手陳燮起（真名譚戎軒），系受原國民黨CC派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劉廬隱指使。1937年劉廬隱在上海被捕入獄，處有期徒刑10年。據戴笠的調查，此案更像是一個自發的所謂愛國青年組織「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所為，這些年輕學子不滿於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外交，對所謂的親日派極為痛恨。這些人自籌經費，購買槍支，準備刺殺幾個著名的親日派頭目，如黃郛、張群、楊永泰等人，結果真的讓他們等到了機會。
楊永泰死後一個多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
譯著有《外交策略》、《現代民主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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