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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俄语：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俄语发音：[ˈpʲɵtr ɐlʲɪkˈsʲejɪvʲɪt͡ɕ krɐˈpotkʲɪn]；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10]），俄国活动家、作家、革命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散文家、研究者、政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11]、致力于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哲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年少时曾就读军事学校。他之后成为了西伯利亚的公务员，在那参与过几次地理考察。1874年，他因参与政治运动入狱，2年后越狱逃跑。接下来41年，他辗转流亡至瑞士、法国和英国。流亡期间，他就着无政府主义及地理学这两个主题，发表了不少演说[12]。在1917年俄国革命过后，他重返俄罗斯，但没过多久他便对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感到失望。
他是一名反对建立中央政府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理应去中心化，故此提倡社会应由自有公社的联合和工人自治企业所组成。克鲁泡特金著有许多著作，比较著名的有《田野、工厂和工场》、《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面包与自由》。他也曾为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撰写过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条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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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克鲁泡特金是斯摩棱斯克的世袭亲王，属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少将军阶[14]。他们家族在三个省拥有庄园，共计1200名男性农奴为他们的家族服务[15]。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苏莉玛是一名哥萨克将军的女儿[15]。
“在共和教育的影响之下”，12岁的克鲁泡特金放弃了他的亲王名衔，“此后他的友人一旦称他作亲王，他就会严加斥责”[16]。
1857年，14岁的克鲁泡特金开始就读位于圣彼得堡的皇家士官生学校[17]。这个学校当时只收了150多位贵族子弟，是一间直接受命于皇宫的军事学校，不过其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军校的欺侮和虐待行为[18]。
克鲁泡特金于莫斯科开始对俄国农民的状况产生兴趣。由于他曾服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故其对于沙皇的“开明派”名声感到怀疑[19]。不过他还是对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度改革感到非常满意[20]。在圣彼得堡的那段时间，他博览群书，尤好关于法国历史和百科全书派的书籍。1857-1861年，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开始有较大的影响力。克鲁泡特金则受到了自由革命文学的影响，此一类型的文学作品正好表达了他的愿望[21]。
1862年毕业后他要到沙俄军队服役，士官生学校的学生有自己选择具体部队的权力[22]。他为了让自己成为“有点用的人”，故选择挑战较高难度的选项，服役于西伯利亚哥萨克团[22]。此后他亦在一段时间担任赤塔外贝加尔山脉省长的副官。后来又成为西伯利亚东部驻伊尔库茨克省长的哥萨克事务助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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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的上级波尔斯拉尔·卡齐米罗维奇·库克尔将军，是一位自由派。他私底下跟各路流亡到西伯利亚的激进政治人物保持联系，例如克鲁泡特金曾提醒过警方在调查他的狱内政治行动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尔诺夫。米哈伊尔诺夫之后把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著作派给这位年轻的沙皇官僚——使得克鲁泡特金首度接触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库克尔后来从行政职调任至科研部门[24]。
1864年，克鲁泡特金被任命到满洲北部进行地理考察，从外贝加尔山脉一路考察到黑龙江。不久后又参加了另一个考察活动，是次则沿著松花江一路考察，直到到达满洲心脏地带为止。该些考察为地理学作出了不少贡献。由于在西伯利亚基本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行政改革，故克鲁泡特金只能全心全意投入到科学探究当中，并取得不少成功经验[25]。
克鲁泡特金亦继续吸收其他政治经典，像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在该些著作的影响之下，再加上他跟农民共处的经验，皆使之于1872年开始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26]。
1867年，克鲁泡特金从军务中辞去，并回到圣彼得堡。在那被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取录，开始修读数学。与此同时，他亦成为了俄罗斯地理学会地理部的部长[27]。由于他的实家一直拥有服兵役的传统，而他却不从，故他的父亲剥夺了他的贵族继承权，“使他成为一位无法得到家族支持的‘王子’”[28]。
1871年，他考察了芬兰和瑞典的冰川沉积[27]。2年后，他发表了一篇对科学界有著重大贡献的论文和地图，当中指明了以前的地图在刻画亚洲地形时的错误——以前的地图多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去描画亚洲的主结构线，但他却表示以从西南到东北的方向去描画之才是正确的。其时俄国地理学会任命他为秘书，被他拒绝。这是因为他认为自身的责任已不在于进行科学探索，而在于帮助人民。之后，他回到圣彼得堡，并加入了革命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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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克鲁泡特金到访瑞士，在日内瓦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不过他很快就对协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感到反感。于是他改而接触更为激进的汝拉联盟，并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30]。
他之后回到俄国，并在友人德米特里·克莱门茨（Dmitri Klements）的介绍下，加入柴可夫斯基圈子（Circle of Tchaikovsky）——一个创立于1872年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组织。克鲁泡特金在当中则负责向农民和工人散播革命宣传，并为圈子与贵族两者牵线。他在这段期间继续任职于地理学会，好让自己的行动能够以有关职务的名义掩饰[31]。
1872年，克鲁泡特金被当局以从事颠覆性政治活动为由拘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因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故其能在牢中得到特殊待遇，比方说他能在囚室中继续从事地理学研究。1876年，他发表了一份有关冰河期的报告，当中他表示冰河时代并不像人们想像般那么遥远[32]。
1876年克鲁泡特金的审判快要开始之前，他身患严重的疾病，被移送到圣彼得堡陆军医院的一个低设防监狱，因此他决定在友人的协助之下逃狱。在成功逃狱的当天晚上，他们一行人到了圣彼得堡一家著名餐馆庆祝。他们正确地预测警方不会找到那间餐馆。之后他登上了一艘前往英国的船，开始逃亡生活[33]。他在英国稍微停留一段时间后，便前往瑞士，在那加入了汝拉联盟。1877年前往法国巴黎，开始参与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克鲁泡特金回到瑞士，并为汝拉联盟编辑出版刊物《起义》和其他宣传革命的小册子[34]。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后没过多久，瑞士当局就下令把其驱逐出境。于是他便暂时逃至托农莱班，然后移居伦敦[35]。自1881年7月14日起，他便定期出席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大会[36]。当时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艾力格·马拉泰斯塔、泽维尔·梅林、路易丝·米歇尔、尼古拉·柴可夫斯基（Nicholas Tchaikovsky）、埃米尔·戈蒂埃。他们在尊重“每个地方团体自主性”的同时，亦会在会上订下每个组织皆可跟从的宣传内容，并同意行动宣传是一条通往社会革命的可行道路[36]。《激进》（The Radical）这份报章于1881年7月23日报导指，克利夫兰大会堂于18日举办了一次会议，玛丽·勒孔特、路易丝-米歇尔、克鲁泡特金等人皆在会上发表演说[37]。后来，勒孔特和克鲁泡特金又在霍姆顿社会民主俱乐部（Homerton Social Democratic Club）和史特拉福激进与辩证俱乐部（Stratford Radical and Dialectical Club）发表演讲[38]。
克鲁泡特金在1882年回到托农。很快法国政府将他逮捕，在里昂经过警察审判（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所确立的特别制度）后，以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罪判5年监禁。但经过他在法国议会中的支持者不断地游说，1886年终被提前释放。此时，他受到亨利·西摩（Henry Seymour）和夏洛特·威尔逊（Charlotte Wilson）二人邀请，再度前往英国，于当地一起从事《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这份报纸的出版工作。没过多久，威尔逊和克鲁泡特金便跟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西摩决裂，另立《自由》（Freedom）报刊，兼营运著同名出版社。这间出版社至今仍在运作。克鲁泡特金经常为这份报刊撰稿。而威尔逊在1895年辞去编辑职务之前，一直在负责《自由》的行政和财务管理。克鲁泡特金同时开始定居于伦敦的哈罗，之后再搬到布罗姆利。1887年4月15日，他的独生女亚历山德拉于布罗姆利出生[39]。接下来他开始在布莱顿长居[40]。在定居伦敦的那段期间，克鲁泡特金还跟不少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好友，比如说威廉·莫里斯、萧伯纳[41]。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鲁泡特金跟简·格雷夫著手起草了《十六宣言》，于当中表达了对协约国的支持，希望他们能够在跟德国等同盟国的战争中赢出。克鲁泡特金因为这份宣言，而察觉到自身跟主流无政府主义运动格格不入[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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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二月革命过后，克鲁泡特金重返阔别40年的俄国。他的归来随即引来了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他拒绝了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教育部长职务，认为这有违自身的无政府主义理念[44]。
布尔什维克于十月革命期间掌权，使得克鲁泡特金感到欣喜。他对十月革命有著以下评论：“纵观革命党的所有活动，我们决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十月运动。它以革命形式告终，并以此向每个人证明社会革命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而这场全世界皆有发生的斗争，必须得到一切手段支持——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正确地以‘共产党’ 这个纯正无产阶级的古老名称命名。即使它没有取得它所希望的一切成就，但它将会在至少一个世纪内，成为启迪文明国家的道路。它的思想将会像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般 ，为各国人民接纳。这就是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我认为十月革命是一种尝试，以把二月革命的结论实践出来，从而过渡至共产主义和联邦制”[45]。
尽管克鲁泡特金之后的生活基本跟革命绝缘，但他对于布尔什维克却愈加批评，例如他曾写道：“不幸的是，俄罗斯的这种意图是透过高度集权的党中央达至的。这跟巴贝夫治下的雅各宾极端集权如出一系。我有义务指出，这种尝试透过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共产主义，来建立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我们在俄罗斯学懂的教训就是，不论人民对于旧有政权多么厌倦，不论他们多么希望出现一个新的统治者，也不应该引入共产主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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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8日，克鲁泡特金于德米特罗夫的一个城市逝世，死因为肺炎。他葬于新圣女公墓。成千上万的人到场为他送葬。在列宁的容许之下，在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高举反布尔什维克的标语[47][48]。这次亦是苏联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后一次公众示威活动。埃玛·戈尔德曼和阿伦·巴伦于现场发表了讲话[49]。
克鲁泡特金认为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有著重大问题。他相信上述两者皆会导致贫穷和人造稀缺的出现，并使社会特权的情况一直恶化下去。因此，他提出了一套建基于互助和协作的去中心化经济体系。他表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相互扶持的一面[51]。
克鲁泡特金并不认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劳动价值理论便是其中一例。他认为所做的工作与商品价格没有必然关系。他对雇佣劳动制度的主要批评点在于雇佣关系当中的权力不平等，而不是雇主从中抽取剩馀价值。他表示这种不平等是由于国家保障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诞生[52]。
1902年，克鲁泡特金发表了《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一著，于当中为人类和动物的生存延续提出另类观点。当时像法兰西斯·高尔顿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提出了有关人际竞争和动物相争的理论。而克鲁泡特金则认为，“在进化过程当中，使得人类等物种能够成功的因素莫过于互助，其作用远大于竞争”[53]。在最后一章中，他写道[54]：
我们已经知道，在动物界中绝大多数的种是过群居生活的，它们的联合就是它们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好武器，当然，我们所说的生存竞争，是按照达尔文的广义观念来理解的——不是为了取得单纯的生存手段，而是为了抵抗一切不利于物种的自然条件的竞争。凡是把个体间的竞争缩减到最小限度，使互助的实践得到最大发展的动物的种，必定是最昌盛、最能不断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互相保护以及达到长寿和积累经验的可能性、高度的智力发达和合群习惯的进一步培养，保证了物种的保持，保证了它的扩展和逐步进化。反之，不合群的种是注定要衰退的。
——《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
克鲁泡特金没有否定人类拥有竞争意识，但并不认为它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主力[55]:262。他认为只有在试图摧毁国家或教会等等不公义的机关组织时，冲突才真正有益于社会[56]。
克鲁泡特金在对原住民进行观察后结论道，并非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像工业化的欧洲社会般，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许多社会都表露出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合作倾向。他还得出结论，认为大多数前工业社会和前威权社会都拥有抵制私有财产累积的倾向。比如在某人死后把他的财产平均分配给社群每一个人、不允许把礼品用作盈利用途[57]。
他在《面包与自由》中提出了一套经济体系，其建基于自愿协作和互助交换之上。他认为，在一个社会、文化、工业都发达至足够生产其所需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社会里，是不应该有任何阻碍某人获取所需的障碍，亦即废除定价、货币等等的经济障碍。他支持以废除货币作最终的目标[58]。
克鲁泡特金相信，巴枯宁的集体主义经济体系不过是换了个名称的薪酬制度罢了[59]，于是继认为集体主义必然会导致不平等和集权的情况出现。他认为某人对于社会劳动产品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而任何人一旦尝试估量他人的贡献，便已把自身的权力置于被估量者之上[60]。
克鲁泡特金十分重视本地生产。他认为一个国家应尽可能自给自足——制造自己的商品，种植自己的粮食，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于是他亦提倡以灌溉和温室来增加各国本地的粮食生产[61]。
- 《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
- 《田野、工厂和工场》
- 《面包与自由》
- 《法国大革命》
- 《在俄国和法国的监狱中》
- 《我的自传》
- 《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未完成，死后发表）
- 《冰河时代研究》
- 《关于欧亚大陆的讨论》
- 《聆听，无政府主义者！》
- 《向青少年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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