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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自20世纪初，妇女权利和地位经常随着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1]，并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受到严重限制 [2]。政府法令在各个层面造成广泛的影响，从投票权到着装要求。不过与其他南亚地区相比，伊朗女性更容易获得金融账户、教育和手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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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将伊朗列为144个国家中的性别平等第140名；2017年，新的全球乔治城大学女性、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合作公布之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WPS）中，将伊朗排在153个国家中三分位数的底层。 [3]
国际特赦组织称，伊朗妇女面临“在婚姻和离婚、继承、子女监护、国籍和国际旅行方面的法律和实践歧视”。 [4] [5]根据2017-2018年女性、和平与安全（WPS）指数，伊朗的法律歧视方面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16位。 [3] :16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妇女、商业和法律”列出了伊朗法律中对已婚妇女的23项限制，包括申请护照、出门旅行、选择居住地点以及成为一家之主。女性在就业方面不同于男性，不能保证同工同酬，也没有法律限制招聘中的性别歧视。:16 [6] WPS 报告还指出：
没有惩罚或阻止解雇孕妇的法律，也没有法律规定陪产假、育儿假、育儿可免税付款的权利。 《伊朗民法典》赋予丈夫权力禁止其妻子从事任何与家庭利益或丈夫或妻子的尊严不符的工作。妇女没有法律保护免受任何人的家庭暴力或性骚扰，宪法也没有将性别列为受保护类别的非歧视条款。 [3] :16
2019年3月7日，大阿亚图拉贾法尔·索巴尼（Ja'far Sobhani）批评议会辩论一项法律，该法律将不同性别的事故受害者“血钱”（受害者赔偿）平等化。 [7] 7月2日，伊朗妇女和家庭事务副总统的副总统府负责人玛苏梅·埃卜特卡尔宣布“血钱”对男女而言都是合法的，所有法院都必须遵守。 [8]
根据2017~2018年的WPS指数，伊朗90%的女性使用手机并可以使用金融账户。在其他南亚地区，只有不到 40%的人可以使用金融帐户，而使用手机的女性比例与伊朗差不多。 [3] :16
根据WPS指数，伊朗妇女的平均收入低于其他南亚地区的女性。 [3] :162017年在伊朗，女性仅占有偿劳动力的19%，自1990年以来增长了 7%； [9]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一份报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已达到 19.8%，尽管性别差距很大，但仍显着改善。 [10]
伊朗历史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前伊斯兰时期、后伊斯兰时期和近现代。尽管对伊朗的前伊斯兰历史知之甚少，但其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 530 年的阿契美尼德帝国。
近代而言，卡扎尔王朝期间，妇女不参与政治，经济贡献仅限于家务劳动。在1925年至1979年的巴列维王朝统治期，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基于领导人希望伊朗成为一个更现代的、欧洲风格的国家，尽管这主要适用于精英，而忽略了大多数一般人[11]。这些自由在 1979 年伊朗革命后被收回。
希腊历史记载表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女性能够参与公民事务；然而，这种参与是有限的，被普通民众认为是不寻常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访问阿契美尼亚帝国后说，波斯男人和女人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共同参加公共仪式。 [12]
大多数波斯妇女是二等公民，拥有有限的权利，例如继承权或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诸如部落和游牧群体（如库尔德人、巴赫蒂亚里人、卡什加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女性与男性交往，甚至有些人认为一夫多妻制和穆塔（什叶派临时婚姻）是不可取的。 [13]
20世纪之交，新闻和写作吸引许多受过教育的波斯女性。《知识 Danesh》（1907）是第一本专注于妇女问题的专业期刊，之后《盛開 Shokoufeh》、《Nameie Banovan》、《Alam e Nesvan》和《Nesvan e Vatan Khah》陆续在德黑兰出版。此外，安札利港的《Nesvan e Shargh》、马什哈德的《Jahan e Zanan》、设拉子的《Dokhtaran e Iran》和拉什特的《Peik e saadat》讨论了整个伊朗的妇女问题。尽管立宪主义（1921-25）失败和当时的军事指挥官李查汗（1925-41）巩固权力摧毁了妇女期刊和团体，但国家在此期间实施了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和妇女有偿就业等社会改革。李查汗还开始了他有争议的禁止妇女佩戴头巾政策（Kashf-e-Hijab）。然而，与李查汗统治期间的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女性没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异议受到压制。 [14]
伊朗妇女在1905-1911年的波斯立宪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大量参与公共事务，并在新闻界以及1911年至1924年蓬勃发展的学校和协会中担任重要职务。 [15]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著名伊朗妇女包括比比·哈努阿姆·阿斯塔拉巴迪（Bibi Khatoon Astarabadi）、诺尔·奥尔·霍达·曼杰内（Noor-ol-Hoda Mangeneh）、 莫塔拉姆·伊斯坎达里（Mohtaram Eskandari）、 赛迪凯赫·杜拉塔巴迪（Sediqeh Dowlatabadi）和卡马尔·奥尔·穆卢克·瓦齐里（Qamar ol-Molouk Vaziri） 。
1925年，军事指挥官李查汗推翻了卡扎尔政府并创立巴列维王朝。 1936 年伊朗沙阿访问土耳其后，受到凯末尔西化的启发，伊朗的社会结构和妇女地位开始改善。 [16]沙阿的白色革命有助于提升妇女的合法权利。
妇女在1977年伊朗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7]霍梅尼赞扬她们，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能忘记女性所进行的活动，尤其是对抗。伊朗妇女能够通过自觉的信仰变成革命的、政治的、自觉的战斗分子......确实，女性在任何领域或任何战场上从未落后”。 霍梅尼还鼓励妇女参加反对沙阿的抗议活动。支持革命的组织（例如圣战者）欢迎女性加入，并赋予她们重要任务。
随着霍梅尼的崛起，女性的角色受到了限制，她们被鼓励抚养大家庭与做家务，霍梅尼认为这是女性可以追求的最重要的角色。霍梅尼的信念导致妇女中心和育幼中心被关闭和取消提倡计划生育。妇女仅限于某些工作领域，例如助产士和教学。
霍梅尼死后，妇女向政府施压，要求给予妇女更多权利。追随霍梅尼的阿里·哈米尼采取了更自由的方法，重新开放妇女中心和恢复许多在《家庭保护法》被撤销后废除的法律来提高妇女地位。
在1997年伊朗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女性投票支持穆罕默德·哈塔米，他是改革派并承诺提供更多政治自由。在此期间，女性在表达思想、需求和批评时变得更大胆。诺贝尔和平奖被颁发给伊朗妇女权及人权活动家希琳·伊巴迪，鼓舞了伊朗的妇女权利运动，并加强了她们与国外伊朗女性主义者的关系。
第六届伊斯兰议会出现了一些伊朗最强烈的妇女权利倡议者。当时议会270个席位中的11位女议员几乎都试图改变一些较为保守的法律。然而在第七届议会选举期间，宪法监护委员会禁止这11名女性竞选，只允许保守派女性参加。第七届议会推翻了属于改革派的第六届议会通过的许多法律。
2018年11月中旬，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反对伊朗政府持续歧视妇女和限制思想自由的决议。 [19][需要较佳来源]
第一个伊朗政府机构信息技术组织ITO发布了被称为“禁止行为”的禁止事项，包括性骚扰、口头和身体威胁、攻击性行为、诽谤和恐吓等罪行。该指南已根据“伊朗和伊斯兰价值观”进行了调整。 [20]
1962年白色革命的浪潮导致总理阿萨多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 通过了一项赋予妇女有限投票权的法律，允许她们在地方选举中投票。 霍梅尼认为该法律是国家宣传，用民主和自由主义掩盖其独裁和法西斯性质， [21]领导了反对妇女投票权法的抗议活动，导致该法律被废除， [22]因此白色革命期间妇女不能参加公民投票。然而，当时的农业部长建议妇女运动领导人设立一个投票站来表达她们的建议。尽管她们的选票不算数，但大量女性投票说服了巴勒维国王在公投后不久授予女性投票权。6名女性在196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被选入全国协商会议，国王任命了两名女性在参议院任职。 [23]
头巾（希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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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前，法律不强制女性戴面纱。1935年，李查汗规定女性不应在公共场合戴面纱， [25]造成大量女性待在家里，因为她们觉得不戴头巾出门就等于赤身裸体。女性的依赖性在此期间因为必须依赖他人跑腿反而增长。 [26]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严格执行戴头巾的规定。1979年革命后，伊朗公务员恢复强制戴头巾的规定；1983年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妇女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头巾， [26]宗教警察（波斯语：گشتارشاد；GAST-EEršād）会监督妇女在公共场合的著装， [27]不戴头巾或因露出部分头发而被认为戴“坏头巾”的妇女面临从罚款到监禁不等的惩罚。2017年12月，伊朗政府宣布女性将不再因在公共场合戴“坏头巾”而被捕，但不戴头巾的人必须参加伊斯兰教育课程。尽管该公告被视为适度改善现状，但伊朗警方仍继续针对反对强制戴头巾的活动人士。 [28]
2018年11月26日，被关押在埃温监狱的人权律师和政治犯纳斯林·索托德开始绝食，要求释放因抗议强制戴头巾而入狱的医生法哈德·梅萨米（Farhad Meysami），梅萨米在当年８月便开始绝食抗议。 [29] 2018年11月下旬，包括贾维德．雷曼（Javid Rehman）在内的联合国伊朗人权问题专员和其他四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梅萨米表示担忧 [30]。2018年底，美国国务院谴责逮捕梅萨米。 [31]
2019年4月，索托德因捍卫反对派运动人士和妇女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的权利，被以“聚众串通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侮辱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判处鞭刑148次和38年监禁。 [32] [33]
2019年8月，伊朗公民权运动人士萨巴·科德·阿夏里（Saba Kord Afshari）被判处24年监禁，其中包括因在公共场合摘下头巾而被判处15年徒刑，伊朗当局称这助长了“腐败和卖淫”。 [34] [35]
伊朗活动家夏芭拉克．夏贾里札德赫（Shaparak Shajarizadeh）因违反关于强制戴头巾的法律而被捕三次并二次入狱。她鼓励男人和女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戴着白色或不戴头巾的图片，以抗议被迫戴头巾。”夏芭拉克后来离开伊朗。 [3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法律严格规范女性着装和在公共场合与男性（非家庭成员）跳舞。 [39] “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头巾，且禁止跳舞。” [40]几名制作自己跳舞视频的女性因“违反道德规范”而被捕并被迫在国家电视台上认罪（卫报这是“一种伊朗当局常用的手段”）。 [41] [42]2018年霍贾布里（Maedeh Hojabri）在Instgram上发布了她跳舞的视频，她的Instagram帐户随后被封锁并被捕。伊朗人普遍强烈同情霍贾布里，[42] [43] [44]多名伊朗妇女在网路发布自己跳舞的视频以表抗议。 [45]维权人士表示，霍贾布里在电视台的认罪是“强迫认罪”。 [4] [46]
伊朗禁止女性唱歌，因为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认为“女性的歌声可能是色情的”。曾有伊朗妇女因“在公共场合唱歌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作品”而被判入狱。 [4] [47]
白色革命时，巴列维国王颁布了《家庭保护法》，允许妇女在不幸福的情况下结束婚姻、提高最低结婚年龄与减少一夫多妻制的习俗（强制娶第二个妻子之前必须得到配偶同意）。[48]法律还赋予妇女保留子女的监护权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性侵和生命危险）堕胎的权利。
2008年，内贾德总统的内阁提出了一项《家庭支持法案》，允许男性在未经第一任妻子许可的情况下娶第二任妻子，并向被许多女性视为财务安全网的＂马利叶（Mariyeh）＂征税。 [49] 2008年9月，伊朗司法机构将该法案连同对一夫多妻制和税收条款的投诉退还给立法委员会，这些部份后来被从法案中删除。 [50]
2019年10月2日，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了国籍法修正案，伊斯兰议会于2019年5月首次通过批准后，与具有外国国籍的男子结婚的妇女，其子女也可以取得伊朗国籍。[51][52]
伊朗的离婚法最初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概括性原则（原文general rule），赋予男性随时结束婚姻的单向权利。旧的《民法典》（1928 年）第1133条规定：“男人可以随时与妻子离婚”， [53]于1967年因《家庭保护法》而修改。家庭保护法同时赋予妇女更多在特定条件下申请离婚的权利、使私人离婚非法化；新版《民法典》第1130条赋予法院更大的权力，可以批准妇女提出的司法离婚请求、在妻子获得授权书的情况下加速离婚流程。
伊朗的大陆法系有许多偏重男性的法律，很少有偏重女性的法律。伊朗遵守伊斯兰教法。根据伊朗民法，当儿童进入青春期时，他们也承担刑事责任，可以作为成年人合法受审。这可以被视为对女孩不利，法律中女孩在10岁左右进入青春期，而男孩在14岁左右进入青春期，意味着年仅10岁的女孩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惩罚可以从监禁、鞭刑和死刑不等。
2018年11月13日，伊朗官方新闻处＂Entekhab＂发表了礼萨呼罗珊省徒步委员会的声明，要求伊朗妇女若要徒步旅行，必须征得丈夫或父亲的许可。 [54]
| 1979 年之前 | 比较 | 自 1979 年以来 |
|---|---|---|
| 42.33% | 识字 (15–24) [56] | 97.70% |
| 24.42% | 识字 (>15) | 79.23% |
| 48,845 | 学生[57] | 2,191,409 |
| 122,753 | 毕业生[58] | 5,023,992 |
| 2.4% | 毕业生 (%) | 18.4% |
| 19.7 | 第一次结婚的年龄[59] | 23.4 |
作家和活动家比比·哈努阿姆·阿斯塔拉巴迪（Bibi Khatoon Astarabadi）于1907年为波斯女孩创办了第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伊朗女性可以学习历史、地理、法律、微积分、宗教和烹饪等科目。 1936年德黑兰大学招收了12名女性，标志女性开始进入伊朗的大学教育。 [60]
伊朗妇女权利运动人士认为教育是该国妇女和社会的关键。他们认为让女性接受教育对伊朗来说是最好的，因为受过教育的母亲会为他们的国家培养出更好的儿子。 [61]许多伊朗女性，包括Jaleh Amouzgar、Eliz Sanasarian、Janet Afary和Alenush Terian，在科学界都具有影响力。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 (Maryam Mirzakhani)在1994年和1995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 [62]并于2014年因在动力学方面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63]
1979年的伊朗革命引发了社会变革，使更多女性进入大学。1994年，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米尼宣布，女子大学的比例在2012年之后将要达到60%（革命前为33%）。学术专业领域的性别隔离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后期 [64]，但到2006年时，理工科的女性学生人数已经超越男性 [65] [66] 。伊朗保守派团体越来越警惕地看待这些社会趋势， [67]马济里斯（Ｍajilis）研究中心（由保守派控制）的一份报告称，大量女性入学可能会导致“男女之间的社会差异以及经济和文化失衡”。
尽管女性高等教育取得了进步，但也遇到许多挫折。 2012年8月6日，梅尔通讯社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伊朗36所大学已将女性排除在77个研究领域之外，这是议会对女性参与高等教育设定配额影响的一部分。 [68]据法尔达电台报导， 2018年加兹温省和霍尔木兹甘省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不到35%，而这是伊朗失业率最低的省份。 [69]
2001 年，阿拉马·塔巴塔拜大学（Allameh Tabatabaii）、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Tarbiat Modares）和阿札赫拉大学（Azzahra University）开设文学硕士年级的妇女研究。不久之后，德黑兰大学组织了类似的计划。
哈塔米认为女性的位置在家里，但并没有试图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70] [71]哈塔米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他说这一增长令人担忧，但不希望减少，并呼吁为大学中的女性开设专业以及在1979年革命后引入的配额制度。
哈塔米担任总统初期： 基础教育方面，他开始担任总统时，超过95%的女孩受小学教育[72] ；中等教育方面，1998~1999年，中学生中71%是男性，在数学、物理和科技领域占58%的人数，女性则在在人文科学和实验科学专业的学生中占61%；高等教育方面，1997~1998年，38.2%的妇女受过高等教育 [73]（但到2000年下降为47.2%）。 [71] [70]大学阶段的性别差异继续存在，大多数女性学习艺术、基础科学和医学，而大多数男性学习工程、人文、农业和兽医科学。
在哈塔米任期内，妇女参与教育的人数缓慢上升，十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了三倍。截至2006年，伊朗所有大学生中有60%以上是女性 [65] [66] ，占伊朗理工科学生的70%。 [74][18]在高等教育中担任教学职位的女性也有所收获：在大学里，几乎一半的助理教授职位是女性——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 [75] 2001-02年接受终身教授职位和全职教授职位的女性比例为17.3%。
截至2006年，农村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为12.6%，全国为12.5%，而男性为66.1%（妇女在非正规和私营部门的参与不包括在数据中）； [76]世界银行估计，女性在所有部门的参与率为32%，男性为75%；女性领导角色的估计百分比为3.4%。 根据伊朗2007年的人口普查，10%的女性积极为经济做出贡献，而超过60%的男性从事经济活动；与男性相比，女性获得管理职位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77]
根据人权观察2017年的一份报告，这种不平等是由歧视妇女就业的国内法造成的。妇女可以从事的职业类型受到限制，福利往往被剥夺，且丈夫有权阻止妻子从事特定职业，有些职位则需要丈夫的书面同意。 [78]
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前三届伊斯兰议会中，268席中的三席（1.5%）由女性担任， [79]现今的27１名成员中有17名女性。 [80]议会中的妇女已批准了35项有关妇女问题的法案。
据《金融论坛报（Financial Tribune）》报导，尽管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多年来一直超过男性，但在伊朗议会议员中的比例不到 10%。 [81]
据库尔德斯坦人权网报（Kurdistan human rights network），2018年11月28日，伊朗西北部霍伊女子监狱的狱警袭击了囚犯热内．札拉里安（Zeynab Jalalian）并没收了她的财物。她于2007年2月被捕，并于2008年12月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武装行动、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的成员身份以及在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宣传战的同时持有和携带非法武器”被判处死刑。
据伊朗人力资源管理局（Iran-HRM），2018年11月下旬，位于瓦拉明的卡尔恰克（Qarchak）女子监狱的典狱长在德黑兰附近袭击三个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财物的少数宗教苦行僧囚犯。 [82]
伊朗女性人权运动人士巴哈雷赫·希达亚特（Bahareh Hedayat）于2020年2月10日被德黑兰大学安全警察逮捕，巴哈雷特的同事说她被捕时遭警察殴打。 [83] [84]
2020年10月7日，人权运动人士纳吉斯·穆罕默迪 (Narges Mohammadi)在长期监禁后获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 (UNHRC) 呼吁释放伊朗监狱中的其他活动家。 [85]
在伊朗，妇女参加了多项体育运动，并代表国家参加亚运会、奥运会和世界杯等体育赛事。
2020年1月12日，伊朗奥运获奖者基米雅·阿里萨德移居德国，并希望在今年的夏季奥运会上代表德国参赛。在2016年奥运会上获得跆拳道铜牌的阿里萨德说，由于伊朗政权的“不公正”和“虚伪”，她无法为自己的国家竞争。她说伊朗政府操纵运动员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87] [88]
在伊朗，妇女因为哈米尼发展出的伊斯兰教法不能骑自行车。根据穆斯林教士的说法，如果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骑自行车，就会导致包含性犯罪、金融犯罪、精神不忠和宗教不服从在内的犯罪行为。 [61]
直到最近，伊朗还不允许女性进入体育场，因此不能在现场观看男子排球和足球比赛。自1981年以来，妇女便被禁止进入德黑兰的阿萨迪体育场[89]
对女性的禁令引起了很多不满，但立法者认为抚养孩子是女性的责任而不是参与运动赛事。 [90]女性经常穿着男装，黏上胡须，并束住乳房以进入观众席。 [91] 2006年，总统内贾德解除了禁令，称女性的参与将“促进贞操”，但最高领导人在一个月后推翻了这一决定。2012年，对女性的禁令扩大到排球。 [92]
2017年9月，在伊朗和叙利亚之间进行的FIFA世界杯资格赛中，一些伊朗女性议员被邀请观看比赛。2018年，35名女性聚集在德黑兰两个橄榄球比赛场地外，她们要求进入球场看球。 [91]当年6月25日，一些伊朗妇女被允许进入阿萨迪体育场，观看大屏幕转播的在俄罗斯举办的的2018FIFA世界杯伊朗对阵葡萄牙的比赛。7月，伊朗当局允许数量有限的妇女前往阿萨迪体育场观看伊朗对阵玻利维亚国家队的比赛[93]。11月9日国际足球联合会秘书长法特玛·萨穆拉（Fatma Samoura）表示，她将要求伊朗政府终止禁止女性进入体育场馆的禁令。 [94]根据世界足球管理机构2019年11月的命令，女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体育场，人数取决于球迷的需求”。[95]
2019年，一名足球迷萨哈尔·霍达亚里（Sahar Khodayari）试图伪装成男性潜入一场足球比赛后，因“不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被捕。 [91] 2019年9月2日，她在德黑兰法院外自焚以示抗议。[96]此后不久，伊朗政府向国际足联承认，2019年10月10日，超过3,500名女性观看了在阿扎迪体育场举行的伊朗对阵柬埔寨的世界杯预选赛[97]不过她们被限制在一个用绳子围起来的区域。
2022年8月25日，伊朗当局开始允许女性进入足球场现场观看伊朗本土男子职业足球联赛赛事。[98]
2005 年，伊朗议会批准了在怀孕前四个月进行的堕胎，在妇女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胎儿无法存活以及生长异常的情况下。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技术支持下，政府开展了扫盲和计划生育活动。美国人为人口基金向伊朗扫盲运动组织捐款，为7,000多名教师提供培训，并制作了一部关于妇女健康问题（包括节育）的9集电视连续剧，以及采购设备。 [99]
伊朗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4.2岁增加到 2012年的75.7岁，1990年至2013年间，孕产妇死亡率从每10万人83人下降到23人。在20世纪，女性社会运动人士、卫生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强调定期健康检查（包含子宫颈抹片、乳房 X 光和血液检查）的重要性来促进妇女的健康。提倡食用维生素D和钙补充剂以及激素替代疗法以预防骨质疏松。然而，爱滋病已成为威胁伊朗女性的重大考验，从2007年到2015年，爱滋感染率增加了五倍多。 2011年忧郁症居伊朗女性疾病之首，并在2003年排名第二。近年来，女性犯罪率有所上升，与毒品和暴力有关的犯罪也有所增加。 [100]
2014年8月，伊朗议会禁止永久性避孕方法。哈米尼呼吁禁止输精管切除和输卵管结扎手术以促进人口增长。 [101]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2018年，伊朗妇女获得能够负担的现代避孕措施的机会有限。 [102]
在伊朗，女性追求平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根据伊朗妇女研究学者娜耶瑞赫·托希迪 (Nayereh Tohidi)的说法，伊朗的妇女运动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76]
1905～1925年：波斯立宪革命期间与卡扎尔王朝的终结时期。妇女的活动大多是地下的，她们的目标是提高识字率、妇女健康以及防止一夫多妻制和家庭暴力。 [76]
1925～1940年代：巴列维王朝的开始和李查汗的统治期。女性不需要戴面纱，也可以进入大学。 [76]
1940～1950年代：这是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时代，某种程度上使妇女进一步获得教育，政治运动部分倾向极端。除了《家庭保护法》失败并被废止，这个时代没有任何重大改革。 [76]
1960～1970年代：白色革命和现代化时期，妇女在投票权和家庭保护法方面进行了更大的法律改革，并提升了经济参与。 [76]
1979-1997年：1979年的伊朗革命，造成妇女中心的关闭和妇女对经济贡献的下降。 [76]
1997-2005年：在改革派的哈塔米主政期间，改革让女性有更多机会接触妇女权益新闻和新闻自由。 [76]
2005-2013年：新保守主义的内贾德时代，镇压加剧，失业率上升。 [76]
2013年至今：鲁哈尼温和统治的时期，并未对女性地位进行任何重大改革，因为强硬派已经废除了其中的大部分。 [76]
19世纪中叶，塔希丽是第一位不戴面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伊朗女性，她被称为伊朗妇女权运动之母。其他人跟随她为提高妇女的地位努力， [103]包括牧师穆罕默德·侯赛因·亚兹迪（Muhammad Husain Yazdi）之妻萨菲亚·亚兹迪（Safiya Yazdi）。萨菲亚·亚兹迪在丈夫的支持下，于1910年开设了伊法蒂亚女子学校（Iffatiyah Girls School），因其在妇女问题上直言不讳的演讲而获得赞誉。 [26]
伊朗妇女越来越了解全球女性主义当前的趋势。她们也越来越积极，尤其是借由联合国性别项目和公约创建的工具和机制，例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然而，由于保守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拥有选举监督权，第六届伊斯兰议会的改革派代表并没有成功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大多数伊斯兰和世俗女性运动人士一直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框架内提出她们的要求。 [76]
近年来，伊朗政府投资于妇女组织和运动人士倡议，旨在增强妇女的能力，学习让她们更独立的技能。 然而，国家继续限制妇女权利运动人士出国旅行。活动家和摄影师阿丽叶．莫塔列札德赫（Alieh Motalebzadeh）因参加格鲁吉亚妇女赋权研讨会而被判处三年徒刑。 [102]
伊朗的妇女权利运动继续尝试改革，例如百万签名运动（One Million Signatures）。 [104] [105]
2022年11月，因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和庇护权所作出的努力而于2003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位伊朗人和穆斯林女性、前法官、律师希林·伊巴迪表示“一方面，看到年轻一代如此勇敢地对抗独裁者，我感到乐观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看到年轻人被逮捕或杀害，我非常难过。民众的诉求不再是反头巾。艾米尼被杀是导火线，现在人们不想要伊斯兰共和国，想推翻政权。”[106]
2023年10月6日，诺贝尔和平奖颁授给为伊朗受压迫的女性而战、为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及自由而战、对艾米尼之死进行报导的人权活动家纳尔吉斯·穆罕默迪。19日，欧洲议会将沙卡洛夫奖追授给玛莎·艾米尼及她的受迫害致死所激发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107]
伊朗知识分子法拉．卡里米 （Farah Karimi）的政治学著作《Slagveld Afghanistan》批评荷兰在阿富汗的军事政策；2006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阿富汗事务代表。 [108]
2003年，伊朗呼罗珊地区代言人司马比娜（Sima Bina）在太阳剧院（Théâtre du Soleil）上演了＂世俗三部曲＂以资助Open Asia的＂阿富汗：一个孩子一本书”计画。 [109]
2004年，世界银行资助了“波斯妇女网路（network of Persian women）”，以促进波斯语地区妇女的福利。 [110]
2006年，伊朗革命后全家逃离伊朗的妇女阿努什．安萨里 [111]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伊朗女性。据报道，这项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壮举鼓舞了许多伊朗妇女。
尽管伊朗政府反对女性主义，但许多观察人士表示，伊朗出现了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 [112]
有人认为，伊朗妇女运动必须接受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帮助才能得到认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有成功被她们的社会认可的经验。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可以为伊朗妇女提供她们自己的宗教和社会无法提供的自由和机会。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说，无论伊朗妇女运动在伊朗社会中取得了什么成就，在伊朗社会中个体妇女的地位永远低于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者的成就。 [113]
另外则有人认为，妇女的地域性运动永远不会成功，在所有国家和宗教的全球姐妹会建立之前，女性主义还没有真正到来。 [114]
第三种观点则说，全球妇女运动将忽视和破坏因历史和宗教而产生的伊朗本土女性主义的独特元素。
豪兰（Howland）认为，签署联合国多边条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没有太大改善妇女的状况。 [115]
根据一些报道，每年有数百名伊朗妇女被荣誉处决。 [116] 2019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伊朗所有谋杀案中有近30%是为了名誉而杀害妇女和女孩。” [117]
在伊朗，一些研究估计伊拉克移民和库德少数民族中 I 型和 II 型女性割礼（FGM）的比例在40%到85%之间。 [118] [119] [120]
- Edward G. Browne, The Per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09. Mage Publishers (July 1995). 0-934211-45-0
- Farideh Farhi,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the 'Woman Ques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No.2, Winter 2001.
- Ziba Mir-Hosseini, "Religious Modernist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Challenges and Complicities", Twenty Years of Islamic Revolu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Iran since 1979,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4–95.
- Shirin Ebadi, Iran Awakening: A Memoir of Revolution and Hope, Random House (May 2, 2006),ISBN 1-4000-6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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