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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洋政府武力镇压国共两党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三一八惨案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武力镇压请愿群众的事件。[1]:370军阀冯玉祥西北军（正式名称“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日舰炮击国民军，而西北军开炮还击，日本等国认为违反《辛丑和约》，对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在北京发动示威，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国共两党最早的联合反军阀抗议活动。学生进入天安门抗议帝国主义，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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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既无军队又无势力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2]
1924年5月3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中华民国与苏联关系良好并正式建交[3]。
1925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4]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万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万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万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万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
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5]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张作霖下令将其杀害，然后率令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1926年，张作霖檄调败退山东之李景林和张宗昌“直鲁军”攻其南；张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1]:368。2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日舰炮战[1]:369。日本人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1]:369。3月12日，冯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1]:370。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否则将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1926年3月16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对水道并没有相关条文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段祺瑞乃劝冯部停止布雷[1]:370。
 | 此章节偏重在某些见解、事件或争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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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在北京发动示威，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国共两党最早的联合反军阀抗议活动。
3月16、17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口角，相持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1]:370。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和约》[1]:370。大会由徐谦、顾孟馀、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1]:370。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1]:370。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这时执政府卫队长乃下令开枪[1]:370。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1]:370。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被击毙学生和市民达47人[1]:370。伤者150馀人[1]:370，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
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的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6]。 清华大学一年级生韦杰三下腹部被枪伤四孔，三日后去世[7]；大学部学生、学生会评议部长、清华剧社社长、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何鸿烈，于同年十二月伤病复发去世[8]。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北京的防卫主要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负责。
有来源称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9][10]。也有来源称三一八当天段祺瑞没有去现场，后来也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与称段祺瑞长跪悼念遇难学生的史料时间不符[11]。段政府又称示威学生为“暴徒”[12]。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13]。
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馀五人[1]:370-371。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徐谦等乃避入苏联使馆[1]:371。李大钊、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这就伏下后来张氏父子查抄苏联使馆契机[1]:371。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目击三一八惨案的世界日报记者张友渔到世界日报馆上班时诉说了惨案的情况，力主新闻安排到头版。次日，《世界日报》头版全版报道这个惨案的情况，大字标题《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并一连五天，该报均以一版全版报道这个惨案，同时刊登刘和珍等人的遗照，引发社会巨震。《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来源请求][14]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5][14]。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有关文章。[查证请求]
全国舆论沸腾[1]:370。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1]:370。执政段祺瑞亦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1]:370。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在北京广泛传播。
时为清华研究院学生吴其昌，在惨案发生后撰成《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2.8万字，发表于《清华学报》3卷2号，是研究中国古代学生运动的最早之作[7]。
上海、天津、广州、桂林，长沙、南昌等地及海外的华人和留学生组织各种抗议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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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是为民国史和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最大惨案[1]:370。究竟是谁下令开枪，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查证请求]，但无实据。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6]”还有人[谁？]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即段祺瑞执政府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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