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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1990年3月的學生運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野百合学运，又称1990年3月学运、三月学运，是指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间于中华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学生运动，由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周克任、何宗宪、杨弘任签署发起宣言[1]，最初号召共9位学生（含3位发起人）至中正纪念堂展开静坐行动，开启野百合运动序曲，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今自由广场）上静坐，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2]。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这场活动对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与质变。在学生运动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随后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的民主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2]。
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民主化就历经剧烈的变动。台湾经过解严、解除报禁和党禁后，民间活力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著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世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3]。
虽然在1987年时任总统蒋经国结束台湾戒严，尽管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政治改革却似乎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即使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后，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支持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对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政府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全面改选过的国民大会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4]。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烦，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主进步党主席及国大代表赴总统府请愿遭抬离殴辱，而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1990年3月16日，9名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5]:35。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风中一直撑到第二天早上，广场的指挥中心成立，野百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一个夜晚。
由于媒体的报导，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国民党政争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广场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学运份子串连活动，参与静坐示威的大学生已达数千人。当天下午，甫成立的民进党发起造势大会，动员数万群众在广场大门旁边进行演说，主轴在于声讨国大。广场之学生自治领域，表现出超龄的政治运作，以和平理性态度扩大静坐的参与，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并进行自我教育与组织的工作。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广场决策委员会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时，野百合学运已用自主的逻辑宣示了学运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力之一。
也是在这一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
这四条要求，反应当时台湾民间社会一部分人士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总统李登辉与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将道德张力推向高峰。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本次学运之精神象征，因此此次学运称为“野百合学运”。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
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学运，包含了对台湾主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发言。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野百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陈燊龄上将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联合劝告学生尽快复学。
3月21日，甫当选第八任总统的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
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影带后，进行分校讨论，以决定是否要结束这次抗争。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
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
1990年3月19日，针对集结的学生及学校增多，学运调整内部组织，并在《广场通讯2》文宣广为宣告[1]：
后续决策小组增加至11人，其中，郑文灿担任决策小组发言人，范云担任总指挥[6]。
李登辉承诺召开国是会议之后，行政作业迅速展开，4月3日公布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履行先前对学生的承诺。6月28日，李登辉于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国是会议，计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就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而言，政治上实际的推动者实际是立法院与大法官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对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不愿退职及国大代表扩权不满的增额立法委员，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余政宪、彭百显为首，结合国民党籍的赵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声请释宪。而在国是会议召开、朝野未达成具体共识之际，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司法院释字第261号解释，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才使得退职条例的功能得以彰显，也正式宣告了“万年国会”终结的最后期限。
野百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台湾政治发展而言，虽然野百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更民主化”[7]。
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经过十数年后，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菁英，其实都和野百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前文化部部长史哲、嘉义县县长翁章梁、台南市市长黄伟哲、高雄市市长陈其迈、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民进党立法委员李昆泽、民进党立法委员锺佳滨、民进党立法委员林宜瑾、民进党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国民党前立法委员郑丽文、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第二任召集人陈尚志、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助理教授顾玉玲、《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和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3]。此外，亦有不少人深耕学界，如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詹镇荣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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