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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委任证是香港警察的身份和职权识别证明。根据《警察通例》第20章，警员在任何时候均须随身携带委任证，以显示警员的姓名、职级及委任号码等资料。
香港警察使用委任证的历史源自英殖香港皇家警察时代当时宗主国英国的制度，警员向市民出示委任证以证明其身份在英国，除了警察外，军情五处（内务情报）官员也携带委任证。[1][2]。
委任证的正面以中文、英文及彩图方式印有以下资料：
- 警员照片
- 警员姓名
- 警员职级
- 雇员号码
- “香港警察”及“HONG KONG POLICE”字眼的镭射标记
- 警徽标志（彩色）
- 背面声明：“本证持有人是经正式委任的香港警察，其相片及资料载于背面。”[3]
依据《警察通例》，警员行使权力时必须表明身分，便衣人员需出示委任证：
| “ | 要拟进行的工作不妨碍人员妥为保管委任证，警务人员在任何时候均须随身携带委任证。便衣人员不论是否当值，在与巿民接触和行使警察权力时，必须表明身分及出示委任证。在案发现场的便衣人员，须将委任证挂在显眼的地方，让人易于辨认其身分。 | ” |
| ——《警察通例》第20章14条第二点 | ||
在有市民要求时，警长以下职级的警员应披露职级及警务处职员编号[4]：
| “ | 在不损害行动效率的情况下，人员于行使其法定权力时，在市民要求下应披露足以辨别其身分的个人资料。人员按要求表明身分后，应最低限度透露以下资料: （警长以下职级）职级及警务处职员编号。 | ” |
| ——《警察通例》第20章3条 | ||
1997年，一位名为Lau Yin Kum的女士被警员截查期间曾要求警员出示委任证，并随后发生冲突，警员亦以“阻差办公”的罪名将Lau Yin Kum拘捕。原审裁判官裁定警员当时正在执行职务，而被告Lau Yin Kum的行为构成阻差办公，因而判被告罪名成立，被告随即上诉。然而，高等法院推翻了原审裁判，指出原审裁判官似乎认为被告没有在警员要求下立即出示她的身份证，并要求一名军装警员出示委任证，此行为构成“阻差办公”。高等法院清楚指出，这并非妥当的定罪基础，因为“一名市名有权要求一名执行职务中的警员，不论他是军装与否，出示他的委任证以资识别”（第七段，笔者中译）。换言之，要求警员在执行职务时出示委任证，不能算是阻差办公[5]。
2014年，《警讯》在节目中提到一名应届会考生被身穿绿色军装自称警员的男子“即时罚款”，取去一百元现金，《警讯》在节目中教市民如何辨识真假委任证[6]。同年的另一集《警讯》中，主持表示市民有权向警员要求出示委任证，而警员亦需要遵从指示出示[7]。
2019年6月21日，元朗721事件前夕，葵涌警区重案组第二队督察贾耀坤在当日《警讯》节目中表示，便衣警务人员行使警察权力时，必须主动出示委任证。军装警务人员行使警察权力时，若市民提出要求，亦须出示委任证[8]。由于节目播放9天前正直612示威中蒙面速龙小队拒绝出示委任证及展示警员编号的争议中，舆论认为该集节目的内容十分讽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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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前，香港警队一向要求警员佩戴委任证，或展示警员编号。然而自6·12占领行动起，警员屡次违反守则，行动期间未有出示委任证。为此，五名立法会议员于6月27日到湾仔警察总部作出投诉，要求警方作出彻底调查。[10]其后，处理示威的警员，不论军装还是便装人员以面罩蒙面、不出示委任证、不展示警员编号已变成常态[11][12]。有警员将出示委任证要求视为挑衅，对提出的市民恶言辱骂，甚至殴打、拘捕。[13][14]8月16日，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被捕期间，四名黑衣警员中有三名仍然拒绝出示委任证。[15]
警方于7月24日晚上在其Facebook专页上载影片，引用《警察通例》辩称警员并非必须在行动期间展示委任证[16]。然而，《警察通例》第20章第14(4)条明确指出只有在“情况不容许”、“影响警队行动或危及有关人员的安全”和“要求不合理”三种情况下，“军装警员”才可选择不出示委任证，而非所有警员在行动期间可以不必出示委任证。而且，《警察通例》第20章第14(5)条亦列明军装警员“其后待情况许可便应即时出示委任证”。由于警方的影片曲解并忽略了《通例》中对其不利的条文而饱受抨击[17][18]。
《警讯》曾在节目中多次表示真正的警察会在行使警察职权时必须要按《警察通例》向市民展示委任证[19][20]。
2014年12月14日，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林树荣在街头被市民问及为何警员不出示委任证，质疑警方与《警讯》讲一套做一套，林树荣表示《警讯》“太肤浅”[21][22]。
由于市民辨认警员身份困难，第三方辨认警员的渠道便成为了市民的需求，自警员在2019年拒绝按《警察通例》出示委任证开始，警员便一直被《香港编年史》和《老豆揾仔》等披露警员个人资料的网站狙击[23][24]。
2019年7月7日晚上近11时警察在旺角弥敦道以“包抄”方式前后包围示威者。《立场新闻》拍摄到有身穿便衣的警员，戴头盔、持圆盾参与清场行动，并没展示警员编号或委任证。有市民质疑他的身份时，该警员高呼：“警察执行职务时，系唔需要展示委任证！”（警察执行勤务时，是不需要展示委任证!）[25]
2019年12月24日，一名25岁男地产经纪被指在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场2楼，被指拍打一名身穿便衣的警长，并把文宣贴纸贴上其背部，而被控袭警罪。被告在续审前被还押31天。而辩方盘问期间认为其打扮与示威者相似，质疑便衣警员隐瞒身份，而被告也知道他是警员。不过警长不同意说法，反指被告一早已经能够识别身份，但他承认自己案发时未有出示过委任证。[26]最后九龙城裁判法院法官陈慧敏直指被告在便衣警员的背部贴上文宣的行为是“愚昩无比”、极具羞辱成份，是公然对警权作出挑战。同时指被告口供不尽不实，认为警员证人错误微不足道，判处被告监禁3星期。[27]
2020年1月16日，邓炳强出席第二次中西区区议会大会，邓炳强被迫按《警察通例》要求戴上委任证方能被大会准许继续参与会议[28]，而现场数名便衣警员当中其中一名拒绝出示委任证而被大会赶离场[29]。大会向邓炳强展示了数名没有委任证的蒙面男子图片，邓炳强只能辨认出其中一名是警员，其馀他皆无法分辨[30]。
民间集会团队发起人刘颕匡于2020年1月19日在遮打花园集会时要求警员出示委任证，被指其不合理地质疑警员身份，涉嫌“阻差办公”被捕[5]。
2020年9月，两名男子闯柴湾大厦，他们自称是警员并出示了缺乏照片、缺乏编号的委任证[31]，遭大厦保安拒绝进入并且报警。警方循冒警方向调查案件，一星期后最终证实两名男子皆为警员[32]。
2021年5月10号，督察21998在九龙城裁判法院作供时强调记者会穿反光衣，“冇著反光衣（人士）唔能够当佢系记者；我冇出示委任证，都唔能够当自己系警察啦，系咪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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