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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西蒙娜·露西·埃内斯蒂娜·玛丽·贝特朗·德·波伏娃（法语：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发音：[simɔn də bovwaʁ]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家、社会主义家、社会理论家。她的思想、学说等，对女权主义式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理论都产生重大影响。[2]她撰写了关于哲学、政治、社会议题的小说、散文、传记、自传、专著。她以论文《第二性》闻名，该论文详细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情况，以及当代女权主义的基础。她对文学最持久的贡献是她的回忆录，特别是其第1卷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ee（1958年），该作品具有温暖、描述的力量。[3]她曾获颁1954年龚固尔文学奖、1975年耶路撒冷奖、1978年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她还因与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终生的开放式关系而闻名，尽管这种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她被贬低为原创思想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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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波娃生于1908年1月9日[5]，来自巴黎第六区的资产阶级巴黎人家庭[6][7][8]，该家庭的公寓坐落于巴黎拉斯巴耶大道的一所富裕的公寓。她的父亲乔治·贝特朗·德·波娃（Georges Bertrand Beauvoir）是一位律师，曾经短暂做过业馀的喜剧演员[9]；而她的母亲，弗朗索瓦斯·布拉瑟尔（Françoise Brasseur）是一位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出身于凡尔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跟波娃父亲结婚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波娃还有一个比她年纪小两岁的妹妹埃莱娜·德·波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波娃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瑟尔（Gustav Brasseur）因成立默兹银行（该银行成立于1878年10月的凡尔登，在帕斯昆兄弟破产后，由募集的四十万法郎的资金而得以建立）而成为主席，却因破产而使银行倒闭，也使得波娃一家名誉扫地并家产散尽。波娃的父母不得不因此搬离昔日较体面的公寓而住进一间位于雷恩街上的一栋阴暗、狭小又没有电梯的第五层公寓中。波娃父亲原本一心指望着靠著太太的丰厚身家而过上优越的生活，但最终这个希望成了泡影。他们一家失去了很多财富，波娃的母亲一生都对她的丈夫背负着歉疚，波娃也因此而心里不好受，目睹着父母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纵使失去许多财富，然而波娃的母亲坚持将两个女儿送往一所只为出生于好人家的女孩而提供教育且享有盛誉的修道院学校（le Cours Desir），波娃五岁时入读，而她的妹妹埃莱娜则于两年后跟姐姐一起就读该学校。
波娃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时刻提醒著自己是一个女孩的事实，然而她知道父亲希望有一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一个综合理工科学生。波娃在她父亲的鼓励下，她的理智上较早熟。据说其父亲一直对波娃说：“你有一个男人的脑子。”而且他也会吹嘘：“西蒙像男人一样思考[10]！”她的父亲一直对戏剧着迷（他曾上过戏剧课），他把这一爱好包括他对于文学的喜爱都传承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看来，世间最美丽的职业莫过于当一名作家。他跟他的妻子一样，都认为唯有学习才可以将自己的女儿从生活的窘境中脱离出来。
由于家庭的困境，波娃无法再依靠她的嫁妆，她跟其他同龄的中产阶级女孩一样，她的婚姻机会也受到威胁。波娃借此机会采取方法自己谋生[11]。
15岁时（1923年），她已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1925年，她在中学会考之后，波娃开始了她的大学学业，她于巴黎天主教大学修读数学并取得数学和哲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她到纳伊（法国巴黎的郊区）的圣玛丽学院（Institut Sainte-Marie）修读文学/语言。她于入学第一年便得到了索邦大学的一系列证书，涵盖数学，文学和拉丁语；她于第二年开始学习哲学，并在1927年6月获得了哲学证书；在1928年的春天，在获得伦理心理学科证书后，波娃最终取得哲学文科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她开始著手编写一篇有关德国哲学家莱昂·不伦瑞克在葛腓烈·莱布尼茨的毕业论文（大致相当于文学硕士论文），主题为《莱布尼兹的概念》[12]。在索邦大学的文学院里，她遇到了许多拥有抱负的年轻学者，其中包括尚-保罗·沙特，从认识沙特的一刻起，波娃便觉得他是一个天才。自此，一段神秘的情感交织于两人之间，直到入土而止。沙特对波娃指她是其“必须的爱情”，而他也需要其他的“偶然的爱情”来帮助彼此更了解。1929年，波娃在高中教师招聘会考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沙特。
波娃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教徒，而波娃本人从小就非常虔诚，有一次打算当修女。她童年时因其好友扎扎的死讯而深受打击，据波娃于其自传中讲述，她自己早在14岁的时候便失去了信仰，这远远早於哲学高中教师招聘会考。她于十几摆脱了信仰，这也昭示了她之后想要摆脱家庭束缚的强大决心。她在馀生中仍是个无神论者[13]。
1929年，在高中教师招聘会考之后，波娃跟莫里斯·梅洛-庞蒂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都在同一所中学完成了实践教学要求时，三人一同合作。尽管尚未正式注册，她参加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课程，为融合哲学作准备，那是个竞争激烈的研究生考试，以作全国的学生排名。在学习融合哲学时，她遇到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尚-保罗·沙特、保罗·尼赞和给她绰号“海狸””的勒内·马赫 — 波娃与沙特的哲学老师[9]，由于波娃名字的法语发音近似于“海狸”(Beaver)，事实上波娃有著跟海狸一样的精神——和同伴一起的筑造精神—成为一名哲学老师。融合哲学的评委会勉强授予沙特排名第一而非波娃，使她以21岁之龄排名第二，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通过该考试的人[14]。
在波娃青年时代撰写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她说：“...我父亲的个人主义与异教徒的道德标准，跟我母亲所教导的严格的道德常规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失衡使我的生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这是我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15]。”
从1929年到1943年，波娃在中学阶段里任教，直到她能够只靠自己的写作来养活自己。她搬到了马赛，曾于蒙格朗中学（Lycée Montgrand）、圣贞德公立高中（Lycée Jeanne-d'Arc (Rouen)）及巴黎莫里哀高中任教（1936–39）[16]。
1929年10月，尚-保罗·沙特与波娃开始交往，并且在见过波娃的父亲之后，沙特请求波娃暂时嫁给他：有一天，当他们坐在罗浮宫外的长椅上，他说：“让我们签两年租约”[17]。尽管波娃深爱著他，并在其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中的第二卷—《岁月的力量》中写道：“结婚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嫁妆”，另有一段：“我从未有一刻想要接受他的这一提议。婚姻使两个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来说，在空洞中寻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为这种自由仅仅从存在于我的头脑与心灵。”学者们指出她在《第二性》和其他地方描述的理想关系与当时的婚姻标准几乎没有相似之处[18]。相反，他们建立了终身的“灵魂伴侣”关系，这是有性的但并非独有的，也没有涉及在一起生活[19]。由于她搬到了马赛，以及之后因为要离开沙特，她在1931年3月搬到了勒阿弗尔，她对此感到痛苦不已。波娃跟沙特总是互相阅读对方的作品。关于他们在存在主义作品中的相互影响程度的争论仍在继续，例如是沙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波娃的《女客》和《现象学与意图（Phenomenology and Intent）》。然而，对于波娃作品的最新研究却侧重于沙特以外的影响，包括了黑格尔和莱布尼兹[20]。
1930年代，由亚历山大·科耶夫和让·伊波利特领导的新黑格尔主义启发了包括沙特在内的整整一代法国思想家，以发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21][22]。然而波娃在战争期间以德语阅读黑格尔的文章，对他的意识辩证法提出了原始的批评。
波娃撰写了不少关于在美国[23]及中国停留期间的流行旅游日记，并严格地发表论文和小说，特别是在整个1950年代至1960年代。她出版了几套短篇小说，包括了《被毁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那些跟她后来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针对衰老的。她于1980年出版了《当事物的灵魂先来（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那是围绕著她重要早期以女性为基础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尽管早在小说《女客》出版之前写过很久[24]，波娃当时并不认为这些故事值得发表，因此让它们在40多年后才这样做。
沙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长期不和，最终导致庞蒂离开了法国杂志《摩登时代》，而波娃站在沙特的一方支持他，并不再跟梅洛-庞蒂有来往。在波娃的晚年，她在自己的公寓中主办了该期刊的编辑会议，并贡献比沙特的还要多，波娃经常不得不强迫沙特提出他的意见。
波伏娃还写了四本自传，分别为：《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生命的精髓（The Prime of Life）》、《情势（Force of Circumstance）[25]》和《说到底（All Said and Done）》[24]。1964年，波娃出版了中篇小说自传《很容易死亡（A Very Easy Death）》，涵盖了她探望因癌症去世的年迈母亲的时间，该中篇小说透过在医患关系中说真话来带出道德问题[26]。
1970年代，波娃活跃于法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她在1971年撰写并签署了343荡妇宣言，宣言当中包括了一系列自称堕胎（在法国违法）著名女性的名单。有人争论的是大多数妇女没有流产经历的，包括波娃。签署者的种类繁多，例如：嘉芙莲·丹露、黛芬·赛赫意及波娃的妹妹普佩蒂。堕胎终于在1974年于法国合法化。
她于19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时代的来临（La Vieillesse）》，那是一个关于人类衰落和孤独的知识性冥想的罕见例子，若人们在60岁之前不去世，他们会经历这种衰败和孤独[27]。
在跟贝蒂·傅瑞丹的访谈中，波娃说道：“不，我们不相信任何女人都应该有这种选择。任何妇女都不应授权留在家中抚养孩子。社会应该完全不同。女性不应该有这样的选择，恰恰是因为如果有这样的选择，太多的女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强迫妇女朝某个方向前进的一种方式[28]。”
大约在1976年，波娃和西尔维·勒邦（Sylvie Le Bon）前往美国纽约市，参观凯特·米利特的农场[29]
1981年，波娃撰写了《对沙特的永别之歌》的书，以记录跟沙特度过最后几年时光的痛苦经历。在书的序言中，波娃记下这是在出版之前沙特从未看过其仅有的主要作品[30]。
在沙特于1980年去世后，波娃把他给自己的来信进行了编辑并发表，以释放在他们圈子里还活著的人之感受。现在，沙特的大多数信件都包含波娃的修改，其中包括了一些遗漏，但大部分使用了化名。波娃的养女与其文学继承人西尔维·勒邦发表了波娃给沙特和阿尔格伦的一些未经编辑的信。
波娃替1984年的选集《全球性的姐妹：国际妇女运动选集》贡献了题为“女权主义-活泼，健康且持续处于危险之中（Feminism – alive, well, and in constant danger）”的文章，并由罗宾·摩根编辑[30]。
年轻时代，西蒙-波娃的暑假曾在圣伊巴尔度过，呆在梅西尼亚克（Meyrignac）公园，这个公园是她的祖父欧内斯特-贝特朗-德-波伏娃在约1880年建造。这片土地之前是被她的曾祖父纳尔西斯-贝特朗-德-波伏娃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所购置。在波娃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中，她无限追忆了这段同她妹妹伊莲娜一同度过幸福时光：我对于乡村的爱拥有着神秘的色彩。当我踏上梅西尼亚克(Meyrignac)土地那一刻起，我的心墙不复存在，我的视野开阔膨胀。我跌入无限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我感受着太阳温暖着我的眼，它的灿烂照亮一切，而此时此刻，只有我享受着它的轻抚。风绕着杨树盘旋：它从别处而来，搅乱这天地，于是我翩翩旋转，不停转，直到世界尽头。当月亮爬上天空，我便与远处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此刻我们一同沉浸在这月光中。我的知觉不再空空如也，我的眼神不再涣散停滞，我嗅到荞麦的强烈气味，石楠清幽的芬芳，正午时分的温热亦或是暮色悄至的微凉；我感受到生命的沉甸甸的重量，却同时蒸发散入天空，我不再受限于自己身体的局限”（摘自于波娃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正是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在乡间孤单的漫步中，跳脱平庸的渴望深深刻入波伏娃的精神世界中。
1943年，波娃出版其首个小说作品《女客》[32]。据推测，这是受到她跟沙特与奥莉加·科扎克维奇和万达·科扎克维奇性关系的启发。奥莉加是波娃于1930年代初在珍妮公立高中任教时的学生之一，她非常喜欢奥莉加。沙特试图追求奥莉加但遭对方拒绝，因此他开始跟她的姐姐万达建立关系。沙特去世后，仍在支持万达。他多年来还支持著奥莉加，直至她遇到波娃的恋人—雅克-洛朗·博斯特。然而，这部小说的主旨是哲学性的，波娃在这个场景中始终秉承著哲学的先决条件 — 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的设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波娃从奥莉加和万达的复杂关系中创造出一个角色。在虚构的版本中，波娃与沙特和这名年轻女子一起建立一个三角家庭。小说还探讨了波娃和沙特的复杂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受到该三角家庭的影响。《女客》有许多作品跟随其后，包括《他人的血》，它探讨了个人责任的性质，讲述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抵抗运动的两名法国年轻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24]。
1944年，波娃撰写了她的第一篇哲学论文《皮瑞斯与辛尼阿斯》，那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讨论。1947年，她透过第二篇论文《歧义的存在主义》继续探索存在主义；它可能是存在主义中最容易的入门。在这篇论文中，波娃消除了一些矛盾，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矛盾都存在于其主要的存在主义作品中，包括了《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在《歧义伦理学》中，波娃面临著绝对自由与环境约束的存在主义困境中[2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娃和沙特编辑了《摩登时代》，那是沙特与莫里斯·梅洛-庞蒂跟雷蒙·阿隆、米歇尔·勒西斯、博里斯-维恩等左派文人共同创立的政治杂志，旨在透过现代文学使人们认识存在主义。同时，波娃也在潜心于文学创作，她对共产主义、无神论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有涉猎。她完成的一些作品使她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也使她能身心都投入了写作。她游历各国（美国、中国、前苏联、古巴等），波娃于这期间认识了许多共产主义家，例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毛泽东及理查德·赖特。在美国，波娃跟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展开了一段如火的爱情，波伏娃写给艾格林的信件更是超过300封。波娃在创作散文和书籍之前，利用《摩登时代》来推广自己的作品并从小范围地探索自己的想法。波娃一直担任编辑直至她去世为止。
波娃的《第二性》于1949年首先以法语出版并大获成功，一周内销量2万2千多册，它把存在先于存在主义本质的口头禅转向变成女权主义者的口头禅：“一个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为一个女人（法语：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33]”。波娃以这个著名的短语首先阐明了被称为生物性别区别，也就是说，生物性区别在于生物性别与性别的社会历史建构及其随之而来的刻板印象[34]。波娃认为：“妇女被压迫的根本原因是其（女性气质）作为典型的历史和社会建设”[35]。
波娃把女性定义为“第二性”，因为女性是相对于男性来定义的。她指出亚里士多德辩称女人是“由于一定缺乏素质而成为女性”，而汤玛斯·阿奎那将女人称为“不完美的男人”及“偶然的”存在[36]。波娃断言，女人和男人一样有选择的能力，因此可以选择提升自己，超越他们先前已放弃的“内在”并达到超越一个人要对自己和世界负责的位置，一个人选择其自由的地方。
《第二性》的章节最初于1949年在《摩登时代》中发表[37]。第一版在法国发行后几个月就出现了第二版[38]。根据出版人老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的提示，由于得到霍华德·帕什利的快速翻译，使该著作很快在美国出版。由于帕什利对法语只有基本的了解，并且对哲学的认识很少（他曾是史密斯学院的生物学教授），波娃的著作大部分被误译或剪裁不当，扭曲了其原意的信息[39]。多年来，尽管存在主义者的努力，克诺夫一直阻止对波娃的作品进行更准确的翻译，并拒绝所有建议[39]。仅在2009年，为了纪念原始发行出版物发行60周年，该作品才会有第二次翻译[40]。
在《第二性》的“女人：神话与现实”的一章里[41]，波娃认为，男性透过在他们周围应用“神秘”的虚假光环，使女性成为社会上的“其他”。她认为，男性以此为借口是不了解女人或她们的问题，也不帮助她们，而且这种定型观念总是在社会中由上层社会中的较高阶层以至下层社会中的较低阶层来完成。她写道，在其他身份类别中也发生了类似的等级制度压迫，例如种族，阶级和宗教，但是她声称，在性别方面，其中男性刻板地描绘了女性，并以此为借口把社会组织成一个父权制度社会，没有甚么比这更真实的了。
此书的出版也掀起一场笔战，梵蒂冈将其列为禁书。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致《摩登时代》的信是这样说的：“现在，你们女掌柜阴道的一切皆为我所知。”波娃在作品中描述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惨淡地位。
尽管波娃对女权运动，特别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秉承著对妇女经济的独立性和平等教育的信念，波伏娃起初不愿自称为女权主义者[11]。然而，在观察到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女权运动复兴之后，波伏娃指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足以带来妇女解放。1972年，她在接受《新观察家》的采访时公开宣布自己是女权主义者[42]。
《第二性》的手稿页于2018年出版，当时她的养女——哲学教授茜尔维·勒邦-德·波伏娃，她描述了其母的写作过程：波娃首先亲手写下她书中的每一页，然后才雇用打字员[43]。她于是成为了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她透过神话、文明进程、宗教、解剖学和传统风俗，她分析了当时女性的现状，这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谈到母系与堕胎的问题上，堕胎在当时社会被视为杀人的行为。对于婚姻，波娃也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它犹如中产阶级学府，跟妓女一样恶心，因为婚姻让女人受其丈夫的制肘，无法逃脱。
《名士风流》于1954年发表，波娃凭此获得法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龚固尔文学奖。此小说的背景设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详述了战后法国社会的面貌，并讲述了波娃与沙特组成的哲学家亲密圈子和朋友的个人生活，包括她与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的关系，而这本书是献给他的。波娃于《名士风流》及其自传中以坦率的方式来把二人的关系曝光，以及描述他们的性经历从而激怒了艾格林，他在审视波娃著作的美国译本时愤怒不已。波娃于书中仍沿用其用的虚构人物的手法，然而艾格林无法忍受波娃与沙特纠缠不清的关系，终把这段感情划下了休止符。在波娃的生平中，有关此事的内容有很多，包括她给艾格林的情书，这些于其去世后才进入公共领域。
在1952年7月至1959年间，波娃与克劳德·朗玆曼生活在一起。
从1958年开始，波娃开始创作其自传，她描述了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充斥着偏见、自觉受辱的传统以及她尽管作为一个女人却想尽办法从中摆脱所作的努力。同时她也描述了自己跟沙特的关系，并认为那是全然的成功。尽管二人的关系总是一如既往的激情昂扬，但这对男女并不是传统字面意义上的情人，而是波娃从很早之前就任由其读者轻信舆论的流言蜚语并不作辩解。
《宁静而死》于1964年出版，波娃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亲于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这是沙特眼中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里行间透出强烈情感，作品也提及了有关对于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乐死。在波娃承受着丧母之痛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位哲学系大学生西尔维亚-勒-庞，她是一直支持著波娃的年轻女子。她的有著十分微妙的关系：“母女”、“朋友”、“情人”…… 波娃于其自传中的第四章《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中讲述她跟西尔维亚的关系犹如十五年前跟其已故好友扎扎的关系。西尔维亚后来成为了波娃的养女并承继了波娃的所有遗产和著作。
在女权领域中，波娃与土耳其女权主义者吉赛勒·阿利米和伊莉莎白·巴丹戴尔有著巨大的影响，她们让世人了解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后以及法律允许堕胎以来，女性所遭受的折磨。随后的“343荡妇宣言”— 由343名妇女联署要求获得堕胎自由的请愿也由此而生。波娃与吉赛勒·阿利米一同创建了非政府组织 Choisi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旨在推动自愿堕胎的合法性。波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她参观工厂和学校，拜访的人物上至政界领袖，下至工厂女工。
1980年，沙特辞世，波娃出版其自传作品《告别仪式》，当中叙述了她在沙特最后的十年中是如何陪伴著他，对于二人的亲密生活以至沙特服的药都描写得很细致，其露骨的描写触犯了不少哲学家。
1984年8—9月，《与让·保罗·沙特对话》于罗马注册后出版，她在书中描写沙特对于自己作品的某些观点，仿佛他并未离世人远去。同时在此书中，波伏娃想要让世人知道萨特是如何被贝尼·勒维控制，指出他让沙特承认在存在主义中有著某种宗教倾向，而这点又是无神论所不容的。在波娃眼中，沙特再也无法从他的才智中获得快乐，亦再也无法在哲学上进行辩论。同样地，她也含沙射影地承认自己对于沙特的养女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的厌恶之情。她是这样总结的：“沙特的死使我们分离；而我的死也无法使我们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厌倦了我们这么久的纠缠不清。”
1986年，养女茜尔维·勒邦-德·波伏娃与克劳德·朗兹曼的陪伴下，波娃在巴黎与世长辞。其葬礼甚至比沙特的更为举世瞩目，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读者们也追随至此。波娃死后葬于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其墓就在让·保罗·沙特的旁边，其手上戴著艾格林送给她的戒指。
在2008年，为了纪念波娃而创立了国际人权奖项—西蒙·德·波伏娃奖。
据宣布，Vintage将于2021年出版一部波娃以前从未出版的小说，由劳伦·埃尔金（Lauren Elkin）翻译[44]。该小说于1954年所著，详细描述了她年轻时与伊丽莎白·“扎扎”·拉科恩（Elisabeth“ Zaza” Lacoin）所拥有的“充满激情和悲剧性”的现实友谊，并以安德烈（Andrée）和西尔维（Sylvie）两个人物进行描绘。这部小说被认为“过于私密”，无法在波娃的一生中出版。
波伏娃终其一生推广存在主义，她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讨人类如何在无法选择出生的世界的荒谬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尽管有联系，但波伏娃的作品不同于萨特，她将人物描写得更为具体细致，偏好向自身的经历进行一种直接且连贯的思考。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我们并非生来为女人，我们是成为了女人。……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这一概念是从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炼出来）：正是由于个体的组成不同使得我们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拥有不同的属性，也才会有两性。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使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渡。她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极度畅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书为波伏娃招致抗议甚至恶意诽谤。虽然波伏娃获得支持寥寥，但却打动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后者认为从人类学角度看，波伏娃的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时期的大作家反对波伏娃所写的，并有众多诽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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