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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运动、香港本土主义[1]是指捍卫香港本土历史、地理、文化、价值及主体意识之社会运动，以发扬香港本土文化为主要宗旨。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其目的是想促使香港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去中国化，香港亲共人士将其与香港独立运动相提并论。[2]
 | 此条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6年2月12日) |
香港本土运动在2014年雨伞革命后成为泛民主派主流及本土派思想。希望以香港为本位，透过从香港人的角度思考香港前途、融合多元文化思想及公民民族主义的力量，突破中国中心主义、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霸权”，来建立自身的民主制度、与文化认同。
1841年1月26日香港开埠，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自由港。英属香港政府鼓励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香港居民”或“香港人”的定义，因为1949年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大量涌入，导致香港身分证并不能作为证明其为香港人的依据。[3]
社会学家吕大乐把近代香港人分为四代，第一代经历过日占时期和婴儿潮。第二代则是战后出生的人，也是香港本土意识的第一波。[3][4]
战后出生的第一代香港人，以及战后逃到香港的第一代香港人，经过岁月洗礼，逐渐视香港为家，对香港拥有浓厚的本土意识，他们试图打破冷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彼此争夺政治舞台的现实环境。1967年，亲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发起六七暴动，结果被港英政府镇压，使香港人对中共开始产生恐惧和反感。1970年代发生学生运动的浪潮，如中文运动和反葛柏贪污运动，保钓运动等等，并成为本土意识的第一波。中文运动成功地使中文成为香港官方语言之一。当时的学生运动包括一些左派自由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左派元素，但与亲中共的左派不同。
在1960和70年代，港英政府也试图以提高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以创造一个非政治性的本土意识，尤其于六七暴动过后，港英政府加强香港的本土化，以避免将来因香港主权移交而出现的迁徙英国潮。[3]
1989年六四镇压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令香港人一直以来恐惧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心态变得更加强烈。高举后殖民理论，拒绝中国中心主义，并以世界主义促使香港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加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和跨民族的理想。它还强调了1997年后重要的普世价值，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公民教育，新闻和学术自由。[3]
2003年7月1日，约50万人抗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是自天安门事件后第一起香港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同时反对既得利益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结的政治和经济垄断，并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目前的施行方式是否适合香港，其反省思潮包含了利东街的开发冲突及中港段的高速铁路建设。2009年起亦开始了新一波的方言运动撑粤语。[3][5]
意识形态是反共产主义，特别是拒绝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独裁及不民主管治，甚至认为其与前英国殖民统治一样皆是殖民者，利用香港新移民移入香港形成“新香港人”进行“换血”，并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港共”，在香港管治的是中共的傀儡政权，仅代表中共行使及共产政权，所作所为并不代表香港人的价值观。[6][7][8]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地理学专家李家翘说：“面对《一国两制白皮书》、人大8．31决议、铜锣湾书店事件等，香港人更加强调香港世界性的特质，他们拒绝人心回归，要拥抱民主、自由、法治等的普世价值，要做世界公民，以展现香港不同于中国的性格。他们讲‘本土’，但所述说的更多是百多年来属于世界的香港的故事。‘本土’只是用以区别香港和中国的概念。他们更多的往外看，冒着勾结外部势力的指摘也要继续与外国组织来往。这依循的当然是开放多元外向的城市逻辑。一时之间，北京说港人在搞港独，港人又投诉一国两制走样变形，大家闹得不可开交。”[9]
香港蜑家人、福佬人、围头人和客家人为最早居住于香港，被视为香港最早的新界原居民。香港开埠后，陆续有广东商人南下贸易，加上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大批流民来到香港。清末，革命党人逃避追捕至香港。1950-1970年代，逃港人口大量进入香港市区。香港人不取决于种族、肤色或者国籍，狭义为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即享有香港居留权的香港永久居民；在法律上，则无定义。香港人口包括不同祖籍及民族，少数族裔人士为数亦不少，是一个人口以汉族为主体，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兼容多元文化的社会。
华人占香港人口约91%，但8.6%的香港人并非华裔。华人主要是1930年代至1990年代初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亦有一些渔民和一直居住在现时新界地区的新界原居民。
2013年6月的结果认为，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高，大约有28至38个百分比的差距。年龄未及三十岁的被访者，差距则达到60至72个百分比之间。以整体样本计，市民自称为“香港人”或“广义香港人”（包括“香港人”或“中国的香港人”）的比率，都上升至九七回归以来的新高。若10分代表绝对认同，0分代表绝不认同，5分代表一半半，香港民众对香港人身分的认同感（Strength Rating）是8.13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分的认同感只有6.11。总体来说，市民对“香港人”身分的认同感上升，而对“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感则下跌至1997年以来新低。[10][11]
在2014年10月，法国现代研究中心-港大“民主的边界”研讨会上，学者塞巴斯蒂安·维格（Sebastian Veg）发表的论文指出，六四守夜的意义自2009年以后有所变化，从传统的“自由爱国主义”变成了塑造共同体认同的措施，其内涵也变为纪念香港民主化的失败，而非1989年的“国难”[12]。
另外，香港学者孔诰烽分析，以往香港从传媒到市民，谈到台湾政治，几乎都是过去反共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但近来愈来愈多年轻人留意到台湾本土政党民主进步党的本土论述。孔诰烽举例，2012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时，他自己的朋友明显倾向绿营。到台湾观选的学者和观察家，只有年纪大的才会去国民党的场子，年轻人都往蔡英文的造势晚会跑。对于中港矛盾的根源，孔诰烽认为是香港中联办过度介入香港事务。中央有什么要求是通过特区政府执行，是中联办直接和特区政府各级官员接触。[13]
香港人在97主权移交后继续坚持使用繁体中文及粤语，拒绝使用简体中文及普通话，使用繁体中文以及用粤语沟通是代表香港文化的一部分。[14][15]
2016年黄毓民和旗下的普罗政治学苑，转向本土意识，其它一些泛民主派议员例如香港本土毛孟静、范国威和所属的新民主同盟等，以及亲泛民人士黄世泽和林忌等也认为自己是自治派的代表，而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不少传统泛民主派人士，如黄之锋、戴耀廷、吴霭仪等论述亦渐变本土。 以下是部分支持香港本土运动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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