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利（越南语：Thân Lợi，生年不详，死于1139年或1141年，越南史籍文献又作“翁申利”，铭文资料称作“尚衰”，中国文献里称为“赵智之”），越南李朝中期的反政府人物。申利原为占卜师，曾寄居大理国，后来自称李仁宗皇帝之子，于李英宗初年起兵，号称“平王”（又作“平皇”、“平原大将”），经鸡洞（在今高平）、太原等地进军，攻取富良府（在今宣光、河江、安沛），威胁李朝帝都昇龙，李氏朝廷派太尉杜英武等击退申利军队，申利最终被太傅苏宪诚所擒，再由朝廷定罪处死，事件结束。申利在封建时代被视为“僭号”的谋乱份子，而现代的越南共产主义学者则称其为起义者。
来历
申利的来历，散见于越南及中国文献。据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申利原是一名“卜者”，在1140年（绍明元年）自称李仁宗（1072─1127年在位）之子，发动起事。[1]铭文资料《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称他为“妖童尚衰”（“尚”即越南语的thằng，为对男子的称谓），并有载他伪称“仁庙（即仁宗）孤子”起事。[2]中国文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绍明二年），广西官员向宋廷报告指有一位由李乾德（即李仁宗）之妾所生的儿子，投靠大理国寄住，改姓名为“赵智之”，自号平王，并在李英宗（1138─1175年在位）刚继位时，由“大理国遣还”到李朝境内，起事反李。[3]关于大理国协助赵智之的请况，宋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大理以兵三千助之”，亦即有实质的军事支援。[4]此外，亦有中国典籍说赵智之自号为“南平王”。[5]虽然越、中两国史书的记述略有差略，不过越南史家吴仕考证认为，“智之申利是一人”。[6]
现代越南共产主义学者明峥指出，申利的起事，是农民及手工业工人阶层，与李朝政府之间相互矛盾所致。李朝朝廷不许人民使用竹子和锋利的武器，限制社会生产，人民不满情绪日渐滋长，明峥认为申利正是在此一情况下，农民及手工业工人号召起来。[7]此外，越共学者又提出李朝官府对农民进行剥削，加以旱灾、水灾、农作物歉收接连发生，导致人民日益忿恨，导致申利的“起义”事件。[8]
起兵反李
申利从越南李朝北部边境开始起事。据铭文资料，申利在鸡洞（位于高平省）聚集党羽，举行起事。[2]而有关申利起事时间，越南史籍记载有所混淆，《越史略》称是“己未绍明三年”（己未是1139年，绍明三年却是1140年），《大越史记全书》称是“庚申绍明三年”（1140年）。[9]申利军队从水路经太原州，经西农州、陆令州（越南史籍又作隆令州，中国史籍则提到龙令州），迅速占据上原州（又作上源州）、下农州等地。[10]
申利又向中国寻求支持。据中国史籍记载，1139年（绍明二年）农历六月，申利（即赵智之）由大理国送入越境，驻在龙令州驮河，又派人携金五十两、象一头作礼品到宋朝广西，向当地官府要求借兵。广西经略安抚司不敢随便应承，密令沿边各部落如接到申利请求便要婉拒，又向宋廷报告李朝政府军与申利起事军战情紧张，“相敌势力不及”。宋廷下令各地不得接纳申利之请，并要广西官府提高戒备。[3]
申利进据上原州（又作上源州）、下农州等地时，招募亡命之士及部落士兵加入，此时申利势力增加至八百馀人。[11]于是申利建政立号（《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称他的号是“平原大将”、《越史略》称他号“平皇”，《大越史记全书》称他号“平王”[12]），册立妻妾为皇后、夫人，儿子为王侯，封赐手下党羽以各级官爵。据《大越史记全书》载，1141年（大定二年）正月，申利势力已达千馀人，又运用宣传策略，声称申利善于兵术，使溪峒部落民族震慑，不敢抵抗。[13]
李朝政府调兵遣将，以镇压申利的起事。《大越史书记载》，李氏朝廷因“边吏上书告急”，乃于1141年（辛酉大定二年）农历二月（《越史略》载是“己未绍明三年”二月），派谏议大夫刘禹儞（《越史略》作刘禹偁，《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作刘高儞）率兵由陆路、太傅许炎率兵从水道讨伐。朝廷军到博沱江时与申利水师交战，申军得胜，斩朝廷军的先锋将领苏渐。申利在此战得胜后，返回上原州，于博茹县修建关隘，以防御朝廷军。刘禹儞继续率军讨伐，攻破博如，在蒲汀与申利水军大战，朝廷军再度战败，兵将折损过半而回。[12]
此时（《大越史记全书》指在四月），申利移驻西农州（在太原省），并打算乘胜追击，派上源宣化、感化、永通人攻破富良府 （在今宣光、河江、安沛）。申利迁至富良，与一众部下商议攻取国都昇龙之策。李氏朝廷改派太尉杜英武统兵征讨。申利与杜英武军队在南旷津（《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作南旷津；《越史略》作旷驿；《大越史记全书》作广驿，又称交战日期是五月辛卯）爆发大战，杜英武采化整为零的策略，“分兵为十道，以备不虞”，申利军虽众多，但一交战便土崩瓦解，死伤众多，杜英武率军追击，擒获申利手下的万崖州首领杨目、金鸡洞首领周爱，送至昇龙判决。申利仅以身免，逃回陆令州。李朝政府在此一战役后致力善后，由杜英武招集申利败卒，又安抚杨目、周爱，赐与御府盐等物品。[12]
败亡
申利退回陆令州后，杜英武继续征讨。十月（《越史略》称当年是己未绍明三年，《大越史记全书》称当年是辛酉大定二年），杜英武攻破陆令州，俘掳二千馀人，申利本人则逃至谅州（今谅山），被太傅苏宪诚所擒，押送昇龙待判。李朝政府又命李义、林安等招俫申利党徒。而申利本人由廷尉审理，再经李英宗皇帝本人治判，判处申利及其与谋者二十人斩刑，其馀各以轻重论罪，被迫参与者得豁免。事件平息。[14]
评价
在越南封建时代，申利被描写成“僭号”，与他的部下的起事是“同谋作乱”性质。[15]到现代，越共学者认为申利事件是一次“农民起义”[7]，也是李朝最大的“人民起义”之一。[16]
中国大陆学者杨武泉认为，申利曾向中国大理国及宋朝寻求协助，是“籍外力争位，本非义举”，又否定越共学者的看法，“《越南历史》（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著）、明峥《越南史略》却称之为‘起义’，实不可解”[17]。
参考文献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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