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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介绍的是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关于1967年创刊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请见“
区域研究 (期刊)”。
区域研究(英语:Regional Studies或Area Studies),又译地域研究,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该学科在注意各地区的共时性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特色并比较其他地区,广泛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以及民俗。
区域研究在传统上是属于地理学领域,区域地理学收集各种资料,包括自然与人文,采用复合体概念建构区域的独特性。区域研究的发祥地源于法国,并形成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区域学派。
当代区域研究则以美国发展快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世界全体的关系加强,但之前美国因门罗主义的影响,美国对中南美以外的第三世界的了解较为有限。因此美国为推进其世界战略需要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美国也因此投入钜资培养亚洲问题和非洲问题的专家。因这些地区的情况无法简单的西洋知识来分析,因此除了旧有的地理学,也常用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及手法等学际性手法分析。
二战之前,美国大学只有少数研究者从事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战后,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担心美国在冷战背景下能否有效应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外部威胁以及亚洲和非洲去殖民化的后果。
在此背景下,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公司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广泛共识,即美国必须投资于国际研究,以解决这一知识短缺问题。参与者认为,国际化的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型智囊团是美国紧迫的优先事项。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派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套用西方模式,而应该通过与人文学者密切合作来发展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知识,另一派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寻求发展总体宏观历史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在不同地区的变化和发展模式之间建立联系。前者成为区域研究的倡导者,后者成为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
福特基金会最终成为塑造美国区域研究的主导者。[1]1950年,福特基金会设立了著名的外国区域奖学金计划(FAFP),这是美国第一个支持区域研究的大型全国性基金。从1953年到1966年,该计划向34所大学提供了2.7亿美元用于区域和语言研究。同样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协会联合管理的委员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实地发展研讨会、会议和出版计划。[2]最终,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协会联合委员会接管乐外国区域奖学金计划。
其他大型和重要的项目紧随福特之后而至。最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的《国防教育法》于1965年更名为《高等教育法》,为大约125个以大学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单位分配了资金,这些单位被称为美国大学的国家资源中心项目,提供外语和区域研究本科生奖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
同期,苏联也开展了区域研究。[3]
自成立以来,区域研究一直受到包括区域研究专家在内者批评。许多人认为由于区域研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情报和军事机构的冷战议程有关,因此参与此类计划无异于充当国家代理人。[4]有人认为,美国的关注和研究重点将定义区域研究的知识领域。[5]然而其他人认为,一旦区域研究在大学校园中建立,就开始包含比政府机构所预见的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知识议程,因此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6]
对区域研究项目的最大威胁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兴起。[7]为了嘲笑一位最直言不讳的理性选择理论批评者,日本学者查默斯·约翰逊问道:如果理性选择的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政客和官僚会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你需要了解日语或任何关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知识?[8]
苏联解体后,慈善基金会和科学官僚机构开始减少对地区研究的支持,转而强调“发展与民主”等跨地区主题。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一直是为区域研究筹集和管理资金的国家纽带。学者们将其解释为研究环境变化的巨大信号。[4]
Ellen Condliffe Lageman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178.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ed. David L. Szan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0–11.
Note for example:
Rupprecht, Tobias. 5: Desk revolutionaries: Soviet Latin Americanists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late Soviet Union. Soviet Internationalism after Sta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3 [2017-08-22]. ISBN 9781107102880. Academics from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and IMEMO [founded in 1956] often turned to broader area studies at the ILA [the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俄语) (founded in 1961 as part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aught at MGIMO [founded in 1944],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or Lumumba University [established in 1960]. Others moved from area studies into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 All state and Party organs that dealt with cultural diplomacy drew on the staff of area studies and their network of contacts.
See Patrick O'Meara,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81.
Se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y John Scott,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edited by G. Browning, A. Halcli, and F. Webster (Sage Publications, 2000). Rational Choice Theory. [2008-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2-27).. Retrieved 2009-04-23.
See 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A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36 (summer 1994), pp. 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