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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僧侶所穿的袍衣，是僧寶的象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袈裟（梵语：काषाय，罗马化：kāṣāya；巴利语：kasāva；僧伽罗语：කසාවත；标准藏语：ཆོས་གོས，罗马化：chos gos/chö gö/choe goe），又译为迦沙曳、加沙野、袈裟野、迦逻沙曳、迦沙、加沙、迦罗沙曳等，意译为坏色衣、不正色、染色衣、染衣、污染衣；另有多种称呼：福田衣、田相衣、粪扫衣（梵语：pāṃsu-kūlika）、割截衣、杂碎衣、三衣（梵语：Trini Cīvarani/Tricīvara；巴利语：ticīvara；标准藏语：chos gos nam sum，义为三种法衣）、僧衣、莲服、法衣（梵语：cīvara，巴利语：cīvara；标准藏语：ngur mig，义为赤黄色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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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是佛教僧侣的衣装，最显著的特点是“偏袒右肩”、“割截田相”、“染不正色”，释迦牟尼佛曾说三世诸佛都穿着同样式的袈裟示现成佛的。在原始佛教中是佛教沙门日常衣装，且戒律要求“三衣不离身”；现今在处于热带地区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中仍为僧众的日常衣物，不同传承略有样式上的区别；而北传佛教地区冬季较寒冷，三衣不足以御寒，故袈裟多作为法会等特定场合下穿着的法器，表法象征意义多于实际穿着意义，而日常衣装被当地样式所取代，如汉地的汉服等。[1]
狭义上指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三衣”，广义上指三衣以外的所有僧用衣物。
梵语kāṣāya和巴利语kasāva，本意是一种草，因色浊，转指不正色、坏色、浊色。有两个解释：一是早期的佛教僧团作风刻苦，不事生产，衣服是从尸骨坟冢处挑拣而来，洗洗将就穿著，如此解决衣料的来源；二是当时古印度在家宗教徒一般著白色衣。
汉地最初将音译字写作“𣮫㲚”[2]，至晋朝，葛洪在《字苑》里改为“袈裟”，成为定例。[3]
另外一个词源，梵语和巴利语cīvara，本意是布料，转指僧衣[4]。汉译一般作“衣”或“法衣”，如巴利三藏《增支部·5集·182经》为〈衣经〉（巴利语：cīvara sutta），“衣钵”的梵语为“pātra-cīvara”，pātra为钵[5]。
偏袒右肩是印度人的衣装审美，将右臂空闲出来便于生产劳动，这在其他族群的传统中也多少有所体现，如古罗马人、藏人的衣服也有类似样式特点。故古印度沙门传统中，各宗教的出家人衣服都较为类似，简单的将衣服搭裹在身，露出右臂；佛教也不例外。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前、初出家之时，跟随外道沙门学习禅法，故其衣装也继承了古印度沙门的风格。
早期的佛教僧团作风刻苦，不事生产，不蓄钱财，为了解决僧人衣服来源的问题，听许僧侣在荒冢找废弃的衣服，简言之就是从尸体上拔下衣服，经过清洗、缝合和染色后就能穿著。如此也可破除僧侣对死亡的畏惧心，示万法无常的道理。这称为“粪扫衣”、“（百）衲衣”[3]。当时古印度在家宗教徒一般著白色衣，为示区别，佛教沙门的衣服规定染色不能为“正色”，如纯白色、纯黑色、纯赤（红）色等即称正色，袈裟要“不正色”，也可破除对华艳衣装的贪欲。这是“坏色衣”、“不正色”、“染色衣”、“染衣”、“污染衣”名称的来源。[3]不过，因为色彩无法用言语来准确定义，僧人对于戒律中描述的色彩的理解莫衷一是，故不同地域根据各自的理解传承袈裟色制[3]；又因各部派会用不同的袈裟颜色互作分别，故导致如今各地的袈裟有非常多种的颜色传承，如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着“皂色衣”，摩诃僧祇部（大众部）着“黄色衣”，弥沙塞部（化地部）着“青色衣”，昙无德部（法藏部）着“赤色衣”，迦叶维部（饮光部）着“木兰色衣”。
在释迦牟尼佛的僧团规模增长后，佛陀也听许僧侣接受信徒的新布料供养，但必须将整块布切割成块，再进行缝合。此举一是因为古代平民不易获得衣料，完整布料就显得珍贵，僧人穿着外出可能引来盗贼抢窃去裁剪做衣；二是因为将衣服先破坏掉，可以破除僧人对衣服的执著心，又和外道有所区别[6][3]。这就是“割截衣”、“杂碎衣”名称的来源。又据《四分律·第四十》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云：佛陀一次见成块成块的水田，令阿难尊者教导僧伽将袈裟切割成田畔阡陌的形状进行缝制。如此，以田地种粮食养命，譬喻袈裟可养慧命，同时以此昭示佛法僧是世间人天的福田，众生见袈裟，知是出家人，心生欢喜，愿意供养，培植福田。这是“福田衣”、“田相衣”称呼的来源。[3]
袈裟也叫做“三衣”，是源于袈裟的祖制是由安陀会（五条衣、中着衣、作务衣）[7]、郁多罗僧（七条衣、上衣）、僧伽黎（大衣、众聚时衣）三种组成，各有用途。[3]戒律要求“三衣不离身”，一来是因为僧衣是佛法的象征，不能舍弃；二来为了保护僧衣免遭抢窃；三来僧衣可以作为御寒工具使用——当入夜席地而睡，天气转凉，可以一件件的披在身上。
安陀会（梵语：antarvāsa，巴利语：antaravāsaka）又名五条衣、五衣、中着衣等，是穿在中间、内里的内衣，由五条布料缝缀而成 [8]。
郁多罗僧（梵语：uttarāsanga），又名七条衣、七衣、上衣、入众衣，是上身的衣着，由七条布料缝缀而成，是入众，或寺内诵经、礼忏的衣着 [9]。
僧伽黎（梵语：saṃghāṭī，巴利语：sanghati），又叫大衣、众聚时衣，是法会聚众时、会见重客等时刻的礼服，共分九品，由九条至二十五条不等的布料缝缀而成。[3]著袈裟入众见白衣时，需要将右肩遮盖，叫作“通肩”，其用意是整肃威仪，也令俗人不因见到袒露处而生非礼心；而印度的风俗是以偏袒右肩为尊敬，故见佛、诵经时要袒露右肩。
在三衣以外，佛陀还听许了一些生活衣物。如老僧睡觉需要垫褥，佛陀听许置卧褥；坐地时需要软垫，佛陀听许置坐褥；有的僧人睡觉时头放不平，佛陀听许置枕头；雨天裸身洗澡，白衣看到产生非议，佛陀听许置雨浴衣；病僧身长浓疮染污了三衣，佛陀听许置覆疮衣；天冷时三衣不御寒，佛陀听许内里可以再穿其他衣服；与此类似，洗脸的面巾，洗澡的浴巾，洗脚的揩脚巾，走路的鞋子（当时的人们习惯光脚行走）以及裹革履巾、摄热巾、衬钵毡、针毡、剃发衣、剃刀囊、禅带、腰带等都是后来才逐步增善的。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僧祇支和厥修罗的听置。鉴于阿难陀尊者的俊美常引来妇女的爱慕，佛陀听许置办僧祇支（覆肩衣、覆腋衣；梵语：saṃkakṣikā，巴利语：saṃkacchikā）[10]，遮住肩、腋、胸部；又因一次有比丘入众，被风吹起大衣，露出下体，殊为不雅，于是佛陀听许在安陀会之里再置下身内衣，名涅槃僧（梵语：Nivāsana，义为内衣[11]），又名厥修罗（梵语：kusñlaka，义为裙、下裙；另说是kusūla，但直译是谷仓，或为讹误）[11]；女僧须置僧祇支和内衣，规避俗众的非礼。[7]至此，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黎这三衣之外，又有僧祇支[12]、厥修罗，共称“五衣”（是相对于“三衣”而言，不同于安陀会“五条衣”的简称“五衣”）。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中，规定的衣物有十三种之多：僧伽胝（僧伽黎、僧伽梨），温怛罗僧伽（郁多罗僧），安怛婆娑（安陀会），尼师但那，裙（厥修罗），副裙，僧脚欹（覆肩衣），副僧脚欹，拭面巾，拭身巾，覆疮衣，剃发衣，药直衣。[7]这十三样物品称为“十三资具”。
三衣具有田相，是受大戒的比丘僧才能穿的。而未受比丘戒的沙弥、沙弥尼，不堪为世间福田，不能穿着田相衣，他们穿着的僧衣，称为缦衣（梵语、巴利语：paṭṭa；原意是（整块）布、布条、布带、缦条[13]），又作缦条衣、缦条、礼忏衣、钵吒，是安陀会不加割截（完整布料）和不缝田相而来。
公元前三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期间，以斯里兰卡上座部大寺派（巴利语：Mahāvihāra-nikāya）为中心的僧团将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泰国、寮国、柬埔寨等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14]，这大片地区文化、风俗、语言、气候等具有类似性或同源性，尤其因为天气一年四季都较炎热，故袈裟形制能够在此继续流传受用而不发生大的变易。不过，因染色所用草木原料不同，染色效果便有不同；又因对佛陀所教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部派，在《舍利弗问经》、《大比丘三千威仪》等经典中已露端倪，这些部派为了彼此区别，便用不同的颜色作为部派的袈裟色。流传至今，体现在了南传袈裟上，用色和形制都有不大的区别。譬如，泰国大部派（Mahā-nikāya）和斯里兰卡暹罗派（Siam-nikāya）为较鲜艳的橘黄色或橙色，泰国法相应派（Dhamma-yuttika-nikāya）为土黄色，缅甸多为土红色、红褐色或咖啡色。
历史上，缅甸东固王朝僧团还因为入众时袈裟应覆肩还是通肩的问题产生过激烈诤论。1708年，Tunna村的Guoabhilaikara长老规定沙弥入村落可偏袒右肩，他们被称作“偏袒派”（Ekaisika）；也有部分僧人依照入众必须覆通肩的戒律，反对长老的规定，他们被称作“披覆派”（Parupa na）。两派就此问题持续诤论了24年，国王请德高望重的长老进行调解也无济于事。贡榜王朝建立后，雍笈牙国王（Alaung Paya）支持偏袒派，为此还将发誓奉持覆肩戒律的Munindaghosa等两位长老驱逐出境。1783年，波道帕耶国王（Bodawpaya）再次裁决诤讼时，披覆派驳倒了偏袒派，国王于是通令全国比丘不得偏袒右肩离寺入众，结束了持续75年之久的覆肩诤讼。[14]时至今日，从大寺派演变而来的上座部佛教对戒律的受持依然严格，沙门入众时必须覆肩，而在寺院诵经、布萨时应该偏袒右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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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经过长时间的本土化，才演变为如今的模样，僧装亦是如此。华夏文化将衣裳视为教化礼仪的一部分而极注重，佛教沙门穿粪扫衣乞食的形象，在中国人看来是不雅观的。佛教刚传入不久，僧人做法事还偏袒右肩，但光膀子不耐冷，且比丘尼袒露惹人围观、讥笑。很快汉人沙门便寻求国制汉服和袈裟的融合，分出了法服和常服两部分，法服是做法事时的三衣，常服则是三衣以外的日常穿著。
汉魏时，僧服的染色仍为赤色，后来就多有变通。东晋时期，僧人依汉服改制出“缁衣”，作为僧侣的常服。所谓“缁”，是一种黑色偏深棕色的颜色，以此和穿素衣的俗人分别，僧俗合称“缁素”。直到周武帝时，因民间流传谶语将有黑衣人叛乱，周武帝认为指的就是穿缁衣的僧人，因此禁止僧人穿缁衣，这也成为武帝灭佛的前因。往后，缁衣就改为青、褐等色。
唐代时，法郎等僧人译《大云经》时伪造武则天为弥勒菩萨下生的文句，武则天御赐紫色袈裟彰其有功。紫色是当时宫廷的流行色，亦是三品以上大员官服的色彩，五品以上官服为绯红色，御赐紫袈裟的光耀门庭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因此引得国内僧人争相染紫色袈裟，连日本也受到风气的感染[15]。除了赐紫，还有赐绯的例子。唐玄宗时，僧人崇宪以精通医学治病有效而蒙帝赐绯。[16]
严格来说，上述这些色彩是不如律法的，古今都不乏批评者和反对者。如唐代郑谷写诗讥讽“爱僧不爱紫衣僧”；另宋徽宗钦赐曹洞宗高僧芙蓉道楷(1043-1118年)紫色袈裟与法号，道楷不受，皇帝大怒，将其下狱后黥面发配边地，道楷戒心坚固未曾动摇。不过，紫色袈裟作为皇权护持和供养佛教的象征，已经成为了定式，历朝历代时常御赐紫袈裟；僧寺也将之视为荣誉和维持与官方关系的方式。譬如，清乾隆帝赐南京栖霞寺的一件紫色袈裟（金龙袈裟），成为镇寺之宝。在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利用皇权诏定僧人常服和袈裟的色彩，为后世袈裟的定型打下了基础。[17]
所谓偏衫，即是僧祇支的变形。僧祇支若覆左肩，可谓僧祇支、覆腋衣，若覆右肩，又称覆肩衣。后魏朝始合并二者改为偏衫（褊衫），截领开裙，类于汉服[18][19]。
唐代时出现了一种叫直裰（或直缀）的僧装，流行于僧众。在宋代大为流行，禅僧常穿，道士、文人隐士也常穿。传说直裰是唐代时的新吴百丈山慧海大智禅师将偏衫与厥修罗（裙）上下连缀改制而来，故称之为直缀，后又传为直
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汉地僧人在三衣之外，依汉地俗服的样式另制小褂、中褂、长褂、大袍等衣，海青就是广袖大袍的一种，色以青黑、黑为主。
汉服礼服的一大特点是广袖，海青是依照隋朝天子礼服改制而来[21]，其名字源于其广袖的特征[22]，且制式肥大，腰宽袖阔，袖口还是缝合的。至于缝合袖口的原因，传说梁武帝的皇后郗氏不奉佛教，常以戏耍僧尼为乐。梁武帝在位期间诏令全国僧众都茹素，而郗后却专门做了一些猪肉包子，在请宝志禅师用斋时偷放在斋菜里，意图羞辱僧众，而僧众若不吃，则可降罪称违逆皇后懿旨。宝志禅师是得道高僧，事前就用神通预知了皇后的意思，于是命僧徒将海青的袖口缝合起来，改为口袋，里面装上馒头，在用斋时，取食馒头，将包子装进袖袋。该传说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海青袖口缝合确是有别于俗服常样的事实[23]。
海青另有一个别于俗服的特点，是交领制式的改变。衣领由三层布片重叠缝制而成，叫做“三宝领”，一是象征佛法僧三宝，二来为了符合僧衣必须割截的戒律要求。在前领的中段还有五十三条线缕，是为了增强衣服耐用而设，也寓意要向“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学习[23]。
海青脱胎于汉地俗服，僧俗皆可穿着。出家人在海青之外搭三衣，在家人则在海青之外搭缦衣。在戒律中缦衣原是沙弥衣着，依然是印度式的衣制。在汉地，缦衣不仅是受沙弥十戒出家人的穿着，而且成为受居士五戒和在家菩萨戒的在家人所穿的礼服。[24]
三衣的穿着蔽体的作用被汉服取而代之后，汉地将三衣的尺寸改小，并以纽环相系或打结系牢，内穿海青、直裰等各种褂袍，并且着汉式的鞋袜，这在唐代已经普遍的僧装，乃至于古书记载了一则公案，说有穿着传统袈裟的梵僧到中国来，寺院知客竟不知如此制式袈裟为何物，讥其穿着不伦不类。至清朝，制式通常是：红赤色的镶金缕（或仿金缕）祖衣，极少数带福字图案、佛像、山水云图案或其他吉祥图案，抑或是紫色袈裟（如少林寺方丈仍有着紫色袈裟、云锦袈裟的例子[25]），均有历史渊源。所谓祖衣，即二十五条二重僧伽黎。而安陀会和郁多罗僧多为黄色，或有褐色、赤色等。
另外，据《禅林象器笺·服章门》引《中阿含经》说：佛的姨母也是养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曾供养佛陀一套以金缕装缀的袈裟；也有《菩萨璎珞经》中说是天人供养金缕，以此制成袈裟。这类以金缕装饰的袈裟称为“金缕衣”、“金襕袈裟”。[3]这是汉传佛教袈裟上有仿金缕的经典依据。汉传袈裟还有个特点是带钩或环，用来扣住两端，不令掉落，这也是有经典依据的。原始袈裟没有钩环，在《四分律·第四十》中说，舍利弗深怕入众时袈裟被风吹落，而禀告佛陀，佛陀因此听许左肩胸前穿结钩纽（哲那环），以便系牢袈裟。在汉地，钩纽逐渐发展为圆环形、如意形等[3]，也有不用钩纽而打结系牢的。
就常服而言，通常是海青，因为清朝剃发易服的影响，直裰已不流行，也有短褂、袄等，如长衫（及脚）、二衫（过膝）、三衫（及膝）等款式，都具有三宝领等特点，并且受到满式长袍的影响。民国时期，关于僧装改革的议论增多。海青作为僧人常服，行动不便的问题被提出讨论，甚至还有人提议废除袈裟，而改用日本式的褂络纯粹表法。太虚大师作为佛教改革的要员，曾提出将袈裟缩小为一种标志，缝在常服胸前，纯粹作为袈裟的象征，不过这个建议太过大胆，终不能成办；太虚大师最终设计了一套新式长衣和短衫裤。长衣为对襟，刚及膝，称为“太虚褂”、“罗汉褂”，优点是节省布料、行动便利，和当时的西化的风潮相一致；短衫裤上身是短衫，下身是肥裤，需把裤管塞进袜里。[26][16]
现代僧人的常服一般采用短衫裤样式和海青，做法事时外搭三衣，各宗派之间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汉地不著三衣的现状，遭到了一些要求持戒严格的人士的反对声音。如宣化上人批评出家人不着袈裟的现象，并在他的道场万佛城严厉推行袈裟不离身的祖制。现代南传佛教注重持戒和著传统袈裟，也受到一些汉地佛弟子的赞叹。 另外，台湾近年发起僧侣服色统一运动，也呼吁将汉传佛教僧装袈裟的颜色统一为如法色。[27]
日本的僧装即由直裰发展而来，但又有所区别。偏衫发展为袍，裙发展为裳，合称袍裳，即直裰的变形。袍裳外搭郁多罗僧（七条衣），合称“袍裳七条袈裟”，有时右肩还覆一张“横皮”，颈后垂吊一条名“修多罗”的结线（梵语：sutra，义为线，与契经同名）。袍裳还发展为“裳付衣”，是平安时代初期上朝官员的朝服原型。
而三衣的制式大为改变。因不多宗派间的制式有别，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佛教制式有别，致使日本的法衣形形色色。例如黄檗宗、真言宗、临济宗、曹洞宗等仍和汉地的袈裟别无二致；而台密、日莲宗、净土真宗等的袈裟，是将三衣改小，形同围腰，右肩上有一条细线，左臂上也有一条细线，连接袈裟的两端，和传统袈裟只是有形式上的关联[28]；还有的是“褂络”或“络子”，是将台密样式的袈裟改得极小，垂在胸前，一条带子戴在颈上，带子左胸还留著哲那环，称为“络子环”[29][30]。日本佛教还有略肩衣、结袈裟、半袈裟、折五条、轮袈裟的样式，是在三武一宗灭佛期间来华求法的僧人，为隐蔽僧侣的身份，而将袈裟做成布条挂戴在颈上[31][29]，故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象征表法，而没有实际穿著意义；半袈裟再后来成为了居士礼佛时佩戴的饰物。
朝鲜半岛汉传佛教僧人的常服则与韩服合流，以灰色为主流。法服延续明朝中原样式，以打结方式系紧，不使用哲那环。因韩国以曹溪宗一宗独大，样式较为统一。与传统依照场合穿著不同条数的袈裟不同，曹溪宗规定依照“法系”（법계，依出家年资与经过考试合格后取得的等级），最高阶的大宗师（대종사[32]）与明师（명사[33]）著25条袈裟，宗师（종사[34]）、明德（명덕[35]）著21条袈裟，宗德（종덕[36]）、显德（종덕[37]）著19条袈裟，大德（대덕[38]）、慧德（혜덕[39]）著15条袈裟，中德（중덕[40]）、定德（정덕[41]）著9条袈裟，见德（견덕[42]）、戒德（계덕[43]）著7条袈裟。[44] [45]
越南汉传佛教僧人的常服多为越服，似海青而无三宝领，袖口未缝合；法服较朴素，多用打结、少用哲那环系紧。
佛教最早在吐蕃国松赞干布时期，由汉地和印度同时传入藏地。从地理上来说，藏地和印度往来，比起和汉地要更便捷，藏僧经常到印度学习、请师。佛教在藏地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发展成为汉藏文明和印度文明交融的藏传佛教，戒律、僧装等传承都比汉地更接近印度文化圈。藏地曾实行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体制，和苯教长期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导致许多政治、世俗、苯教等层面的元素进入藏传佛教。例如藏地曾有僧官，僧阶严格，且产生了独特的金瓶掣签制度。故藏传僧装也带有独特之处。
僧衣的名称在藏地叫做：朗袈（nam jar，僧伽黎）、喇奎（la goe，郁多罗僧）、唐奎（thang goe，安陀会）、夏木特（厥修罗裙）、委森（僧祇支）、顶娃（尼师但那、尼师坛）、亚奎（雨浴衣）、纳森（护腋衣）等。另外还有森（zen，披单）、堆嘎（toe gag，坎肩）、俄连（汗衫）、夏曲、才曲玛、布靴、夏苏玛等常用衣物，各教派都戴班夏（班智达帽）、菩提帽、卓孜玛、卓鲁等帽，腰间挂恰鲁（水袋）。[46]藏传袈裟为长条状，裹于上身，袒露右肩，下部穿僧裙（“麦绕”为内僧裙、“香倒”为外僧裙）。在特定的场合有时上身披黄色法衣，带上系有坛笔筒及漱口水瓶等。脚着长靴，长靴一般用牛皮或硬赤色兽皮、褐布制成，礼靴有锦缎做的，长及膝盖。
藏传僧衣独有一种“堆嘎”（toe gag），音译又作“东嘎”，汉名坎肩，是一类无袖上衣，两肩上有支出的布，犹如象耳。坎肩是藏区独有的僧人常服，出现于后弘期。因藏区昼夜温差大，冬季气候十分寒冷，只着汗衫不足以御寒，故创制较厚的坎肩加在汗衫上。[46]
藏传佛教由于传入时期不同，对教理的理解阐发有差别，形成了诸多大小支派，各派之间以不同的僧装的颜色、样式作为分别象征，在僧帽、袈裟、僧裙上都有体现，尤其在僧帽上最明显。[46]
譬如，宁玛派（意为老派）僧人所戴的僧帽（万西）为暗红色，状如莲花；著暗红色袈裟、僧裙。故称红教。萨迦派和宁玛派传承类似。
还有噶举派（意为口授传承）僧裙上有白色条纹，故称白教；格鲁派（意为善规）黄衣黄帽，故称黄教，该派的坎肩在下密院用红、黄两色，上密院用红色。
另外，苯教虽非正宗的佛教支派，但已经极度佛教化，僧装、称谓等和佛教差别不大，故也受中国佛教协会的管辖，称谓黑教。
在古代，不同僧阶，僧装的用料和颜色有分别。就坎肩而言，僧官、活佛准用锦缎，普通僧人只准用氆氇毛织品。现代已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僧人基本上已不再作区分。不过，转世祖古的坎肩还会带华丽的纹饰，作为身份的象征；而在不丹，有一种绣上雪山狮子和龙图案的坎肩，带锯齿花边，是不丹王室赐予莲花园仁波切（Padtselling Rinpoche，或音译贝斯林仁波切[47]），西藏境内则没有。[46]
藏地的民俗服装也受到了印度式“偏袒右肩”的影响，而产生了一些和袈裟相似的服装。
“森”（zen），汉名披单。披单被列入藏地传承的十三资具之一，是暗红色（也有暗黄色）的长条布，不带割截田相，斜披在身，偏袒右肩。但不同于缦衣，是为了遮阳、挡雨、御寒而别设的，出家人、在家或出家仁波切都可以使用。[46]
下裙即厥修罗的变形，但仁波切等在家人也可以穿，只是用色要和出家人分别，按印度传统通常作白色，表明是白衣居士。有些派别会镶边，如噶举派白色下裙镶红、绿色边。[46]
还有种金刚法衣（Dorje Choegoe），是在家人师傅所穿，带有田相和金刚杵图案，暗红色。因为这种师傅所受戒律是根据出家大戒而来，相差已经不大，故著田相衣是佛教界默许的。如达隆噶举派领袖、宁玛派秋林新伏藏传承者在家仁波切——帕秋仁波切（Phakchok Rinpoche）[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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