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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康德 (消歧义)”。伊曼努尔·康德（德语：Immanuel Kant；德语发音：[ɪˈmaːnu̯eːl ˈ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为启蒙时代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义务主义等诸多流派[10]。 并且影响后世，诞生了新康德主义。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是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11]。他调和了勒内·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法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10]，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康德有其自成一派的思想系统，其中核心的三大著作被合称为“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作品有系统地分别阐述他的知识学、伦理学和美学思想[10]。《纯粹理性批判》尤其得到学术界重视，标志著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此外，康德在宗教哲学、法律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也有重要论著。康德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将感性直观（经验）转化为知识的能力——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以及将知识外的理念（如上帝，灵魂不朽，自由意志）加以实践的能力——纯粹理性概念，都是理性的功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12]
他的认识论与伦理学分别是论证知识和道德的，他批判和吸收了英国经验主义（休谟、贝克莱）与欧陆的理性主义（主要是沃尔夫-莱布尼兹的理性传统），对德国唯心主义（费希特和黑格尔）与浪漫主义影响深远。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与伦理学(《实践理性批判》)构成康德哲学的两大部分，前者关于“现象界”；后者关于“意志自由”是对立和二分的。两者的中介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终结思，自然与自由的沟通和统一就在于《判断力批判》中。[12]此外他还曾针对太阳系的形成提出第一个现代的理论解释，即康德-拉普拉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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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在《德国宗教及哲学史概观》中概括了康德的一生。
| “ | 记述康德传记是困难的。为甚么呢？因为他没有生活，也没有事件。他在柯尼斯堡闲静偏僻的小路上，度过了机械地定规的差不多是抽象的独身生活。…这个人外面的生活，和他那破坏的、粉碎世界的思想，是奇妙的对照！…思想界伟大破坏者康德，在恐怖主义上，是远为罗伯士比尔所不及的。[13] | ” |
康德终生恪守书斋，从未参与任何重大的现实斗争。纵观其一生，学术乃是生活中第一大事，馀皆庸常[14]。哲学自然是他至高的成就，不过其研究并不完全以之为主线。他毕生追求真理，不断改进他的学说，使其更加精确，日益完美[15]。而这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就体现在个人著述和教学中。
康德是柯尼斯堡最值得骄傲的儿子[16]。然而1724年4月22日清晨5点当他在普列戈利亚河上的克奈普霍夫岛（Kneiphof）降生之时[11]，这座城市还尚未设立。直至6月13日，岛上市镇才正式与河北岸的柯尼斯堡老城和勒伯尼希特并为一处[17]。
新城的规模和人口超过了首都柏林，是普鲁士王国最大的城市[17]。与东普鲁士其他城市一样，尽管商路繁盛、产业兴旺，但是受军国政策拖累，居民生活困苦[18]。城中大学是波罗的海教育中心[17]，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因大幅削减经费而导致学术水准下降[19]。
市民来自德语区全境，宗教改革引发遍及欧洲的异端迫害之后，也出现了外邦人[19]。康德的曾祖父就不会说德语，有波罗的海沿岸血统。祖父成为一名皮匠，把手艺传授给康德的父亲乔治，二人都擅长制作皮面马鞍。乔治移居柯尼斯堡马鞍匠大街（Sattlerstraße），与同样出身皮匠世家的康德母亲安娜成婚。妻方的其他亲属也从事染色、鞣制、制鞋等皮革相关行业。
与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诸多学者和伟人一样，康德出身贫寒。乔治夫妇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伊曼努尔·康德排行第四，但除他之外祇有一个姊姊、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活到成年。他的全家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康德在出生翌日就受洗，而且由于其生日是普鲁士历的“以马内利日”，得到教名以马内利（Immanuel），并且成为他日后的名字。
母亲对他影响尤其深远。康德在自传中写到：“她为我种下第一粒善的种子，使我的心灵朝向大自然，唤醒并扩大了我的智力，她的教诲对我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母亲很珍视这个身体羸弱的儿子，还引导他皈依虔敬主义。康德在成年后很重视虔诚派的道德修养。
幼年康德向牧师弗朗茨·阿尔伯特·舒尔茨（Franz Albert Schultz）学习。1732年，康德在母亲的支持下进入舒尔茨任校长的腓特烈学院（拉丁语：Collegium Fridericianum），著重接受拉丁文的教育。
1740年进入柯尼斯堡大学。根据康德自传，他先是攻读神学，但是相关的文件已经遗失，无法查证。值此同时，腓特烈·威廉一世驾崩，个人素养很高、较为支持科学的腓特烈二世继位，普鲁士的学术发展面临转机。康德在大学里面很快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同时学习了哲学、物理和数学。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马丁·克努岑向他介绍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学说。
康德在大学四年级开始撰写物理学论文，由于母亲已经身故，家中财力不支，他经常中断学业，接受救济。1746年，康德完成第一篇作品《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所谓“活力”（lebendige Kraft），就是动能，康德试图调解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关于动能与速度还是速度平方成正比的矛盾，他建议分情况使用两个公式。这篇论文没有选用拉丁语，而是以德语写成。
同年，康德父亲身故，而他的全部论文都不被克努岑接受，所以康德中断学业，外出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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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德国贫穷大学生的习惯，康德离开柯尼斯堡，在乡村担任私人教师。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时代。诸位大师无不于此积蓄力量，深化研究。
康德虽然离开故居，却并未远游，始终不曾踏出国境线一步，可是这已经是他一生中离开家乡最遥远的时光了。1747年，他先在靠近古姆比年（Gumbinnen）的约德辰（Judtschen），给牧师安德施的三个儿子授课。立陶宛的原有居民在1709年鼠疫爆发后所剩无几，迁入了法属瑞士的移民，牧师因为语言不同，需要常常借助康德用德语布道。康德自此产生了对立陶宛文化的兴趣，并且伴随终生。1750年夏，康德到奥斯德罗德的地主家任教，他最小的学生就是日后解放农奴的乔治·腓特烈。康德的第三任教职在凯瑟林伯爵家中，现存的最早康德画像就出于凯瑟林伯爵之手。康德不仅在乡村取得了教学经验，还丰富了生活阅历，为学术活动打下基础。
康德认为这一段私人教师生涯是其一生中最为安稳与富裕的时光。他不仅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收入也比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丰厚，可以负担两个房间的租金和一名仆役的工资。
1755年康德出版其第一部重要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一如康德的其他早期著作，本书的原名极长，《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或者根据牛顿定律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康德指出不能因为宇宙秩序井然而推断上帝必然存在，因为只要自然界受必然规律支配，它就可以自发地从混沌发展到当下的完美程度。同时，康德认为上帝作为宇宙的设计者仍然有存在的理由。本书堪称自然哲学的绝唱[20]。书中还提出康德-拉普拉斯假设。
1755年，康德重返柯尼斯堡大学，4月17日，提交拉丁语论文《论火》（De igne），取得学位答辩资格，四周后通过与论文内容无关的答辩，取得硕士（Magister）学位，相当于今天的博士。6月12日举行学位授与仪式，康德以拉丁语致辞感谢。
为了取得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康德提交了第二篇拉丁语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9月27日通过答辩会。自此，康德成为讲师，也就是编制之外的私募教师，其薪俸由愿意选课的学生负担。康德旋即开始授课，听众很多，由于大学教室不足，他就在寄居的教授家中开讲。
1756年4月，康德致函国王，希望递补教授空缺，并且照例提交论文《物理单子论》（Mona dologia physica）。虽然论文得到赞许，但是因为当局取消了补缺制，康德一无所获。
教学工作是极为繁忙的：康德任教自然地理学、数学、力学、工程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物理学、修辞学等学科，根据国外多本康德传记，列了一张最繁忙的一天的时间表：8-9时逻辑学、9-10时力学、10-11时理论物理学；下午2-3时自然地理、3-4时数学[21]。
康德本人最为喜爱自然地理学，认为它是历史的基础。他首先将地理独立出来，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教授。可是地理学没有教科书，也没有综合性著作，康德也无法以实地经验加以补充，他完全依靠个人丰富的学识以及精彩的讲解吸引学生。地理学著作是彼得堡科学院遴选康德为院士的首要因素。
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惨败，使整个东普鲁士被俄罗斯占领。1758年1月22日，俄军进驻柯尼斯堡，1月24日，包括康德在内的全体市民向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效忠[22]。大学由俄方接管，运转照常，并且幸运地因此没有卷入战火。康德于12月14日改为向女皇申请教授席位，可惜未能成功[23]。
1762年战争结束，柯尼斯堡和平移交给普鲁士[22]。康德在夏末得到卢梭的著作《爱弥儿》，据传他为此打破了外出散步[注 3]的惯例。从此在他的工作室中出现了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卢梭的肖像。康德认为卢梭发现了人类共有的天性，可以与发现自然规律的牛顿并论。但是深通不同民族生活状况的康德并没有陷入卢梭回归自然的道路，他认为北极的游牧生活同宫廷生活一样鄙俗而不自然。是年冬季，发表手册《三段论法四格的诡辩》（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 erwiesen），批判形式逻辑，试图解释判断形成的原因。同时完成普鲁士科学院征文《对自然神论和道德原则的明晰性的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指出不能将真理和善、知识和道德混为一谈。
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升任柯尼斯堡大学校长；1797年辞去大学教职；1804年2月12日因衰竭而病逝。
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
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以至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因为读卢梭的《爱弥儿》入迷，以致错过了散步的时间。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康德很少受到疾病的折磨（康德自幼身体孱弱，然而却享年80岁，或许也与此有关）。不过康德是一个非常好交际的人，十分健谈，经常邀请客人与他共进晚餐。讲究吃喝，对美食有特别的偏好。
康德的一生可以以1770年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前期的主要成果有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其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在后期从1781年开始的9年里，康德出版了一系列涉及领域广阔、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给当时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它们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三大批判”的出版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成。三大批判分别探讨了认识论、伦理学以及美学。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在1795年他还出版过《论永久和平》一书，提出议制政府与世界联邦的构想。其生前最后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人类学》（1798年），一般认为其是对其整个学说的概括和总结。
康德晚年已经以一名出色的哲学家闻名于世，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安葬在哥尼斯堡大教堂。康德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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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由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等人发展出来的经验主义，以及笛卡儿等人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而康德则在一定程度上接合了两者的观点。
康德在第二版序言，做出了一个假设：“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25]，这一新思路，就好像哥白尼从地心说转变成了日心说，被称之为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所以，“人为自然立法”是康德哲学观中一个重要命题。哲学的许多基本概念甚至日常使用的基本概念都是“先天综合性的”自明性概念，如“雨”、“天”、“生”、“死”、“1+1=2”、“灵魂”，等等，正如康德所说的这些概念是“人为自然立法”的产物，也就是不能再加以追溯的人类“先验原则”所构成的基本理式——精神性结构。[26]
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先天综合判断”这个概念来自于休谟的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区分。休谟认为分析命题是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比如“人都是会死的”，“死”包含在“人”这个概念之中，所以一切分析命题都是必然命题，也就是先天的；综合命题的主词与谓词没有先天的逻辑关系，比如“人坐在椅子上”，休谟称之为偶然命题、也同时是后天命题。康德为了寻求既是先天必然的，又对经验世界起作用的知识，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康德不认为所有综合命题都是后天的，而一些先天的综合命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
| 分析判断 | 综合判断 | |
|---|---|---|
| 先天判断 | 存在 | 存在 |
| 后天判断 | 不存在 | 存在 |
在导言中，康德提出了全书的总纲：纯粹理性的总任务是要解决“先天的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将先天综合判断分为了三类：数学判断、自然科学判断和形而上学判断。并按这总问题细分了以下的三个问题：1.纯粹数学如何可能？2.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3.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
康德把全书大致的分为了五部份：“1.先验感性论，2.先验逻辑论，3.先验分析论，4.先验辩证论，5.先验方法论”
“先验感性论”主要是阐明只有通过人的感性知识(接受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两大要素，去整理自在之物（的表象，即现象界）刺激感官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同时，空间和时间也是数学知识的先天直观形式。
“先验逻辑论”的导言阐明“感性必须与知性结合，直观必须与思维结合，才能产生自然科学的知识”，因而必须有一门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来探讨知性的结构及其运用于经验对象时的各种原理。先验逻辑立足于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即知识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思维形式，这标志著辩证逻辑在近代的萌芽。
“先验分析论”（真理的逻辑）阐明了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是自然科学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和条件。在概念分析论中，通过对知性判断中的逻辑机能的分析。而先验分析论当中的原理分析论主要阐明了知性指导判断力把范畴运用于现象的法规。
“先验辩证论”（幻相的逻辑）主要阐明了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越现象去认识的本体，由此产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先验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康德在先验辩证论的导言之中指出，理性这种推广能力由于要从有条件者出发通过推论去认识无条件者。
先验方法论首先阐明，纯粹理性的经验使用虽然有正确的使用法规（知性的先更原理），但其理论的（思辨的、先验的）奥用却没有法规可言，因而必须对其先验使用方法(从定义出发的独断论、从正反两方争辩并互相证伪怀疑论方法、还有假设和证明的方法等四个方面)加以训练，确立一些“消极的”规则，以限制纯粹理性的扩充到可能经验之外的倾向，从而为建立一种有关经验的形而上学准备了方法论的原则。
康德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需要理性（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将这种理性称为“范畴”），而理性则是天赋的。人类通过范畴的框架来获得外界的经验，没有范畴就无法感知世界。因此范畴与经验一样，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人类的范畴中也有一些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的因素，他意识到，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而时间和空间在康德看来是两个先天特殊的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指出，没有人可以想像一个存在于没有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中的物体，因此他强调没有时间与空间，经验就是不可能的，这两者先于一切经验。
此外康德也认为经验必需来自于心灵以外。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感知、理解他周围的世界，但永远无法感知、理解自己本身，因为知识的产生需要时间、空间与范畴三个要件。
在因果律方面，康德也推翻了休谟的观点。休谟认为因果律并不存在，人类只是由于习惯才认为两个现象之间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感知白球与黑球的运动，但却无法感知白球导致黑球移动的肇因。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感知因果律本身，所以休谟认为我们无法证明因果律的存在。但是康德认为因果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康德赞同休谟认为因果律不来自于经验，但他相信可以证明自然法则，因为自然法则就是人类认知的法则。因果律其实就是人类理性的表现。
在宗教问题上，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他把这些信仰称为“实践的设准”，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
康德维护人的尊严，强调“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27]。
伦理学方面，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康德还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按照时间顺序，分中文、德文和英文的开列。其中包括康德著作最初版本信息、 德文标准版“科学院版”（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缩写为AK）的页码以及当前英美学界已经通行“剑桥版康德著作集”（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中的页码。
| 时间 | 中文名 | 德文名 | 英文名 |
|---|---|---|---|
| 1749 | 论活力的正确评价 | 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 Thoughts on the True Estimation of Living Forces |
| 1755 | 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 | 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 Univers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Heaven |
| 1762 | 四个三段论格的错误烦琐 | 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 | |
| 1763 | 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 | 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 |
| 1763 | 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 | Versuch 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öß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 | |
| 1763 | 关于自然神论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 | 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 | |
| 1764 |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 |
| 1768 | 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 | Vo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es der Gegenden im Raume | |
| 1770 | 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 | Von der Form der Sinnen- und Verstandeswelt und ihren Gründen | |
| 1781 | 纯粹理性批判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1-252).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n Cambridge Edition II, tr. and ed. Paul Guyer and Allan W. Woo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1783 |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253-83). |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hat will be able to come forward as Science, in Cambridge Edition III,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fter 1781 , tr. Gary Hatfield , ed. Henry Allison and Peter H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9-170. |
| 1784 | 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 |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n Absicht,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IV (11 November), pp. 385-411 (AK VIII, 15-31). |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1-53. |
|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IV (12 December), pp. 481-94 (AK VIII, 33-42). |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4-60. | |
| 1785 | 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书评：第一、二部 | Rezensionen von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 (Jena und Leipzig, No. 4, 6 January 1785), pp. 17-20, Supplement (Beilage) to No. 4, pp. 21-2, and issue No. 271, 15 November, pp. 15-36 (AK VIII, 43-66). | Reviews of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Idea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01-20. |
| 1785 | 道德形上学基础 |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385-463). |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 James W. Ellingto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
| 1786 | 自然形而上学基础 | Metaphysi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V, 465-565). |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tr. James W. Ellington, Immanuel Kant: Philosophy of Material Natur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 1786 | 人类历史开端的推测 | Mut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7, January 1786, 127 (AK VIII, 107-23). | Conjectures on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1-34. |
| 1787 |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Zweite hin und wieder verbesserte Auflage, Riga,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III) .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n Cambridge Edition II, tr. and ed. Paul Guyer and Allan W. Woo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1788 | 实践理性批判 |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AK V, 1-163).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6. |
| 1790 | 判断力批判 | Kritik der Urtheilskraft, Berlin und Libau, bey Lagarde und Friederich, (AK V, 165-485). |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 James Creed Mered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 1793 | 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2nd edition 1794) (AK VI, 1-202). |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tr. Theodore M. Greene and Hoyt H. Hudson, San Francisco, Harper Torchbooks, 1960. |
| 1793 | 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 | Ueber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t aber nicht für die Praxis,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Vol. 22, pp. 201-84 (AK VIII, 273-313). | On the Common Saying: 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 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1-92. |
| 1795 | 论永久和平 | 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Königsberg bey Friedrich Nicolovius (2nd edition 1796) (AK VIII, 341-86). |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 H.B. Nisbet,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3-130. |
| 道德形而上学 | Metaphysik der Sitten,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AK VI, 203-493). |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 Mary J.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 1798 | 学科之争 |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AK VII, 1-116). |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tr. Mary J. Gregor, New York, Arabis Books Inc., 1979. |
| 1798 | 实用人类学 |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Königsberg, bey Friedrich Nicolovius (AK VII, 117-333). |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r. Victor Lyle Dowdell,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 1802 | 自然地理学 | Physische Geographie,hrsg.Rink | |
| 1803 | 论教育学 | Uber Pedagog,hrsg.Rink |
- The Science of Right, translated by W. Hastie
-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by James Fieser, based on Paul Carus's 1902 translation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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